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對鄉村的關注視閾拓寬。與已有將鄉村經濟簡單化為農業經濟以及將農民問題的解決主要著力于農民增收不同，近年的研究者注意到鄉村是一個包含經濟基礎、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生態環境、制度治理等多個子系統在內的復雜地域系統。伴隨城鄉的歷史轉型，鄉村內部各子系統之間以及鄉村系統與周圍環境在相互作用中出現失調，甚至產生病變和衰退。由于城鄉不平等發展理念的存在加上對鄉村文明及其價值的長期忽視，鄉土結構在城市化、工業化的巨大沖擊下發生扭曲，其經濟、社會、組織結構出現不同程度的失衡，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朝城市單向流動，引起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明顯落差，鄉村地位日益邊緣化，鄉村機理逐漸衰弱。
要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首先必須要對鄉村衰敗的特征進行甄別。迄今的一些研究對鄉村衰敗的表征進行了各種羅列，例如城鄉差距明顯；鄉村人口大規模轉移造成鄉村適齡勞動力缺失，人力資源低層次化，鄉村留守群體的年齡、性別結構失衡；農業經營主體老弱化、兼業化；農業土地報酬遞減和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鄉村產業單一，非農經濟活動凋敝；村落衰減，公共服務不完善，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配套不足，基礎設施、人居環境落后；鄉村治理陷入困境，公共空間被擠占，基于血緣、宗緣、地緣的鄉村關系趨于瓦解。這些現象有些是規律性和趨勢性的，有些是特殊性和體制性的，有些是局部性和個案性的。如果不加以認真分析就會對鄉村現狀做出誤判，也理不出實施鄉村振興的頭緒。
更為危險的是基于片面認識和判斷開出的一系列“藥方”。一是繼續加快城鎮化，隨著城鎮化率的進一步提高，鄉村衰敗自然得到解決；二是促進土地規模化，以此破除傳統小規模農地經營對農業發展的阻礙，實現以擴大農地經營規模為核心的農業現代化；三是農民職業化，改變目前的兼業化現狀，培養職業農民或農業產業經營者成為現代農業的經營主體；四是農業專業化，按照不同區域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形成農業專業化生產區域，提高農業效率；五是合村并居，通過拆村并村，將村落進行整合歸并，改變目前鄉村的頹勢。
重新審視鄉村轉型的真實圖景，不單是一種學術興趣，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義。鄉村變遷中哪些是趨勢性的、規律性的，哪些是特例性的，哪些是階段性的，哪些是制度性的，需要從典型事實入手予以仔細甄別，在此基礎上理解轉型中鄉村演變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給出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對于中國正在推進中的鄉村振興來講，為了避免基于片面認識而導致不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有必要對已經歷過轉型的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東亞經濟體的典型事實進行再審視，理清東亞轉型中鄉村變遷的基本特征，以期對當下整個中國的鄉村振興提供一定的借鑒。
一、農民收入多元化和身份多角化
與經濟轉型的結構變遷趨勢一致，東亞經濟體也發生了農業產值份額和農業就業份額下降。在農業份額下降的同時也經歷了人口大規模從鄉村向城市的遷徙。
(一)農戶收入持續增長與來源多元化
一般認為，城鄉轉型過程中農民收入增長會因農業比較利益的劣勢而出現明顯滯后，農民的收入也被簡化為農業收入和農外收入，對農民收入來源的復雜性考慮不夠。事實是，東亞城鄉轉型過程中農戶的境況沒有變差，一方面得益于東亞農戶收入保持了與城市家庭一樣的持續增長，另一方面，非農收入成為農民收入主要來源的同時，農民的收入來源保持多元化。
(二)農民職業身份多角化
主流觀點認為，隨著農業轉型，從事多種生產的小規模經營與日益專業化、精細化的農業存在矛盾，低水平勞動分工的傳統小農會走向終結，取而代之的是以營利和市場交換為目的、參與專業化分工的農業勞動者。然而在東亞，與農戶收入來源多元化相對應，農民長期保持兼業狀態，所變化的只是兼業類型從以農為主轉向以農為輔，并沒有呈現農民職業化或專業化的特征，盡管近年來有所改變。東亞經濟體兼業農戶數量在大規模非農轉移前都呈現明顯增長，隨著鄉村人口的大量轉移，兼業農戶數量出現減少，但兼業仍是農戶的主要形態。
在農戶兼業中，從事以農為主的兼業大幅下降。而從事以農為輔的兼業則呈現增長趨勢。整體而言，各經濟體的兼業農戶都不斷加深農業副業化程度，更加依賴從非農兼業活動中獲取的農外收入。
(三)城鄉收入平衡增長
按照庫茲列茨曲線，從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快速過渡的經濟增長早期階段會出現收入不平等擴大現象，中國的城鄉差距由于城鄉二元體制的存在表現尤其明顯。與之形成鮮明對照，東亞經濟體城鄉轉型中并沒有出現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最棘手問題，城鄉差距一直保持低位，且處于不斷收斂。
二、農業要素組合升級與農業報酬提高
一般認為，隨著農業份額的不斷下降，農業的重要性會降低，農業變成弱質產業。但是，東亞農業份額的降低并沒有導致農業部門的衰退，他們通過農業要素不斷組合升級，實現小規模農業經營基礎上的農業工業化，提高農業報酬和農業生產率。
(一)農業要素組合與農業工業化
東亞農業何以變強?非常重要的是，東亞的農業走向了以農業部門要素組合重構并且連續發生突破性變化的農業工業化。1960—1990年日本鄉村人口非農化轉移導致每公頃水稻所花費的農業勞動力成本上升；1990—2010年農業要素組合發生明顯變化，勞動力成本、農機具費、土地租金的花費和占比先后下降，通過加入農業經濟組織來共同利用設施和農機所發生的租賃費明顯增長。1970—2000年，韓國每公頃水稻生產所花費的勞動力成本、土地租金以及農機具費均呈現增長趨勢。2000—2010年，勞動力、土地、農機具方面花費占比均有所下降。1960—1975年，中國臺灣地區每公頃稻谷(以第二期為例)生產的工資花費占比呈增長趨勢，為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農業機械化得以推進，農戶擁有的耕耘機數量呈現增加趨勢，為提高畝產而投入的種苗籽費、農藥及材料費占比也在增長，以往花費較多的肥料費、土地租金卻得到下降。1975—1995年，工資占比持續上升，為促進農業升級，農民從前負擔的占成本5％左右的稅捐得到減免，多種物料的相對重要性發生改變，農藥及材料費、肥料費、農舍費、水利費等以及地租的占比分別下降，種苗籽費占比則在增長。1995—2015年，工資、農具占比開始下降，此階段在水旱田整地、水稻插秧、收獲、干燥等方面的機械化程度已達98％以上。
(二)農業報酬的上升
要素組合不斷升級，帶來單位農業報酬的提升。東亞正是在推進農業工業化過程中實現了單位農業報酬的不斷提升。
(三)農業生產率的提高
農業生產要素重構，基要生產函數連續發生突破性變化，伴隨農業機械化、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應用新農技及改進生產方式而來的是，資本利用的廣度和深度同時拓寬，從而實現每個工人以及每單位土地生產力的提高。
(四)小規模農業與農業協同組合構成農業經營的主要形態
主流觀點認為擴大農地經營規模是農業轉型的標志，農業規模化是農業現代化的標志。事實是，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東亞農業仍長期維系小規模土地經營形態。連接小農與外部關系的是農協(農會)組織。為強化經營基礎，各經濟體著力推進基層農協合并走向規模化。由農協統籌農戶參與各類農業經濟組織，共同使用機械、負責農業生產的部分或全部過程及農場的經營和運行，以實現組織成員的共同利益。近年來東亞也進行了農業法人化或企業化的努力，但不是主要的農業組織形式。
三、村莊聚落變化及其功能拓展
(一)村莊聚落形態的演變
一個幾乎一致的觀點是，城市化必然帶來村落的終結，鄉村人口減少導致村莊出現勞動力短缺、經濟衰弱和社會退化。事實來看，東亞鄉村確實因為人口減少出現過疏現象，但不意味著村莊普遍走向衰敗，而是根據人口數量、結構和需求的變化發生轉型。
隨著村落的發展、農戶的減少以及生產生活需求的多樣化，東亞鄉村組織也發生變遷。日本經過“明治大合并”“昭和大合并”以及“平成大合并”，市町村總數在減少，町、村的減少有利于廣域聯合的城市建設，公共設施的整合，能降低政府管理成本并提升行政、財政的效率，但同時也造成舊町村的活力喪失，傳統、文化和歷史逐漸消散，居民的聲音難以傳達等問題。韓國基于血緣和地緣關系形成的村莊組織發生衰退，以農協為主的現代組織得到擴張。中國臺灣地區形成“村(里)、社區”相結合的鄉村社會基層組織體系，在此基礎上促進社區營造、推動農村再生，并通過農會引導鄉村內部組織例如產銷班、家政班、四健會、社區發展協會等發生整合、相互協作，共同推動鄉村社區活化發展。
(二)鄉村經濟活動的復雜化
傳統觀點將鄉村經濟等同于農業經濟，將鄉村增長等同于農業增長，而要促進農業增長，途徑之一便是推動農業勞動分工與專業化發展，充分發揮各個生產單位的資源和稟賦優勢，最大限度將資源朝向優勢農產品的生產集中。遵循這樣的邏輯，鄉村經濟將會日益單一。事實上，東亞鄉村經濟并未走向單一化或專業化。非農產業的擴張促使農業經營者展開多種經營，提高農產品復雜度，提升從事農業的回報率。中國臺灣地區進行多元化經營(兼營加工或休閑)的農牧戶(場)能獲得更高的農牧業收入。
(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在發展中國家，隨著農村人口快速涌入城市，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也大大減少，鄉村獲得的基本公共服務極為有限。在東亞，盡管鄉村人口大量減少，但是各經濟體依然重視對農村和農業的財政支持，提供覆蓋全面的鄉村公共產品以及基本均等的社會保障服務。
日本對鄉村公共品投入規模大、覆蓋范圍廣。政府持續重視糧食穩定供應、農業持續發展以及農村的振興，醫療保險、年金保險、農業保險(收入保險和農業共濟)等在內的鄉村社會保障也趨于完善，其中，除國民均有的基礎年金和年金基金外，政府還建立了農民年金制度。
1975—2015年，韓國投入農林水產領域的總支出迅速增長。鄉村公共品的供給范圍不斷擴大，新村運動時期強調農村生活環境和基礎設施的改善，包括道路的擴展、電氣通訊設備的普及和更好的衛生條件，隨后逐漸轉向注重農業體制建設、農戶收入與經營穩定、農村發展與福利增進、糧食管理與農產品流通、打造農業生產基礎等方面。此外，還建成城鄉基本均等的社會安全網。
中國臺灣地區持續提高以增進農民福利為主的鄉村投入，1985—2015年“農委會”主管預算(含追加預算)大幅增長，其中用于農村社會保險和福利服務的支出不斷攀升，2015年相關支出占法定預算比例為49.53％。
四、東亞鄉村變遷對中國鄉村振興的啟示
重新審視東亞經濟體鄉村變遷的典型事實，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東亞鄉村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城鄉轉型的路徑。按照經典路徑，通過加快城市化將人口集聚在城市，促進土地流轉并集中到少數大戶手中，促使農業規模化、機械化、專業化經營，農民轉變為職業農民或者產業工人，在服從于城市和工業發展前提下實現鄉村轉型。這一路徑由于過于注重城市化，忽略了鄉村和村莊本身的發展，導致鄉村和農民的衰弱。重新審視東亞鄉村轉型的事實發現，東亞經濟體同樣經歷農業份額下降以及鄉村人口減少，卻沒有發生土地規模化、農業專業化、農民職業化以及傳統村莊的普遍終結，而是在小規模農地經營基礎上實現了農業工業化，農民通過大量的兼業活動走向職業身份的多角化，村莊也因經濟活動的豐富以及公共服務的提供而實現體面存續。這一發展道路使東亞城鄉差距沒有持續擴大，農民和鄉村、農業也沒有“斷根”，村莊依然是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重要載體。由此可見，東亞城鄉轉型模式并非依靠單向城市化模式，而是注重城鄉均衡發展。
第二，規避城鄉差距擴大的關鍵是賦予農民在城鄉多樣化的經濟機會。東亞在現代化進程中沒有出現城鄉差距的持續擴大。究其原因，東亞并非依靠持續提高城市化率的唯一路徑，而是伴隨城鄉轉型，城鄉經濟機會不斷向農民持續開放，農民收入渠道不斷拓寬。在農業收入份額下降、非農收入份額上升的一般規律下，通過鄉村基礎設施的完善、城鄉聯系的加強以及鄉村產業的發展，農民從事各類經濟活動的機會增多，農外收入日趨穩定增加，并且從農業關聯事業、各種非農兼業或自營事業也獲得了豐富的報酬，此外政府也重視對農民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服務，例如日本的農民年金制度、中國臺灣地區的農民健康保險和老農津貼制度等，促使農民的轉移性收入顯著增加，加上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分享，使農民的收入來源呈現多樣化趨勢。收入多樣化的背后是東亞農民的職業和身份特征的多角化，他們既沒有走向職業化或專業化，也沒有完全脫離農業和鄉村，而是從事農業之外還兼顧在城市或鄉村的非農工作。這一職業身份的獨特特征使得農戶既分享了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各種收入機會，也在鄉村獲得了各種收入機會，有效規避了城鄉差距的擴大困境。
第三，促成要素組合升級而非單一要素替代促進農業發展。傳統觀點認為，鄉村人口的大規模非農轉移推動農業規模化，加大機械對勞動的替代，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實現土地規模報酬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然而，人多地少的稟賦特征及根深蒂固的小農傳統，使得東亞推進規模化的努力難以成功。在小規模農地經營的基礎上，東亞農業沒有走向機械替代勞動的單一過程，而是根據要素價格的相對變化，不斷調整并促成勞動力等短缺要素與各類現代要素的有機結合和適度配比。這一過程中，先進農機、優質種苗、新型肥料和農藥等現代要素的比重不斷增加，土地、水利、農舍等農業基礎設施也得以完善，伴隨農事組合、農業公司等經營主體的參與，以及各類農業經濟組織的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范圍擴大，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提高，為各類要素在更大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提供支撐，促使要素組合方式發生突破性變化，農業生產方式也產生持續性變革，從而實現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業報酬的增長。
第四，村莊功能的存續和拓展是東亞鄉村轉型的獨特特征。東亞鄉村的人口減少雖然造成了部分地區的過疏現象，村莊數量發生消減，卻沒有導致村莊普遍陷入凋敝或走向終結，而是通過不斷適應村落發展過程中農戶減少、非農戶增多、生產生活需求多元化等特征，村落形態發生變化并實現功能拓展，成為東亞鄉村體面的重要支撐。一方面通過引進工業企業、建設農工園區、促成農業六次產業化等，鼓勵農民擴大事業范圍，從事多元化的生產和經營，提高鄉村經濟的復雜度。另一方面依托政府對鄉村的大量投資，實現城鄉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務，重視對鄉村的基礎設施投資，從道路、通訊、電氣、物流等多方面進行村莊風貌建設，建成以養老保險和健康保險等社會保險為主的鄉村社會保障體系，為農民參保提供相應的補貼和優惠政策，解決了農民務農的后顧之憂，實現了鄉村的體面和文明形態。
東亞鄉村轉型的經驗為中國正在推進的鄉村振興提供了重要啟示。第一，通過城鄉平衡發展縮小城鄉差距。特殊的城鄉二元體制和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導致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巨大。城鄉差距是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現，影響社會經濟發展和國民福祉增進，成為國家現代化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一種觀點認為繼續提高城市化率、促進農民市民化是解決城鄉差距的唯一途徑。然而事實證明，僅靠快速城市化并非解決城鄉收入差距的良方，城鄉收入差距并沒有隨著經濟不斷增長和城市化率提高而發生顯著縮小，相反這種只注重速度的粗放式城鎮化，難以使得進城農民平等地享有發展收益，對社會融合帶來消極影響。據測算，即便是城鎮化率高達70％，仍有4.5億人生活在鄉村，解決城鄉差距必須改變單向城市化思維，改變農民收入結構單一、收入來源受限的局面。借鑒東亞經驗，著力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不僅要破除制約農業收入增長的藩籬，促使農民務農的單位土地報酬提升，還要在城市和鄉村賦予農民更公平的經濟機會，促進農民農外收入形式的多樣化，同時也要注重對農民的轉移支付，保障農民享有均等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服務，實現農民分享財產性收入。只有實現農民經濟機會的不斷開放和多樣化，才能保障農民收入的可持續增長，縮小城鄉差距。
第二，促進農業產業革命提升農業競爭力。中國農業同樣受制于東亞小農傳統，土地細碎化現狀難以打破，單個農戶固守落后的經營方式，生產經營過程中投資力度小，抵抗風險能力較弱，農業競爭力不強。主流觀點認為加快土地流動、將其集中于少數專業農戶，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增大對農業和土地的投資力度，實現農業規模經營收益。然而中國近年來的實踐表明推進土地規模化的效果并不如意，單純擴大土地規模反而出現農業生產率的下降，大規模戶的土地生產率遠低于小規模戶的土地生產率，農業規模報酬難以實現。出現這一困境的根源是單方面要素推進的農業現代化方式收效甚微。借鑒東亞在小規模農地基礎上實現農業工業化的經驗，采取相應制度安排營造更好的農業要素市場環境，引導各類新型經營主體和現代生產要素進入鄉村，以農業技術進步、經營方式創新以及合作組織發展為突破口，促成現代要素和傳統要素的配比優化和協調一致，實現在農業領域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
第三，通過城鄉權利開放富裕農民。東亞鄉村普遍面臨勞動力短缺并且不斷老弱化的困境，中國也不例外。不少學者建議，對接市場需求來培育一批有知識、有技能、善經營、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型職業農民，成為農業生產的主力軍。然而沒有相匹配的收入回報，“農民”難以成為具有吸引力的職業，農民職業化難以成為基本形態。東亞經驗證明，農民的完全職業化并非最優選擇，更為根本的是促進城鄉權利朝向農民的持續開放，給予農民更多元的經濟機會，使得農民能通過各種途徑增加收入來源。同時兼業化的小農需要與現代農業有效銜接，依靠強大的基層農民組織，引導各類要素進行有機配合，激勵農民參與多種形式的合作生產和共同經營，提高生產效率并實現組織內的共同利益。
第四，通過村莊的體面實現村莊在鄉村振興中的載體功能。中國鄉村正面臨著大量人口離土不回村所導致的空村現象，村落總數不斷消減；同時出現村莊內部農宅閑置與大量公共空間被占用，如果完善鄉村人口轉移機制以及宅基地退出與盤活機制，全國空心村整治潛力高達1.14億畝。村莊逐步喪失發展活力，基礎設施落后，整體呈現出破敗景象。現有的合村并居導致村莊治理結構和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發生劇變，對鄉俗文化、鄉土情結、人情往來等造成損害；農業專業化也導致鄉村經濟喪失多樣性，造成農戶收入來源單一化。根據東亞經驗，要實現鄉村的體面，不能盲目拆村并村，也不能導致鄉村走向單一，而是要順應村莊形態的自然演變及鄉村居民的需求變化，促進鄉村功能的拓展。一方面引導鄉村內部組織發生變化，實現對鄉村資源的有效統籌，并充分引導各類社會、經濟組織進到鄉村，發揮增加就業、激活經濟等作用；另一方面不斷促成以農業為核心的產業融合發展，根據鄉村的資源稟賦特征著力培育適合本地的非農經濟，實現鄉村經濟的多樣化和復雜化。此外，政府要持續保持對鄉村的公共投資，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鄉村的體面發展。
（作者劉守英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陳航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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