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80后“田老板”秋收后對政府有“五盼”
導讀
食為政首，糧安天下。對于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而言,吃飯始終是貫穿發展的“頭等大事”。近年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加之病蟲害、洪災旱災等極端氣候因素的影響，尤其是今年受經濟復蘇放緩和地緣政治局勢緊張等因素沖擊，全球糧食供應鏈正面臨巨大挑戰。在這種背景形勢下，近年來中央政府先后出臺多種舉措來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保障種糧農民合理收益”。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也強調“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那么，這項政策的實際實施效果如何？今年我國糧食主產區種糧農民收益如何？江西是中國13個糧食主產區之一，也是中國重要商品糧基地，素有“江南糧倉”的美譽。近日，筆者參與了江西省宜黃縣政協組織的一項調研活動，對該縣今年糧食生產情況進行了調查，重點對該縣種糧大戶-----東陂鎮東陂村嶺背組村民熊金龍進行了采訪調研，詳細了解他今年種糧收益情況、明年打算和對政府做好相關服務工作的要求等。
10月31日，江西省政協辦公廳以“社情民意”的形式將此文摘要呈送給了江西省委及相關部門并同時上報全國政協，由全國政協辦公廳呈送國家相關部門。
種地1500多畝，虧損40萬
熊金龍是一位80后，1983年出生，今年39歲。他從事農業種植業已22年，種植品種包括柑桔、煙葉、竹蓀菇、制種、水稻等。今年熊金龍水稻制種加大田水稻種植共1513畝，其中水稻制種300畝，這是他以每年150元/畝的租金從本鎮黃柏嶺村委會手里流轉過來的，租期為3年。還有100畝水稻制種是與本鎮另一人合伙流轉的。大田水稻種植1113畝，這是熊金龍跨縣到離他家100多公里以外的撫州市臨川區河埠鄉熊堯村，以每畝130元、150元、210元不等的租金從當地一家中間商那里流轉過來的。
今年熊金龍水稻制種加大田水稻種植共1513畝，共虧損40多萬元。具體情況為：在黃柏嶺村的400畝制種，因為干旱其中的80畝制種幾乎絕收，損失近20萬元。最后算帳，400畝制種出售種子收入加上國家補貼每畝60元（熊金龍說今年國家補貼最少每畝80元，但目前只到位60元）差不多平本。虧損主要發生在撫州市臨川區河埠鄉熊堯村種植的1113畝一季晚稻，虧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今年江西出現重度氣象干旱。今年江西旱情嚴重，至今重度氣象干旱已超過100天。熊金龍在撫州臨川河埠熊堯村種植的1113畝一季晚稻中，有200多畝因為干旱基本絕收，有200多畝半死不活，減產80%，還有300多畝靠抽水灌溉，只有300多畝為灌溉農田。最后算帳，總開支103萬元，共收稻谷67萬斤，每斤稻谷售價0.92元，除每斤0.02元的運輸成本，實際收入60.3萬元，收支相抵虧損42.7萬元。
二是化肥農藥和農業用工人員漲價。熊金龍種稻購買的化肥主要為由湖北一家企業生產的“心連心”和“洋豐”牌復合肥，這種復合肥去年價格為每包（100斤）120元，今年為185元，每畝用量為120斤，這樣每畝增加開支78元。農藥今年每畝增加開支約30元。農業用工，去年男工每天140---150元，今年每天180---200元；去年女工每天110元，今年每天130---150元，每畝需2.5個用工，這樣每畝需增加開支100多元。
三是一晚收割后稻谷市場價下跌。熊金龍作為種糧大戶，水稻收割后由于沒有烘干設備，所以只能收割后馬上出售，即賣濕谷。熊金龍種植的為一季晚稻，收獲的稻谷大多數在8月份出售，那時市場上糧價壓得比較低，每斤稻谷售價僅0.92元，較去年同期每市斤低0.12元，這樣一畝就減少收入100多元。盡管今年中晚秈稻國家保護價為每百斤129元（較去年漲1元），但由于遲遲未開倉收糧，其政策托底作用不明顯。不過，目前市場糧價已上漲到每百斤132--133元，但種糧大戶已無糧可賣。
從以上分析看，即使沒有干旱的原因，僅農資和農業用工人員漲價以及糧食降價三項合計每畝減少收入在300元左右。熊金龍說，種植水稻一般每畝利潤在300---500元，這就意味著今年種糧大戶即使沒受干旱影響也很難賺到錢。
搞農業種植24年，有失敗也有成功
2006年，23歲的熊金龍在本村承包山地和拋荒農地50多畝，投資20多萬種植柑桔（南豐蜜橘），從此走上了規模化農業種植的道路。幾年后柑桔開始掛果，2013年、2014年每年賺了2萬多元，2015年因前期低價惜售，最后腐爛變質，一下虧了7萬多元。從那以后至今基本上每年都是虧本，每年化肥農藥和采摘工資差不多要花5萬多元，但收獲的柑桔還賣不到5萬元。前些年柑桔市場價一般都在每市斤0.5元左右，這個價格有時甚至還不夠采摘工資，于是有時干脆不摘了。還有，前年凍死了一批柑桔樹，又要新栽補苗，有些樹齡過大老化，所以今年又投入2萬多元給老樹嫁接。今年柑桔市場價格上來了，每市斤達到1元，但熊金龍卻沒有柑桔可賣。
2014年之后，熊金龍擴大了農業種植的范圍。2014年種煙葉53畝，獲利2萬多元。2015年改種竹蓀菇，當年種植26畝，獲利3萬多元，2016年和2017年繼續擴種竹蓀菇，分別獲利15萬多元和25萬多元。2018年種竹蓀菇60畝，因為竹蓀菇跌價等原因虧了3萬多元。2019年，熊金龍開始轉到水稻制種和大田水稻種植，這一年他種水稻260畝，獲利11萬多元。2020年，熊金龍水稻制種300多畝，種煙葉55畝，共獲利25萬多元。2021年，熊金龍水稻制種260多畝，種煙葉60多畝，共獲利30多萬元（含國家補貼8萬元）。
巨虧之后，熊金龍有“五盼”
面對今年的嚴重虧損，熊金龍并沒有恢心，也沒想打退堂鼓，而是鼓足干勁繼續干，力爭明年有一個好收成。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這讓熊金龍很受鼓舞。熊金龍打算明年擴大水稻制種和大田水稻種植規模，總面積力爭達到2000畝，尤其是希望增加制種面積，因為制種收入更有保障。熊金龍更長遠的打算是自己購買耕種、收割、烘干等全套設備并自建糧食倉庫，創辦一個中型家庭農場。
為此，最近一個多月來，熊金龍馬不停蹄奔走在宜黃縣周邊的一些區縣，主要是贛州市的寧都縣、撫州市的樂安縣和臨川區等地。熊金龍通過各種關系尋找可連片流轉的土地，他說，現在要找到合適的土地很不容易，主要是供求雙方信息不對稱，即“要的不知，知的不要”。好不容易找到當地帶路看田的人，但這些人一般不要中介費而要求參股，這樣勢必增加土地流轉的成本和風險，這讓熊金龍進退為難。
在采訪調研中，熊金龍期待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能夠給予種糧大戶更多的關心和支持，具體來說，他有“五盼”：
一盼政府加強政策引導和配套服務工作。主要是政府加強引導，通過土地托管等形式把農民手中需要流轉的土地集中到村委會或合作社，然后將各村土地流轉信息匯總到市縣區農業農村局的“農業信息服務中心”，并通過市場信息平臺對外發布。此舉意義重大，它可以解決土地供求雙方信息不對稱問題，即有利于各地農村盤活土地資源，減少土地拋荒現象，又有利于種糧大戶獲得優質土地資源，擴大糧食種植規模。
二盼中央儲備糧直屬庫和地方儲備糧庫盡早開倉收糧。每年國家糧食收購保護價公布時間很早，如今年國家糧食和儲備局早在5月19日就公布了糧食收購保護價，但江西撫州至今也沒有開倉收糧。種糧大戶希望在南方稻區，早稻和一晚收割后，如果市場糧價低于國家糧食收購保護價時，國家糧庫就應及時開倉收糧，這樣才能發揮保護價托底作用，保障種糧農民的合理收益。
三盼國家和地方政府扶持糧食生產的優惠政策宣傳到位。現在國家和地方政府到底有哪些扶持糧食生產尤其是扶持種糧大戶的政策？種糧大戶如何申報家庭農場？等等，很多政策農戶和種糧大戶并不完全了解。因此，希望政府做好相關政策的宣傳工作，讓種糧大戶吃下“定心丸”。
四盼制種和大田水稻種植保險賠付同田同價。種子是農業的“芯片”，水稻制種投入遠大于大田水稻種植，因此水稻制種保險賠付標準理應大于大田水稻種植，但撫州市一些區縣保險公司的做法是：水稻制種保險按照氣象指數進行賠付，因為實際操作困難等因素，最后一律按每畝80元賠付，而大田水稻種植保險賠付標準為每畝最高400元。這種做法讓水稻制種大戶很不理解，也對種子產業的發展不利，希望能夠同田同價。
五盼把土地流轉給真正的種糧大戶。這些年來，社會上一些腦瓜子靈光的人，瞅準國家重視糧食生產的機會，成立相關公司，然后利用其在當地政界等人脈資源，獲取大量廉價土地資源，但這些公司流轉土地的目的并不是通過種糧獲得收益，而是套取國家糧食補貼等資金。這類公司其實就是“土地掮客”，它們流轉來的大量土地，要么采取直播等方式廣種薄收，有就收沒就丟；要么轉讓給其他真正的種糧大戶，自己賺取土地流轉差價和獨享國家糧食補貼等資金。這種現象的結果是，真正的種糧大戶反而享受不到國家優惠政策，這顯然與中央扶持糧食生產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馳，應當予以糾正。
80后“田老板”帶給我們的啟示
熊金龍這個80后“田老板”堅持規模化種植業22年，雖經挫折但他仍然矢志不移。熊金龍癡心不改“田園夢”給了我們很多啟示，概括來說，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是農業發展“后繼有人”。“70后不愿種地，80后不會種地，90后不談種地”，未來土地誰來種？于是，“未來中國，誰來種地？”成為“時代之問”。熊金龍這個江西80后“田老板”，20多年專注規模化種植業的生產實踐，可以說從一個側面回答了這個“時代之問”。隨著農業從業人員數量的減少、老齡化趨勢嚴重等問題的出現，像熊金龍這樣的80后、90后種糧大戶會越來越多，熊金龍只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有了這樣一支不斷壯大的種糧隊伍，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農業發展“后繼有人”，中國農業發展充滿希望！
二是大戶耕種已成趨勢。熊金龍矢志不移當“田老板”的經歷，是我國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個縮影。這些年，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強農惠農政策的實施引導，各地農村土地流轉深入推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大量涌現，適度規模經營快速發展。熊金龍告訴筆者，近一個多月來，僅在他所在東陂鎮就有七八個和他一樣的種糧大戶，在宜黃周邊其他區縣找田，即尋找理想的可流轉土地。一個萬余人口的鎮有七八個種糧大戶在找田，那宜黃全縣有多少種糧大戶在找田？江西全省又有多少種糧大戶在找田？沒有人做這個統計，但肯定是一個很大的數字。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也是一種強烈的信號，這預示著大戶耕種已經成為我國糧食生產的重要形式，也必將成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力量。
三是政府支持亟待加強。現階段，實現各類種糧大戶發展還面臨很多困難，解決這些困難離不開政策的支持扶持。政策支持扶持包括很多方面，如健全土地經營權流轉服務體系、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確保流轉雙方合法權益等。從熊金龍反映的情況看，種糧大戶最需要政府解決的是搭建市場信息平臺，為種糧大戶有效對接市場、提高經營效能提供精準信息服務。除此外，還需要加大信貸支持力度、提供農業保險服務、打擊“土地掮客”等措施。
（作者系江西宜黃縣政協委員、三農研究學者；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問題研究所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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