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對發達經濟體城鄉轉型的事實和理論梳理，發現城鄉融合是城鄉轉型的一個階段，其基本特征為，人口在城鄉的雙向流動的人口融合，土地利用混合性和多樣性的空間融合，鄉村經濟非農化以及城鄉產業結構趨同化的經濟融合，城鄉居民認知和觀念差異縮小的價值融合。城鄉融合帶來城鄉研究從城鄉二分范式向城鄉連續體范式的轉變，它將社會視為城鄉連續體，通過經濟、社會的多維指標對城鄉連續體進行劃分，以城鄉連續體作為分析城鄉問題的基本單位，更加強調城鄉的聯系與融合。中國已經進入城鄉融合階段，應從單向城市化思維向城鄉融合思維轉變，更加注重城鄉之間的聯系與相互依賴性，通過改革城鄉二元體制、構建促進城鄉融合的發展政策，探索不同類型的城鄉融合路徑，促進鄉村振興。
關鍵詞：城鄉轉型 城鄉連續體范式 城鄉融合 鄉村振興
城鄉關系是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問題，城鄉問題的解決直接影響國家結構轉型的方式和結果。長期以來，對城鄉問題的認識受到城鄉二分范式的左右，將城市和鄉村看成對立競爭的獨立范疇，認為城市化和工業化是解決城鄉問題的唯一選項，試圖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解決城鄉發展中的所有問題。這種城市偏向導致長期忽視農業和農村發展，以犧牲農民和農村的利益為代價發展城市和工業，產生嚴重的城鄉差距，造成農業競爭力低下和鄉村衰敗。
一個被忽略的事實是，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歷快速城市化階段后進入城鄉融合階段，其要素流動方向、產業結構、城鄉差距和鄉村功能等方面均表現出與上一階段明顯的區別。順應城鄉轉型出現的階段性變化，關于城鄉問題的分析也逐漸從城鄉二分范式向城鄉連續體范式轉變。但是，國內對發達國家城鄉融合的典型事實和理論發展缺乏關注，依然停留在傳統單向城市化認知，由此導致的一種重大誤解是，認為只要不斷提高城市化率，絕大部分農民轉移到城市，鄉村問題就自然得到解決。對西方國家城鄉轉型的錯誤認識造成一種對中國鄉村未來歸宿的想象，即中國現存的鄉村問題是一般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必經的問題，最終可以通過工業化、城市化的提升得到解決（毛丹、王萍，2014）。本文通過文獻和典型事實梳理表明，西方發達國家的城鄉轉型并不是以消滅鄉村為代價，而是形成了城鄉融合發展的城鄉連續體形態，并非完全依賴單向城市化來解決鄉村發展中的問題，或完全依靠鄉村自身來實現鄉村的復興和活化。從城鄉二元向城鄉融合的轉變，是一種重大的范式轉換，有利于正確把握城鄉轉型的客觀規律，避免因認知錯誤導致的發展方向失誤。
對城鄉融合特征的分析也為分析我國在城市化進程過半以后如何實現城鄉融合和鄉村振興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啟示。與世界其他經濟體相比，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與工業和城市導向發展戰略尤其特殊。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通過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突破資金稀缺對經濟增長的制約，實現了經濟趕超和快速工業化（林毅夫等，1994）。近年來，又將結構現代化著力于城鎮化，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局面得到緩解。但是，城鄉二元體制和工業和城市優先發展戰略也拉大了城鄉差距，加劇了城鄉不平等，要素單向從鄉村流向城市，造成鄉村衰敗。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央明確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城鄉融合作為破局鄉村問題的重要策略。本文通過對西方發達國家城鄉融合階段典型特征的梳理，可以為在新城鄉格局下的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策略提供有益借鑒和啟示。
一、告別城鄉二分范式
一個幾乎無可爭議的共識是，城市和鄉村之間存在根本差異（Bell，1992）。具體表現為：鄉村社會的主要職業是耕作，城市社會主要從事制造業、機械業、貿易、商業等非農職業；鄉村社會與自然界直接關聯，城市世界被鋼筋和水泥包圍；鄉村的社區主要是農場和村社，城市的社區規模更大，且是陌生人社會；鄉村社會的人口密度遠遠低于城市社會；與城市人口群體相比，農村社區的人口更加同質；農村的分化和分層程度要低于城市；人口流動從鄉村遷移到城市；在鄉村個人關系和相對持久的關系占主導地位，人與人之間比較簡單和真誠，城市中個人和群體的互動范圍廣泛，人與人之間關系更復雜、也更程式化（Sorokin & Zimmerman， 1920）。
城鄉之間這種明顯差異的觀念幾乎成為經濟學、社會學理論的預設（Moore， 1984）。他們以城鄉差異為基礎形成城鄉二分范式（rural-urban dichotomy）。這一范式將社會劃分為城市和鄉村兩大類，強調城鄉的差異和對立以及分類范疇的絕對性，以絕對的標準來衡量城市和鄉村（Spaulding， 1951）。其主流思想是，城市與鄉村在文明形態中代表著相互對立的兩極，二者之間存在本質的差別，各有其獨特的利益、組織結構和生活方式，二者的生活方式互為影響（沃思， 1987）。將農村的經濟活動等同于農業，將城市的經濟活動等同于非農業（Moore， 1984）。城鄉二分范式也廣泛影響發展實踐。在具體實施中，將城市和鄉村作為獨立的發展實體，政策制定往往按照各自的空間和部門劃分，每個實體都制定相互獨立的投資和發展規劃，城市規劃者只專注城市發展，很少涉及農業或農村發展；農村發展規劃者卻忽視了城市的作用，將農村地區限定為僅包括村莊及其農業用地區域（Tacoli， 1998）。
城鄉二分范式形成以城市化為目標的城市主義和充滿浪漫主義情懷的鄉村主義兩種極化的發展觀。以城市化為目標的城市主義下，城市與鄉村是對立的，隱含的假設是城鎮優于鄉村（Rajagopalan， 1961），城市化代表著進步，是人類向文明進化的一個里程碑，城市生活被視為導致了國家權威和基于復雜社會系統的復雜經濟體的產生（LeGates & Stout， 1996），現代工業主義和交通運輸發展使城市獲得了一種超然的地位，幾乎所有的社會基礎（家庭、學校、教會、權力等）都從城市角度來審視（Benet， 1963）。他們從城市角度觀察社會，發展目標以城市化為主的“城市主義”，認為城市化是一種不可逆的發展趨勢，一個國家的發展與轉型必須要經歷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城市社會的過程，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是唯一路徑，城市治理是現代國家的主要場域（Davoudi & Stead， 2002）。與城市主義針鋒相對的是鄉村主義，反對城市化進程。鄉村主義源于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工業革命期間和之后，城市化快速發展，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超過了城市有效管理的承受能力，由此產生了嚴重的社會、經濟和健康問題，催生了反城市化思想的產生。他們將城市化視為破壞性的進程，會導致擁擠不堪、貧民窟以及社會凝聚力崩塌等，必須保護農村免受城市擴張和城市生活方式的侵襲，停止城鎮擴展，將建筑限制在明確定義的區域內，在這些區域內進行必要的居民重新安置（Davoudi & Stead， 2002）。這種理念在城市規劃領域體現得淋漓盡致，城市規劃者試圖用理想化的鄉村形象來塑造城鎮（Glass， 1955）。規劃運動的奠基者Patrick Geddes、Raymond Unwin和Patrick Abercrombie都曾致力于將城鎮與鄉村巧妙地分開，限制城市邊界內的鄉村不受城市擴張的影響，顯著塑造了戰后規劃體系的正統觀念特別是城市遏制原則（Davoudi & Stead， 2002）。
20世紀后半葉，盡管城市與鄉村的關系逐漸緩和，但“新城市主義”和“新鄉村主義”的分立仍然存在。新城市主義強調在發展城市的同時，注意保護農田和環境敏感地區（Ellis， 2002）。雖然新城市主義者對待鄉村的態度有所緩和，但核心依然是提倡考慮大型工業部門，鼓勵城市生活方式（Azadi et al， 2012）。新鄉村主義強調任何正在開發中的農村地區必須植根于周圍農業環境的經濟、生態和文化系統，土地的主要用途應限于與區域野生動物和棲息地管理區相結合的小規模農業小區內（Newman & Saginor， 2016），提倡遵循以農業為基礎的發展方法，促進中小型農業發展，承認農村生活方式，保護農業生態系統，認為農民不僅是積極的生產者，也是寶貴遺產的保護者（Azadi et al， 2012）。
隨著城市化進程不斷向城市以外延展，城市和農村腹地越來越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城鄉之間已經發生各種融合，難以對城市和鄉村地區進行明確的界定（Pagliacci，2017），城鄉二分范式的合理性受到廣泛質疑（Spaulding， 1951; Dahly & Adair， 2007）。
首先，難以找到統一的標準精準地定義城市和鄉村。傳統理論關于城市和鄉村研究的前提假設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與對立，尋找城市和鄉村的科學定義是這一研究的重點和難點。隨著城鄉融合的發展，區分城市和鄉村更加困難。“在聯合國有數據的228個經濟體中，大約有一半使用行政管理定義（例如居住在首都）、51個使用人口的大小和密度定義城市和鄉村，39個使用功能特征（例如經濟活動），22個沒有定義城市，8個定義全部地區為城市地區或沒有城市人口”（Vlahov & Galea， 2002）。Dahly & Adair（2007）關于城鄉差異的調查進一步證實了城鄉二分法的這種缺陷，他們所研究的33個調查區域的城市和農村社區的城市化得分表現出較大程度的重疊，并且類別之間存在明顯的異質性，雖然在城市化規模極端情況下的二分法具有相當的準確性，但中間部分的13個地區（占樣本的40％）無法明確劃分城市或者鄉村；而且城鄉二分法難以及時發現城鄉的變化，一些鄉村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依然被認定為鄉村。
其次，城鄉二分法傾向于最大限度地減少農村內部或城市內部存在的顯著差異。在城鄉二分分析范式下，鄉村的特點是如此一致，鄉村里每個人接觸的人相對于城市較少，人際關系也更為簡單，個人關系和相對持久的關系占主導地位，城市截然相反。但是，城市與鄉村的特點也可能出現在鄉村內部，城市化水平較高的鄉村與落后的鄉村的差異與城鄉之間的差異有相似之處。城鄉二分法忽視了城市內部或鄉村內部的這種差異性（Gross， 1948）。因為沒有考慮到城市內部和農村內部的差異，城鄉二分范式對人口、社會經濟和其他特征的城鄉差異的研究價值是有限的（Yuan， 1964）。
再次，城鄉二分法下的兩種極化發展觀造成不良后果。城市主義和鄉村主義將城市和鄉村視為獨立的單元，忽視城市與鄉村的整體性與連續性，每個單元各自為戰，往往造成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城市主義”要求社會治理和政策制定以滿足城市需要為目標，鄉村處于從屬和被動的地位。在農業農村時代，農村通過提供食物支持城市增長以及通過提供廉價勞動力支持工業增長；工業鄉村時代，農業又被賦予促進社會經濟穩定的角色，農業產業化政策是針對其非選擇性和對租金的不平衡支持（表現為高土地價值）的無奈之舉，而不是對農民的良性行為的支持，誘發了農民和農村社會的老齡化（Sotte et al， 2012）。以城市為中心的方法忽略或淡化與農村健康和福祉密不可分的主題的重要性，包括自然資源開發、糧食系統、氣候變化和環境，以及排他性定居或隔離模式等（Lichter & Ziliak， 2017）。“城市偏見”是當代發展中國家緩慢增長和不平等增長的驅動力（Lipton， 1984），是不發達國家經濟持續增長和減貧的首要障礙。“鄉村主義”看到了鄉村生活的美好恬靜，卻忽視了鄉村的貧困和歧視問題。農村居民不僅得不到政府的保護，而且一些聯邦政策還在農村地區制造或增加了問題。作為一個少數群體，農村居民很少受到立法機構和法院的關注，幾乎在每個領域都受到歧視（Bassett， 2003）。而且，外來人口的增加導致了鄉村本地房價的上漲，使當地社區無法承擔，對當地服務的需求減少，過去為當地人提供就業機會的活動受到威脅。尋找工作機會的當地年輕人往往會遷出農村，導致農村地區的人口結構失衡。這些過程的長期結果是農村社區變得越來越難以維持社會經濟和環境（Davoudi & Stead， 2002）。雖然許多富裕的城市居民因為鄉村美麗的風景而選擇居住在鄉村地區，通勤到城市工作，但是城鄉移民往往具有高度的社會選擇性，特別是通過爭奪短缺住房的競爭，導致農村逐漸趨于紳士化（Phillips， 1993）。城鄉二分法對新現象分析的乏力、城市主義和鄉村主義兩種發展觀的沖突與對立，都揭示了城鄉發展問題的復雜性，也提出了用新范式看待和分析城鄉發展的需求。
二、城鄉融合下的城鄉連續體范式
隨著西方發達國家的城鄉轉型進入到城鄉融合階段，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嘗試新的范式來分析這種新的形態，他們運用經濟、社會的多維指標將其刻畫為城鄉連續體，并以此作為分析的基本單位，對城鄉融合下的各種經濟社會問題進行分析。拋開簡單地將社會劃分為城市和鄉村兩大類的傳統范式，城鄉連續體范式揭示城鄉融合階段的特征與發展規律，為城鄉轉型的認識提供了新的視角。
（一）城鄉融合下的城鄉連續體理論
城鄉連續體范式認為，一個經濟體在進入城鄉融合階段以后，城市社會和鄉村社會的互動增強，經濟和社會特征不斷相互滲透，城市和鄉村的區別不僅在于某一地區的居民人口，而且在于人口數量、密度和具有明顯異質性的人類交往的模式。隨著城鄉的不斷融合，無法按照人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征將社會精確地劃分為城市社會和鄉村社會。“城市”和“鄉村”應被視為城鄉連續體上的點，而非二分法下的兩個獨立分割的社會。城鄉連續體范式將社會定義為一個城鄉融合的連續體，與城鄉二分范式存在明顯的區別：一是城鄉二分范式過于強調城鄉之間的對比，而城鄉連續體范式則著重理解具有不同程度的城市和鄉村特征的地區的發展；二是城鄉連續體范式反對城市的主導地位，強調城鄉的相互依存性。城鄉連續體范式將城市和鄉村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在關注城市、鄉村內部差異性的同時，更加強調城鄉之間的聯系和融合（Lichter & Brown， 2011），它不對城市或鄉村進行截然對立的劃分和單獨分析，而是試圖理解城鄉連續體上不同等級區域出現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現象及其成因。代表性的研究有，Von Braun（2007）將城鄉連續體概念與區域網絡理論結合起來，分析城鄉連續體上的要素流動。要素在城鄉連續體上的流動主要受信息成本、運輸成本或政策成本在內的各種成本的影響。隨著這些成本的降低，空間整合將增進，引起農村和城市地區之間的貿易增加，從而提高城鄉聯系水平。
城鄉連續體范式最核心的問題是對城鄉連續體范疇的界定。關于城鄉連續體的最常用定義由Duncan（1957）提出。他認為，在城市和鄉村之間不是簡單的城鄉二分，而是存在一個連續的層次，人類社區沿著這個城鄉連續體進行排列，在行為模式上表現出一致的變化。在完全農村地區和完全城市化地區之間存在一個以連續等級呈現的連續體，所有人類社區都可以根據經驗放置在連續體的某個點上（Yuan， 1964）。城鄉連續體的鄉村一極按照Redfield（1947）的定義，是“小，孤立，沒有文化，同質，具有強烈的群體團結感；生活方式被常規化為文化的連貫系統；行為是傳統的，自發的，非批判的和個人的；沒有出于智力目的進行實驗和反思的立法或習慣；在親屬關系方面，家族是行動的單元；神圣勝過世俗；經濟依賴于地位而不是市場”；城市一極由Wirth（1938）定義為“相對較大、密集且永久的異質個體聚居地”。在城鄉連續體范式之前，Redfield（1947）和Wirth（1938）所定義的城鄉社會代表了城鄉差異的全部，如今它們僅僅是城鄉連續體上的兩個端點，完全城市化地區和完全鄉村地區之間的部分，就成為城市特征和鄉村特征融合的區域，難以用城市或鄉村兩種標準來進行明確的界定。如何對城鄉融合社會進行科學的劃分，一直是研究的難點和重點。經合組織用人口密度對這種形態進行劃分，美國統計部門的劃分標準則綜合考慮了人口密度和地理位置，其他學者的劃分標準還包括土地利用、經濟發展、社會心理等多項指標。
城鄉融合下的城鄉連續體范式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首先，城鄉連續體范式與城鄉融合階段具有更高的適配性。由于這一范式認識到大部分地區兼具城市特征和鄉村特征，區別在于各類特征程度上的差異，就避免了城鄉二分范式針對城市或鄉村地區涉及的政策走向中心城市或偏狹村莊的兩個極端（Pateman， 2011）。其次，城鄉連續體范式修正了以城市化為導向的發展戰略。Fisher & Weber（2004）對美國城鄉連續體資產貧困的研究表明，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生活在中心大都市縣和非大都市地區的居民都將面臨更高的資產貧困風險。Requena（2016）利用城鄉連續體范式對歐洲29個國家生活幸福感的研究表明，在較富裕的國家，生活在農村比生活在城市能創造更高水平的主觀幸福感，從不太富裕的國家所特有的城鄉二元對立向富裕國家連續統一體過渡的國家，主觀幸福感會增加。Thiede et al（2020）對1970—2016年美國城鄉連續體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表明，大都市區內中心縣收入不平等的急劇增加與邊緣縣的緩慢增長形成鮮明對比。這些研究的結果都表明，城市發展并不一定優于鄉村地區，單純依靠城市化不能解決發展中的所有問題。再次，以城鄉連續體范式為依據的鄉村發展政策不僅僅是農業發展政策而是關于整個鄉村的綜合發展政策。以OECD為例，OECD的農村發展政策強調支持城市和農村地區之間的相互依存和合作，利用農村和城市地區之間的空間連續性和功能關系為公共投資和方案設計提供信息，實施聯合戰略促進雙贏的城鄉伙伴關系，以實現綜合發展（OECD， 2019）。
（二）城鄉連續體的類型學
城鄉融合階段的城市和鄉村，在經濟、社會各個層面都表現出高度的重疊與融合，城鄉連續體越來越成為城鄉融合階段跨學科研究的基礎單位，但如何對城鄉連續體進行分類以及分類的標準并未形成共識。城鄉連續體概念發端之時，Dewey（1960）提出由匿名、分工、異質性、客觀的及正式的關系和獨立于個人認識的身份象征定義的連續體的兩極，但其分類方式難以量化。近年來，隨著理論和實踐的進一步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提出了可量化的連續體分類標準。這些分類標準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即單一指標和多維度指標。單一指標以人口規模為主，多維度指標在人口規模的基礎上增加了與城市核心區的距離、經濟發展水平、土地分類等其他指標。
1.單一指標。（1）人口規模，是劃分城鄉融合社會城鄉連續體最常用的標準之一。經合組織以特定空間實體內的人口密度閾值為標準，將城鄉連續體劃分為4個等級：農村，人口密度低于150人/平方公里；主要是城市的區域（PU），居住在農村地方單位的人口比例低于15%；中間區域（IN），居住在農村地方單位的人口比例在15%~50%之間；主要是農村的區域（PR），居住在農村的人口比例高于50%（Wandl et al， 2014）。Golding & Winkler（2020）同樣以人口為標準建立城鄉梯度（RUG），對城鄉連續體進行了更細致的劃分包括8個等級：大都市核心，包括2000年人口普查時人口超過100萬的大都市地區的主要城市（或雙城）的縣；郊區，人口達到100萬及以上大都市區域內剩余的（非核心）縣（除了那些已經被定義為遠郊的縣）；中型都市，擁有25萬~100萬居民的大都市地區的縣；小型都市，人口不到25萬的大都市地區的縣；城市遠郊，在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MB）從由“農村”重新分類為“都市”的縣中選擇特定的縣來確定；與都市相鄰的農村，鄰近大都市區的非大都市區縣；微型都市，不與大都市地區相鄰的非大都市縣，但其城市至少有2萬人；偏遠農村，不與大都市地區（偏遠地區）相鄰的非大都市縣，人口少于2萬。（2）其他指標。利用單位面積中郵政地址的數量，荷蘭的城鄉連續體可被劃分為5個等級：高度城市化（>2500個地址/平方公里）；城市化（1500~2500個地址/平方公里）；弱城市化（1000~1500個地址/平方公里）；農村（500~1000個地址/平方公里）；完全鄉村（<500個地址/平方公里）（Bouwman & Voogd， 2005）。
2.多維度指標。（1）人口規模和距離。美國統計部門最新公布的城鄉連續體代碼（2013）根據人口規模和與都市區的距離將美國的縣劃分為都市縣和非都市縣，不少研究都曾借鑒這一分類方法。其中，都市縣包括人口在100萬以上的都會區縣、人口在25萬~100萬的都會區縣、人口不足25萬的都會區縣；非都市縣包括城市人口達到2萬或以上且鄰近都會區的縣、城市人口達到2萬或以上的且不與都會區相鄰的縣、城市人口在2500~19999之間且毗鄰都會區的縣、城市人口在2500~19999之間且不毗鄰都會區的縣、完全是農村地區或城市人口少于2500且毗鄰都會區的縣、完全是農村地區或城市人口少于2500且不毗鄰都會區的縣。Millward & Spinney（2011）根據居住密度、已開發地區的比例、與城市化地區的通勤聯系來劃分城鄉連續體：內城，較早（1960年前）開發地區，位于市區步行范圍（約5公里）內；郊區，城市服務范圍內（由中央給水和污水處理系統提供服務的區域）內的其他連續建筑（“城市化”）區域；內部通勤帶，距離市區25公里以內的所有其他區域；外勤區，距市區或另一個大城鎮（人口超過1萬）的道路距離在25~50公里之間的區域；偏遠農村距市區或其他大城鎮50公里，人口不到5000，多數就業是在當地資源行業（漁業，農業和林業）。
（2）人口規模、經濟發展、土地利用和社會心理等多重指標。Pagliacci（2017）通過模糊邏輯構建了一個多維的、連續的鄉村性指標（FRI）。FRI利用農業部門增加值比重、農業部門就業人數比重、農業區或森林或其他半自然地區比重、人口密度、人工區域覆蓋比重以及森林和其他半自然區域覆蓋比重等一系列變量來定義城鄉融合社會的城鄉連續體特征，改善了常規指標僅依賴人口密度的不完善性。其中，城市地區，FRI≤0.25；輕微城市地區，0.25<FRI≤0.5；輕微農村地區，0.5<FRI≤0.75；農村地區，FRI>0.75。Iaquinta & Drescher（2000）根據人口、經濟、社會心理等因素，結合區域發展與城市化的關系，將城鄉融合區域劃分為五種類型：具有城市意識的農村地區，即鄉村型半城市化地區；擴散型半城市化地區，特點是種族差異更大，制度安排和信仰更加多樣化；連鎖型半城市化地區，特點是種族同質性很高；原地型半城市化地區，部分靠近城市的地區通過接受城市的自然擴張和農村移民，本地的公共行政區逐漸城市化；吸收型半城市化地區，靠近城市或在城市范圍內，保留了一些傳統習慣和制度，但在行政、政治和社會心理等宏觀層面越來越融入城市環境中。
（三）城鄉連續體范式在非西方社會的適用性
1.東亞地區的城鄉融合。Yuan（1964）利用城鄉連續體方法對我國臺灣地區的城鄉差異進行分析發現，我國臺灣地區城鄉連續體的人口密度、對農業的依賴性、種族異質性，人口流動、文盲和職業構成等特征中有7個變量在預期方向上與城鄉連續體高度相關（在0.01%的水平上顯著）。以日本為代表的Desakota形態研究呈現出一種獨特的城鄉融合形態。Desakota通過便利的運輸軸與主要城市中心相連，其商業性農業和非農經濟活動比純農村地區密集得多。Desakota不僅僅是一個空間地域概念，它強調的是城鄉生計、通訊、交通和經濟系統的緊密相連。在這一新興體系中，很大一部分人口經營著混合家庭經濟，跨越城市和農村，正規和非正規部門（Dadashpoor & Ahani， 2019）。
2.欠發達地區的城鄉不連續。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欠發達國家則表現出明顯的城鄉不連續。在印度，村莊和中央政府是兩個世界，既沒有相同的價值觀，也沒有相同的文化；在中非銅帶上，到鎮上的移民從具有獨特社會制度的一種社會制度轉變為具有不同社會制度的不同社會制度并存，移民工人在部落和城市體系兩個世界之間流動（Pahl， 1966）。在印度大城市附近的農村地區會明顯受到城市的影響，但許多小村莊維持著自給自足的原始農業模式，這些村莊的居民很少離開他們的居住地，更不用說任何與城市的聯系了（Rajagopalan， 1961）。相較于發達經濟體的城鄉連續平緩的過渡，欠發達地區城鄉之間的過渡更為明顯。由于城鄉連續體的戰略位置及其功能的多樣性，欠發達地區的城鄉連續體農業用地明顯減少，這種下降有利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但會導致人口結構不平衡，城市結構惡化，服務缺乏和分配不良，工業用地占主導地位，犧牲其他用途，環境變化加劇等嚴峻問題（Abd El Karim et al， 2020）。
發展中國家的這種城鄉不連續性到底是規律使然，還是發展中國家政策導向的結果，需要進一步研究。“城市偏見”模型認為，不發達國家政府將資源傾斜到城市地區，農村地區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低于市場“標準”價格，但由城市流向農村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卻過高，本質上是以犧牲鄉村利益為代價發展城市，結果就是城鄉之間的嚴重不連續。通過與發達國家城鄉連續體的對比，能夠發現欠發達國家在城鄉轉型中存在的問題，即便城鄉連續體的概念無法很好地適用于欠發達國家，但其背后隱含著關于城鄉融合發展的思想依然值得欠發達國家在理論和政策層面進行思考和借鑒。
（四）對“城鄉連續體”分析范式的質疑
自城鄉連續體概念提出之始，學者們就從城鄉連續體的基本假設、真實性、實用性等方面提出質疑。城鄉連續體的城市一極的特征主要基于Wirth（1938）的界定，鄉村一極的特征主要基于Redfield（1947）的界定，城市一極與鄉村一極的特征是否符合假設是質疑者們的重點關注方向。Pahl（1966）就對城市一極和鄉村一極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提出了質疑。他以位于城市中心地帶的城中村為例，抨擊將城市中心作為連續體的城市一極的假設，這些城中村雖然位于城市中心，卻依然保留著各種“鄉村”文化價值觀，居民并未實現真正的城市化。他也反對將鄉村看成是農民的居住地，新的鄉村包括富有土地的大地主、居住在鄉村的工薪階層、有一定資金的退休城市工人、資本/收入有限的城市工人、農村工人階級通勤者、傳統的農村居民等多種類型人口。在本文看來，Pahl（1966）對城鄉連續體的批評恰恰是對城鄉連續體的有力證明，不論是“城中村”還是農村人口的新構成都反映出了城鄉從分離對立走向融合共生，正是因為城市和鄉村在經濟、社會、人口特征方面的不可分印證了城鄉連續體分析范式的價值。
批評者認為城鄉連續體的另一個缺陷在于城鄉連續體難以度量。城鄉連續體上的變化需要參照其他變量來驗證，而這些變量又是復雜多樣的，并且混雜在一起，難以區別（Rajagopalan， 1961）。城鄉連續體的構建缺乏一個基本標準，這既是時間的限制，也是文化的限制。因此，對城鄉連續體的有用性和適用性的混淆仍然存在，而且可能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繼續存在（Lupri， 1967）。在本文看來，這種批判已經隨著研究的深入不攻自破，現有的文獻中已經有大量對城鄉連續體進行實證上的劃分與測量，包括但不限于人口規模、地理距離、經濟發展、土地利用和社會心理等具體指標。
總之，城鄉連續體范式的運用代表西方世界對城鄉關系的認識從城鄉對立轉變為城鄉融合。城鄉二分法下，城鄉的差異與對立是共識，對社會構成的認識就是“城市”與“非城市”（鄉村）。在這種非此即彼的分析范式下，對城鄉問題的認識難免陷入“城市主義”或“鄉村主義”的偏見之中。城鄉連續體范式則將整個社會看成統一、連續的整體，意味著農村和城市之間并非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相互對立，而是一種相輔相成的融合關系。城鄉連續體的先決條件是農村和城市在質量上沒有根本區別，它們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這些基本特征在空間、時間或數量上發生變化，以及由此而產生質的變化。城鄉融合下的城鄉連續體分析范式意味著城鄉轉型的結果不是單向的城市化或回歸鄉村，而是城鄉融合發展，城鄉連續體是對城鄉融合的社會更恰當的描述。因此，“城鄉連續體”被認為代表了一個顯著的理論性的和系統性的進步，是對傳統城鄉認識方法的顛覆性改變，超越了過去的靜態兩極社區類型的概念，既不是舊觀念的新標簽，也不是對傳統城鄉二分法的簡單修正，而是實際上的完全逆轉（Rajagopalan， 1961）。越來越多的學者宣稱，用“城鄉連續體”的概念取代傳統的城鄉二分法，將促進鄉村研究和理論進步（Haer， 1952）。
三、城鄉融合階段的特征：經驗證據
（一）城鄉融合是城鄉轉型的一個階段
從傳統鄉村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轉型的過程，常被概括為城市化過程。按照諾瑟姆曲線描述的城市化進程，城鄉轉型被劃分為三個階段：城市化起步階段，城市化率低于25%，經濟活動以農業為主；城市化加速階段，城市化率從25%增長到50%~70%，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社會經濟活動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為主；城市化成熟階段，城市化率超過70%，并在達到80%左右時趨于穩定（陳明星等， 2011）。在城市化成熟階段，西方國家出現了郊區化、逆城市化和遠郊化的現象，即人口和經濟活動向城市外圍郊區、遠郊、小城鎮和鄉村遷移的現象。郊區化、逆城市化和遠郊化的階段實際上就是城鄉融合的階段，本質上是城市化達到一定水平以后，人口、資本等要素在城鄉之間重新配置，城鄉經濟、社會結構表現出與快速城市化階段明顯不同的特征，即城鄉融合。
首先，人口和經濟活動由單向集聚于城市轉變為城鄉雙向擴散。在郊區化階段，人口、企業和工作場所不斷從更密集的地方向更不密集的地方移動，從中心向偏遠的地方移動。郊區化不僅包括人口從城市中心向郊區或遠郊鄉村遷移，也伴隨著經濟活動向城市外圍郊區鄉村的擴散，即人口和經濟的雙重外溢。郊區化之后的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表現為人口和經濟活動向更偏遠的小城市和遠郊的擴散，遠郊化不是郊區擴張的延續，而是非大都市（鄉村地區）的增長。逆城市化和遠郊化的出現，再次證明了城鄉轉型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雖然近年來出現了再城市化的現象，但沒有證據證明郊區在人口增長方面會輸給中心城市，卻有證據證明部分國家在城市中心人口復蘇的同時，郊區的人口并未減少，郊區的人口增長仍然高于城市（Rerat， 2012）。所謂的“再城市化”現象并沒有成為發達經濟體城市體系的顯著特征，關于這一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的中心城市復興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西方城市形式的根本變化，還未有定論（Champion， 2001）。
其次，城市之外的郊區、小城鎮和鄉村的發展。在郊區化、逆城市化和遠郊化階段，隨著要素在城鄉之間的互動，中心城區以外的郊區、小城鎮和鄉村獲得了發展。二戰以后，歐洲國家的農村地區經歷了三次重大的發展轉變：二戰后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大多數歐洲國家，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活動是農村地區與城市地區的主要區別；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歐洲部分“農業鄉村”被“工業鄉村”所取代，農業產業化是當時農業政策的主要目標；新世紀以后，技術進步減少了農村地區的傳統弊病，出現農業部門以外的人居住在農村地區的新傾向，農村地區出現一系列新的特征，農業和工業讓位于服務業、社會設施和自然設施的融合、農村地區和城市地區的融合、本地市場和全球市場的融合（Sotte et al， 2012）。鄉村不僅是食物的重要生產地，同時也是提供公共品的重要場所。美國許多農村地區如海洋和山區度假區、退休社區、文化或歷史遺址、國家公園和休閑區等已經成為消費的場所，農村商品和服務主要面向與城市和大城市有密切聯系的人群，而且消費比例非常之高。以便利設施為基礎的農村經濟吸引了移民，這些移民提高了人力資本，為振興當地社區組織和公民文化提供了助力（Brown & Glasgow， 2008）。
再次，郊區、小城鎮和遠郊鄉村發展的結果是城鄉邊界模糊，實現從城鄉分割的社會向城鄉連續體的轉變。OECD指出，城市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實際擴張的影響并不局限于城市邊界內，能夠延伸到城市周圍更廣闊的區域，形成保留農村特點的“城市邊緣區”（Iaquinta & Drescher， 2000）。在“城市邊緣區”或“郊區”，交通系統的變革使越來越多的人住在遠離城市的地方，卻仍然與城市保持密切聯系，人口和經濟活動不斷擴散到郊區，城市與鄉村的邊界變得難以區分。郊區處于城市和鄉村之間，不再是傳統的農村，它履行了打破城市中心和農村腹地對立關系的重要功能。正如城市和郊區的分界線越來越模糊一樣，郊區和遠處的農村也很難劃清界限，城市、郊區與鄉村逐漸融為一體（Rajagopalan， 1961）。這種“郊區化”超越了區分城市與農村或大都市與非大都市地區的傳統地理分類方案，郊區是一種“混合空間，其中農村和城市的價值、文化和景觀已經融合”（Woods， 2009）。
最后，城鄉居民的觀念和認知差異逐漸縮小。涉及政府經濟活動、勞工事務、國家關系、各種公共問題以及個人信仰和滿意度問題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農村人口的回答與其他社會群體的回答是重疊的（Beers， 1953）。在政治觀念上，城鄉連續體上各定居點的居民也表現出連續性，雖有城鄉差異，但這種政治觀念的城鄉差異的“臨界點”實際上發生在小型都市圈的郊區，那里的居民在保守意識形態和對政黨的立場上與農村居民非常相似（Scala & Johnson， 2017）。在環境問題上，與所有農村受訪者相比，城市受訪者并不總是表現出對環境的最大關注；城鄉居民對環境問題態度的差異并不是由城鄉居住地的差異導致的，更多的是由土地所有權和農業職業決定的（Williams & Moore， 1991）。
（二）城鄉融合階段的主要特征
1.人口融合。城鄉融合階段的人口流動趨勢與城鄉二分時代有著明顯的不同，城市中心不再是人口遷移唯一的目的地，廣闊的城市郊區和農村地區是人口遷移的新方向，居住在郊區，通勤在城市中心是大都市生活的常態。一方面是郊區人口的持續性增長。1930年以后，美國大都市中心城區長期屬于人口凈遷出區，郊區長期屬于人口凈遷入地區。2019—2020年，都市核心區凈流失了250萬人，但郊區卻凈流入259.5萬人。在英國，1965年城市集中水平為33%，1990年下降至26%。另一方面是大量人口遷移到鄉村地區。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鄉村也吸引了大量人口遷入，2019—2020年，95.6萬人遷入都市區，86.1萬人遷入鄉村地區。近年來，遷入英國鄉村地區的人口也不斷增加，2011年44100人遷入主要鄉村地區，2019年96700人遷入英國主要鄉村地區。結果是，美國和英國有相當比例的人口分布在郊區和鄉村地區，尤其是美國。2010年，僅有29.30%人口分布在中心城市，郊區人口占比過半，達到54.10%，鄉村人口也有16.60%。2019年，73.56%的英國人居住在主要城市地區，22.60%的人居住在郊區和小城鎮，3.84%的人居住在鄉村地區。
郊區和鄉村地區對人口的吸引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優美的自然環境、廣闊的開放土地和相對低廉的房價對人口的吸引力，便利的交通打破了郊區與城市中心勞動力市場和社會服務的空間障礙，解決了在郊區生活的后顧之憂。第二，經濟機會的提供。農村地區的農業加工、石油和天然氣生產以及其他部門提供了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Kandel & Parrado， 2005）。第三，不輸于城市的設施建設。人口遷移受到自然設施和生活設施雙重影響，郊區在接受城市影響的過程中，其基礎設施建設已經足以媲美城市地區，部分大都市區郊區的基礎設施甚至優于城市。
2.經濟融合。第一，城鄉產業結構差異縮小。城鄉高度融合的農村地區，產業結構特征與城市地區的日益趨同，農業占比較小，而制造業，服務業等非農產業在城市地區和鄉村地區均占據重要地位。2019年，美國非都市區就業崗位中，農業僅占1.56%，服務業成為主導展業，占比高達37.34%；制造業占比11.47%，零售業占比11.05%，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占比7.42%。英國的城市地區和鄉村地區的產業結構相似度很高，從產業結構上已經難以辨別區域的城鄉屬性。2020年，英國建造業的鄉村家庭工作者占比13.04%，城市地區占比11.75%；教育、健康和社會工作的鄉村家庭工作者占11.83%，城市地區占比15.72%；住宿和餐飲服務活動的鄉村家庭工作者占比2.69%，城市地區占比1.33%；信息與通訊業的鄉村家庭工作者占比7.00%，城市地區占比10.84%。
第二，郊區和鄉村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不小的比重。伴隨著居住人口不斷遷移到郊區和鄉村，郊區和鄉村地區的經濟活動也不斷增加。20世紀50年代，美國75%的就業和57%的居民分布在中心城區，20世紀60年代，中心城區的居民減少到49%，就業減少到63%，到1990年，中心城區的居民減少到37%，就業減少到45%（Mieszkowski & Mills， 1993）。2019年，美國有36%的就業分布在中心城區，51%分布在郊區，12%分布在鄉村地區。在英國，2019年15.3%總增加值（GVA）分布在主要鄉村地區，12.5%分布在有顯著鄉村的城市地區，44.7%分布在主要城市地區（不含倫敦），27.5%分布在倫敦。
第三，城鄉收入差距縮小。美國都市區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略高于非都市區，近50年來，美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波動，但始終低于1.5倍。2019年，美國都市區居民人均收入58650美元，非都市區居民人均收入43025美元，都市區居民人均收入是非都市區的1.36倍。英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更小，近10年來始終低于1.10。2019年，英國主要鄉村地區居民年收入22500英鎊，主要城市地區居民年總收入24300英鎊，城鄉居民收入比僅1.08。此外，從收入增長情況來看，鄉村居民的收入增長率快于城市地區。2019年，美國都市區居民人均收入較上年增加了3.42%，非都市區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幅度略高于都市區，為3.53%。2019年，英國主要鄉村地區的居民收入較2009年增長了17.19%，主要城市地區居民收入較2009年增長了16.27%。
第四，生活水平差距縮小。在低發展水平的經濟體中，城市和鄉村在收入、教育和職業結構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因此，盡管存在著污染、擁擠等重要的城市問題，人們對城市生活的滿意度仍大大高于農村；但在高發展水平經濟體中，城鄉在經濟方面的差異趨于消失，人們對農村地區的生活滿意度接近或超過城市（Easterlin et al， 2011）。通過對歐盟各經濟體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考察發現，歐盟最富裕的國家沒有顯示出明顯的城鄉差異，而在東部和南部較貧窮的國家，農村地區的感知福利和生活質量水平要低得多，即便如此，城鄉主觀幸福感并沒有顯著差異（Shucksmith et al， 2009）。
3.空間融合。第一，土地利用。在城鄉連續體的城鄉交匯處，土地利用多樣而混合，形成了一套鄉村、城市和自然融合共生的土地利用系統（Allen， 2003）。以歐洲為例，歐洲的大部分實際空間不符合典型的“城市-農村”類型，屬于一種“中間領土”（TiB），城市和鄉村的特征相互交織，是一種典型的城鄉連續體（Wandl et al， 2014）。在歐洲這種城鄉混合發展的過程中，土地覆蓋變化最為明顯，然后是社會經濟變化、土地使用變化、規劃過程變化、土地管理變化和環境變化（Shaw et al， 2020）。在變化的過程中，土地用途的改變往往是循序漸進的，大多數土地用途的變化以小規模增長的形式出現，而不是大規模農村土地突然變成城市土地（van Vliet et al， 2019）。還有部分土地在官方數據上依舊保持著“農業用地”的記錄，但實際用途已經變成多功能的半城市化地區，由一些業余農民在這些過去作為專職農民的生產用地的空地上開展新的經濟活動（Bomans et al， 2010）。
第二，出現明顯的城鄉連續體空間形態。在城鄉融合階段，西方發達國家對社會進行重新分類，雖然標準不同，但都以城鄉連續體特征來進行。美國統計部門最新公布的城鄉連續體代碼（2013）根據人口規模和與都市區的距離將美國的縣劃分為都市縣、非都市縣2大類，共9小類。其中，都市縣包括中心城區和郊區兩大類，非都市縣主要指小城鎮和鄉村地區。英國將整個社會空間劃分為6大類，分別是主要是農村（農村人口大于80%）、大鄉村（農村人口占比50%~79%）、有顯著鄉村區域的城市（農村人口26%~49%）、有城市和鎮的城市、小城市群、大都市城市。其中，主要是農村和大鄉村又可以統稱為主要鄉村地區，有城市和鎮的城市、小城市群和大都市城市可以統稱為主要城市地區。
四、對中國的啟示
從發展實踐看，西方發達國家在快速城市化階段以后，進入了城鄉融合階段。人口融合表現為人口流動方向的城鄉逆轉以及城鄉之間流動活躍性增強，經濟融合表現為鄉村經濟的非農化以及在產業結構上的城鄉趨同化，空間融合表現為城鄉連續體上的土地利用是混合性和多樣性，思想觀念融合表現為城鄉居民對國計民生等社會問題的看法沒有較大出入。在分析范式上，以城鄉連續體取代城鄉二分法，城鄉連續體分析范式擯棄將社會劃分為城市和鄉村兩大部門的分析方式，認為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存在著一個不均勻的連續體，強調城鄉融合發展。城鄉連續體范式不是對傳統城鄉二分范式的簡單修補，而是對城鄉社會變遷的重新認識。城鄉融合階段的呈現和理論分析對于中國正在推進的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戰略具有重要啟示。
首先，充分認識城鄉融合是城鄉轉型進程的一個階段，建立城鄉融合范式。經歷快速的結構轉變，中國已經進入到城鄉融合階段。具體來看，2021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4.72%，人戶分離加劇和人口流動規模持續擴大，2020年中國人戶分離人口49276萬，是2000年的3.4倍（王桂新，2021），同時出現人口回流（劉達等，2021），“農二代”與鄉村的關系更加疏離，在經濟上表現出期望更好地融入城市的期望，在社會特征上具有較強的離村不回村的傾向（劉守英、王一鴿，2018），縣域出現高度分化，2020年年底，中國縣域常住人口7.48億，縣域常住人口在10年間下降了3700萬（葉欠等，2021），不同縣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擴大，以長三角地區為例，蘇浙兩省的縣域發展水平較高，而安徽縣域經濟發展水平則相對較低（項寅等，2022）。一些研究將城市化理解為城鄉轉型的唯一歸屬，對于城鄉問題的討論過多地關注如何實現城市化，城市是要素流向的唯一去處，城市化率的提高作為城鄉關系的唯一指標。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國在城鄉融合階段更應注意城鄉之間的聯系和相互依賴性，促進城鄉之間的要素流動和經濟、社會互動，從單向城市化思維向城鄉融合思維轉變。
其次，探索中國不同類型區域的城鄉融合和鄉村振興路徑。中國不同區域的發展階段差異極大，城鄉差別特征明顯，應該探索不同區域城鄉融合的路徑。在都市圈，城鄉之間差距已經縮小，地方發展實力和實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力強，這些區域可以實行都市圈范圍內從城市到鄉村的城鄉融合。在大城市，城市中心區極化很強，鄉村衰敗明顯，應實行市區與郊區的空間融合、要素再配置與產業再分工，促進城鄉連續體的建設。在廣大的縣域，縣政府的財政能力并不強，經濟輻射力不足，應該實行縣城與延伸區的融合以及重點鄉鎮和部分村莊的城鄉融合的節點建設。中國的鄉村振興是一個漫長的進程，切不可急于求成造成事倍功半，一定要因地施策，探尋符合實際的城鄉融合策略。
再次，構建促進城鄉融合的發展政策。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是建立起一整套的城鄉融合政策，包括城鄉一元的人口管理制度、城鄉平等的社會保障制度、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城鄉統一的發展規劃等，鄉村被賦予與城市平等的發展權，要素被允許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進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城鄉二元制度是阻礙中國城鄉融合的最重要因素。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阻礙了人口要素在城鄉之間的自由配置，剝奪了農民的城市權利，進城農民終將回到鄉村，也阻礙了人口從城市向鄉村的遷移；二元土地制度對鄉村發展權施加制約，集體土地進行非農建設受到制度層面的制約，鄉村非農發展權利受限，農民大規模離土出村形成了大量宅基地的空置，但當前宅基地入市制度還未完全打通，造成了資源的閑置與浪費；農地制度對農業發展方式轉型造成阻礙，中國農業還蘊藏著大量人口，農業生產效率較低，如何通過農地制度改革促進中國農業轉型升級是當前中國城鄉轉型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必須對中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制度進行改革，打破制約要素在城鄉之間合理配置的制度約束，賦予鄉村和城市同等的發展權。繼續深化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通過賦予進城農民工享受與城市居民平等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權利，加強農民工職業培訓，以及配套集體土地權利退出機制等方式促進進城農民工高質量市民化。改革城鄉二元土地制度，通過土地制度改革，促進城鄉建設用地同地同權，吸引人口、資本等要素下鄉，開放農村發展權。深化農地制度和農業經營體系改革，進一步深化農地三權分置改革，促進農業生產要素的高效配置，實現農業的轉型升級。
（作者劉守英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龍婷玉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學動態》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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