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是“十四五”期間我國農村工作的核心任務。加強對現有扶貧資產的運營管理，推動鄉村振興賦能脫貧攻堅資產，提升扶貧資產的利用效率將對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當前中國脫貧攻堅資產規模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從類型上可以劃分為經營性扶貧資產與公益性扶貧資產。脫貧攻堅資產主要面臨著經營風險加劇、村集體經濟發展滯后、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缺乏后續支撐、文旅生態類資產項目經營收益低等問題。有效銜接時期鄉村振興對脫貧攻堅資產的賦能路徑是：對于經營性扶貧資產重點增補運行困難企業產業鏈環節、增加新型集體經營層級；對于公益性扶貧資產集中補齊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短板、增加文旅生態類項目市場化功能。
關鍵詞：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經營性扶貧資產；公益性扶貧資產
脫貧攻堅戰的勝利標志著我國扶貧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歷史性地得到解決。黨的農村工作也隨之由消滅絕對貧困向實現鄉村振興轉變。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的頂層設計中明確指出，要利用5年過渡期這一時間窗口加強脫貧地區在領導體制、工作體系、發展規劃、政策舉措、考核機制等全方位的有效銜接，實現由集中資源支持脫貧攻堅向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轉變。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再次重申“要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扎實推進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可見，未來一個階段，如何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將成為黨“十四五”期間三農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脫貧地區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
一、問題提出
學術界對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其重點主要聚焦于有效銜接的邏輯內涵、有效銜接的實現路徑、有效銜接的難點、有效銜接的機制與有效銜接的對策措施等方面，并得出一系列有益的結論。第一，在邏輯關系方面，扎實推進有效銜接作為“十四五”時期“三農”工作的重點任務，是理論、歷史與政策邏輯的統一，是充分利用脫貧攻堅戰成果、提高脫貧成效可持續性、促進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其關系到我國全面小康社會的成色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質量。第二，在實現路徑方面，要在推動產業振興發揮基礎性作用的基礎上，加強包括發揮基層政府的治理能力與社區自組織的運行能力在內的組織振興、文化振興、人才振興及生態振興的協同力度，共同推動有效銜接順利開展。第三，在難點和機制方面，目標群體擴大、區域發展差異、產業基礎不牢、治理體系不暢等是有效銜接工作普遍面臨的問題，必須正視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的共性和差異性，建立全方位鞏固、全領域拓展、全過程接續的有效銜接機制。第四，在對策措施方面，強調政策調整的核心在于對已有政策進行分類評估，依據鄉村振興的目標正確處理好延續政策、退出政策、優化政策與新設政策之間的關系，做好政策轉移接續，從宏觀、中觀、微觀3個層面構建有效銜接的政策體系。然而，這些研究大多數停留于理論或者宏觀層面的分析，而在有效銜接的實踐中還存在一些具體且重要的現實問題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而如何更好地推動鄉村振興賦能脫貧攻堅資產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
在過去幾十年的扶貧開發過程中，特別是在精準扶貧期間，貧困地區為完成限期脫貧的目標，遵照“五個一批”的政策要求，通過各種動員方式投入大量資源，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了一大批扶貧產業，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脫貧攻堅資產。這些資產作為脫貧攻堅的“成果”與“產物”，有的作用正在越來越突出，有的則出現低效浪費的情況，特別是在形成資產最多的西部地區，扶貧資產管理效率的低下已經嚴重制約了當地扶貧工作的開展。而利用鄉村振興賦能這些資產，不僅有利于提升扶貧資源利用效率，避免農村閑置資產浪費，而且有助于通過確保脫貧戶不返貧、邊緣戶有保障，進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通過對項目資產進行全面摸底、分類建立管理臺賬等途徑，可以逐步建立起扶貧項目資產的長效運行管理機制，確保項目資產穩定良性運轉、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實現鄉村振興提供更好保障。事實上，在有效銜接的新階段，更好地管理、賦能并持續發揮這些資產的作用，既是預防群體性返貧、鞏固脫貧攻堅質量的有效手段，更是緩解相對貧困現狀、推進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重要途徑。因此，本文在梳理與明確現階段脫貧攻堅資產規模與類型的基礎上，通過對我國西部地區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調研，總結提煉了當前脫貧攻堅資產面臨的現實問題，并由此提出在有效銜接中鄉村振興對脫貧攻堅資產的賦能路徑。
二、脫貧攻堅資產的分類及其存在問題
脫貧攻堅戰略實施以來，貧困地區尤其是西部深度貧困地區得益于脫貧攻堅工作的大力開展，形成與沉淀了大量扶貧項目資產。相關數據顯示，自開發式扶貧啟動以來，中央財政扶貧資金年均增長率連續20年保持在10%以上，1986—2010年中央財政扶貧資金已累計達2 173.42億元。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將打贏脫貧攻堅戰提升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戰略高度，將在現行標準下消滅絕對貧困作為黨的重大歷史任務。2012—2020年我國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累計投入6 896億元，每年投入規模由2012年的222.7億增加至2020年的1 461億元。特別是在2016—2020年間，連續5年每年新增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超過200億元，年均增長率接近30%，且主要投入至西部深度貧困地區。2022年中央財政預算繼續安排銜接推進鄉村振興補助資金1 650億元專門用于支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較2021年增加84.76億元，增長率為5.4%。其中產業扶貧資金占比約在50%左右。此外，各級地方政府配套及全社會捐贈的資金規模也不可小覷。“十三五”期間，陜西省就累計投入各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613.22億元，年均增長19.08%。其中投入省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144.59億元，年均增長38.12%。如此大規模的扶貧資金投入已經在貧困地區尤其在西部深度貧困地區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扶貧項目資產。
在現實中，為了對這些扶貧項目資產開展有效地監督管理，各地區及相關部門依據資產的不同維度與標準對資產的類型進行了劃分，形成了幾種主流的劃分方法。第1種是按照中央有關文件中對農村集體財產管理的規定和要求，從資產屬性和使用對象的角度將扶貧資產劃分為到戶類扶貧資產、公益性扶貧資產和經營性扶貧資產三類。其中到戶類扶貧資產是指幫助貧困戶開展自身生產經營活動的生產類固定資產，如養殖圈舍、光伏發電設備、農家樂等。相對于其他類扶貧資產，這類資產往往由政府直接發放到貧困戶手中，統一在所在村委登記注冊、備案到戶，具有明晰的產業主體與管理鏈條，能夠起到直接調動貧困戶的積極性，激發貧困戶內生發展動力的作用。經營性扶貧資產是指依托地方特色產業用于促進貧困戶增收的集體經營性資產，如蔬菜合作社、龍頭水果企業+貧困戶、村級光伏產業公司、村養殖合作社等。這類資產主要通過劃撥扶貧資金到農業合作社或者當地龍頭企業等方式形成，由貧困戶入股、村集體或者龍頭企業經營、共同分紅風險共擔，是產業扶貧資產的主要形式。公益性扶貧資產是基于提升人民生活質量、健康水平等民生目的形成的改善貧困戶生活質量的公益性資產，如文化廣場、圖書館、道路基礎設施及其綠化、運動和活動中心等。這類資產致力于豐富農村居民的業余文化生活。第2種是依據資產使用目的將扶貧資產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以農家樂、到戶光伏為代表的到戶類項目，其以建檔立卡的個體農戶為實施主體；第二類是以種植合作社、地方龍頭企業為代表的多人受益項目，其以合作社或企業等盈利性組織為實施主體。第三類是以村內飲水工程、小型農業水利設施建設項目等為代表的群體性受益項目，其以村集體或鄉鎮政府等為主要實施主體。第3種是從資產主體的角度可分化為政府資產、村集體資產、貧困戶家庭資產及組合型資產等。第4種是根據扶貧資金投向領域的不同對扶貧資產在權屬上進行劃分：一是產權屬于個人的貧困戶家庭資產，這類扶貧資產由投入到私人領域的扶貧資金形成，主要包括向農戶發放的資金或補貼等貨幣資產與貧困戶個體在產業項目中獲得有形的工具、設備以及在勞動培訓中獲得無形的知識、技能等非貨幣資產兩種形態。二是產權屬于政府、村集體以及組合型組織的扶貧資產，由投入到公共領域的扶貧資金依托于政府或非政府平臺公司形成。由此可見，扶貧項目資產的分類與權屬問題十分復雜，也相應存在巨大的資產管理難題。
為此，2021年我國“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加強扶貧項目資金資產管理和監督，不僅是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重要舉措，更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國家鄉村振興局等部門也迅速出臺《關于加強扶貧項目資產后續管理指導意見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為各地區制定和實施因地制宜的扶貧資產管理政策提供了指引。各地區省市結合地方實際將加強扶貧項目資產后續管理納入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工作中，在摸清資產規模、推進項目確權、落實管理責任、完善管護運營、規范收益分配等方面積極探索，初步形成了差異化的扶貧資產管理模式如：安徽省J縣的“三定四管”模式、內蒙古L縣的“四權分置”模式、陜西省Y市的“五步備案”模式、四川省L縣的“三張牌”模式等。但是由于扶貧項目資產普遍具有資金來源廣泛、投資領域廣闊、投入方式多樣等特點，并且在資產的具體運營過程中也存在著項目規劃不精細、收益分配不精準、主體選擇缺乏市場化等問題，部分地區的扶貧資產管理依然陷入“無人管”“多頭管”“管不好”“還想管”的困境。
對現有脫貧攻堅資產展開過于復雜的劃分可能會加劇上述管理困境，全面細致的甄別可能帶來的是更多爭議，反而不利于現實問題的解決。因此，應當更為簡潔地將現有脫貧攻堅資產劃分為經營性扶貧資產和公益性扶貧資產兩大類，通過具體分析兩類不同資產面臨的問題，采取差異化的資產管理政策，借助鄉村振興賦能這些資產，提升其利用效率促進有效銜接。帶著這一研究思路，通過對西部地區多個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實地調研發現，當前兩類脫貧攻堅資產在基層都出現不同程度的閑置現象，并將這些現象的根源歸納總結為以下4個問題，其中前兩個問題針對依托市場產業發展的經營性扶貧資產，后兩個問題針對依托政府公共資源支撐的公益性扶貧資產。
第一，扶貧產業及其企業經營風險加劇。
從資產市場發展的角度，經營性扶貧資產在發展領域上依托于扶貧產業的發展。事實上，實施產業扶貧不僅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成功經驗，而且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助推鄉村振興的關鍵所在。在脫貧攻堅期間，西部地區形成了一大批有助于脫貧致富的優質企業及其資產，主要涉及農產品加工、生態種植養殖及現代農藥、農具、小型農業設備生產等領域。這些產業及其企業的迅速發展有效帶動了相關地區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客觀上為農村絕對貧困問題的解決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當前一些地區扶貧產業及其企業的發展狀況卻不容樂觀，許多企業面臨原料供給不足、儲運能力欠缺、市場銷售不暢、資金周轉困難等問題。在西部地區，一些紅棗深加工企業因生產原料季節性供給不足導致生產線難以滿負荷生產。一些生態養殖場因冷鏈儲運能力不足或市場銷售不暢出現持續虧損。還有一些輕工業“扶貧車間”“社區工廠”在新冠疫情前盲目擴張與疫情后市場需求下行的影響下出現了資金鏈斷裂、車間工廠停工、管理人員跑路的現象，造成了扶貧資金的浪費與閑置。從總體看，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這些產業盡管是依托于當地資源稟賦、地方特色發展形成的，但在生產上仍不具備規模性，在產業鏈條上還不具備完整性，在生產組織方式上也不具備現代性，甚至部分地區企業的生產組織方式還停留在小作坊階段。這就導致其產業鏈條短而小、粗而散且缺乏持續的資本與技術投入、抗風險能力羸弱。另一方面，這些項目大多數屬于政府主導型的產業項目，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存在政府的過度干預情況，這就導致本土產業發展主體未得到充分鍛煉，存在產品與市場相脫節的問題，一旦風險加劇必然出現產業鏈斷裂的現象。
第二，村集體經濟發展滯后。
從資產運營維護的角度，經營性扶貧資產在資金來源與生產組織方式上依賴于村集體經濟的發展程度。鞏固和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既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推進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重要途徑，更是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本質要求。在精準扶貧過程中，盡管一些地方政府通過產權改革和引進投資發展了村級集體經濟，形成了一批集體性質的企業和經營項目。但從總體上看，大多數地區的村級集體經濟依然處于規模小、總量少且處于分散經營的狀態。大部分村級集體經濟的收入仍限于基建投資、占地補償、土地承包、房屋租賃等，導致出現了缺乏內生增長動力、融資意愿不強、管理協調困難、收益權屬混亂、運營人才缺乏等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在我們的實地調研中發現，現實中將大量集體經濟收入入股到綠色產業基地、社區扶貧工廠等扶貧資產中，大多數村級經營性扶貧資產就是由村委會、合作社或其他非政府組織形成的村集體資產，其所占比例占到扶貧資產的六成以上。因此，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滯后會極大地削弱村委會的經費來源，直接導致其沒有足夠資金來維持扶貧項目資產的運轉，使其運轉完全靠政府財政撥款，缺乏發展的可持續性。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大大滯后于鄉村全面振興的需要，也同城鄉融合、共同富裕的目標不相適應。
第三，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缺乏后續支撐。
公益性扶貧資產最常見的形成地區都在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易地扶貧搬遷是精準扶貧“五個一批”中的重要一環，也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重要方面。伴隨易地扶貧搬遷的實施，圍繞“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地方政府、東西部扶貧協作組及企業扶貧合力團在搬遷安置點建設中投入了相對多的配套資產。然而，易地扶貧搬遷不只是居住空間的調整、生計模式的再造，更重要的是人們精神家園的重建。這包括物理公共空間、社區正式和非正式組織與制度、社區文化和社區和諧氛圍的培育等。現階段的移民安置區普遍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安置區缺乏有效產業支撐。有的安置區產業并沒有發展起來，產業基礎不牢；有的安置區的產業規模與勞動力規模不匹配，勞動者就業困難；有的安置區只是代加工生產基地，沒有形成本地產業群，可持續發展后勁不足，這些“脫貧車間”“社區工廠”急需適應市場需求的新發展。第二，安置區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一些安置區的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設施在結構、質量等方面與實際需求不匹配，核心問題是在教育質量、醫療水平等方面不配套，不能滿足搬遷移民戶的需要，導致部分安置區出現了人口外流，呈現空心化趨勢。同時，一些地方政府還存在“重脫貧、輕發展”“重搬遷、輕建設”的情況，搬遷安置后的發展銜接工作不到位，導致搬遷戶盡管物質生活條件明顯改善，但是其社會效果不明顯。部分易地搬遷社區還缺乏公共空間建設規劃，難以滿足貧困人口社交、學習、維持鄉土風俗的需求，沒有充分考慮到養老、托兒、教育、健康、衛生、文化等事業的配套設施。
第四，文旅生態類資產項目市場收益不佳。
公益性扶貧資產在開發范圍上主要是涉及科教文化、生態文體、公園綠化等領域。在脫貧攻堅期間，一些地方政府為推進鄉村文化以及生態環境建設，專門投入資金建設了一批文旅生態項目，通過挖掘鄉村旅游資源，打造健身文化場館與旅游IP（景區形象認知產品），極大豐富了農村居民的文化生活內容和提高了文化生活水平，優化了鄉村自然與人文環境，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但是由于文旅生態項目本身所具有的產業屬性（經濟效益屬性）與公益屬性（社會效益屬性）的二重性，往往帶來使用利用率低下、資產閑置成本高昂、保值增值性差等問題。許多地區的文化旅游項目由于當時側重于滿足脫貧攻堅的一時需求，現在都呈現出運營功能單一、經濟效率低下、市場需求不足、缺乏可持續性的情況。同時，在鄉村旅游開發過程中暴露出的同質競爭、運營滯后、人才短缺、土地錯位等問題在短期內也難以有效解決，這就更使得這些文旅項目面臨吸引力逐漸下降、持續性逐漸降低、生命周期逐漸縮短和客源市場逐漸萎縮的困境。
三、鄉村振興賦能脫貧攻堅資產的路徑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迫切需要加強扶貧資產的分類管理和監督，通過鄉村振興賦能脫貧攻堅時期形成的各類資產來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實現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基礎在于產業，核心在于提升脫貧攻堅資產的利用效率，二者銜接的起點和突破口就是同現有扶貧項目的有效銜接。也就是說，要充分利用鄉村振興賦能脫貧攻堅時期形成的兩類資產：對經營性扶貧資產，增補運行困難企業產業鏈環節、增加新型集體經營層級；對公益性扶貧資產，補齊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短板、增加文旅生態類項目市場化功能。通過兩類4條的不同路徑賦能脫貧攻堅資產，從而使脫貧攻堅資產在鄉村振興中發揮更大作用。
（一）增補運行困難企業產業鏈環節
在脫貧攻堅期間，西部各地聚焦本土特色產業發展，由地方政府、東西部扶貧協作組及企業合力扶貧團出資建立了一大批特色種植養殖與農產品加工企業。除種植養殖企業之外，這些企業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以紅棗、蜂蜜、辣椒、小雜糧等為代表的大規模特色食品加工企業；二是以葡萄酒、獼猴桃酒、石榴酒以及蘋果汁等為主的飲料加工企業；三是以茶葉、中草藥材為代表的綠色深加工企業。整體上看，這些企業在管理水平、生產技術、產業規模等方面在同行業中處于領先地位，已初步成為西部地區推動鄉村振興的中堅力量。為此，在有效銜接中，必須把這些企業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基礎，從各地各企業的實際出發，針對性地采取差異化政策配置各類資源為其完善產業鏈，通過“補鏈”搞活這些企業。具體來講：
第一，針對原料不足問題，通過搶抓鄉村振興機遇強化原料儲備，從供給側結構改革入手補齊生產環節短板，解決原料供應不足與季節性停產問題。陜西省清澗縣為解決紅棗原料短缺問題，對低產棗園給予專項補助推動“雙降”（降高度、降密度）改造；相關企業和農戶建立訂單式收購模式，按照高于市場1倍的價格進行收購。同時，針對由于缺乏土地資源造成原料供應不足的問題，地方政府通過發展林下種植、林下養殖加以解決，并鼓勵研發推廣種植兼具生態功能和經濟功能的樹種，有效利用稀缺的土地資源，擴大原料生產規模。
第二，針對產品儲運困難問題，通過重點壯大冷鏈環節提升儲運能力。甘肅省臨洮縣近年來堅持把畜草產業作為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和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特色優勢產業來重點培育，依托全縣豐富的飼草資源，通過擴群增量、提質增效、延鏈補鏈、綠色發展4個重點環節，為羊牛肉儲藏運輸配建專業氣調保鮮庫，加強冷鏈儲運能力建設，健全冷鏈儲運網絡體系。在此基礎上，大力扶持農戶發展牛羊養殖，在養殖戶中推廣戶均“20+1”（20只基礎母羊加1頭種公羊）肉羊養殖模式和“5+10”（5頭基礎母?；?0頭育肥牛）肉牛養殖模式。
第三，針對銷售滯后與市場脫節問題，重點通過人才培養、營銷方式創新等方式強化銷售環節，構建“研—種—養—加—銷—服—旅”一體化發展新模式。陜西省定邊縣以辣椒種植為主導產業，利用農業開發有限公司提供的研發、育苗、種植培訓等專業化資源成立專門負責辣椒銷售的信息部，通過培養一批信息代辦、農村經紀人與廣州等地的大型銷售市場建立起了長期穩定的產銷合作關系，打響了“白泥井辣椒”品牌。同時，通過現代農業觀光、農產品采摘等模式發展農旅融合，形成了從辣椒新品種研發、育苗、種植到物流配送、中介銷售、農旅融合等為一體的產業鏈條。
第四，針對資金短缺問題，定期舉辦銀企對接活動，解決相關企業的融資困境。甘肅省瓜州縣財政局近年來不斷強化“政擔銀企”聯結作用，為破解扶貧中小微企業貸款難、融資難問題，先后召開金融工作暨“政銀企”座談會和瓜州縣政銀企對接會暨項目融資簽約儀式等，通過“一對一”對接，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同時，積極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創新推廣“惠農e貸”“農戶綜合經營貸”“產業振興貸”等信貸產品，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創新信貸產品和服務模式，有效降低小微企業、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融資門檻。同時，重點防止企業盲目擴張，提升對企業運營能力的監管。
（二）增加新型集體經營層級
發展新型集體經濟不僅僅是解決農村正常運轉經費和農民福利的需要，也是增強農民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信心的需要，更是對股份合作制企業中農民利益保護的需要。在脫貧攻堅期間，黨和政府大力發展特色農村集體經濟，創立了一批具有潛力的特色種植業、養殖業企業。對此，必須在推進鄉村振興中在有條件的地區補齊新型集體經營這一層，使家庭聯產責任制真正成為統分相結合的雙層經營方式。特別要強調的是，補齊新型集體經營層不是簡單地把村集體的資產（土地或者房屋、設備）租賃出去獲取租金，而是指使村集體既具有財產所有權，也具有參與經營權，通過集體經營壯大集體經濟。具體分為4個方面：
第一，發展股份合作型集體經濟。
發展集體所有制的方式很多，最基本的方式是在股份合作制企業中設置村集體的股份。從西部地區已有實踐看，村集體在股份合作制企業中持股的實現方式有多種，村集體有土地的可以土地的形式入股，村集體有收入的可以現金的方式入股，也可以黨支部和村委會為企業服務、提供管理服務的方式入股。陜西省袁家村以集體經濟組織形式發展鄉村旅游，打造以關中民俗文化為核心的關中印象體驗景區。村委會以從村集體土地流轉為突破口，在保證村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不變的基礎上制定了極具吸引力的土地流轉政策，促使村民自愿將土地經營權流轉給村集體，成功實現資源向資產轉變。此外，袁家村在集體經濟的股權結構方面也做了大膽創新，將其股權結構劃分為基本股、交叉股及調節股三類：一是基本股。由村集體全額投入成立村民占股六成、集體占股四成的袁家村旅游發展公司，通過將公司股權量化均分給村民，實現人均基本分紅。二是交叉股。由旅游公司、合作社、以及商鋪等互相出資成立大量交叉持股商鋪，村民則可以自主選擇相關店鋪入股，并獲取相應收益。三是調節股。即在股權分紅上設置分紅限額與相應比例補償，對占股較多且超過限額的村民按相應比例減少分紅，而占股較少的村民則可以得到較高的分紅補償，這樣通過股份合作紐帶調節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避免兩極分化，推動共同富裕。
第二，鼓勵服務創收型集體經濟。
牽頭成立農民合作社、專業技術協會、專業服務公司等開展技術指導、信息服務、物資供應、產品加工、市場營銷、勞務輸出等有償服務。廣西賀州市八步區近年來鼓勵村集體發展服務經濟，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依托當地重點項目與相關企業，開展管理服務創收、組織勞務服務創收及實施基建服務創收，挖掘集體經濟增收資源潛力，激發集體經濟創業活力與內在動力。其中，賀街鎮壽峰村就由村委會牽頭出資成立村集體勞務服務公司，為賀州市相關企業提供屠宰、清潔、安保等用工服務，通過將勞務項目“切塊外包”給村集體勞務公司組織實施，有效帶動村集體經濟發展和當地村民就業。
第三，創新物業租賃型集體經濟。
充分借助城市化推進過程中城中村、城邊村的區位特點、資源優勢，利用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興建標準廠房、商鋪、倉儲、農貿市場等項目獲取租金，依托土地流轉，盤活土地資源，提高土地使用價值，增加村集體經濟收益。鼓勵各村用活集體資產，真正讓閑置資產“動”起來、“活”起來。云南省麻栗坡縣在城郊、城內主干道沿線等區位優勢明顯的村，鼓勵建設專業市場、標準廠房等，自主經營或對外租賃房屋、設備等，通過物業租賃，賺取租金及管理費用，積極鼓勵有頭腦、懂管理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自主經營或直接出租產生集體經濟收益。
第四，扶持旅游開發型集體經濟。
積極支持村委會帶動當地農民創辦鄉村旅游經濟合作社組織，通過創新土地股、人口股、勞齡股、舊房產股等多種股權設置模式，依托當地旅游資源大力開發農家樂、漁家樂、度假村、采摘園、農耕體驗、生態體驗、森林人家、休閑農莊等鄉村旅游項目。重慶市江津區李家村積極探索“農業+旅游+文化”等發展模式，吸引當地村民入股村級集體農業合作社、鄉村旅游合作社，借助“互聯網+”發展模式舉辦晚熟柑橘采果節、臘八節等鄉村旅游活動，整合農業企業、旅游資源、物流資源、電商平臺、媒體資源等，開設“李家土貨”淘寶店鋪，將晚熟柑橘、玫瑰葡萄、野生蜂蜜等八大類產品進行品牌設計、包裝及銷售，并借助網絡直播帶貨、農產品電商節等多渠道引流，各類活動流量累計突破千萬，讓各種農業產品成為旅游商品，形成集觀光、采摘、休閑、旅游、戶外運動為一體的鄉村旅游綜合體。
（三）補齊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短板
從總體上看，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與傳統村莊相比，規模大、層次高、設施比較完善?，F有易地扶貧搬遷社區已經具備了貧困戶長期生產和生活的條件，這些安置區是“十三五”期間脫貧攻堅的重要成果，應當借助鄉村振興賦能這些資產，既實現這些資產的保值增值，又讓它們持續發揮減貧作用。從某種意義說，實現鄉村振興首要任務是振興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讓這些安置區發揮更為重要的示范作用。鄉村振興賦能易地扶貧移民安置區資產的基本辦法就是地方政府在鄉村振興中有規劃、分階段、有針對性地采取多種方式“補缺”，即補短板：對于產業基礎未形成的安置區，經過科學論證發展特色產業；對于產業鏈不完整的安置區，根據完善產業鏈需要，通過”一產往后延、二產兩頭連、三產走高端”的方式實現三產融合發展。對于醫療資源不足的安置區，根據實際需要擴建或新建醫院，改善醫療設施條件，提高醫療質量。對于缺乏優質教育資源的安置區根據相關規定與需要新建學校，采取所在地的城市學校長期對口支援的辦法提升教育教學質量。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縣地處秦巴山區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核心。近年來，為加強對易地搬遷集中安置點后續治理，南江縣政府依據《巴中市加強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點后續治理任務分工方案》，一方面，將易地搬遷后續產業發展納入各村產業發展規劃中，加強新型經營主體培育，健全與搬遷戶的利益聯結機制，準確掌握搬遷人員就業失業和參加職業技能培訓情況，通過定崗定向培訓、農民夜校培訓等方式，有針對性地組織易地扶貧搬遷貧困群眾參加技能培訓，不斷提升他們的整體技能水平。另一方面，繼續配套規劃建設園區公路、通水設施、電力保障等基礎設施；依托實施土地增減雙掛鉤項目聚居點建設，完善公共文體設施，提升改造圖書室、廣播室、健身步道、農民體育健身工程等設施；落實搬遷貧困人口在安置地縣域內醫療機構住院實行先診療后付費，全面落實分級診療、醫療費用控制以及“免四補助”醫療扶持政策，鞏固醫保扶持成效，滿足搬遷群眾的休閑娛樂醫療需求。
（四）增加文旅生態類項目市場化功能
在脫貧攻堅期間西部地區建設了一大批文化、旅游、生態項目，這些項目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做出了積極貢獻。然而，這些項目大部分是公益資產項目，雖然具有積極的社會效益，但也存在閑置時間長，利用率低，保值增值性差等問題，缺乏應有的經濟效益。西部地區在鄉村振興中需要及時給這些大型文旅項目和生態項目進行“補能”，即賦予這些項目市場化功能，使其在保證發揮公益性作用的同時，實現項目的市場化、產業化，從而賦能文化旅游資產。
第一，建立面向市場的文體場館管理運營模式。
對文藝演出場館、體育場館實行市場化管理、產業化運營，提高場館的利用率，探索“以館養館”模式，形成場館運行中的反哺機制。陜西省留壩縣營盤村在原來公益性體育項目的基礎上建成了西部·留壩青少年足球訓練基地，為運動員和教練員提供訓練和比賽場所。伴隨著各地運動員每年來參加集訓，小鎮的人氣也在持續旺盛。村民開始建設農家樂，拉動了當地旅游、餐飲、住宿、土特產生產銷售等產業的發展。
第二，引進資本技術要素推動生態項目經營。
對缺乏經營性、僅有觀賞性的人居環境改造項目，引進外部資本和技術開展生態養殖、觀光旅游等經營活動。甘肅榆中縣棲云山李家莊田園綜合體是全國確定的8個農村“田園綜合體”示范試點之一。在鄉村振興過程中，榆中縣政府通過引進外部資本與技術打造西部地區首家大型室內旅游觀光植物博覽園項目。項目依托現有李家莊花卉觀賞資源，通過引進種植溫熱帶各類花卉植物，打造涵蓋大型植物溫室、民俗餐飲、休閑娛樂、兒童主題游樂園、康體養生等多種業態集特色小鎮、美麗鄉村、產業園區于一體，融文化創意、田園觀光、生態農業、康養度假、娛樂休閑于一爐的新型觀光旅游經營綜合體。
第三，圍繞綠色資源開展旅游設計服務。
對生態公園、森林公園、濕地公園等設計經營性觀光旅游項目在賦能資產的同時，能夠帶來流動性收入，用收入反哺生態建設。四川省蒲江縣明月村陶藝文化底蘊深厚，自唐宋以來就是民用陶瓷的重要生產區。近年來，該村利用現有有機茶葉基地及雷竹園區的資源優勢，以竹海茶山明月窯為依托，大力發展文創產業撬動鄉村旅游的形成，全面推進農旅融合項目。2021年其通過成立鄉村休閑旅游合作社的方式，打造了一批以農事體驗、自然教育、制陶和草木染體驗為核心的文創項目，將明月村發展為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幸福美麗新鄉村。
綜上所述，在實現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限銜接的過程中，必須注重利用鄉村振興賦能脫貧攻堅資產，通過加強政策扶持拓寬有效的賦能路徑，切實推動有效銜接。具體來講，其賦能路徑包括：對經營性扶貧資產一方面通過采取差異化政策解決原料不足、儲運困難、市場脫節及資金短缺等問題，為不能正常生產的企業完善產業鏈；另一方面通過發展股份合作型、服務創收型、物業租賃型、旅游開發型等多種集體經濟形式推動集體經濟補齊新型集體經營層。對公益性扶貧資產一方面從提升產業可持續性、加強公共服務資源供給的角度補齊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短板，另一方面通過建立市場運營模式、引進資本技術要素、開展旅游設計服務賦予生態文旅項目市場化功能。
四、研究結論
加強對脫貧攻堅時期形成的各類扶貧資產的運營與管理，推動鄉村振興賦能脫貧攻堅資產，提升扶貧資產的利用效率對于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本文系統梳理了當前我國脫貧攻堅資產的規模與類型，將當前脫貧攻堅資產劃分為經營性扶貧資產與公益性扶貧資產，在此基礎上結合對西部多個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考察調研，總結了當前脫貧攻堅產業、企業及其資產所面臨的4個問題，即扶貧產業及其企業經營風險加劇、村集體經濟滯后、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缺乏后續支撐、文旅生態類資產項目經營收益不佳。同時，結合地方實踐的成功經驗有針對性地提煉了以下鄉村振興賦能脫貧攻堅資產的現實路徑：對經營性脫貧攻堅資產，增補運行困難企業產業鏈環節、增加新型集體經營層級；對公益性脫貧攻堅資產，補齊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短板、增加文旅生態類項目市場化功能。需要說明的是，盡管本文的結論源于對西部多個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考察調研，但是由于現實中全國大部分的脫貧攻堅資產都形成在西部地區，且重點就集中于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均在西部地區）。因此，本文的研究對于推動全國范圍內賦能脫貧攻堅資產，進而加快實現鄉村振興也具有重要的學術借鑒和理論參考價值。
(作者白永秀系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陳煦系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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