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何以衰落又何以振興的問題是理解當下鄉村轉型的關鍵。在生計、社會與文化之外要附加上人這一要素，因為，有人才會有鄉村的存續和發展。鄉村振興需要一種使其發生轉化的“嫁接隱喻”和“化學反應隱喻”。鄉村自身的發展及其并接到世界總體性發展中去的那一共有歷程值得關注。村民在當下有一種他們自己的鄉村文化選擇，對此應保持一種理解的心態，承認他們自身文化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以此來反觀我們自身。鄉村振興要與時俱進地注意到鄉村農民群體和基層組織的不同利益相關者在這個過程之中所發生的一種新的接觸、合作與轉變，以及由此而帶動的一種鄉村文化轉型的可能性。
對于鄉村振興，特別是真正有心于中國鄉村文化，并關懷作為基礎文化上的鄉村振興的人而言，我們可能需要去真正問這樣幾個問題：首先，什么算作是中國的鄉村？其次，鄉村究竟何以會出現一種衰落的跡象？再次，基于這樣的一種衰落，且總體走向上也許為不可恢復性的衰落，我們又該如何去做一種鄉村振興的實踐或實務呢？在這些問題之間，很顯然是既相互關聯，又各有各的問題意識發生的場景。要想對這些問題有一種基于實際觀察的詳細解答，便有必要在下文之中去分而述之。
一、什么才是中國的鄉村
可以肯定地說，中國鄉村的存在不僅是一種生計意義上的，同時也是社會意義上的，更是文化意義上的。就生計、社會與文化這三者而言，如果必然要附加上“人”這一基本要素，那可以進一步去推論出，基于“人”的這一要素向度的相互搭配之后而組合出來的三種關系，正是這些關系的存在，或許是我們理解當下中國鄉村在過去和未來發展歷程的一個框架基礎。
這些關系具體而言，首先，便體現在了生計意義的人和土地的關系上；其次，體現在了社會意義中的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上；再次，還體現在文化意義的人和神的關系上。這三者之間看似各自獨立，不可相互化約，但實際上在鄉村社會中卻又都是有機且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換言之，沒有一個要素是獨自存在而不受其他要素影響就可以發揮其作用的，這具體體現在了如下諸方面，并嵌入人們的生活之中，可以由此直接地觀察到。
首先，看人和土地的關系。在中國鄉村社會中，人和土地之間的關系往往是表現得最為直接，也最為基礎的，既不能脫離，更不能將之拋棄，特別是對于一個以農業立國的傳統國家而言，情形更是如此。換言之，在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之中，生活在那里的人，誰也無法真正脫離開一片人賴以為生的土地而存在。在一種人耕耘土地的文明史所形成的人和土地之間長期而深邃的關系之中，很自然地，也一般不會去懷疑的一點就是，人們會虔誠地相信，人所需要的一切都必然是源自于土地。也就是人們會相信，可以從年復一年豐厚的土地播種生產的回報之中去創造出生活中的一切出來，農業因此也就是成千上萬的人參與其中，并對土地本身深懷著一種“命根子”一般的基于敬仰和崇敬的辛苦勞作。在許多有關中國人的故事之中，甚至是域外之人對于中國人的整體印象之中，他們最為樂于去講述的故事也往往是一位即將遠離故土之人，在行前會由父親或母親給他揣上一把家鄉的泥土，以此來提醒他在遙遠之地要如何保持對于自己生養之地泥土的眷戀，換言之，也就是對于家的依戀。而在人死之后，傳統觀念上，根深蒂固地，要盡可能安葬于自家的祖墳之地，假設沒有這種可能，至少也要在棺木之上撒上一抔家鄉的泥土。而每年祭奠祖先之時，則是要在自家祖墳的墳頭上添把新土、壓上新紙，以此作為一種對祖先亡靈的最好告慰。因此，在一種文化的觀念之中，活著的人、故去的祖先以及家鄉的泥土，在一種文化價值觀念的約束之中被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不可分離。
對于中國鄉村的土地而言，有一種圖景是從南走到北以及從西走到東的人所印象深刻的。在那里，大部分的土地無疑都是用來耕作和出產糧食的，對每戶農家而言，一點點有限的、真正可以用來耕種的土地很少會是被無端地挪為他用的。如果還有機會去看某個最為“封閉”以及最為“傳統”的中國鄉村，那里的房屋一定是低矮，面積狹小的，很多時候大約僅可以容納一家幾口人的晚間休息，而這對普通大眾的生活而言便可謂是一種滿足了。因此，簡樸、勤勞以及耐受力便是這樣的社會之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性格特征。這種不太在意居住空間的大小，更多心思是用在了田地生產上的觀念，實際上是一種真正屬于農民生活的觀念和價值。很顯然，并不是人們在心底里不想要更大一些的房屋，而是土地出產的有限性的壓力，無形之中也抑制了人們在這方面的“非分”之想，它客體化并象征性地體現在了各種形式的民居建筑之上，它的特征并非現代意義上的高、大、上，而恰恰是傳統上的低、矮、小。這樣一種鄉居建筑的傳統，它實際上也在空間安排上刻意壓縮了人的欲望之中對于居住空間可以無限擴大的各種無意識渴求，或者說這種欲望從來就不曾有過給予其直接表達的機會，而房屋的空間也無形之中限制了這種表達的可能。但這又反過來在無意之中保有了一種可以出產一家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糧食供應的耕地面積的最大化，“民以食為天”的觀念，在這個意義上，是最為真實地深嵌到了一種人和土地的捆綁式的關系之中的。
也可以肯定地說，對于傳統時代里的人而言，今天意義上的所謂一大片一大片的“建設用地”的觀念是沒有的，至于占用出產糧食的農耕土地的非農開發，也是農民思維中原本所無法企及或渴求的，人們生活的一切都是在于如何能夠利用最大可能土地的面積去生產出更多的糧食，以此來供應最大可能的家庭生養人口，而不是擁有大而無用僅以用來顯示豪華空曠的一處處的居所，這在純正的農業社會之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如果舉目四望，大片綠油油、黃燦燦的農田包裹著數十戶人家的小村莊，然后由一條條狹窄的土路跟外部世界相互聯結在一起，這便是純正農業社會中村莊的形態。從華北大平原一直到黃河以南的中原腹地，再跨越過淮河、長江到達長三角、珠三角的極為廣袤的南方區域，大片的良田都是這樣一點點地通過所謂人力和畜力的農耕勞作模式，一代又一代人的接替和投入，逐漸才有的一種從荒地到農田的農業生產上的拓殖。由數個世代所積累起來的此種觀念，支撐著這種根基于土地農業的持久，不會被隨意地遺棄掉，由此而形成的一種始于農耕并止于農耕的中國鄉村生計圖景的整體景觀。比如，作為天府之國的成都大平原，恰恰是因為有了都江堰的水利工程，造就了一種旱澇保收的自然供給，而使得這里的農業能夠為每一位所謂“川西壩子”之人都提供一種可以安身立命甚至富足閑適的生活滋養。
可以想見，基于土地收益的傳統農業，其最大的特征便是可以吸附大量的人口在有限面積的土地上耕作，同時也因為有基于精耕細作的糧食的穩定供應，無形之中助長了一種人口的增加，并且，如果有更為持久穩定的農業收成，這種人口增加的速度必然會加快。可以肯定地說，馬爾薩斯的人口定律恰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之下才會發揮其強大的約束性效應的。在農業社會之中，大量的人口會依附于土地而生存，土地成為了他們生活得以維持的保證，因此對一個農業社會而言，要去解決的核心問題必然就是所謂的“吃飯的問題”，也就是從農業實際出發如何能夠真正使自己富足，并使得生活持續、穩定而有一種堅實保障的問題。
這隨之便衍生出如何去處理基于資源分配、交換以及社會再生產的人和人之間關系的問題。對于每個中國鄉村而言，它都是一個相對完整的小社會，至少在當地人的觀念中便是這樣認為的。在這樣的鄉村之中，小到幾十人、數百人，大到數千人不等，大家因此而聚居在一起，彼此熟悉，往來密切。在這其中，傳統的家族組織往往是此種聚居的核心形態，人們因為血親關系的緣故聚族而居，形成單姓村，或者以某一家族姓氏為主的多個姓氏的雜姓村，而以現代村委會制度為核心的村落社會組織，則是一種最新形式的鄉村組織形式，但它的主干也自然還是建立在基于一個或多個姓氏的血緣村落聚居的傳統之上，只是有了現代形態上的一些新改變而已。如果有機會去一個當下的村落走訪，也許會發現原來核心的或者最早來到這個村子并以其姓氏命名的村落姓氏人口可能都沒有了，但村落以此姓氏為名的名稱仍舊沿襲下來。從村落名稱變化的滯后性是能夠追溯到這個村落最初可能的起源的，這種起源自然也會留存于人們的口頭記憶當中，由此，同樣可以追溯由宗族以及親屬關系所形成的一種親屬關系網絡。而所有這些，都會體現出一種在村落社會之中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形態和構建原則，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體現出一種彼此互惠依賴關系的社會與文化基礎。
實際上，討論到這種人和人之間關系的根本就在于，如何能夠使一個社會自身通過某種人群中的組織機制而安定下來，使得至少在一段時間之內不會發生過于激烈的摩擦、沖突和混亂，這實際上需要有一種持久傳承的風俗以及不可撼動的村社制度的構筑和存續才有可能。但要清楚知道的就是，在實際的日常生活之中，沖突和混亂又是時有發生的。如果，在某個村落之中有住得足夠久的時間體驗，很多日常瑣碎的沖突以及各種人際的矛盾也就自然顯現出來，呈現在一個人的面前，便不能不去予以面對了。而村落權威人物以及權力機構的存在，必然都會在這些不同的矛盾之中發揮一種極為特殊的沖突化解和秩序恢復的作用。在一個社會之中，如果缺少了此種權威與權力的機構，比如，現在所說的村委會這樣的機構，那么，鄉村社會的秩序也就很難說有一種真正的自我維持和保證了，日常的混亂和無序，或者“沒地方可以講理了”的混亂，就可能成為是一種常態。并且，鄉村社會之中所存在的權威和權力更多都是自致性的，是歷史上傳承沿革下來的，這往往會是村落之中長時間的積累和傳遞下來的權威和權力關系。比如，村中的族長、大輩以及各種的民間權威的存在，除此之外，還有同姓氏的、在人口上占多數人的家族在村落支配權上的世代繼替等。當然，在村落之中，必然也有一些權威和權力是后致的，或者說后來從外部所直接去賦予的，特別是跟現代鄉村社會革命之后的基層組織聯系在一起的那些權威和權力。比如，受到了鄉鎮一級政府任命的村書記的權力以及相應的權威和在村中的支配力。與此同時，或許更為重要的就是，還存在有許多可以插手或者干預村落事務的那些外部平衡的制約機構。比如，更高一級的政府組織的存在，它們都在嘗試著直接控制和支配鄉村事務，它們也都共同屬于鄉鎮這一級的權力和權威機構。
最后，在中國的鄉村之中，還必然會有一種人和神的關系存在，這更多是指一種文化意義上的超越性關系，也就是超越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上的那些超乎尋常的神靈信仰的關系。當然，這其中最為普遍的就是一種對于土地神的信仰，這一點表面看來和第一點的人和土地的關系之間是至為緊密地聯系或重疊在一起的，但實際它們之間又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家有家里的“土地爺”，村有村里的“土地神”，各自有各自護佑和保護的范圍，它們超越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上，同時又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比如，逢年過節的祭拜儀式之中，土地神肯定是不可或缺的；還有天神，或者并在一起來祭拜的天地之神；另外，灶臺上還會有灶神，火塘有火神，路邊有路神，牲畜圈中還有馬神、牛神，而糧倉那里還有倉神之類，可謂處處都有神靈的護佑。并且，這些神靈可能又來源多樣，甚至就出自社會中的真人真事，結果造成諸神之中無奇不有。在一個最為普通的鄉間社會，對死去的世俗之人予以神圣化的過程，可以由信仰之人自己隨意地去取舍，任意地加以轉化，以所謂的靈驗與否為其最高的標準。因此，這種神是無法滅絕的，也無法通過滅絕的方式來消除，所有想要根本鏟除這種鄉間諸神的做法，最后可能都是徒勞的，沒有真正意義可言的。因為，它自身并不是唯一性的，而是因時、因地、因人可以有各種形式的轉化的。而這些多樣性的神靈自身又相互構造成了一種彼此關聯在一起的譜系，隨處都可以去觀察到。鄉村里的小孩子，日常生活之中從長者口中所能夠學習到的，不乏關于如何去敬畏這些神靈的各種靈驗故事，以及某時、某刻、某地的祭拜儀式之類，這些故事的結構范型，也都必然深深地留存在他們的幼年記憶之中。
不過，在這些神靈之中，最為重要的還是掌管著人的生育的那些神靈，有人會說這些神為“生殖崇拜”，如此，便是一種不算完整和公允的片面之說。實際上，這種信仰包含了使得一個社會可以持久傳遞和延綿下去的非常豐富的文化象征和意義在其中，在這些神靈之中就包括了各種名稱的“送子觀音”“老母”以及“奶奶”“仙姑”，等等。這些平實得近乎平常人的名字，實際的功能便是從精神寄托上掌控著人的生育能力，這些神實際上也反映了人對于自身貢獻于社會之中的繁衍后代能力的一種渴望。在華北鄉村，普遍存在著的老母信仰，就是一種最為普遍的為求得子孫后代所傳承下來的生育信仰，此信仰也極為尋常，但人們對此也表現得極為執著和認真。實際上，在民間社會中，傳統上人們并不否認生育是一種自然的賦予，但也從來不否認這同時也是一種神圣的贈予，并非完全的自然之力能夠真正去實現，否則有些人的“不孕不育”就無法得到一種最為合理的民間解釋。在他們的觀念之中，當有一種生育的渴望而去求助于神靈的時候，神靈才可能真正應驗性地“送子”給當事人，反過來神靈也才能夠借求助者的“還愿”行為而有的一種持久性的煙火接續和祭拜。
因此，在一個農業社會之中，人生活之中的三個最為重要的事項，即天、地、人三者都可以被放在一起，經由人神關系而給予一種神圣化，使之成神或成圣，進而服務于人的種種基于社會存在的欲望或需求上的滿足，反過來，人的種種欲望，也可以全部映射在這三方面的神靈信仰之上。因此，對于鄉村社會所承繼的農業文明而言，單一神靈的一神教，對心懷一種“有求必應”的現世人信仰而言是不可理解的，它所要應對的往往是有著多種欲求的人的存在本身，觀念中的神沒有也不會超越于這些最為普通的人的最為普通的欲望之上。求助諸神之人會因為多神的信仰而隨處可安，但往往也會因為極度地向單一信仰上去做一種硬扭轉而心神不安。比如，基層鄉村社會之中歷次的拆廟毀神運動的單一化信仰實踐所帶來的那種在民眾心理上投下的極度焦慮和恐懼。因此，一踏上鄉村的土地，最容易為人所感受到的就是“土地”“老母”以及“玉皇大帝”這類民間諸神的身影存在，說它們是宗教性的，但又不會是那么的純粹，而是跟人們家長里短的世俗生活密切地聯系在一起，這真正所體現出來的是一種總體上的人與整個世界的存在之間互惠關系的另外一種形式的轉化而已，因此，跟鄉村社會自身的需求之間能夠相互密切地聯系在一起。
二、鄉村何以會衰落
實際上，一種所謂后發展的鄉村振興，毋庸置疑，乃是由于先前的某種衰落而導致的，一個最為粗淺的道理便是，如果沒有之前的衰落，又談何后來的振興呢？因此，要解決鄉村振興的問題，首先要去弄明白的便是鄉村何以會衰落這個本源性的問題。
總體而言，鄉村衰落的根本還是在于人這一社會與文化構成的核心要素上。鄉村的景觀之中如果沒有了人，自然也就會顯示出一種蕭條和衰落的景象出來。可以去設想一下，各種留守問題的層出不窮，鄉村中人去房空、田地荒蕪，這如何又不使人夢想到，在未來一種使鄉村真正有所改變的振興發生呢？但人的存在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而是處在了各種社會關系之中的人。顯然，如果人有其獨立性存在，那么面對一種無法生存的處境一走了之便是，但實際上這樣做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容易實現的。如我們前文所分析的，人和土地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綁定在一起的結合性的關系，它屬于人和自然之間的一種不可分離性的存在，即便偶有分離，也會想盡各種辦法使之重新結合在一起，傳統中國人對于“落葉歸根”意象的塑造和沖動便足以說明這一點，而在農業社會中，這些觀念是帶有根基性和決定性的。
在此類根基性觀念上，才會真正生長出一種人和人的關系。一個人可以暫時甚至永久性地脫離開這種關系似乎并不難，但一群人想要相互脫離開，各自離群索居地生活，那就會變得困難重重，即便是一群人相互真的能夠脫離開彼此之間的關系，既有文化觀念里所塑造出來的種種社會關系，也無法讓人能夠真正地相互分離開。猶太人從起源之地就幾乎是被打散開來的，這個人群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但是，最終反而更加強化了他們對于祖先之地的認同，從來不認輸地尋求在以色列人的祖先居住之地去恢復自己的一種共同體意識和認同。同樣的，對于傳統的中國人而言，祖屋盡管因為年久失修，不能居住了，但也不能為此隨便推倒而夷為平地，因為對一個血脈不斷延續的大家庭而言，那是祖先的護佑之地，一旦喪失或者遭到破壞了，那就自然會在人們的心目中產生一種牽掛，難舍難分。鄉村之人對祖先的祭祀也有著一樣的道理，即便人走到了天涯海角，或在海外成家立業，在那里謀求到一份不錯的工作以及極為舒適的生活，但是，祖先之靈的護佑之情似乎難以使他舍棄對故鄉的依戀，不時要回來去祭祖掃墓，或者參與到各種的祭拜儀式之中去。在香港的清水灣半山腰的井欄樹村，每隔30年才會舉辦一回的安龍大醮，在此時間里可以將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祖先來自中原腹地的鄭姓家族子弟都召喚回村里來，一起去做“安龍大醮”祭拜祖先的禮儀。這就是一種人的要素在文化表達上的復雜性之所在，顯然，人并不是獨立之人，人首先是社會之人，并且附帶的還是一種文化之人，他們因此而相互生活在一起。
不過，從村落農業的現實而言，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因為各種原因真的離開了土地，作為以農業為基礎的鄉村社會自然也難逃衰落、衰敗乃至消亡的厄運。因此，歷代的鄉村都必須要靠一種穩定人心于土地之上的意識形態來加以維持，一旦缺少了這種意識形態，逃離鄉村就會成為一種潮流，特別是在農業供給不足的時代里，情形就更會是如此。歷史上所謂的“流民”群體的出現，往往也就是在這樣的一種狀況下產生的。有著兩千多年傳統的中國儒家傳統，其所講求的便是孝道這種意識形態，這種觀念通過一種教化的方式被推行到基層的鄉村社會中去，特別是在宋明時期，這種基層的教化之風就更為明顯和有力，使得儒家孝道可以深入人心，沒有人真正會對此懷有懷疑之心，它也在影響著傳統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生活。但如果某個特殊年代里的特殊事件，使得此種意識形態在鄉村社會的約束力減弱，甚至是村社共同體崩潰和瓦解了，那么真正意義上的鄉村秩序混亂、禮崩樂壞的局面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今天的鄉村振興突然開始要重新去重視鄉風文明、家風、鄰里道德、鄉村文化建設，這并非是一種空穴來風的事情，而是所有近代主張鄉村建設的努力之根本所在，也就是要用各種的方式和努力借由鄉村的道德重建將盡可能多的人穩固地留在鄉村廣袤的土地農業生產的空間之中。
這種刻意去束縛人于土地之上的意識形態，它的文化邏輯實際上也并不復雜，它的核心就在于去講好一個故事。比如，在這方面，中國的“二十四孝”是一種故事的講法，屈原的家國情懷也是一種故事的講法，而“岳母刺字”何嘗又不是一種感人淚下、催人奮進的故事講法呢？與此同時，朱元璋時代的“路引”制度是一個故事，毛澤東時代的村委會開具“介紹信”進城購物辦事也同樣是一種故事的講法，這些故事的講述的背后總體上都屬于是一種控制以及安排人群秩序的意識形態，它們會在特定的時代存在和發揮其效用，保證了有更多的人可以安心且穩定地依靠種植土地而謀求一種穩固的生活，而不會因為土地以外的收益而見異思遷，更不會投機取巧，去尋求其他更容易的生活路徑去走，進而造成一種社會結構秩序上的不安定感。
凡是會講故事之人，他自身便會吸引到更多的人在他的身邊，同時他所講的故事作為一種敘事形式，真正成為了一種可以凝聚人心的意識形態。對鄉村社會而言，從由上而下的控制而言，最佳的講故事方式必須要使得在講完這個故事之后，能夠讓依靠土地生活的人即便是在土地供給不足之時，也能夠安心于在土地上農耕勞作，不會產生離土別鄉之心。因此，真正好的農業政策，應該是在講一個如何能夠將盡可能多的人牢固地束縛在土地上的故事，也就是人不會輕易地離開土地而謀求其他生活，而是心甘情愿地安樂于土地上的勞作和供養，即便這種供養在人口日益密集之后變得越來越貧乏也不肯思變。實際上，被格爾茲稱之為“農業內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的那種受到了西方研究者廣泛批評的亞洲農業生產模式，它本身恰恰可能又是中國鄉村社會傳統中最為重要的且不可能隨意丟棄掉的生產模式，背后所牢固存在著的則是一種束縛人于土地之上的意識形態，正是因此種模式的堅固存在，才真正可能有更多的人集聚在土地之上從事土地生產，而這是不斷試圖掙脫農業之累的，習慣向海外發展的西方人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的。甚至可以說，在西方人的觀念之中，這是一種浪費以及跟自然所做的沒有真正出路的、耗費時間而又無剩余產出的抗爭，就像他們文化里所津津樂道的西西弗斯的神話一般的在結果上可能會原地踏步的無意義，而真正的進步和不可逆才是他們的理想。但要清楚地知道的是，中國人在這片土地上，憑借一種開墾以及種植土地的方式已經持續地存活了人類有文明史以來的絕大部分的時間了。
在這樣的受到土地束縛的鄉土社會之中，人的一切實際上都必然跟土地之間有著一種密切的聯系，就講好鄉村故事的意義上而言，這里必然有著一種人和土地之間緊密相連，二者不可分離關系的故事類型的母題存在。一句話，所有人講的所有的鄉村故事，其背后的深層結構或許也都無法真正脫離開這個母題而存在的，即無意識地都要經由這個母題的結構而有一種所謂鄉村故事敘事的展開。美國的文學家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隨同她作為農業專家的丈夫卜凱來到南京金陵大學，并在那里寫就了193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一書，該書深度反映了這種人和土地之間依附性關系的中國鄉土文化的內涵。換言之，人被土地所束縛，同時人也在創造著人必須依賴于土地之上而生活的一種神話，這個西方人視角的中國農民王龍和他一家人生活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既是一種關乎整體中國人命運的敘事，同時也反映了一個中國鄉村故事中的人和土地不可分離的絕佳母題。
當然，去除人的因素之外，在鄉村衰落的途徑上，還同樣有自然與社會這兩方面的因素在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實際上，農業在傳統上，乃至于現代，都有很大一部分是依賴于上天的供給的，也就是俗語所說的“靠天吃飯”。觀念之中，“天”作為一種自然，它是農業社會存在的根本，也是一種每天生活中真實要去面對的存在。如果在自然條件上，所謂人們心目中的“老天爺”能夠保證一年里的風調雨順，那便意味著秋后會有土地出產的豐收、人民的富足以及社會的希望之所在，反之，如果出現了各種的自然災害，造成大面積的農業歉收乃至絕收，其最糟糕的結果當然就是發生饑荒，迫使村民背井離鄉地逃荒，接下來可能就是成群結隊的流民四處流竄、餓殍遍野的衰敗社會景象。長時間如此，必然會帶來鄉村社會結構自身的崩解，因此所帶來的混亂，也終將會影響到自身政治、經濟以及文化衰落的速度、深度和廣度。歷史上有多少次的農民戰爭，實際上起因可能都是跟這種自然災害惡果的長期累加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人們為了果腹，可以鋌而走險，甚至可以殺人越貨，從不吝惜由此所帶來的生命代價。
不過，從另一種維度上而言，不時的鄉村衰落也無形之中激發了諸多新的非農勞動類型的產生，如各種形式的手工藝人和商人群體的出現。在天災人禍造成農業減產，無法維持正常生活之時，或者在農閑期間可以有更多時間用于非農的生產之時，鄉村里的手藝人、工匠以及小商小販，靠著自身原本所擁有的一己之長在農業之外掙得收入來補貼家用，以此來輔助性地彌補農業生產上的不足。后來，這種基于農工相輔生產模式的相對于“農”而言的“工”的發展得到了不斷的壯大，甚至超出了村落范圍，在更大區域內獲得了一種認同上的需求，那結果也必然是形成一種遠離鄉村農業的單純性的工的需求。這樣的不斷去擴大非農再生產的發展路徑，在現代社會表現得最為突出，它并非是一種農業社會發展的必然，恰恰是帶有一種偶然性，在西方世界是跟工業化的急速發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說，從農業社會的一家一戶的作坊式生產直接過渡到大規模的現代工業生產，這幾乎也意味著是一種前后之間的斷裂，很難說是一種直接的前后關聯、演進或進化。
更為重要的是，在手工藝人、工匠以及小商小販之外，還有專門的商人群體會從一種鄉村的衰落之中突顯出來，成為社會中的一種支配性的力量。單就中國的改革開放而言，這一舉措根本上是釋放出了商人群體的真正潛力，原本純粹的農民，無形之中通過經商參與到了致富之路的開拓上來，“無商不富”所說明的恰恰是農業之外的一種致富邏輯。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在改革開放之后基于鄉村而崛起的農民企業家們，他們的發家之路的共同性是因為家境貧困以及沒有太充裕的農業資源可以去利用，土地瘠薄，入不敷出。這種基層鄉村困厄的圖景，反倒激發出人們為了活著而不得不去謀求各種活路或生路的計策上的應對性選擇。這其中，通過一種貨物的交換來謀取中間差價去盈利的商業便屬于其中的一種。商人們也許從最初的小販開始經營，如果頭腦靈活，遇到了有利可圖的商機，能夠轉換一下思維，便能夠從貨郎小販的角色躍升到老板、商人以及企業家的身份位置上去；如果機遇失去了，未曾把握住獲利的機會，即便是賠了本，最終也不過是重新又回歸到鄉村原本農民身份的位置認同上去，僅此而已。可以說，隨處都可見到的那些鄉村集市，根本上就是為這種最初的小販們去準備的，集市也會因為他們風雨無阻的參與交易而變得異常活躍。他們往往是把貨物從較遠的地方運送到四鄰八舍的中心地方的集市之中來進行售賣，很多農業出身的小販，因此便直接由農轉商而成為了專門的商人，這樣的人聚集多了，也便會有一種集中性的富有區域性特征的商人群體的出現。而這樣的群體，其來源很多時候是跟土地稀少，甚至無地可耕的地理區位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中國歷史上的晉商、徽商、浙商以及閩商之類，都是這種困苦環境下面對生活的壓力的被逼無奈、別無選擇的結果。
但要清楚的是，商人在中國又并非是可以作為一個純粹獨立的市場上的商人而存在的。受到傳統農業中人和人、人和地以及人和神的關系的支配，商人作為鄉村社會中的一個獨特角色，又會不斷地受制于這些社會與文化的要素而回歸于鄉村社會中來。在中國鄉村社會中，特別是沿海的那些到海外經商且人數眾多的鄉村之中，“華僑”的概念便由此而生。華僑一語實際便是指代真正有貢獻于家鄉社會，并能夠不斷回返家鄉且回報家鄉之人，他們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就屬于是在海外經商而富裕起來的商人群體，他們成為了華僑這一群體的核心構成。甚至也可以說，當下所說的“返鄉創業”也是另一種的商農之間關系的轉化，除了在家鄉土地利用上的便利之外，更為重要的便是鄉村社會自身能夠牢牢地把出外謀生之人以一種文化象征的方式重新將攜帶資本的富裕者拉回到了鄉村社會并貢獻于這個社會。在這里，表面上似乎商和農之間的界限是清晰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彼此界限是不可逾越的，很多時候彼此之間甚至還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并且，在中國鄉村中，這種轉化還會發生得比較頻繁，特別是在鄉村衰落的那個時期，情形便更是如此。
三、鄉村如何振興
從一種時間不斷消逝或者時過境遷的意義上而言，一個日益衰落下去的鄉村根本上是很難恢復如初的。這里恐怕不應該采取一種慣常的“病人隱喻”來加以理解，也就是所謂有病之人通過治療就可以使病人的身體得到恢復的那種思維邏輯和敘事框架。基于這樣的一種“病人隱喻”，曾經的中國鄉村的衰落被看成是一種“病態”，同時被看成是一種不應該有的現象，然后借助各種的語言暴力般的人為干預的途徑來進行一種所謂的專家診斷，最后再加以醫治，給出未來改良的出路，但結果卻往往又適得其反，可能本來沒有什么問題的鄉村，卻被標簽化成為問題之后，問題真的層出不窮了。這條路，許多人嘗試過，但最終也走不通的。
對于中國的鄉村，在今天應轉換一種視角去看問題，相較于“病人隱喻”，對它最應該采取的或許是一種“嫁接隱喻”去理解，方可獲得適中可行的解決之路。這也就是如何能夠在舊枝干上嫁接一個新品種的嫩芽，使新舊二者之間合二為一，逐漸形成一種更有價值的、為更多人所欲求的新形態出來。在此意義上，鄉村振興無疑有似于這種植物的嫁接，將這種模式轉換到鄉村振興上來便可成為一種“嫁接隱喻”，它的意義更多是文化上的，也就是要去尊重鄉村自身發展活力中的再生以及創造性轉化。而且，在面對極端現代性的鄉村衰落之路不可回頭的情形之下，它必須要經由一種文化上的重塑而有一種自我價值的再轉化、再創造，這才可能是未來鄉村振興的發展路徑可以去做選擇的根本出路所在。
換言之，這也就是要求一種合力的作用，而不是一種各自力量間的分離或分散。或者說是在傳統與現代、新與舊、動與靜以及融合與分離之間的一種相互借鑒、重組與合并。同時，我們還可以另外借助于“化學反應隱喻”來對此種鄉村社會與文化合并重組的過程進行另一種解說，也就是兩個同屬于穩定狀態的物質，各自都會發生一種分解作用，并通過相互之間的作用而產生出新的分子出來，這必然是要經過相互之間的接觸過程而發生的。由此而讓我們所有中國鄉村研究者能夠獲得的一種啟示便是，要把鄉村振興建立在嫁接隱喻以及化學反應隱喻這兩種圖式之上，才能真正有助于理解中國的鄉村，并將這種理解謹慎地運用于鄉村振興的種種實踐之中。在一種鄉村環境之中，土地和非土地要素的結合、人和機器的結合、農業和商業的結合、鄉村和藝術的結合、手工和設計的結合、現代行政和村落事務的結合、乃至于廟宇和另類醫療的結合，所有這些可能與不可能的相互性結合過程，一定會產生出來一些之前世界之中未曾存在過的事物，這就是一種真正文化意義上的創造性轉化，因為文化從來都是在不斷的創造和變化之中而存在著的。
在此意義上，鄉村振興也就必然要有一種創造出不同要素發生結合的新反應的出現，也就是必然會有某種傳統要素衰落，而另外一種新的要素涌現出來并變得異常活躍，由此而激發出傳統的鄉村改造而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鄉村振興。基于如上思考，有下面這樣一些向度在鄉村振興中是不能不去加以思考的，這或許也將是未來中國鄉村振興的關鍵所在。首先，是要有某種真正意義上的新要素在鄉村中被引入并發揮作用，以替代不適應新情境的固有的或者傳統的要素。其次，是新要素能夠真正和傳統的要素有一種緊密的結合。再次，就是必然要有一種新形式的鄉村文化的表達得以出現，或經由一種轉化而能夠表現出來。對于鄉村振興途徑這樣的思考是一種中和性的道路選擇，也就是既不太過激進也不太過保守，取其適中而為之，重在各種要素結合之后適應于一種新場景的新創造。基于這樣的一種思考，我們可以看一個具體的案例，這個案例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有關于如何有真正的鄉村振興的一些啟示。
最近我們在皖西六安鄉下做田野考察，那里的葉集區三元鎮可算得上是一個典型的從事農業生產的鄉鎮，它下轄九個鄉村和一個社區。在這個自古以來就是勾連起大別山與淮河流域之間交通要沖的葉集區，在當下的時代里似乎無形之中處于鄉村舊產業向新產業轉變的轉型升級的過程之中，一切的經驗似乎都是以一種新的樣貌呈現出來，這里的鄉村已經和葉集區以及各個鄉鎮的發展規劃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了，各種形式的特色農業通過鄉鎮干部的推介慢慢地滲入到鄉村農業的生產中去。在我們所集中走訪的三元鎮，有曾經出了名的掛面生產加工一條龍的傳統產業，它原本屬于一家一戶的手工作坊，產量也有限，在經濟發展中的占比自然更為有限。安徽的葉集區跟河南固始縣之間只有一橋之隔，文化上既可以看到一種中原文化的影子，比如，逢年過節“吃面”就成了老輩人最為幸福的一種回憶，甚至孩子滿月和老人過壽，掛面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在葉集通往固始縣的接壤地帶，還能見到兩邊的店鋪仍舊有做好的掛面在出售，后來還出現了專門以做掛面為產業的村子，今天那里的人們還是照舊要在農閑之時去手工制作掛面。比如，一個位于著名的人工河——灃河邊上的名叫灃橋村的村落，幾乎家家戶戶都在做著手工掛面的生產和經營，“空心面”也成為這里的一個特色招牌。但是，如果和這里的鄉鎮干部聊天就知道，他們認為這種手藝雖然傳統，但屬于日漸衰退的行業，在整個葉集區，或者在整個鄉鎮的經濟盤子中只占很小的份額。
基于這種衰落的局面，也是為了開拓三元鎮的新興產業，由鄉鎮組織村民去到湖北黔江學習稻蝦養殖的技術，隨后回來便在自己的水稻田里引進了稻蝦共生模式的小龍蝦養殖。養殖的結果，原來每畝水稻的毛收入一般只有一千元左右，現在每畝水稻田同時養殖龍蝦的收入都在兩千元上下，農民看到了此種新引進產業的好處，都開始紛紛效仿，最有名的新塘村已經有養殖小龍蝦的水稻田超過五百畝了。每斤龍蝦最初上市一般都要三十幾元一公斤，比較而言，收入明顯大于原來的水稻田的稻米收入了，并且可以無污染地既種了水稻同時又養了龍蝦。現在鎮上用一個新的概念來稱謂這種新的產業引入的做法，即“一村一品”，也就是每個村子都會有某種代表性的產業在集中發展，由此帶動鄉村自身在產業發展上的轉型升級。這樣的做法無形之中改變了鄉村的產業結構，而今日的鄉村要想有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振興，沒有一種可以帶來一方致富的實際的產業，所謂的鄉村振興也必然是難于落地、拓展和實現的。
今日的中國鄉村已不再是受困于費孝通在其《江村經濟》中所描寫的那個時代的土地問題了，土地在鄉村村民看來已經開始有些“剩余”了，曾經在這個區域一年兩季的稻米生產的情形已經不見了，這里的農民大多只種一季水稻，土地也更多地空余出來，他們寧愿去城里打工，也不愿意再多種一季的稻米。對這里的農民而言，最為重要的就是要有更新的技術或產業真正帶動他們致富，因此在當地人的眼里，最為急需的便是農業方面的人才，即能夠真正留在村子里幫助他們發展新產業致富的那些人才。在稻田里養殖龍蝦是一門技術，這門技術是要從外面引進的，另外還有羅氏沼蝦以及澳洲龍蝦，也都需要從外面引進，這種由外而內的新技術的引進，在一定意義上帶動了鄉村的產業轉型升級。比如，一位在浙江打工掙了錢的雙塘村村民陳先生，他便有一種超越其他村民的引進新產業的意識，在考察了一番之后，專門從浙江省農科院引進了吊瓜種植這項技術，生產一種富含不飽和脂肪酸的吊瓜子，據說這種健康食品售價每斤可達50塊錢。他為此在村里開辦了一家合作社，組織村民一起來種植、生產吊瓜子。我們去訪問他的時候恰是在盛夏之際，進入他承包的百余畝院子之后，就會看到高架上爬滿了密密麻麻的吊瓜秧，一個個的吊瓜已經是快要成熟的樣子了。這種對于村民而言省工、省時以及省土地空間的新品種的種植技術或信息，都需要從外面引進來，并要和當地閑置的土地以及勞動力有恰如其分的結合，產生前文所說的“化學反應隱喻”的觸碰效應，產生新的行動動力，使當地人能夠盡快地發家致富。
實際上，所有這些新發展要素的引入，無形之中都在激發著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這根本上可以說是一種趨利性的農業，這種農業也必然是要依賴于市場的風向標引領帶動不能成為規模的傳統小農向一條真正可以快速致富的路上去邁進。在這個意義上，鄉村振興必然是要有一種產業的驅動為前提的，對普通的農戶而言，在傳統的產業無法真正快速致富之時，新引進產業的利益驅動便是最為緊要的，也是要放在第一位去追求的。這種農民要去追求的利益本身，可謂是鄉村振興這臺馬達的真正動力來源。在這里，我們同時看到了一種極為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在引進新的鄉村產業中的一種“由上而下易，由下而上難”的新的鄉村發展路徑或模式，也就是凡是鄉鎮政府或者外面的資本試圖要去引進什么，這在當下鄉村就變得很容易去實現，但是，要讓老百姓自己起來用一種新產業去改變原來的舊產業結構似乎就變得非常困難。這無形之中讓我們想起了費孝通所說的“雙軌制的解體”，實際上在他所論“鄉土重建”的那個年代，已經是出現了現代國家下伸的力量在起決定性作用了，而那條來自民間基層的由下而上的軌道則是被不斷地阻塞，乃至最后因過度淤塞而堵死掉了。這種局面似乎在經歷了七十幾年的時間里，曾經受阻的雙軌制甚至一下子徹底轉變成為了單軌制的運行，由此農民的生活也進入了一種上下聯動，或者完全由一種自上而下驅動的新發展軌道上來了。
在這一點上，真正顯示出來了一種鄉村社會最為實際的“富裕上見分曉”，農民對于生活富裕的渴望從來都是那樣炙熱和強烈的，改革開放之初是如此，四十幾年后的今天依舊是如此。此時的國家作為一種堅持“不忘初心”的黨—政治理模式，對于它的新鄉村路線，或者說真正可以落實到基層的發展路徑，也許可以做這樣一種概括，即它并不去管人們全體是否真正樂意接受，而是自認為只要能夠真正有益于當地人民群眾的事情就先行推介出去，在實踐中“摸著石頭過河”，對此予以逐步地完善，并堅持以一種榜樣帶動的作用或示范效應來時時引導鄉村村民盡可能地有一種生活上的前后改變，在此過程中，人們生活中的大部分也自然會隨之發生前后的改觀。并且，曾經在鄉村之中，由商人、小販以及富裕起來的經濟精英所擔當的鄉村社會發展的發動機效應在被日益為最新的、可以真正直接進入到鄉村治理之中去的、越來越有行動效率和規范的、密集的基層行政所替代，由此，商人企業家群體成為了在鄉村之中并非自主，但卻可以通過積極主動地介入鄉村事務而與基層行政之間互惠共贏地開展各種形式的鄉村建設的群體。比如，在當下皖西鄉村所開展的“一村一品”的活動中，我們著實看到了在某一個村子之中引入了某一“品”，實際上也就是引入了一種掙錢之路，農民的生活以及單軌政治再難不真正和一種供給式的金錢、資本、金融以及相互的收益最為緊密地聯系和結合在一起了。中國在這個21世紀以來所推行的供給側改革所真正落實到了實處的就是，它可以讓一種自上而下的單軌軌道繁忙而滿負荷地運轉著，并且每一個參與其中之人都十分小心謹慎，也十分盡職盡責，他們作為年輕的基層干部在精力充沛發揮干勁的同時，也希望在他們所服務的對象以及他們本身都能夠發生一種明顯可觀的轉變以及績效增長上有一種效應的發生。
這里，實際上也同樣發生了一種我所說的在理解鄉村振興問題上的兩種隱喻性的效應，一種是嫁接隱喻的效應；另外一種便是化學反應的隱喻效應。由這兩種隱喻性的效應，我們可以預見在當下以及未來的中國鄉村，隔一段時間就可能會出現的一種新的產業的引入以及舊的過時產業的被替代，而一種新的產業的引入和時間持久的維持，將必然會帶來一種鄉村固有的農業文化格局的大改變或者說大轉型。在這個意義上而言，一種純粹傳統的東西被堂而皇之地送進了博物館，我們看到這里由三元村社區所開辦的農業博物館里就收藏有已經很久不用的廢棄了的傳統灌溉水車、犁耙以及煤油燈等，它們都被鎖在了玻璃框中，成為了只能讓人審視并勾起懷舊鄉愁之物，它們很顯然是要被現代人無意識地界定成為一種前現代之物而永久地作博物館式的收藏了。相對于這種前現代的或者傳統的，再或者說是鄉土的意識而言，另外一種極為清晰的，在農民意識里不斷涌動著的東西便是一種強烈的尋求致富的觀念，人們也期待著自上而下的這條軌道所能夠供給他們的可以發家致富的產業的盡早降臨以及產生前后明顯改觀的效果。在這一點上，他們像期待著人和神之間關系出現自己之前所投入其中的時間、精力和財富借由一種新產業的落地生根而能夠給他們帶來真正收益上的最大預期，這對他們而言，那可謂是一種最為實惠和實際的靈驗了。與此同時，我們似乎也看到轉化出來的各種新形態之中有著一種后現代的影子在游動著，即一種基于輕奢的旅游消費所帶動的鄉村文化價值的新提升。盡管在這個皖西的三元鎮的諸鄉村顯現得還不太明顯，但從人們的日常話語中可知，他們是渴望著這種局面的出現和發揮作用的。此時的人們已經開始重新去審視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鄉村，在觀念上鄉村也日益轉變成一種現代人生活中最為可以去“逃向”的象征之所，包括這里的綠水青山，也包括新鮮的食品和空氣，還有可以使生活真正慢下來的那些鄉村的固有文化傳統和習俗傳承。
在這方面，與之相伴隨的又是一種鄉村環境面貌的改觀，在“美麗鄉村”觀念由上而下的主張推動之下，一個個的鄉村都在嘗試著去做環境上的人為設計的改變，這是在鄉村之中引入了一種新技術、新理念以及在新時代背景下形成的一種新的綜合效應的結果，由此而有各種對于周遭環境以及生活需求的新設計、新創造以及新生活。我們看到了外觀設計猶如原始部落時代那種茅屋式的現代廁所在村中的落戶，但廁所里面卻是一應俱全的干凈整潔的現代設施，而價格不菲的設計和建造，也讓人最終辨別不清自己究竟是身處鄉村還是在城市之中。還有各種在鄉村出現的猶如城市里街頭巷尾新安置上來的體育設施以及依山傍水的鄉村公園，這些都在使農民的生活內容和意義發生實質性的改變，一時間在鄉村的新建廣場上跳廣場舞成為了一種時髦以及大家樂于參與其中的公共活動項目。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似乎發現了一種更為有趣的現象。在很多年前，我們在追求一種鄉村自治的圖景之中，鄉村相對外部世界而言是一個封閉起來的世界，即一種跟土地捆綁在一起的“鄉土”，但在今天，這種封閉性幾乎再也見不到了，各種新的權威和權力的形式，使得這種原有的并非完善的村民自治近乎歸于一種沉寂。在這種村民讓出部分自治權的同時，鄉村自身也因此而得到了諸多的發展上的益處，這恰恰可能是村民樂于舉雙手去歡迎和同意的緣由所在，這就包括由外而內的通過扶貧項目所實現的道路硬化、通水、通電乃至于通氣。在這一方面，鄉村公共設施建設得到了大力地推進，此時村委會的更多行政化的因素得到了增強，鄉村的行政管理因為有一種自上而下的介入而有了制度建設上的改觀，在此過程中，由鄉鎮所派出的在村兩委中任職的人數也開始越來越多，并且越來越普遍了。因此，村委會的職能更偏重于一種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命，責權利的分明也使得鄉村之中各種新角色參與到鄉村建設之中來，因此有了一種積極發揮作用的空間和機會。
與之相對出現的一種局面，并且感受更為明顯的就是一種傳統力量的徹底退出，或者缺乏了其可以繼續生存的土壤環境，這也自然帶來了一種維持鄉村日常秩序穩固性的道德教化力量的缺失，不論是家庭之內，還是村落之內，伴隨著資本力量的侵入以及大家基于個體意識的成長，傳統道德風氣的保持開始令人擔憂。像“農夫和蛇”這樣的傳統寓言故事之中，農民是一善良之人群體的舊有印象在這種道德轉型的過程中也逐漸地模糊或瓦解掉了，賽珍珠《大地》之中王龍樸實無華、恪守孝道的形象，也因此而發生了一種徹底的扭轉。“農民不都是好人”的觀念開始占據著新的話語表述，不孝敬老人、出言不遜、違法鬧事者層出不窮，在很多人眼里，劉震云的小說《我叫劉躍進》中的那種“披著狼皮的羊”的精于算計的農民形象，在越來越明顯地影響著人們觀念中對于農民的判斷，素樸的農民非要被裝扮上一種兇狠殘忍的狼的形象才似乎是真切的。基層參與鄉村治理的干部群體對農民的整體認識，很顯然在一種傳統道德教化漸漸缺失的氛圍中體現出了一種無能為力且不可救藥的姿態。
與此同時，那些可以留住農民在村中生活和勞作的故事在日常的敘事中已經變得越來越少，人們找不出更好的理由不去打工而留守家中過“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安逸舒適的生活，對于年輕力壯的男子而言，便更是如此了。出外打工成為了很多當地農民眼中的“第一生產力”，并且經商和出外打工都在價值上被看成是優于種田農民的，從鄉鎮所在地城區里有密集的商鋪可以看出，這里的人內心之中所涌動著的超越于土地之上的對于現代生活價值的追求。而這樣去做所造成的一種嚴重后果便是農村勞力的供應不足以及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外出務工，并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寧愿更多時間留在擁擠的城市之中，也不肯再回返鄉村的家中，一些人已經將一年之中只在過年之時返家一次變成了經常不能回去。而街頭巷尾所講述的留不住人的鄉村則成為了一種新的講述鄉村故事的母題和原型。鄉村振興也無形之中在呼喚著能夠有更多的人回返到鄉村里來，畢竟一條基本的規律便是，人往哪里去走，資金和效益也就自然會往哪里去走，而一種發展的輝煌，也自然地就會在那里得到一種真切的顯現。
更為重要的則是，一種新的“官”與“商”相互結合的新模式在縣鄉兩級行政機構的運行之中開始日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這便是因為地域差異而引發的地域關系的“招商引資”的制度性安排。我們所調查的三元鎮，它在行政上隸屬于六安市的葉集區，這里作為經濟試驗區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招商引資工作，核心的做法就是如何能夠集中轉化農村土地的原初用途，通過返鄉創業的機制以及優惠性地吸納村內企業回村開辦新的產業，或者通過各類扶貧項目在村中的設立來帶動農民致富。比如，很多貧困村里都設有鄉鎮資助開辦并由承包商來承包的木業加工的廠子，這其中每年都有固定的一部分收益是要交還給村委會作為村集體收入的。由此體現了超越一家一戶的碎片化的小農經營而逐漸形成了一種農業發展上的規模效應，從原來的每戶人家都要去做的農工相輔的現實應對，開始走向了一種大規模的集團性的農工分離，但這并不是一種徹底的分離，而是各自在尋求一種更大的發展空間，根本還是來自于傳統的農工相輔所造下的產業發展的傳統之上。比如，在這個區域，基于最為傳統的木材集散地的建筑模板加工從一家一戶的生產轉變成了在葉集經濟開發區中的規模生產以及產品的轉型升級。這也明顯體現出鄉村經濟發展中的一種既有“合”同時也有“分”的產業發展的新業態。在這里，不論是農還是工，似乎各自都在現代化的軌道上加足馬力在運行，無形之中在超越原有村落范圍而形成了一種農工互補、農商互濟的整體性鄉村振興的新格局。
四、鄉村振興的下一步
在這里，最應該清楚的一點就是，在鄉村發展之中，它自身并不是原地踏步，而是隨著更大世界的轉變而發生著一種自身的改變，這多少有些像地球和太陽之間的關系，地球自轉也圍繞太陽公轉。在發展鄉村振興的事業中，鄉村自身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所并接到世界總體發展中去的那一共有歷程是頗為值得引人關注的。很明顯地，曾經的鄉村可能是被想象成一種桃花源一般與世隔絕的存在。在水路、陸路以及各種信息都不通的年代里，這種自我的隔離或許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可能存在著的，但同時也要清楚地知道，一個鄉村從來又都不會是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的，而是與外部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鄉村既可以是相互封閉而獨立的，因為，它有其自身的時空坐落以及那里的生計和生活，但它也有自己開放的空間去接受種種外部的影響，近代中國的變革歷程也便是在此種的封閉、獨立以及開放吸收的辯證發展之中而逐步成長起來的，這看來是一條鐵律。
因此，從一種回溯的立場上去看，鄉村是有一段不斷發生自我改變的歷程的，就像考古學所說的灰土層的堆積，年代的變化可以從灰土層的堆積中得到觀察和猜想。原始的村落跟今日我們所看見的鄉村之間顯然是有著天壤之別的，但要知道，歷史的層積還在那里，并可以借考古學而得到一種細致挖掘，這種層積在當下活態世界中不是擠壓出來的，而是體現著一種空間上的分布。一處村落可能十幾年前開辦了農家樂，因此而吸引到了外地人的游覽、參觀和度假；但另外一個村落，從來都未曾有過農家樂的經歷，一直處在自我封閉的狀態之中，但一個偶然的機會，寨門打開，直接步入到了一個互聯網的時代，村里基礎設施一應俱全，人們用往來城鄉之間的大巴車來接送新一代的旅游者，他們開始不再僅僅注意到吃、喝、住這方面人為安排的農家體驗，不再是去農家樂嘗鮮，而是要有一種個性化的享受，相對于城市的高樓大廈而言的農田山野的大自然體驗。馬斯洛的心理需求層次理論在這里一下子便可以得到具體的體現，游客的心理感受水準陡然提升，消費能力自然也隨之提高，如此，帶著從城市而來的一家人留在村子里，住上一段時間，了解所謂的大自然，傾聽天籟之聲，這或許便預示著一種新的鄉村振興號角開始吹響的訊號，這個訊號的意義便是，人們在日益關注于自身價值的同時，也在關注著情感體驗上的自我價值，這當然也是這個時代整體性價值的一種折射，情感在此意義上成為了一種最為重要的關懷和關注的對象。由此帶來的體驗所造成的一種后果便是，曾經生活中處在第一位的吃喝，變得不再是頭等重要的事情，個人尋求放松以及緩解生活壓力和內心焦慮的方式成為生活之中最為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在這方面，前者的生存狀態如果可以被稱之為鄉村振興的1.0版，那么后一種便可謂是鄉村振興的2.0版了。
這種鄉村發展模式的升級，顯然跟這個時代的城鄉關系模式的改善密不可分。這也更能說明，城鄉之間一種互聯互通的關聯性關系的必然存在，這就像一個連在一起的事物的兩端，一端改變了，另一端又如何不會改變呢？一條船上的兩個人，船頭在搖晃，船尾的人又如何感受不到這種搖晃的存在呢？也就是說，城市在經歷了包括房地產開發在內的大改變，鄉村社會又如何能不強烈地感受到其振動的余波呢？很顯然，這種關聯性的存在，歸根結底是由于鄉村它從來就不是一只密不透風的鐵皮桶。
在這一點上，鄉村振興是要去避開工程設計思維的，而是要將其看作一處自然景觀，隨著世間萬物的自然生長以及自身所處地理位置的改變而能夠與人相互適應。因此，自然的村落本身是在變化之中的，同時，因為有人的作為也有其相應的改變。人也是在一個文明階梯的攀爬中不斷去改變其自身的，人創造了這個世界之中能使他們更好去生活的物質環境，包括工具、技術以及種種文化的發明在內，而人也在為這種工具、技術以及文化所捆綁，受其所束縛和拖累，很顯然，人們從工具、技術以及文化中所獲得了一種效率和自由，便也自然會從其中添加上另外一種的因為對理性和效率的過度追求而帶來的種種不自由。這樣的一種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也一定是在影響著人們在其中的諸多選擇，進而成為了人們要去重新看待鄉村的一種觀念，改革開放之初的鄉村和今日鄉村的面貌之間，毋庸置疑是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的，而這種改變還會逐漸累加，由此而帶來了社會的深度的文化轉型。
五、基于文化的鄉村生活新定位
可以這樣說，20世紀末以來，特別是2010年以來，中國社會最大的一個轉變就是文化在日益成為正當性的話語影響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也在一種不自覺當中，猛然發現了文化成為了這個社會中看似在上下之間每個人都有的一種共同性意識的追求，這也完全體現在了人們對于未來的價值規劃和認同之中。在此意義上，鄉村不再是一處令人想起來便心生畏懼的窮鄉僻壤或落后之所，而是一種更多貼上原生態標簽的文化展示之所，而傳統的文化恰恰蘊藏于其中，并且是無比的豐富。
人們在像追求自己的夢想一般在去追求一種夢想生活的鄉村再現，這多少有點像田園牧歌一般的全景展示。在隨處可見的農家飯、農家樂、鄉村旅游、慢生活、斷舍離、佛系、綠色食品、無公害等新名詞的背后，是對自認為消失了的傳統鄉村生活的一種深度乃至過度的想象甚至是假想。由此，一種新的文化的概念重新包裹住了鄉村，使之有了一種新的樣貌呈現在了世人的面前。因此，鄉村振興也被說成是一種文化振興，似乎曾經的鄉村之人，并非那么自覺地就意識到或者特別在意于自己是有文化的，宛若沐浴春風而不知春風究竟為何的感受。而今天遍地開花的“文化下鄉”運動，其所追求的就是一種自上而下地向鄉村里的老百姓做一種文化上的宣講，而曾經的在鄉村還一直存活著的讓人喜聞樂見的娛樂方式，被鄉鎮文化站特意篩選之后又返回來用以重新“教化”或者引導新的村民的新生活，由此形成一種文化的上下之間的聯動、合力以及期待其間一種“化學反應”的發生。
作為一個有著自身文化傳承的鄉村而言，在我們當下正在轟轟烈烈開展的鄉村振興的話語構建中，應有意識地將文化這一為人所日益覺知到的存在放置在其應有的合適位置上去。從這種文化自覺之中漸漸去明白，不僅要有一種文化自覺，尚還需要有一種文化的定位，也就是要注意到文化在引領人去行動中的獨特作用。現在我們注意到，各地基層都在逐步落實“新時代文明實踐”機構的建設(在縣為中心，鄉為站，村為所)，這也許是伴隨著鄉村振興而開展的又一次的鄉村文化的新定位的工作，在這一點上，鄉村需要文化，鄉村也真正是有文化的。在此過程中，鄉村振興的實踐者或許更應該清楚明白地知道，鄉村的文化是最為密切地跟鄉村農民的需求之間相互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我們還特別應注意到，在我們所調查的三元鎮鎮政府，有一個由十幾人組成的專門的鄉村文化百姓宣講團，農民自己在鄉鎮文化站的組織之下自編自演各種形式的文藝節目，這些內容中既有傳統風俗，比如，借用當地民歌、相聲、快板之類的形式，把一些就發生在農民身邊的故事編入他們節目創作之中去，然后再由這些鄉村文化宣講團的骨干人物帶到村里的鄉村大舞臺上去表演給農民們看。
這可謂是一種新與舊之間的一種再結合，或者說是鄉土民俗和現代生活觀念直接接觸碰撞之后所產生的一種嫁接效應以及化學反應。在這過程中，必然會體現出新的一種人和地的關系、人和人的關系以及人和神的關系。在一份署名為雙塘村農民文藝創作室徐英志所寫的一段自編自演的《群口相聲》中有這樣一段借用傳統民歌形式的表述，這可謂集中體現了一種新舊結合之中的“新鄉村愛情”：“乖姐房中玩電腦，情郎田里把秧薅。有心勾郎來種田，種田人電腦玩不好。”最后的結果就是：“俺和情郎趕葉集，來到超市買手機。為了早日配鴛鴦，雙方互相發信息。”這是寫于2014年11月的一段相聲，那時的微信還沒有得到真正普及，但是電腦、手機和發短信息已經成為鄉村生活的必備了，此時鄉村的婚戀觀的表達也必然會構筑在這些新的技術手段之上，如果再夢想著從一種傳統婚戀觀念和形式之中去尋找鄉村文化的所謂固化了的求偶婚戀文化已經是不大可能，實際也不再有存在的蹤跡了。在這里，新的“情郎”“乖姐”們，無須在一個特定的地方約會，也無須寫很長的情書信件，相互用手機發送信息就可以完成原來只有在私密空間里面對面才能實現的戀愛過程，這可能就是一種鄉村文化轉型的關鍵所在，我們需要真正去注意到這種動態的變化過程對于鄉村振興而言的一種真實意義。因為，只有在這種對于改變而非靜止的把握之中，我們才能真正看到這種新的觀念如何反過來去重新安排鄉村農民文化的生活定位。
總體而言，上述所有這些本身就是鄉村村民在當下時代自認為如此并如此去接受的一種鄉村文化及其改變，我們無法去真正予以干涉，這同時也是他們自己的一種文化選擇，我們似乎也沒有這份權利去對此橫加指責，我們只能是保持一種理解的心態，承認他們的文化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以此來反觀我們自身的文化價值和意義。在此一點上，我們需要清楚地意識到，鄉村振興并非僵尸一般地去恢復一種本不可以恢復的極度僵化了的傳統，而是要與時俱進地注意到鄉村農民群體和基層組織的不同利益相關者他們在這個過程之中所發生的新的接觸、合作、轉變以及由此所帶動的一種文化轉型，這種轉型也真正帶來了一種鄉村振興的可能和未來發展的方向，因此，也就不能不逼迫著我們去轉換一種注意力，對發生在當下身邊的變化保持一種警醒，并對轉瞬即逝的鄉村變化的符號和訊息保持一種自我警醒的姿態。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