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以許多方式規范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生活。它是保護還是攫取財產，是提供公共服務還是濫用公共資源，是允許還是壓制私人生活領域，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政府績效。
隨著經濟學家越來越關注對制度在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制度質量受到特別的強調。 隨著經濟活動規模的擴大，制度可及性提高，政府的績效也得以增進。經濟學家的研究還發現，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好政府”提供的高質量制度是歐洲國家成功現代化的秘密，是戰后一些新興經濟體騰飛的關鍵，也對一些國家的成功轉型貢獻卓著。
從經濟學角度看，“好政府”的“好”是指有利于經濟發展。已經被檢驗出對經濟增長績效有顯著正相關的制度包括：政府的不當干預較少、干凈和高效的官僚系統、公正的法律體系、有效的產權保護、適中和簡明的稅制、更少以尋租為目的的管制。
與之相對，“壞政府”則是不受制約的政府權力、普遍的腐敗、只為少數人服務的法律體系、隨意侵犯產權和對合約的不尊重，以及復雜的稅制和因人而異的實施。
盡管對“好政府”的衡量說起來簡單，但是具體評判起來并不容易。在對“好政府”的度量中，產權保護和減少尋租性管制是沒有異議的指標。但是，在是否好政府就意味著輕稅這一點上則存在爭議。事實上，越是發達的國家，稅負越重，一些貧窮國家則根本收不上來稅。有觀點認為，只要政府能夠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民眾倒是愿意多交稅，關鍵不在于收多少稅，而在于政府服務的質量。當然，稅制的簡明、減少收稅人員自由裁量權也是必需的。
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非常重要，但不是體現政府績效的全部。從政府效率來看，官僚的質量至關重要。總體而言，較多的干預是與低效率相聯的，因為不誠信的官員一旦擁有了更大的管制權，會滋生腐敗和官僚惰性。
在政府績效的衡量中，問題比較大卻非常重要的一塊是政府在轉移支付方面的開支、政府消費以及公共部門的就業。政府在這些領域的高開支可能反映了市民支付稅收的意愿，而政府在轉移支付、補貼或消費方面的高開支也可能反映了稅收和再分配的扭曲程度。政府規模，尤其是國有企業部門以及公共部門的就業規模，更多是政治性和再分配性的，很難與政府績效畫上等號。
如何解釋世界上不同國家績效差異如此之大？為什么有的國家能夠提供好的服務，有很高的有效性，在公民那里有很高的信任度，而有的國家卻陷入腐敗和無效率？正如福山所言，對政府質量的衡量不是去了解政府是什么，而是看它做了什么；不是看它遵循的程序有多么現代和完美，而是看它向人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質量。以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務為例，孩子在公立學校能否接受良好教育這一信息比學校有多少教師、學生注冊數是多少等信息更有質量。
哈佛大學教授普利切特等學者發現，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問題是它們在干著“同構模仿秀”的活計，即它們只是在復制發達國家政府的表面形式，卻不能提供同樣質量的公共產品。
政府質量比規模對績效的影響更大。但是，由于公眾越來越期待政府提供優質公共服務，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相信擴大政府職能是有益無害的，但往往只看到了政府支出帶來的好處，卻不顧其成本分擔，導致政府規模的擴張比質量的提升更為明顯。
隨著政府職能的不斷擴大，稅率和稅收水平也急劇上升。到20世紀末，歐洲國家的稅收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提高了15個百分點。盡管如此，稅收收入的提高仍然趕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長。結果是，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政府債務不斷增加，最終影響經濟增長。
衡量政府質量時，關于政府應享有多大自主程度的討論陷入兩難。所有政府在提供服務時，必須有一定的自主性。大量的任務需要政府代理人去完成，委托人或多或少要賦予他們執行任務的自主性。但是，過強的自主性也會導致災難性后果，如滋生腐敗和官員設租尋租，影響政府合法性，降低它的質量。兼顧的辦法是，劃定出基本區域，允許政府代理人在不越“雷池”的前提下發揮自主性。
最后再談一談再分配問題。大多數政府面臨的真問題不是再分配水平高低，而是如何通過再分配降低道德風險。在許多國家，精英階層會利用他們的財富、權力和社會地位接近政府，依靠國家權力來保護他們和他們的孩子。一旦精英利益固化和階層流動性變差，有些國家最終只得采取暴力革命來解決遇到的問題，另一些國家則采取民粹主義政策。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就必須通過民主和法治對精英的權力加以制約。問題在于：誰愿意，又由誰來做這件事呢？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宏觀經濟智庫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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