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觀點認為，理論經濟學根本無需研究現實經濟的運行。在經濟現象的屬性尚未弄清楚之前，研究運行問題和誰在運行，豈不是顛倒了問題的順序？
但這偏偏是生活的順序。
研究如何運行的問題，不僅包含非常實際的目的，而且對理論經濟學自身的發展，也有重大意義。
一、廣闊的新領域
我們面前的對象，是中國農村近年發生的確立聯產承包制的偉大變革。
歷盡種種曲折而發展著的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到了1979年，仿佛突然遇到一系列太多太好的歷史機會：撥亂反正、思想解放；黨的工作重點的偉大轉移；現代化建設的全面展開；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制訂、堅持和發展。中國人民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策的指引下，勇敢地參加了決定自己命運的歷史性搏擊。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生著深刻而又急促的變化。
農村的偉大變革，就是在這樣廣闊的背景下發生的。
在中國10億人口中，有8億是農民。僅僅這一點就決定了，如果農村的事情沒有辦好，中國的事情就不可能辦好；農民貧困，國家就不可能富裕；農村停留在古代，中國就無法現代化。
因此，農村變革決不是權宜之計或輕易就能完成的小改小革，它肩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它不僅是農業管理形式的創新，也不僅是生產關系的一次調整。它要在底子薄、耕地少、人口多等嚴峻條件的約束下，開拓中國農村傳統生產方式向現代化方式轉化的道路，并為建立與這種轉化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經濟體制，奠定牢靠的基礎。這場變革響應的是現代化對中華民族的召喚。所以，它既不會面對艱難險阻而畏葸不前，也不會為已經取得的成功而固步自封。
但是，這一場農村變革目標的宏偉和內涵的深邃，并不是一開始就宣言似地展現到人們面前的。它在實踐上走到國民經濟體制改革的前列，能夠不斷為其他戰線的改革，也為理論認識的發展提供啟示和激勵，更遠遠超出人們當初的預料。
回顧起來，這種狀況并不奇怪。
一方面，這一次農村聯產承包變革的直接起因，是農業生產的停滯和農民生活的困窘。包產到戶的揭橥之地，最先是那些“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的山區、災區、貧困地區和偏遠地區。當時急需解決的問題，也都是最實際的問題：人要吃飽肚子，牲畜要有草料，再生產要有種子和肥料，等等。嚴峻的現實還不容許人們做太多的聯想和推斷。生活還建立不起把“權宜之計”同現代化關聯起來的復雜方程。
另一方面，在相當長的時期里，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問題被簡單地看作僅僅是增加某些初級農產品生產的問題；這種生產又被片面地理解為只是為了滿足工業增長和城市生活的需要。比起民主革命時期，農民問題也似乎變得非常簡單而單純了。由于歷史的和某些政策方面的原因，在我們的社會意識之中，對農村、農業和農民，一直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輕視。種種偏見妨礙著對農村變革作出哪怕是樸素的評判。
所以，盡管農村大變革的當事人——生產隊的社員和干部——為選擇適當的聯產承包制形式早已經歷過許許多多令人激動的難眠之夜，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這一場變革的發動毫不驚天動地。它差不多是“默默地”進行著的。這正是農村變革的魅力之所在。
事情仿佛突然越過某個臨界點：包產到戶要拓廣，權宜之計要長久，家庭經營要普及。先驗模式到處被突破，“反常”事件大量出現。大變革的潮流把人們一下子卷入了漩渦。激烈的爭論伴之以反復的調查，才使許多經濟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明白，我們過去對農村實在是知道得太少了。
緊接著的變革進展更是令人目不暇接：農民積極性的空前迸發；創造性才能的多方面展現；承包制向各類地區、各行各業的擴展；多種承包形式的創造；專業戶、“離土農民”和經濟聯合體的大量涌現；“能人”、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多種形式的流動和組合；開發性經營的活躍；農村新產業的萌生；農產品產量的大幅度增長；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動；貿易的繁榮、交換的發達和流通領域的改革；小城鎮的崛起；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成長；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相互開放；等等，等等。到處是生機的煥發，財富的增長，人才的涌流。新情況層出不窮。社會輿論關注農村，決策的重心移向農村。新聞界、經濟界、理論界，以至文化藝術界，對農村變革的報導和評論、調查和研究以及歌頌和表現，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遠遠超過了以往的許多年。
農村似乎成了高速反應釜。人們常常來不及對大量觀察材料凝思冥想，建立新的思想和概念，現實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并繼續前進了。農村變革仿佛就是要顯示它的深刻和徹底。聯產承包的后續變化早已越出了休養生息、權宜之計的限度，整個變革再也不能滿足于恢復六十年代初困難時期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形式。它要面對農村發展的今天和明天，創造新形式，找尋新機制，形成新體制。這一切都需要以系統的理論研究為基礎。農村變革豐富而深刻的內容，8億農民創造性的實踐，新的急迫問題的大量提出，這些都為理論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不易多得的養料和機緣。它的意義遠大于開辦10所經濟學大學。由此，理論經濟學的研究和探討，才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廣闊領域。
二、理論經濟學的目標
當人們希望運用理論經濟學提供的原有認識框架（包括概念、范疇和規范），來把握規模極其宏大的農村變革的現實時，就會發現這件工作不僅受到理論思維與感性知識之間差距的限制，而且還受到已有理論研究的某些缺陷的約束。現在人們普遍認為，理論的說明落后于變革的現實。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不僅應當加強對實際材料的發現、收集、分類、概括和抽象，而且應當對理論經濟學研究的已有成果作出適當的評價。后一方面的任務，同樣繁難和重要。
在我們看來，理論經濟學的一個主要不足之處，就是對經濟如何運行的研究過于單薄。這不僅體現在理論經濟學的成果形態上，表現為對運行問題闡述太少、概括不夠，而且似乎存在著一種強大的傳統，認為理論經濟學根本無需研究現實經濟的運行。
農村變革的認識史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迄今為止，比較具有理論色彩的說明，幾乎都集中在農村種種經濟現象的社會經濟屬性問題上。不同見解往往只是相同問題的不同答案。倘若換一個問題，即討論這些經濟活動已經并將要如何運行，就會發現對立的答案常常趨于同樣空泛的臆斷，甚至表現出一致的沉默。
因此，當實踐對理論的要求跨越了為變革大造輿論的階段而進入深沉思考的過程之后，當實踐已不再僅僅滿足于解釋“是什么”和“為什么是”的問題而轉換為“它是怎樣的”和“以后會怎樣”的問題之后，傳統的理論缺陷所造成的軟弱，才引起包括我們這些初學者在內的許多人的苦惱和思考。
這里提出的問題似乎沒頭沒腦：在經濟現象的屬性尚未弄清楚之前，談什么運行問題呢？誰在運行呢？比如包產到戶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樣大是大非的前提沒解決，你討論它如何運行，豈不是顛倒了問題的順序？
但這偏偏是生活的順序。
包產到戶的巨大成就，并不是現成理論闡述的成果。一系列關于農村變革正確而富有成效的政策，也決不是從任何現成的理論著作中推演出來的。推進變革的真正秘訣，其實就是產量和收入，即凝結了勞動態度、經營才能、生產方式、交換法則、分配制度、社會關系等一系列變革因素而形成的物質成果。物質的批判往往勝過思想的批判。許多陳舊的觀念，并不是被理性的批判批倒的，也不是在機智的辯論中認輸的。它們是被急速前行的包產到戶的實踐，當作無意義的問題擱置在一邊，不再有人理睬而收場的。變革所以能夠前行，就在于它有明顯的增產增收之效。1981年我們到安徽省滁縣地區調查時，發現真正困擾農村變革當事人（農民和他們的干部）的，并不是那些虛張聲勢的關于大方向的指責，而是一系列由變革引起的非常具體的實際問題怎樣解決。例如土地如何分包，增產和養地的矛盾如何統一，剩余勞動力怎樣找尋出路，采用什么方式扶貧，等等。正是這些問題的實際解決，才保證了包產到戶站穩腳跟，并靠示范效應引起連鎖反響。可見，變革作為動態發生過程，并不能預先提出一種穩定的經濟現象來供人們做穩穩當當的探討。新現象、新形式最初差不多總是偶然地出現的，其中只有真正解決了運轉問題的部分，才能在宏觀上得到穩定。在稍縱即逝的選擇關頭，試圖定性“是什么”之后再說別的，難免會丟失許多有重大意義的機會。
從更深的層次思考“順序”問題，我們還可以得到其他啟示。當人們試圖窮盡式地探討經濟體制改革中出現的許多經濟現象和形式“是不是社會主義”時，首先會遇到一個標準問題，即什么是社會主義。必須肯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形態已經作出的許多科學說明，對我們認識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具有根本的指導意義。事實上包括中國在內的當代社會主義實踐，都是結合本國情況運用這些科學原理的結果。同時，30年的實踐又反復表明，用經典作家的經典論斷，直接衡量當代社會主義實踐中發生的每件具體事物，會遇到兩個問題：
第一，一般的科學抽象規定，同豐富的具體現實之間，還隔著許多思維上的中間連結環節。誰也不能要求經典作家全部完成這些中間環節。例如，在按勞分配基本原理同評工記分和聯產計酬的具體形式之間，有著很多思維的中間層次。關于這些中間層次的理論說明，不可能在現成的書本上找到。而沒有對中間層次的描述、說明、分析和驗證，抽象的一般規定就無法上升為具體。“脫節”式的評判本身就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
第二，關于社會主義的最一般規定，本身還有待于進一步提煉、豐富和發展。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總只是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的發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種東西為許多東西所共有，為一切所共有。”所以，在社會主義的各種具體形態尚未得到充分發展之前，關于它的最一般抽象，事實上無法全部得到。試圖構造關于社會主義一般經濟理論體系的研究者遲早會發現，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經典理論分析，以對象的成熟為前提。所以，根本的困難在于無法制造出應當經常浮現到理論體系面前的成熟的社會經濟主體。與其在理論尚作不出最一般抽象的階段而勉為其難，不如首先下決心對特殊的具體發展形式作出思考和探討。歷史已經證明，把某一種具體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誤認為社會主義最一般的抽象規定，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恰恰是極其有害的。
人們只能解決能夠解決的歷史任務。理論經濟學并不例外。所以，理論經濟學目前能夠做好的工作，似乎就是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多種具體模式的存在條件、發展的癥結問題和運行機制，把不同模式的具體經驗加以互相比較，探索調整和改革所能夠遵循的方向，為推進實際經濟運行作出自己的貢獻。這些工作做得充分了，再談論一般的“規律”以至“規律體系”，或許能有更扎實的基礎。而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最一般規定性亦即標準尺度，才真正能夠得到提煉和發展，并成為人們把握社會主義豐富的具體形態的思維武器。在我們這個時代，經濟學家如果對具體的經濟運行不能準確地把握，那末他們建立起來的關于社會主義的一般理論體系，必定不會有很強的生命力。
總而言之，研究如何運行的問題，不僅包含非常實際的目的，而且對理論經濟學自身的發展，也有重大意義。
研究經濟怎樣運行這件工作的性質，對理論研究本身提出了許多特殊要求。
首先，這種研究注重發生過程。理論首先要大體弄清楚對象形態的存在條件，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和特征，以及進一步演化的可能性空間。正如恩格斯講過的，理論經濟學即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無法把握沒有時間過程的對象。與之相適應，這里不能缺乏最起碼的歷史感。
其次，這種研究以對經濟運動的實感為前提。這里所謂實感，指的是對現實經濟活動的現實感和整體感。因為即使是對具體模式作概括，也離不開必要的抽象（盡管如前所述，一下子還達不到最一般的概括），但任何抽象總是整體的一個片面，總是從某一個角度對現實整體作出的縮寫或簡化。這些抽象一旦脫離現實整體，就無法從別的方面得到驗證和修訂，因此，離開用現實經濟活動的密切對照而建立起的概念體系，終將成為純思辨的產物，而無助于對經濟運行問題的把握。
再次，這種研究高度重視經濟機制。因為經濟機制是比經濟規律更具體的范疇，它往往要揭示幾種經濟規律共同作用下經濟活動的運行機理，甚至要揭示偶然因素對經濟運行的隨機影響。經濟機制的闡述也許形不成象經濟規律那樣單純和條件嚴格的表達，但對運行問題的解決卻更為重要。況且現代科學的進展，已經為把握綜合性的運動規則提供了新的可能，因此即使目前還做不到對最抽象的規律進行刻畫，也能夠著手展開研究經濟運行機制的工作。
最后，這種研究不僅只有聯系生產力運動才能進行，而且應當把對經濟活動有重大影響的非經濟因素引入。這是政治經濟學即理論經濟學爭論多年的老問題。但問題的根子恰恰出在理論研究的目標上。對于決心研究運行問題的理論經濟學來說，從割裂而非統一的對象中是無法獲得最必備的知識的。早在六十年代初，一位名不見經傳的理論工作者就這樣寫道：“馬克思恩格斯在創造性地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花費很大精力去研究技術史、農業化學諸如此類等等當時自然科學上最新成就的精神和態度，不能不給我們很大啟發和鼓舞。常常使我們聯想：關于研究對象的爭論是否太多了。與其抽象地爭論研究對象，何妨去多學一點與對象有關的科學知識？！”可惜，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類似的呼吁在當時無法得到應有的重視。歷史的政治的障礙（如持續批“唯生產力論”）已經轉化為知識結構陳舊的梗阻。今天，理論經濟學已經不能再對這一點視而不見。對于農村經濟的研究來說，把生產力同生產關系和其他社會關系統一起來研究，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因為，這里主體的運行既是經濟過程同自然過程的統一，又要受制于非經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影響。“純生產關系分析”對此根本無所裨益。
因此，關于經濟運行的研究，并不缺乏理論內容。它需要在求實精神的火焰中反復錘煉理論思維，消除一切形而上學的玄想而扎扎實實從事難度很大的研究和探索。理論經濟學只有變革自身，才能把握農村變革和中國經濟體制變革的現實，并不斷從現實的變革中汲取豐富的養料。時代已經為理論經濟學確定了研究經濟運行問題這一目標。向這個目標前進的路途雖不平坦，卻值得為之付出辛勤的思維勞動。
三、關于方法論的兩點說明
理論經濟學以運行問題為研究目標，必定也要采取與此相適應的方法。但是，必須坦率地承認，我們尚無能力敘述這種方法。因為從根本上說，研究中國經濟運行問題的方法，還有待于摸索。同時我們一直認為，只有真正能夠體現到研究成果之中的方法論，才有獨立敘述的價值。因此這里我們不準備討論理論經濟學方法論那樣的大題目，而只是就本書寫作中遇到的兩個方法論問題作簡略的交待：
（一）本書僅僅是為研究運行問題的理論做的一種準備，而遠不是那種理論形態自身。因此，它大體上還只沿著“從具體到抽象”的道路向前走，也就是從近年農村調查中得到的實感出發，紀錄變革過程，整理事實材料，并嘗試作初級的抽象和概括。這樣的方法，顯然還不是政治經濟學上成熟的方法，即以抽象再現具體的方法。不過要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運轉，目前似乎還非有人做這類工作不可。否則從哪里能獲得“最簡單的規定”呢？我們甘愿做這件工作。只是近年農村變革的場面過于壯觀，內容過于豐富，使得占有事實材料并作出整理、篩選、分類、概括都遇到許多困難。讀者一定會發現，本書在一些地方概括得可能過于抽象，在另一些地方，敘述得又偏于具體。同時，即令沒有篇幅的限制，限于我們的觀察，也難免遺漏最重要的實證材料。
（二）我們試圖從改進研究的活動方式入手，進而改進研究和敘述的方法。關于中國農村經濟運行的知識，既不會從孤寂的頭腦里產生，也不能從現成的書本上讀到，更無法在小生產方式的封閉和狹隘狀態中被融會貫通。必須代之以實地調查、多學科綜合研究和外向式學習方式的有機結合。實踐證明，研究工作采用這樣的活動方式，開頭難，堅持難，達到和諧與自然的程度更難。讀者將在本書的敘述中發現許許多多行進中的痕跡：自然語言同科學語言的交雜；借用外學科術語、概念而并不貼切；邏輯的欠缺而用事實填補；日常的、政策的、理論的和模型的表達方式的重疊；等等。這些都表示著本書的不成熟。公開它們只是為了告誡我們自己：這里根本沒有輕車熟路。
我們預先講出方法論上的困難和本書的不足，懇切希望讀者從多方面給予幫助。
（作者周其仁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陳錫文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首席專家、全國人大常委、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杜鷹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經濟變革的系統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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