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進程中，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是鄉村振興的首要任務，也是解決農村一切問題的前提。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求，堅決守住國家糧食安全的底線。作為全球人口大國，人多地少的大國小農是難以改變的基本國情。相對于北方，南方集中了中國2.6億多個“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絕大多數小農戶，這不僅是南方農業發展的最大短板與最大約束，也是中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重點和難點所在。在糧食主產區發生南北歷史性逆轉的大變局下，迫切需要準確定位和正確把握南方農業發展的戰略取向和路徑選擇，以有效破解中國農業發展面臨資源環境壓力、農產品有效供給壓力、農民增收壓力的時代課題。
一、大變局下中國農業發展的重大結構性變遷
如何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是處于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任何國家都要應對的共同命題。進入新發展階段，中國農業發展的內外環境都在發生重大變化，在百年大變局的多重復合宏觀背景下，隨著人口分布以城鎮為主的城鄉格局變革、全面小康向全面現代化推進的多重轉型疊加，無疑形塑著中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進路。
1.需求端的農產品消費結構性變遷
隨著經濟發展推動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于食品的需求已由數量轉變為質量安全。從市民每天的飲食結構中就不難發現農產品消費結構發生了歷史性變動，從傳統溫飽生存型向“舌尖上的安全”、“舌尖上的美味”演變。曾經的飲食結構是以大米、小麥等主糧為主體，時至今日，主糧的消費比重大幅度下降，過去難以進入尋常百姓家的水果、水產、肉食與牛奶等非主食農產品成為了家常便飯，飲食結構不斷多元化，肉類、蔬菜、水果、水產品等鮮活農產品成為飲食結構的主體。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測算，2013年至2017年我國居民每天人均蔬菜占有量穩定在2.56到2.74斤。
在農產品消費的品種結構性變遷背景下，隨著城鎮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與社會收入階層的多元分化，農產品消費還出現了高端、中端、低端階層分化的多元結構性變遷，溫飽追求已經是過去時了，進入全面小康時代，消費追求不僅講究營養、健康，而且講究口味，消費需求呈現多樣化、個性化、特色化趨勢。
2.供給端的糧食主產區結構性變遷
中國有史以來南方農業一直就強于北方，因此形成了“南糧北運”的傳統格局。根據相關文獻，新中國成立至1982年的30多年間，南方地區基本保持以不足40％的耕地生產著占全國總產60％左右的糧食。而從1978年開始，農業布局發生了從“南糧北調”到“北糧南運”的南北空間逆轉，糧食生產重心“北上”，南方糧食占總產量的比重迅速下降。特別1993年以來，北方糧食產量首次超過南方，中國從此就進入了“北糧南運”時代。近20年間，對全國糧食產量貢獻度增加的僅有12個省，除安徽省外其余均為北方省份，其中北方省份的全國糧食總產量占比從2000年45.65%迅速上升為2020年59.22%，而南方省份則從2000年54.35%持續下降為40.78%。從2011到2020年，北方15省糧食播種面積累計增長7231千公頃，而南方16省糧食播種面積卻減少了1036千公頃。
由于氣候的變化促進了北方作物種植邊界不斷向北擴展，增加了高緯度高海拔地區更適合種植糧食的土地面積。隨著“變暖期”氣候與降水量逐步增加，對農業影響最明顯的就是黑龍江玉米及水稻“北移”、新疆冬小麥“北移”、陜西蘋果“北移”等“種植帶北移”，使三大糧食作物突破了原有農業氣候區劃界限。南方和長江中下游傳統水稻主產區的水稻播種面積逐漸減少，稻谷種植不斷向東北區域擴展，小麥種植則不斷向北方和中部集中，玉米種植重心明顯不斷北移向北方區和黃淮海區集中。根據有關學者研究，南方雙季稻區可種植北界向北推移近300公里，冬小麥種植北界北擴西移20—200公里，冬油菜種植北界向北擴展100公里，柑橘不同適宜區種植北界平均移動83公里。
在東北地區，由于無霜期延長，初霜凍出現日期逐年推遲，由此帶來玉米和水稻可種植面積不斷增加。如黑龍江省在1980年的糧食作物種植面積為1.1億畝，其中水稻種植面積為315萬畝，到2021年糧食作物種植面積增加到2.182億畝，其中玉米增加到6100余萬畝、水稻增加到5600余萬畝，糧食產量連續11年位居全國第一。東北地區一躍成為了中國水稻的主產區，無論是產量和品質，還是規模化和機械化程度，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由于東北大米在市場競爭力上具有碾壓南方水稻的絕對優勢，南方山區和丘陵地帶種植水稻的小農戶幾乎全面“淪陷”，從根本上改變了南方水稻主產區的歷史地位。隨著東北大米需求量不斷上升，南方如何實現與消費結構相匹配的優質農產品品種替代，是一項長期的挑戰。
二、南方農業高質量發展需要破解三大難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從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發，掌握人民群眾食物結構變化趨勢，在確保糧食供給的同時，保障肉類、蔬菜、水果、水產品等各類食物有效供給。這既是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保障“菜籃子”產品供給的主要任務，也是南方實現農產品品種替代的趨勢所在，卻存在不少現實難題。
1.鮮活農產品季節性集中上市與全年度均衡消費的難題
適合南方實現農產品品種替代的畜牧、蔬菜、水果、水產等“菜籃子”工程，絕大多數是鮮活農產品，這就存在一個供需結構性矛盾：供給端方面，鮮活農產品大多是季節性集中上市；而需求端方面，即使是再優質的農產品也是全年度均衡消費，不可能季節性集中消費。由此帶來在出產期供大于求、價格下跌的大面積滯銷“賣難”，而在非出產期的淡季供不應求、價格上漲“買難”。本來農產品區域相似度較高而普遍存在同質競爭的老大難問題，這種結構性矛盾使南方鮮活農產品同質競爭進一步加劇。
2.農產品供大于求與供不應求并存的供給側結構性矛盾
盡管隨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南方農產品滿足消費需求的特色農產品效益得到快速提高，但長期以來主導農業發展的是“以量取勝”的粗放路線，突出表現在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存在明顯的偏差，造成供不應求與供大于求并存，尤其是突出存在著農產品同質化競爭、低端產品去產能難等問題。一方面，產業結構單一，其中稻谷、油料、蔬菜等“大路貨”農產品的區域相似度較高而普遍存在同質競爭，低價與“賣難”突出。另一方面，特色優質產品比重偏低且大多未形成規模優勢，也未形成健全的市場服務體系，產銷市場信息渠道不暢，運輸過程損耗過大，流通成本居高不下，導致一些農產品銷地市場供給短缺“買難”，產地大面積滯銷“賣難”。據媒體報道，農產品滯銷事件逐年增加，由零星分布逐漸演變成區域性滯銷。這種農產品供需結構失衡的根源之一，就是當下中國農業發展普遍偏重于供給端的擴大生產，而未能注重需求端的市場體系建設，導致優質不能優價、增產不能增收，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3.人地矛盾與耕地拋荒并存的農業農村空心化困境
受土地資源先天性局限，南方耕地細碎化突出，農業組織化程度偏低，農業經營規模偏小，而加速的城鎮化、老齡化，導致南方農業勞動力大量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業勞動力出現結構性短缺，人地矛盾伴隨著農地拋荒與非糧化更加突出，耕地拋荒現象也就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區。在現代化的背景下，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急劇上升拉高了農產品生產成本，加之人均耕地資源不足以維系一個農戶家庭的基本生存，進一步加快了農業勞動力向城市工商業轉移的速度。而大城市基本集中于南方，是中國城鎮化與工商業最具活力的地區，為南方的農業人口提供了更多脫離農業生產而進城就業的機會，因此形成了工業化、城鎮化南進北退的發展格局。與此相反，不僅農業生產呈現南退北進的趨勢，而且農產品消費重心也隨著人口流動不斷向南移動，南方呈現出城鎮化與農業異步發展的現狀。
作為全球人口大國，“人均一畝三分地”的耕地資源是最稀缺的生命資源。而北方在不斷增加農業生產的同時，南方不少農戶更頃向于非糧化向經濟作物轉移，還有不少農戶在逐步退出農業。根據調研，有的是“季節性拋荒”，就是將原本種植雙季稻改單季稻，從而減少了同一面積的糧食生產；有的是“非糧化拋荒”，就是基于比較效益，將農地改種甘蔗、烤煙、花卉等非糧經濟作物；有的是“絕對拋荒”，主要是人均耕地大多為幾分地的山區和丘陵地帶，大面積全年拋荒的耕地隨處可見。由此帶來南方農業農村的空心化與勞動力老齡化，導致城鄉二元結構性矛盾與糧食安全、耕地保護問題突出，不得不令人思考和憂慮。
三、圍繞高質高效，推進南方農業賦能變革
在糧食主產區發生南北歷史性逆轉的大變局下，根據2022中央一號文件的精神，在數量上要確保糧食產量穩定，大力擴種大豆和油料生產；在質量上要嚴防死守耕地紅線和生態紅線，堅決遏制耕地“非農化”“非糧化”，確保“藏糧于地”的戰略落到田間地頭；在保障上要強化“菜籃子”市長負責制，穩定生豬生產，確保畜禽水產和蔬菜的有效供給。這就需要順應現代科技的前沿變化與城鄉格局的不斷變革，從南方人地關系、地理稟賦、資源環境三個維度加快推動農業賦能變革。
1.推進科技服務賦能，實現生產方式變革
南方農業的困境主要源于農業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與老齡化，以勞動力成本為核心的農業成本不斷攀升，誰來種地與耕地拋荒備受關注。從長遠趨勢來看，人口向城市集中的人地關系變遷是現代化的必然進程。基于南方人多地少、耕地細碎化程度較高的特征，必然要求發揮南方工業化、城鎮化的生產要素集聚效應與市場消費規模效應，以科技服務賦能的技術效應與社會化服務的分工效應破解南方農業發展的結構性困境，以數據驅動、智能驅動、信息驅動釋放技術紅利與數字紅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物聯網和無人機已經成為當前農業領域的科技前沿的背景下，可以通過社會化服務實現與小農戶有效銜接，促進南方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向精準農業模式變革，使數據驅動和自動化農業成為可能。
因此，基于農業前沿技術的迅速發展與應用，以智能化生產替代人工生產，為解決南方農業空心化問題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提供了新的路徑。但這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一項綜合工程，尤其在以丘陵山地為主的南方，其投入力度與基礎工作難度遠大于北方平原地區。一方面，需要政府從基礎設施建設、科技公共產品供給、生產應用激勵與扶持等方面入手建立政策支持體系。另一方面，需要加快城鄉融合發展，深化城鄉要素流動，從實現模式、關鍵技術、運營機制三個維度建立人工智能與社會化服務相融合的南方農業發展體系，推進小農戶從農業生產、農業管理、農民服務三個方面與農業現代化有效銜接，形成以勞動力替代降低農業成本與破解農業空心化困境的長效機制，實現農業生產方式變革。
2.推進地域資源賦能，實現要素配置變革
從國家整體層面來看，要順應符合南北資源環境、產業、消費市場變化趨勢，形成既分工又合作的整體區域農業布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在保護好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從耕地資源向整個國土資源拓展，宜糧則糧、宜經則經、宜牧則牧、宜漁則漁、宜林則林，形成同市場需求相適應、同資源環境承載力相匹配的現代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布局。農業作為生物產業，對自然生態資源及其空間分布與組合有著特殊的要求，那些品質優良、獨具特色農產品與特定自然環境在地域上的重合，是自然條件經過歷史上遵循土地利用的經濟規律使其不斷變化的產物，具有獨特的資源稀缺性、產品唯一性、品質獨特性和不可復制性，因而具有與生俱來的市場競爭力和品牌價值，是發揮南方農業區域功能與資源比較優勢的主攻方向。
南方大多屬于丘陵、山區以及喀斯特和丹霞地貌為主的復雜地理結構，農業突出表現在耕地細碎化與經營小農戶化，呈現地域特色差異性與多元性的雙重面向。這就需要根據南方不同區域差異化的人地關系、地理稟賦、資源環境，按照比較效益原則和同等邊際報酬原則，綜合考慮產業基礎、區位優勢和市場條件，形成從縱向與橫向將南方特色農業總體層面趨勢與區域層面優勢結合起來的實施機制與整合協同政策體系。因此，應從優化南方農業的區域品種結構布局上發力，引導農產品向最適宜、最有優勢的區域集中，建立優化區域產業布局的農產品品種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錯位發展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農產品，實現差異化發展中的區域協調，形成地域特色鮮明、區域分工合理、高質高效發展的特色農業生產布局，確保南方最稀缺的耕地資源得到高效利用，確保農民收入不斷提高。
推進地域資源賦能的關鍵在于，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樹立大食物觀的要求，克服“雙季稻”行政一刀切的傾向和唯主糧生產的偏向，重構南方農業各個區域的功能定位。對于耕地細碎化的山區和丘陵地帶農業，側重于強化對居住性農民的自我保障功能，立足自給自足“小而全”的農產品生產；對于平原以及耕地連片地域的農業，側重于強化與北方農業的優勢互補，實現以高質高效為導向的地域特色發展。
3.推進綠色生態賦能，實現產品質量變革
適應綠色消費需求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基本趨勢與必然要求，而依托南方自然資源稟賦優勢發展特色農業就成為最大的比較優勢。在南方傳統的小農耕作模式中，動物糞便等廢棄物均能轉變為肥料回到地里，對保持土壤肥力和作物產量至關重要，是污染物排放量極少、高度循環利用、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農業。受家畜飼養比例急劇下降的影響，牲畜和農田之間的循環逐漸分離，農家肥使用在南方不少地方已經成為“一糞難求”，原本節約資源投入、資源循環利用、減少資源環境損耗的農業發展模式被逐步改造成為依靠化肥和農藥來保證產量持續增長的所謂“現代農業”。受此影響，南方農業存在面源污染突出、耕地質量下降、生態資源低效閑置、農產品品質下降等現實困境，尤其是耕地重金屬含量超標與土壤酸化是無法回避的現實難題。
這就需要在雙碳目標下發揮南方農業在減排和增加碳匯上的資源優勢，從農村資源環境立體開發、循環生產方式、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綠色生態技術提質等方面協同發力。推進綠肥和生態肥藥技術創新與應用為農業綠色發展做好“加法”；不斷降低農藥、化肥的使用數量為農業綠色發展做好“減法”；大力發展生態循環種養技術與開發應用高效、綠色、環保型農藥、化肥新品種為農業綠色發展做好“乘法”；加快土壤分類普查與污染治理的科技創新與應用做好“除法”；重建畜牧業和耕地之間的聯系，恢復傳統農家肥的使用，建立以質量分級為基礎的綠色農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推進南方農業綠色生態可持續發展。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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