——基于云南大理的實踐與思考
摘要：探索有效的鄉村振興路徑，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要求。從實踐層面看，既有的鄉村振興模式具有很強的現代性取向，表現為更加注重鄉村向城市現代生活的轉換，尤其側重于物質層面的迭代更新，無形中忽視了鄉村生活的自然生態屬性和歷史文化面向。云南大理在鄉村振興實踐中將“記得住鄉愁”作為平衡傳統與現代的基本尺度，逐漸形成了一條以鄉村生態環境整治為基礎，以鄉愁文化保護與開發并舉為主線，將鄉愁文化與生態和諧、產業發展、文化傳承、鄉村善治有機結合的創新型鄉村振興道路。大理的實踐表明，鄉愁文化是構建鄉村發展主體性的有效資源，黨政引領和農民參與是激活鄉愁文化促進鄉村振興的基礎動力，“記得住鄉愁”理應成為確立鄉村振興路徑與走向的重要依據和標識。
關鍵詞：鄉村振興；鄉愁文化；記得住鄉愁；鄉村發展
一、問題的提出
“鄉村振興戰略是關系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全局性、歷史性任務，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推進鄉村振興，既需要從戰略上統籌謀劃，也需要從路徑上探索深入。2020年以來，隨著脫貧攻堅戰取得勝利，我國“三農”工作的重心已經轉移到鄉村振興領域，如何推進鄉村振興成為各級地方政府亟待破解的重大現實課題。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結合筆者的實地調查，當前地方政府在推進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上大體有三條主要路徑，并形成相應的鄉村振興模式。
第一種路徑是以統籌城鄉關系為導向的城鎮化路徑。當前，我國正經歷著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的巨大轉型。在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農村城鎮化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基本策略。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農村城鎮化也成為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手段。對此，有學者明確主張持續推進“以城帶鄉”,通過新型城鎮化引領鄉村振興發展。基于農村城鎮化路徑的鄉村振興有一個潛在預設，即鄉村振興的出路和方向是城市，通過新型城鎮化實現農村向城市現代生活的轉換，從而達成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通過城鎮化帶動鄉村振興的另一重邏輯在于，農村城鎮化本身也是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力，從而形成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雙輪驅動的格局。
第二種路徑是以發展鄉村經濟為導向的產業化路徑。這一路徑著眼于鄉村自身產業的發展，試圖以產業振興帶動鄉村振興，將產業興旺作為鄉村振興的核心動力。產業化路徑通常采取引入外部資本或者政府投入方式，發掘培育地方特色產業，尤其強調產業的規模化經營。在一些產業基礎較好的地區，開始呈現從單一的規模化經營向專業化、品牌化方向轉型的趨勢。產業化路徑從內在邏輯看，是以發展鄉村經濟和提高農民收入為出發點的，這無疑把握住了鄉村振興的要義，但從實踐來看，產業化路徑也存在盲目發展、政績導向等問題，小農戶在與市場的對接過程同樣面臨諸多挑戰。
第三種路徑是以鞏固脫貧成果為導向的兜底式路徑。2020年后，我國取得了脫貧攻堅戰的勝利，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但很多地區仍存在經濟基礎較為薄弱、低收入人口偏多等問題。為此，國家設立了五年過渡期，并推動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主張兜底式路徑的學者認為，我國現階段剛剛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條件并不具備，不應對鄉村振興寄予過高期望，重點應放在“保底”上。兜底式路徑以解決農村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為出發點，尤其關注脫貧地區人口的生活條件改善問題。相對于城鎮化路徑和產業化路徑，兜底式路徑是一種更為保守的鄉村振興路徑。
城鎮化路徑、產業化路徑和兜底式路徑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在很多地方施政中常常交織在一起。從實際效果看，三條路徑也不同程度地推動了鄉村的發展，實現了鄉村振興的諸多目標。但需要注意到，既有的鄉村振興路徑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中，較為突出的一點是，無論是城鎮化路徑、產業化路徑，抑或兜底式路徑，都是以現代化為基本取向的，這一取向更加注重鄉村向城市現代生活的轉換，尤其側重于物質層面的迭代更新，無形中忽視了鄉村生活的自然生態屬性和歷史文化面向。基于現代化的鄉村振興路徑無疑將帶來鄉村的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條件的改善，但也可能忽視了鄉村特有的功能和價值，鄉村面臨被“連根拔起”的潛在風險。我們需要鄉村的現代化，但在這一過程中應如何對待鄉村的自然生態風貌和歷史文化傳統?鄉村的精神和價值又應何處安放?這是擺在實踐工作者和學者面前的共同課題。針對這一問題，云南大理將“鄉愁文化”作為平衡現代和傳統的基本尺度，逐步形成了一條以“記得住鄉愁”為核心理念的鄉村振興道路，為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提供了新的思考進路，具有較強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二、記得住鄉愁：鄉村振興的大理實踐
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是全國唯一的白族自治州。截至2020年末，大理總人口364萬，少數民族人口占比超過一半，下轄1市11縣。大理地處我國西南邊陲，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和歷史文化要素，為鄉愁文化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和精神載體，也使“記得住鄉愁”成為可能。鄉愁最初來源于人們對故鄉的思念和留戀，是內心深處一種對家鄉、對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的記憶、懷念與向往，是內心深處一份柔軟的情感和精神需求。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當下“鄉愁”的內涵逐漸擴展到對鄉村自然生態的追求、對傳統鄉土文化的依戀和對鄉村生活方式的懷念等不同維度，進而使鄉愁文化的重要性凸顯出來。
鄉愁屬于情感認同的范疇，但這種情感必須通過“具象”的要素來承載和表現。只有通過這些承載物，才能夠激發人們的鄉愁意識，并尋得心靈的慰藉。從這個角度看，鄉愁既需要保護和傳承，也需要發掘和建構。近年來，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大理極為重視鄉愁文化資源的保護與利用，并逐步探索形成了一條以“記得住鄉愁”為核心理念的鄉村振興道路。具體來看，鄉村振興的“大理實踐”可以概括為：以鄉村生態環境整治為基礎，以鄉愁文化保護與開發并舉為主線，將鄉愁文化與生態和諧、產業發展、文化傳承、鄉村善治有機結合的一種創新型鄉村振興道路。
（一）在生態和諧中守住鄉愁
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是鄉愁的重要內涵，只有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將鄉村的自然生態特色充分釋放出來，才能守住“鄉愁”的根。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大理高度重視自然生態和人居環境問題，通過構筑村莊生態屏障、強化洱海水域保護、提升村級人居環境等方式，建設生活環境整潔優美、生態系統穩定健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宜居美麗鄉村。
一是構筑村莊生態屏障。只有看得見綠水青山，才能守得住鄉愁。近年來，大理在推進鄉村振興過程中，堅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發展思路，突出“山水林田湖草”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恢復，持續鞏固村莊生態環境安全屏障，夯實鄉村綠色發展的基礎，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例如，鳳羽鎮振興村位于洱海的源頭，該村積極構建村莊生態屏障，通過推進綠色生態和智慧農業建設，實現大蒜零種植和禁售禁用含氮磷化肥、高毒高殘留農藥，重點培育無公害蔬菜生產和綠色瓜果種植，并構筑起主要入湖河流兩側生態隔離帶、截污溝、濕地庫塘等多重保障，動員組織村民自發開挖生化處理池，實現對全村所有農戶污水做到全覆蓋全收集，入湖河流水質得到持續改善。
二是強化洱海水域保護。鄉愁具有普遍性，每個地方都有屬于它的鄉愁同時，鄉愁也具有特殊性，每個地方的鄉愁又有其各自特征。對于大理而言，洱海不僅是生態保護的重中之重，也是當地鄉愁的獨特載體。近年來，大理著力打造洱海生態廊道，實現了洱海保護與美麗鄉村建設雙促進、洱海與鄉愁相交相融，提升了村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在這一過程中，村民更加認同洱海保護，也積極參與到洱海保護的過程中來，使守住鄉愁成為全體大理人的共同行動。例如，灣橋鎮古生村將洱海水域保護作為村莊發展的基礎性工程，先后建設環湖截污工程管網11公里，通過設立五級河長制，實施陽溪綜合治理，完成河道核心區106畝土地流轉，治理入湖溝渠3.2公里，并且在完成“綠線”范圍內53戶農戶、6112.5平方米拆除的基礎上，恢復新建濕地3000平方米，使得古生村水更干凈了，洱海更美了，鄉愁也更濃了。
三是改善村級人居環境。提升農村人居環境是守住鄉愁的重要方式，也是鄉村振興的內在要求。近年來，大理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總抓手，聚焦聚力村莊規劃編制與實施管理、農村建房整治、農村生活垃圾治理、農村生活污水治理、農村“廁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和長效管護機制建立等重點工作，層層壓實責任，狠抓工作落實，著力改善農村人居環境。例如，劉廠鎮王家莊社區以創建美麗庭院、美麗村莊為目的，以整治農村人居環境為抓手，以實施“兩違整治”、“清四亂”、河長制、農戶門前“三包”、農村廁所革命以及農村污水處理為載體，做到入戶教育常態化、清潔衛生常態化、村貌整潔常態化，形成了“戶戶比清潔、家家講衛生”的良好風氣，營造了鄉愁的良好氛圍，使得王家莊社區的美麗庭院成為了當地鄉愁的有效載體。
（二）在文化傳承中活化鄉愁
優秀的鄉村文化是鄉村振興的精神內核，也是鄉村文化振興的內在要求。近年來，大理在推進鄉村振興時注重保護傳統村落、傳承鄉村民俗民風民情和注重現代要素與鄉愁文化相結合，不斷促進鄉風文明建設，在文化傳承中活化鄉愁。
一是注重保護傳統村落原有風貌。傳統村落是指形成較早，擁有較豐富的傳統資源，具有較高歷史、文化、科學、藝術、社會、經濟價值的村落。傳統村落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承載鄉愁情思的重要載體，同時，傳統村落的發展需要將鄉愁記憶作為內在推動力。大理作為云南乃至全國傳統村落數量最多的地區之一，共有130個村落被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名錄，其傳統村落歷史源遠流長，文化底蘊厚重，民族特色鮮明，生態環境優美，是鄉愁文化的天然標本。近年來，大理高度重視傳統村落保護工作，將傳統村落保護與利用納入各級各部門的重要議事日程，以極大力度推動大理的中國傳統村落集中連片保護利用工作。例如，沙溪鎮華龍村在與村民充分溝通的基礎上，通過實施沙溪鎮華龍村棚改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將水泥路改造成青石板、紅砂石板路面，同步實施電網改造，將部分架空線路改為電纜入地，進一步完善了傳統村落基礎設施，改善了村內管網基礎設施，實現了污水集中處理，這不僅改善了村民原有的居住環境，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還有效恢復保護了傳統古村落風貌。
二是注重傳承鄉村民俗民風民情。民風民俗是傳統鄉土文化最為生動的表現形式，也是最容易勾起人們鄉愁情思的催化劑，傳承鄉村優秀民風民俗對當地的文化傳承以及精神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大理作為一個多種少數民族聚居、古村落豐富的地區，其鄉村民俗豐富，形態各有不同，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近年來，大理注重保護鄉村民俗，支持社會各界舉辦各種民俗活動，傳承各種包括民俗在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此來豐富村民的生活，推動大理的鄉風文明建設。例如，蒼山西鎮光明村是以彝族為主要居民的少數民族村莊，其依托雞茨坪彝族文化廣場，以大理漾濞核桃節、彝族火把節、奔龍會等為載體，通過開展各類慶祝活動，拓展鄉愁形式，并且不斷嘗試挖掘傳承本地傳統民族歌舞，積極引進彝族大刀舞、路嚕嘖、白族霸王鞭等歌舞，豐富民族歌舞內容，培育壯大民族文藝隊伍，挖掘、整理、傳播如阿查阿紅等故事，以故事吸引人，以鄉愁留住人。
三是注重現代要素與鄉愁文化相結合。文化傳承不僅要注重傳統文化的賡續，還需要吸收利用現代要素，實現現代要素與傳統文化相結合，以滿足對文化的多樣性需求，從而進一步激發鄉愁的文化價值。近年來，大理鼓勵各地在傳承傳統文化的同時積極探索形成具有現代特色的地方文化，在以傳統文化留住鄉愁的同時，進一步塑造新的鄉愁文化，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特色文化企業、產品和品牌，在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基礎上，打造特色文化城鎮和鄉村。例如，鳳羽鎮佛堂村根據自身已有資源優勢，回引銀行行長陳代章返鄉創業，成立了千宿文旅有限公司，吸引了國內外有影響力的封新城、黎瑞剛、于丹、李健等知名人士長期或不定期入駐佛堂村開展藝術創作，打造了一批具有佛堂村特色的“空中稻田劇場”文化、“退步堂”文化，給佛堂村帶來全新的理念，打造了具有佛堂村特色的現代“名人文化”,不僅推動了佛堂村鄉村文化振興，也讓佛堂村吸引了源源不斷的游客慕名前來。
（三）在產業發展中留住鄉愁
鄉村要振興，產業必振興。鄉村最大的資源就是優美的田園風光，而通過田園風光讓鄉愁生根，吸引資本、精英歸根，充分發揮其經濟效益，成為鄉村振興的動力所在。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大理注重打造鄉愁經濟，通過保護傳統產業、發展綠色農業、激活鄉愁文旅等途徑，最大程度留住鄉愁。通過將鄉愁元素融入產業發展，一方面實現了鄉村產業的“綠色崛起”,另一方面也擴大和提升了大理鄉愁文化的品牌效應，從而形成了鄉愁文化與產業振興的良性互動。
一是保護傳統產業。傳統產業通過長期發展，一般具有較為完善的產業基礎，蘊含著豐富的鄉愁要素，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都需要發展和保護傳統產業。近年來，大理在實施鄉村振興過程中注重保護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傳統產業，將附著在傳統產業中的鄉愁元素保留下來。與此同時，大理將鄉愁作為一種獨特的產業資源融入到產品生產經營過程中，催生出充滿鄉村創造力、鄉土想象力、文化感染力和消費吸引力的“鄉愁產業”,使傳統產業煥發生機。例如，龍門鄉大坪坦村有著悠久的制茶歷史，近年來大力發展“茶葉+”,以“茶葉+鄉愁”賦予傳統茶產業新的發展內涵，并且依托大坪坦村高原、生態優勢，打造優質、高產、生態的“萬畝茶園”,從而實現推動傳統茶產業的轉型升級。在由農業農村部主辦的推介活動網絡投票中，龍門鄉大坪坦高原生態茶園高票入圍“中國美麗田園”,被譽為“離天空最近的茶園”。
二是發展特色農業。鄉愁從本源上看是農業文明的產物，農業產業成為鄉愁元素的重要載體，而特色農業是新時期農業發展的需要，是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發展最直接和最現實的途徑。近年來，大理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布局，樹立綠色發展理念，積極發展核桃、水果、乳牛、蔬菜等特色農業，形成了“縣縣有主導產業、村村有產業基地、戶戶有增收項目”的基本格局，并通過機制創新將農業產業與鄉愁文化有機融合，推動特色農業持續發展。例如，蒼山西鎮光明村是遠近聞名的“核桃之鄉”,當地充分挖掘古核桃樹的市場價值，通過土地入股、核桃入社、產品入網、院子入景和勞力入園的“產業五入”模式推動核桃產業發展，采取“黨支部+合作社+農戶”的方式，將2500多顆樹齡超過100年的古核桃樹入股到合作社統一管護運營，并以高于市場參考價兩倍的價格收購農戶的核桃，到上海進行果實采摘權的扶貧義拍，并將1320株核桃樹流轉給漾濞光明云上村莊農業旅游公司，群眾直接收益達170多萬元，大大提高了核桃的產品附加值，依托核桃產業，村級集體經濟突破20萬元，達到群眾和村集體經濟“雙增收”,真正讓核桃樹變成了“搖錢樹”。
三是激活鄉愁文旅。鄉愁文旅產業作為一種新的旅游產業模式，是依托鄉愁情思，結合鄉村內生文化資源和自然生態資源發展起來的新興產業。大理作為我國著名旅游名城，旅游資源豐富，文化底蘊十足。近年來，大理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充分利用當地豐富的鄉愁文化資源，通過激活鄉愁文旅，充分發掘鄉愁文化的經濟價值，打造“鄉愁經濟”的內生動力，實現推動鄉村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在經濟利益和文化價值的雙重驅動下，人們不僅形成了對“鄉愁文化”的自覺認同，也逐漸將“記得住鄉愁”內化于實際行動中。例如，喜洲鎮周城村依托區位優越以及民風民俗濃郁、民族工藝品豐富的優勢，以文化、旅游、生態為依托，把白族扎染藝術文化有機融入鄉村旅游產業發展的全過程，形成以文化與旅游深度融合帶動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群眾增收致富的良好格局。目前，全村擁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扎染項目代表性傳承人1人，省、州、市級非遺傳承人近十人，扎染經營戶近百戶，從業者近千人，并帶動了周城村及周邊村莊6000多人從事扎染相關產業工作，扎染旅游制品年銷售收入7000多萬元，80%以上產品銷往日本、英國、美國、加拿大等10多個國家和地區。
（四）在鄉村善治中融入鄉愁
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標準。將鄉愁文化資源融入鄉村治理過程，有助于提升鄉村治理效能，推動鄉村善治格局的形成。大理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善于利用傳統鄉愁文化資源，通過倡導文明鄉風、制定村規民約以及吸納現代鄉賢等途徑，推動大理鄉村的有效治理。
一是倡導文明鄉風。文明鄉風自古以來就是鄉村建設的重點內容，也是衡量鄉村振興的重要標準，其不僅為鄉愁文化提供了精神載體，也成為鄉村善治的目標。近年來，大理積極倡導敬老尊賢、鄰里和睦的優良鄉風，加強對孤寡老人、殘疾人、精神病人、低保戶、五保戶等人群的優先保障，推進移風易俗行動，不斷提升鄉村文明程度，也讓鄉愁情思愈加濃厚。例如，雞足山鎮寺前村在全村范圍內開展以“尊老、敬老、愛老、助老、養老”為主題的敬老村創建工作，按照“支部引領、小組為主、黨員帶頭、全民參與”的方針，增強群眾敬老意識，使老年人的權益得到了更好保障，弘揚了中華民族尊老敬老的傳統美德。此外，寺前村大力倡導移風易俗、精簡辦客事，不僅只允許辦紅白兩種客事，并規定辦客事的規模和菜品的數量，嚴禁大操大辦、人情攀比和鋪張浪費，凈化了社會風氣，樹立了良好的鄉風文明。
二是制定村規民約。村規民約是由村民約定俗成的基本行為準則，具有深厚的鄉愁底蘊。在現代鄉村治理中，村規民約的功能盡管有所弱化，但在解決村莊內部事務時仍然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來，大理依托傳統鄉村習慣，有意識地引導村民制定村規民約，通過村規民約規范村民行為，有效提升了鄉村治理效能。例如，龍門鄉大坪坦村通過切實推進村規民約治村，通過向本村村民征集民意，修訂符合本村實際的村規民約，并召開本村戶長會議，表決通過村規民約以及理事會、監事會組成人員，制定理事會工作制度和監事會工作制度，將通過的村規民約（完整版）文本印制并發放到每一戶。此外，該村還讓每一戶簽訂村民自覺遵守村規民約承諾書，制作村規民約（簡版）、“紅白榜”永久性展板，在村內進行公布，切實實現以村規民約治村，在鄉愁情思中培養了村民的行為自覺。
三是吸納現代鄉賢。鄉村治理的主體是人，尤其是具有一定權威和感召力的能人。能人權威在鄉村享有特殊地位，受人敬重，往往扮演著村莊事務的仲裁者、調節者角色，對于化解村莊糾紛矛盾發揮著重要作用。新鄉賢是鄉村能人的重要來源，他們傳承著歷久彌新的鄉賢精神，不僅發揮著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也有效推動了鄉村治理與道德教化。近年來，大理以鄉情鄉愁為紐帶，積極吸引現代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有力地推動了鄉村的善治和發展。例如，鳳羽鎮振興村在已有的鄉村權威的帶動下不斷培養新的鄉村權威，通過鄉村文化的感召，鄉愁情思的牽引，將本村創業帶富能手、外出務工經商能人、復員退伍軍人、本土大中專畢業生等人員吸收到村級領導班子中來，提升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影響力和認可度。與此同時，該村注重培育“新鄉賢”,以吸引企業家、黨政干部、云大專家學者、醫生教師、建筑師、技能人才等下鄉擔任志愿者、投資興業、包村包項目、行醫辦學、捐資捐物、法律服務等方式服務于鄉村建設發展。
三、理論啟示
“記得住鄉愁”的鄉村振興路徑，有效平衡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在推進鄉村經濟發展的同時保留了鄉村的生態原貌和文化底蘊，形成了凸顯鄉村主體性的鄉村振興之路。以“記得住鄉愁”為核心理念，大理充分挖掘鄉村振興中的鄉愁元素，實現了人與自然的良性共生、人與人的和諧共處，抓住了鄉村振興的“靈魂”。大理的鄉村振興實踐，破解了我國鄉村振興的路徑難題，對于其他地區的鄉村振興具有積極的理論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作為資源的鄉愁與鄉愁文化
鄉村振興不僅需要外部資源的注入，也需要內生動力的挖掘。作為留存于鄉土社會中的文化基體，鄉愁是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資源。一方面，鄉愁是一種重要的文化資源。鄉愁文化是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結晶，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發展，鄉愁文化的重要性愈加凸顯。推動鄉村文化振興，其重要內容便是充分挖掘鄉村社會中的鄉愁文化，讓人們能夠記得住鄉愁。留住鄉愁，也就留住了鄉土文化的根本，對于防止鄉村社會凋敝、傳統文化衰弱具有重要作用。在鄉村振興過程中，既要注重保護物質層面的鄉村自然生態和村莊原有風貌，也要注意保護非物質層面的鄉土民俗、傳統技藝等。另一方面，鄉愁是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隨著現代社會的急劇發展，現代人對于鄉愁的內在訴求日益強烈，也使“鄉愁文化”的經濟價值不斷擴展。通過在鄉村產業發展中融入鄉愁元素，能夠有效增加產品附加值，拓展產業發展空間。鄉愁文化創意和旅游的發展，不僅能夠滿足現代人的鄉愁情思，也能夠為鄉村經濟注入發展活力。“鄉愁經濟”的興起，在推動鄉村發展的同時，也強化了鄉愁文化的內在價值，促使人們更加重視對鄉愁文化的保護和傳承。
（二）黨政引領是激活鄉愁的關鍵推手
“記得住鄉愁”是鄉村振興的應有之義。然而，現階段大量的鄉愁資源仍然處于“沉睡”狀態，未被有效利用和發掘。從大理的實踐來看，要實現鄉愁資源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基本路徑在于提升地方黨委和政府的引領作用，不斷激活和發掘鄉愁資源。首先，強化規劃指導功能。在推進鄉村振興過程當中，地方黨委政府應當加強規劃指導，以“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作為推進鄉村振興實踐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有計劃、有步驟地利用和整合鄉愁資源。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應注重發掘不同村莊的特色和特點，做到既有整體性的統籌規劃，也有差異性的特色呈現。其次，強化組織帶動功能。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地方政府部門應有針對性地提供項目、資金等方面的支持，用于鄉愁文化的保護和發掘。需要充分發揮基層黨政干部特別是鄉村干部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其對傳統文化的認知度，并組織帶動其他村民參與到保護村莊傳統文化和民俗風情等工作中來。最后，強化平臺紐帶功能。外部資源的注入是激活鄉愁文化的重要途徑。大理在鄉村振興過程中特別注重發揮政府的橋梁紐帶作用，通過招商引資、招才引智等途徑將優質資源注入到鄉村社會當中。在資本效應、名人效應等多重因素推動下，實現現代要素與鄉愁文化的有機結合，從而有效實現鄉愁文化的激活。
（三）農民參與是活化鄉愁的長效之道
“記得住鄉愁”不在一時，更重長遠。如何構建活化鄉愁的長效機制，是推進高質量鄉村振興的重要基礎。從大理的鄉村振興實踐看，鄉愁的持久活化，不僅需要外部資源的注入，更重要的是內生動力的挖掘，其核心是農民的積極參與。具體來看，至少應注重三種農民參與機制的構建。一是認同機制，即通過提升農民的觀念意識，使其認識到鄉愁文化的歷史文化價值和意義，從而自主自覺地參與到活化鄉愁的實踐當中來。從實地調查來看，絕大多數農民對于傳統農耕文明和鄉土文化的價值是缺乏足夠認識的，他們更加追求現代城市生活，而忽視了傳統鄉土生活的重要意蘊。二是利益機制，即通過挖掘鄉愁的經濟價值，促使農民積極參與到活化鄉愁的過程當中來。農民是獨立的利益主體，一旦農民能夠從活化鄉愁中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勢必強化其對鄉愁價值的認識。從大理的實踐來看，越是受益者，越有動力參與鄉愁文化的保護和傳承。三是自治機制，即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充分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通過協商議事等自治方式推進鄉村建設，夯實鄉愁文化開發保護的群眾基礎。通過發揮自治機制的功能，一方面有利于提升鄉村建設行動的正當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形成更具可行性的行動方案，實現高質量的鄉村振興道路。
（四）記得住鄉愁：鄉村振興的重要依據
鄉村振興是鄉村建設發展的理想目標，但必須立足于現實和傳統。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農耕文明和鄉土文化的國家，鄉村振興不能脫離這一基本國情，其直接體現便是須“記得住鄉愁”。由此，“記得住鄉愁”構成鄉村振興的內在要求，也理應成為確立鄉村振興路徑與走向的重要依據和標識。具體來看，“記得住鄉愁”的鄉村振興至少包含三重意涵。其一，鄉村振興應注重村莊自然生態的和諧。鄉村振興是在保護鄉村自然生態基礎上的鄉村全面振興，自然生態的和諧是鄉村振興的基礎。“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是鄉村振興的基本要求。只有將鄉村自然生態保護好，才能將鄉愁留住，才有可能實現鄉村振興。其二，鄉村振興應注意保持鄉村原有風貌。鄉村振興不是對鄉村“推倒重建”,也不是讓鄉村城市化。鄉村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形態，有其特定的功能。習近平總書記在古生村調研時明確強調：“今后的新農村建設一定要走符合農村實際的路子，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注意鄉土味道，保留鄉村風貌”。鄉村振興應是在現有鄉村風貌和功能上的改進提升，不應也不能脫離鄉村的既有基礎和條件。其三，鄉村振興應注重保護和傳承鄉土文化。鄉村振興既包括物質層面的提升改善，也包括非物質層面的鄉土文化的保護與傳承。互助和諧的人際關系和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不僅是現代鄉愁的重要來源，也是鄉村振興的應有之義。在很大程度上，鄉土文化代表了鄉村的精神和“靈魂”,并且相比作為“物”的鄉村更具有底蘊和價值。
（作者黃振華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梓清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研究人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黨政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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