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是新時代國家戰略，具有廣闊的時空縱深。從縱向看，它伴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過程，即使實現了民族復興，鄉村仍要繁榮昌盛；從橫向看，它涵蓋鄉村政治、經濟、文化、生態及社會治理各方面，而且城鄉要融合發展。
實施這一偉大工程，需全黨動員，全社會參與，其中，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肩負重要使命。這是因為：在五大振興中，產業振興是基礎、是關鍵，是其他振興的前提。產業振興的實施主體是有組織的農民，它包括新型職業農民、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社會化服務組織、農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其中，農業產業化企業作用特殊，地位重要，因為它上聯生產基地，下接消費市場，在產業鏈中處于中樞地位。
當前，農業企業一個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對參與鄉村振興充滿激情，期望在這壯闊的歷史畫卷中留下自己的痕跡。但其中一些企業參與的目標不明確、思路不清晰、舉措不具體，帶有較大盲目性。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是要樹立五種思維，從“根”上辨清方向，以期收到綱舉目張之效。
一、市場化思維
剛剛過去的八年脫貧攻堅，是在規定時間內，使所有貧困地區全部摘帽，所有貧困人口全部出列，工作目標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因而，推動方式主要是運用政府這只“有形之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各種優惠政策集中投入，各類優勢資源疊加聚集，成效卓著，創造了人類脫貧史上的奇跡。
產業振興則不同。產業屬于經濟范疇，其成長發育，固然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植和支持，但更多要遵循市場規律，運用經濟手段，講究投入產出，計算成本效益，檢驗其成敗的是“市場”而非“市長”。
因此，企業參與鄉村產業振興，一定要樹立市場思維，對接市場需求，掌握市場信息，減少盲目性，提高精準度，力求收到既推動產業發展，又壯大自身實力的雙重效益。調研發現，一些企業下鄉村參與產業振興，帶有明顯的功利性，其動因在于利用國家實施鄉村振興大戰略，到鄉村去圈“政策紅利”，分“政策蛋糕”。我曾應邀參與某企業鄉村產業發展項目的規劃咨詢，他們在項目效益評估時，赫然將“擬爭取政府支持”列入其中，我毫不猶豫地發表了否定意見。很明顯，這個企業是奔著“政策蛋糕”而來的，壓根就沒考慮企業的經營效益，套完了“政策紅利”，很可能就洗腳上岸，或者“政策紅利”消失了，企業也就隨之消亡。還有一些企業，出于回報桑梓的樸素感情，明知產業項目無利可圖甚至是賠本生意，為了增加鄉親們的收入，也要硬著頭皮做。這同樣不可取，因為做企業與搞慈善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追逐利潤”是企業的宗旨，“慷慨解囊”是慈善的義舉，只有將企業做大做強，積累了雄厚的資本，才有做慈善的能力，否則，有慈善之心也無行善之力。
二、現代企業思維
調研發現：我省為數不少的農業企業是家庭式、家族式的，以血緣為連接紐帶，父親（母親）當董事長，子女做總經理，管理層都是“七大姑、八大姨”。這種企業很難做大，往往營業收入在億元這個門檻上徘徊。
家庭（家族）和企業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家庭是血緣關系，具有生物學上的排他性，遵從的是倫理道德，比如上慈下孝，惟老是從等；企業是社會關系，具有生物學上的包容性，遵從的是市場準則，比如優勝劣汰、公平競爭等。當家庭體系與企業體系、家庭規則與市場規則混為一體或界限不清時，就可能發出錯誤的決策信號，使企業陷于混亂。家長和董事長合二為一，如果做出的決策不正確，按家庭倫理必須遵從，“孝順”在中國的家規占有特殊地位；按企業規則應否定或修正，因為它背離利潤最大化的企業終極目標。作為集家庭成員和管理者為一身的執行人，在家規和企規的碰撞中會無所適從，甚至引發尖銳沖突，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不是個案。
因此，農業企業必須樹立現代企業思維。要建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以企業法人制度為主體，以公司制度為核心，以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條件的現代企業制度；要構建法人治理結構，設立股東會或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總經理，明確各自的職責權限，各行其職，各負其責，相互協調，相互配合。作為家長，父命子從，有絕對權威。作為董事長，卻要忠實執行股東會或股東大會的決定，接受監事會的監督，尊重經理層的意見；要組建股份有限公司，吸收非家族成員股東，擴充非家族成員股份，形成多元股本結構，變家庭（家族）獨資為合資合股，變家長（家族）“一言堂”為股東會、董事會“群言堂”。
三、產業鏈思維
農業企業與工業企業的顯著區別是：農業企業是直接生產初級農產品，或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品，經營對象都是鮮活的生命體，其生長需要適宜的環境，工業企業則不然。因此，不論是直接生產農產品，還是農產品加工，都要掌握農作物的特性及生長規律，樹立產業鏈思維。比如說，農作物生長有很強的季節性，實物收獲長則十天半個月，短則三、五天，不像工業原料，一年四季隨時可供。那就需要在項目設計時充分考慮原料倉儲設施和初加工環節，做到應季收儲，全年均衡生產。再比如產品質量，也體現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如果農產品產地環境不達標，品種不優良，種養技術不規范，就難以產出優質原料，加工環節即便有世界頂級的廠房設備、一流的工藝水平，也生產不出高質量的終端產品。有的農業企業只注重加工端，忽視上下游，這很危險。因此，農業企業一定要將上游原料基地建設作為第一車間，要么自建與加工能力相匹配的原料基地，要么制定原料標準，與種養企業及各類經營主體結盟，確保源頭有水、源頭活水、源頭優質水。
與產業鏈思維相關的，是產業鏈各環節的利益分配。農業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產業鏈初始端的效益微薄，每延伸一個鏈接效益就拓展一個空間，而且初始端集聚著龐大的從業群體，這些人的利益對產業鏈的影響至關重要。因此，不能急功近利，為了企業的眼前效益，降低生產成本而不顧初級產品生產者的利益，其結果要么保證不了原材料的質量，要么在供不應求時原材料斷供，類似情況不是個案。這些年，省茶葉集團不斷壯大，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與上游茶農結成利益共同體，組織茶農按標準生產，給茶農穩定的預期收益，建成高標準茶葉基地99個，面積63.5萬畝，實現了茶農增收、企業增效雙贏。
四、互聯網思維
如前所述，我省不少農業企業是家族式的，導致這些企業思維僵化，眼界不寬，格局不大，走不出傳統的思維方式和生產方式，很難跟上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形成的時代節拍，在以互聯網為標志的現代科技面前眼花繚亂，甚至暈頭轉向。
互聯網的廣泛運用，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存方式。能否融入互聯網時代，能否適應因“網”而生的社會變革，對農業企業是極大的考驗。
樹立互聯網思維，就是要善于運用互聯網這一現代科技成果分析供需、謀劃產業、制定標準、指導生產、開拓市場。
長期以來，業界存在一種“跟風”現象，就是看見別人賺了錢，趕緊跟著搞，項目剛建成市場又發生了變化，做了賠本買賣，比較突出的例子就是反復出現的“豬周期”。究其原因，在于傳統的信息傳遞方式跟不上市場變化的速度，信息在傳遞中或失真或轉向。互聯網技術出現后，這一問題可迎刃而解。通過大數據比對，互聯網傳遞，能及時精準分析某種產品供求現狀、空間容量和發展趨勢，從而為項目決策提供精準引導，防范因信息遲緩、失真帶來的決策失誤。再比如，建立在互聯網之上的線上營銷、直播帶貨等商業模式，實現了供需雙方瞬間無縫對接，極大降低了交易成本，長期困擾我們的“谷賤傷農”和“米貴傷民”的問題得到較好解決，在透明狀態下“買世界”“賣世界”。互聯網+物聯網技術，可實現農業生產過程遠程控制和農產品質量遠程溯源。
要將互聯網思維的確立、互聯網技術的應用，作為評價現代農業企業的重要標準。大數據、互聯網、區塊鏈等現代科技的廣泛運用，必將為農業安上騰飛的翅膀，使之成為風光無限的朝陽產業。
五、品牌思維
品牌，是現代農業的標簽。因為現代農業是建立在現代理念、現代裝備、現代技術、現代組織形式之上的嶄新業態，而品牌就是這些元素綜合作用的標志物。
中國農業正在發生脫胎換骨的轉身，即由以數量取勝的路徑依賴轉到質量興農上來。這一轉身是由供求關系變化決定的，農產品短缺時代終結，結構性過剩已經出現，買方市場全面形成。在買方市場主導下，產業和企業的興衰，決定因素不再是數量和規模，而是質量和品牌。因此，在省政府的“六大強農行動”中，“品牌強農”位居其首。
品牌是建立在實物之上的文化和精神，是產品的內核，是無形的市場競爭力。同樣一種產品，有無品牌，品牌影響力大小，其市場占有率、經濟效益天壤之別。克明面業能夠在遠離原料市場的南縣做“無米之炊”，其掛面占了全國市場份額的百分之十以上，就得益于“一面之交，終身難忘”的品牌影響力。反之，有的農產品質量非常好，但沒有品牌做支撐，只能“養在深閨人未識”，優質不能優價，甚至無人問津。
品牌以品質為依托，而品質來自標準化。標準化是一個體系，產地標準、生產標準、產品標準幾個方面缺一不可。要選準并優化與特定農產品相適應的產地環境，包括土壤、空氣和水；要制定并嚴格執行生產標準，建立生產過程負面清單；要量化產品質量標準，做到可檢測、可追溯、可投訴。同時，要破除“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慣性思維，加大品牌包裝、宣傳、營銷力度，讓品牌靚起來、活起來、響起來，使品牌轉化為企業形象、經濟效益。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湖南省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原主任委員、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行業觀察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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