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基礎設施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實現了顯著提升，基礎設施建設取得明顯進步，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但是，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成為制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其中，城鄉收入差距問題仍然嚴峻。根據國際慣例，基尼系數超過0.4，被視為收入差距較大，而在2020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468，處于國際警戒線水平。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依然是制約我國實現共同富裕和人民幸福的關鍵因素。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我國逐漸步入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基礎設施作為“新基建”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重要支撐。同時，數字基礎設施是推動數字鄉村建設的先行官，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保障，對緩解城鄉“數字鴻溝”具有重要作用。作為推動鄉村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數字基礎設施是否會成為使城鄉收入差距縮小的新方向？它如何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作用？基于此，研究數字基礎設施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對于加快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步伐、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有重要意義。
現有研究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多方面探討。如人力資本、物質資本等要素，城鎮化和勞動力轉移因素，基礎設施因素。對基礎設施的討論多數學者落腳于交通基礎設施等傳統基礎設施，少數文獻關注了數字基礎設施的分支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本文聚焦于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研究，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經濟主體對數字基礎設施的應用和經濟主體對數字基礎設施的利用率三個方面構建數字基礎設施指標體系，系統地評價了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水平。為研究數字基礎設施和城鄉收入差距的非線性關系，分別設定門檻變量為人力資本、交通基礎設施和城鎮化水平，研究其在數字基礎設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中存在的門檻效應。
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機理
改善農村數字基礎設施，能夠使貧困家庭的收入提高，從而使城鄉住戶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已有研究表明，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對于促進農民增收是有利的，并且還可以間接使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本文主要從助力農業增收和提高非農收入兩個角度來研究數字基礎設施如何促進農民增收，使得城鄉收入差距縮小。
從助力農業增收的角度分析，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在生產、銷售和流通領域所發揮的作用有助于增加農民的農業收益，導致城鄉經營性收入差距降低。其一，在生產領域，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可以幫助農民及時發現農作物的市場行情，降低農業信息搜尋成本，增進農民與專家的線上聯系，有助于農民作出理性的種植決策，采取科學種植方法，提高農作物的產量，最終提高農民收入。其二，在銷售領域，農村數字基礎設施的建立可以帶動農村電子商務的發展，增加農產品的銷售渠道，使農民可以通過電商直播帶貨的方式售賣農產品，擴大宣傳力度，傳播范圍更廣。其三，在流通領域，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有助于推動農村流通業數字化發展，幫助農產品快速出村、出城，縮短農產品流轉時間，拓寬農產品流通渠道。而且，互聯網水平較高地區的流通業發展能夠促使農村住戶增收，進而使城鄉收入差距減小。
從提高非農收入的角度分析，為使城鄉工資性收入差距縮小，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可以通過增加就業渠道和提升人力資本兩方面來帶動農民非農就業，提高農民工資性收入。一方面，數字基礎設施的建立與改善不僅可以使農民能夠通過網絡直接獲取招聘信息，而且還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增加了新的就業渠道。另一方面，數字基礎設施的建立與改善使農村人口接觸到高質量的網上教育，提升人力資本，適應現階段的就業形勢。農民可以獲得與城鎮住戶同等的線上教育資源，以較低成本提升專業能力，增加農民收入，從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假設1：數字基礎設施水平的改善能夠使城鄉收入差距縮小。
假設2：數字基礎設施可以通過助力農業增收和提高非農收入兩個機制作用于城鄉收入差距。
人力資本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在就業結構轉換的過程中，只有具備一定的職業技能和教育水平的勞動者才能夠滿足新型就業崗位的需求。而且，教育人力資本能夠提高農民工對于互聯網的使用頻率，進而增加其選擇新型就業崗位的機會。因此，在教育設施較完備、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地區，農村住戶文化水平程度相對較高，對智能化設備和網絡技術掌握較快，容易滿足新型崗位的要求，從而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而在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地區，農村住戶對數字化設備和網絡應用掌握不熟練，較難達到就業崗位對新型人才的要求，不利于農村住戶收益的提升，難以實現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诖?，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人力資本能夠使數字基礎設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更顯著。
交通基礎設施也是推動數字基礎設施發展必不可少的一環。一方面，交通基礎設施能夠從物流方面為電子商務帶來發展，推動數字基礎設施的應用。交通基礎設施能夠促進物流業的發展，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條件優越，能夠帶動物流業促進經濟增長，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薄弱，則會阻礙物流業水平的提升。因此，交通基礎設施能夠通過帶動農村電商的發展，加快農村數字基礎設施的應用，使農民的收益提高。另一方面，交通基礎設施的進步還可以通過促進農民增收來改善農村住戶人力資本投資能力，為數字基礎設施及數字經濟的研發提供儲備人才。交通基礎設施能夠顯著改善農村住戶的教育觀，提高其對教育的投入，加速農村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使農村住戶農業和非農業收益增加，使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因此，一個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條件優越時，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作用更強?；诖耍疚奶岢鲆韵录僭O：
假設4：交通基礎設施可以使數字基礎設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更明顯。
在城鎮化的收入效應、消費升級效應和消費環境改善效應作用下，城鎮化水平已經是影響網民規模、互聯網普及率等數字經濟發展指標的關鍵因素。一方面，城鎮化的發展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硬件支撐。根據城市領導理論（Urban Leadership Theory），城鎮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大量人力、財力、物力和技術支持，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更高發展水平的平臺與載體。另一方面，城鎮化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會使政府的財政收益增多，提高了其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得到進一步發展、完善，農村住戶的收益不斷增加，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因此，當一個地區具有較高的城鎮化水平時，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作用更強?；诖?，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5：城鎮化水平可以使數字基礎設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更顯著。
探討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僅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情況選取指標是遠遠不夠的，本文還從數字基礎設施的應用情況和數字基礎設施的利用率兩個角度來選擇指標。由于數字基礎設施指標的測算存在困難，現有針對于數字基礎設施的指標較少，本文選取3個一級指標和12個二級指標反映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水平。其中，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從光纜、移動基站、互聯網寬帶、域名和企業網站五個方面反映我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情況；數字基礎設施應用主要從數字電視、寬帶互聯網、移動電話、計算機使用四個方面反映經濟主體對數字基礎設施的應用情況；而數字基礎設施利用率的測度指標較少，因此，選取電信收入、信息就業和電商銷售額三個方面的指標側面反映經濟主體對數字基礎設施的利用率。本文采用熵值法對上述指標進行處理，計算綜合得分。由于移動基站密度的原始數據受限，本文在對31個省份（除港澳臺外）的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后，通過熵值法計算得出2013—2020年各省份數字基礎設施水平的值。
本文選取了2013—2020年我國31個省份（港澳臺除外）的面板數據，被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原始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實證研究結果及分析
模型（1）展示了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隨著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城鄉收入差距會逐漸地縮小，符合本文的假設1。
模型（2）和模型（3）是從助力農業增收的角度探究數字基礎設施如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由模型（2）可知，數字基礎設施對農業收入存在正向促進作用；而模型（3）表明了數字基礎設施與城鎮經營性收入之間不存在明顯關系。結合兩個模型的結果，說明數字基礎設施可以縮小城鄉經營性收入差距。因此，數字基礎設施能夠通過助力農業增收，縮小城鄉經營性收入差距，從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模型（4）和模型（5）是從提高非農收入的角度論述數字基礎設施的進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模型（4）表明了數字基礎設施確實能夠促進農村住戶非農就業，以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而模型（5）則表明數字基礎設施與城鎮工資性收入之間沒有明顯關系。結合兩個模型表明，數字基礎設施能夠促進農民非農就業，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而對于城鎮住戶的工資性收入沒有明顯作用，從而縮小城鄉工資性收入差距。
隨著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等戰略的實施，東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逐漸呈現出縮小趨勢。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出現了新特征，全國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南北差異”逐漸成為新氣象。而且，在2017年兩會時，李克強總理也曾提到，中國經濟走勢分化轉變為“南北差距”。因此，為考慮地區之間的異質性影響，本文將全國樣本分為北方地區和南方地區兩個樣本。由模型（6）和模型（7）的回歸結果可知，由于不同地區之間的數字基礎設施發展程度不均衡，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在南方地區較為明顯，而在北方地區不明顯，體現出明顯的地區異質性。
前文對數字基礎設施與城鄉收入差距的基本線性關系進行了回歸檢驗。為了進一步研究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關系，本文引入面板門檻模型。選取人力資本（edu）、交通基礎設施（lntra）和城鎮化水平（lnurb）作為門檻變量，確定模型存在門檻效應后，本文依次對模型進行了單一門檻檢驗和雙重門檻檢驗，最終只展示了三個變量分別對應門檻模型的固定效應回歸結果，由表3所示。
門檻變量為人力資本（edu）時，由表3可知，人力資本的兩個區間中數字基礎設施的回歸系數有差異，表明數字基礎設施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當人力資本水平不同時，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也不盡相同。人力資本的發展會影響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當一個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較高時，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作用也會加強，符合研究假設3。
門檻變量為交通基礎設施（lntra）時，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出，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在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之間存在單一門檻效應。而且，越過門檻值后，交通基礎設施對數字基礎設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加顯著。因此，對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比較好的地區而言，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作用會更強，符合研究假設4。
門檻變量為城鎮化水平（lnurb）時，由表3可知，城鎮化水平的兩個區間中數字基礎設施的回歸系數有差異，表明數字基礎設施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這表明，當城鎮化水平低于門檻值時，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縮小作用；而當城鎮化水平高于門檻值時，數字基礎設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會增強。因此，城鎮化水平確實在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中存在單一門檻，符合研究假設5。
研究結論
本文在理論剖釋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理的基礎上，利用2013—2020年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其一，從線性角度來看，數字基礎設施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存在線性關系，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程度不斷改善，會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其二，機制分析表明，數字基礎設施可以提高農民的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導致城鄉經營性收入差距和城鄉工資性收入差距不斷縮??；其三，地區異質性分析表明，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存在地區異質性，南方地區優于北方地區；其四，從非線性角度來看，數字基礎設施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會隨著門檻變量的不同區間取值而發生變化，人力資本、交通基礎設施和城鎮化水平均在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中存在單一門檻效應，并且人力資本水平越高、交通基礎設施越發達、城鎮化水平越高時，數字基礎設施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作用會顯著增強。
政策建議
第一，加快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農村數字基礎薄弱，5G互聯網、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后?；诖?，政府應通過資金投入和技術支持推進農業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農村寬帶通信網、移動互聯網等通信網絡基礎設施的發展，推動5G互聯網、人工智能等信息基礎設施向農業領域延伸，加快智慧農業生產、物流、加工等步伐，培育數字基礎設施利用的新型農業經濟組織與新農人。
第二，運用數字技術推動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數字化、信息化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應用促進城鄉公共服務資源優化配置，加大優質資源數字化供給，做優做強數字教育培訓資源，有助于提升勞動者的數字工作能力；構筑城鄉公共服務網絡，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網絡化、互聯化的特點，推動城鄉各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數字公共服務公平普及。
第三，實現城鄉的深度融合。推動城鄉信息化融合發展，促進城市人才、技術、信息等資源向農村流動，并推動城鄉生產、生活、生態環境的數字化、智能化發展，加快形成共建共享、互聯互通的數字城鄉融合發展格局。
（作者祝志勇系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劉暢暢系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本文有刪節）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