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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秀玲:中國基層治理研究轉向及其思考

[ 作者:趙秀玲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22-12-02 錄入:王惠敏 ]

摘要:近來年,中國基層治理研究出現新趨勢,研究者高度集中在簡約治理、柔性治理、韌性治理、彈性治理、精準治理、微治理、智能化治理等方面。這種研究轉向是對行政化、科學主義、形式主義治理等的反撥,也是對中國傳統優秀治理資源的轉換發展,是為了更好適應新時代基層治理現代化的高標準和嚴要求。不過,這些研究轉向也存在不足,表現在一元化思維、理論色彩過重、一般性研究多、過于依賴西式現代化,需要從辯證思維、貼近基層實踐、探索創新、中國式現代化等方面進行突破。我國基層治理現代化歸根結底是人的現代化,基層治理研究亟需建立中國的理論話語體系。

與國家治理相比,基層治理是一項基礎性工程,越來越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基層強則國家強,基層安則天下安,必須抓好基層治理現代化這項基礎性工作。”2021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對基層治理現代化做了全面系統具體的部署安排。近年來,中國基層治理研究也發生較大變化,形成新的趨向。本文認為,新時代中國基層治理研究必須跟上國家戰略發展布局,有前瞻性思考,以改變當前的滯后狀態。 

一、基層治理研究新動向與新思路

長期以來,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成為基層治理實踐和研究的重點,這對于突破感覺化、隨意性、盲目性是有益的。但是,如何發揮制度優勢,提高治理效能,是一個重要問題,其遠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的重要保障,從‘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是要推進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現代化,讓農村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近年來,隨著中國基層治理的快速發展,研究也在悄然發生變化。主要表現在:不滿足于既往的固化研究模式,倡導一種更有新意、動能、實效、可持續的理念與方法。概括起來,我國基層治理研究主要有以下幾種轉向。

一是簡約治理。這是相對于繁復治理而言的。由于中國基層面臨的問題復雜多樣,許多問題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加之突發性事件增多,如采取繁復思維處理問題,極易陷入事務主義和形式主義,導致失效、低效和無效。簡約治理重點在于“簡”“約”,即所謂的“大道若簡”“由博返約”“出神入化”。在基層治理中則強調放權、放小、放下、放心,避免事無巨細。什么都要管但結果什么都管不好,特別是貪權、用權、誤權,都會導致治理失效、無效乃至失敗。因此,有研究者認為,簡約治理即本著“把簡單留給群眾,把復雜留給政府”的理念,從縱向上突破層級化的政府體制障礙,橫向上突破部門間的信息藩籬為目標,以簡政放權提升辦事效率,以窗口聚合實現服務優化,以信息沉淀推進流程簡化,實現行政體制扁平化,行政審批簡潔化,群眾辦事簡便化。也有人將簡約治理看成是從傳統到現代轉型過程中我國基層善治的目標,強調協作機制和優化結構使基層治理復雜問題簡約化。這兩年有更多學者肯定“簡約治理”在中國基層中的價值。歐陽靜從充分調動基層積極性的角度,探討實行簡約治理推進現代化進程的努力,簡約治理是基于一個變遷和流動的鄉村社會,其治理方式能自主、靈活地應對基層諸多無法預測的臨時性、突發性和復雜性問題。此外,簡約治理之所以“簡約、高效”,是因為它在基層組織“權、責、利不對等”的治理困境下,能充分利用“有限資源”承擔“無限責任”,完成“千條線”的任務。簡約治理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傳統,雖然一直受到基層治理研究的關注,但近年來得到如此集中的研討是比較少見的,這反映了一種新的思考趨向和價值選擇。

二是柔性治理。這是相對于剛性治理提出的概念,即強調人本主義、人性化、柔弱能勝剛強的價值。有人將“柔性治理”概括為多主體參與、多方式互動,非管控、科學化、法治化,空間治理的邊界柔化,有溫度的治理。有研究者根據鄉村社會易發矛盾沖突的特點,提出通過“柔性治理”走出一條中國式的“鄰避困境”的新路,這包括增強敏銳反應力、策略性、前置常態化。也有人希望將柔性嵌入鄉村治理,通過溝通、對話、協商等,增強人們的文化認同、認知理解,促進關系和諧。這是一個干群通過互動挖掘鄉村內在資源、培育村莊公共精神的過程。還有人從道德價值、激勵機制、共同體意識角度理解柔性治理,認為是升級基層治理的有效途徑。當然,也有人從權力、話語和技術理解鄉村柔性治理的邏輯,并強調“鄉村柔性治理的發展方向也應從強調基礎性權力建設、建構農民‘公共話語場’和實施智慧化治理技術三個方面展開,以期實現政社良性互動和村社善治”。由此可見,柔性治理比剛性治理更靈活,也更重情感、文化、話語、權力等內在方面。柔性治理如水,它無遠弗屆、無所不包、攻無不克,是一種溫柔的滲透方式,從而達到剛性治理難以達到的效果。

三是韌性治理。整體上看,“韌性治理”與“柔性治理”較近,但“韌性治理”偏于應對性、適應性、彈性,所以有的學者用“適應性治理”來表達。事實上,基層問題多,而且常常是千變萬化的;基層治理又是一項長期的工作,這就需要有穩定的心態、應變的能力、堅韌的性格和忍耐的精神。因此,基層治理除了需要一股雷厲風行、迅速果敢的利落勁兒,離不開百折不撓的一股子韌性。有人從社會韌性、組織韌性、技術韌性方面,擬通過綜合能力提升推進韌性社區建設和基層治理現代化水平。面對鄉村公共衛生事件,也有人希望通過韌性改變鄉村社會脆弱狀態,包括建立縱橫協調的應急治理結構,引入智能化治理等。有人直接用“數字鄉村韌性治理”來破解鄉村的脆弱性,認為數字鄉村韌性治理的建構,體現了秩序與發展的權力邏輯、利潤與效率的資本邏輯、溝通與網絡的技術邏輯、宜居與幸福的利益邏輯,因此,需要創新整體性、適應性、包容性、風險性、內生性的治理路徑。還有學者認為,韌性治理是介于簡約治理與復雜治理之間的方式,堅持可控的韌性治理,在激發社會活力的基礎上構建現代秩序,是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戰略路徑。更有人從生態環保學角度看待社區韌性治理,提出加強黨領導社區治理的制度韌性、堅持共建共治共享的韌性智慧,強化平安社區的韌性之基,打造數字化轉型的韌性工具。總之,韌性治理的關鍵是富有生命活力,具備抗壓能力與應變能力,這在城鄉基層風險治理中顯得尤為重要。

四是彈性治理。“彈性”是相對于“固化”“僵化”而言的,有彈性方有活力和生命力,這對于改變基層治理的刻板模式意義重大。有學者認為,鄉村的彈性治理應從權力、話語、制度入手,增強國家基礎性權力、家戶公共話語體系、正式與非正式制度耦合方面的治理彈性。甚至認為,簡約治理下的鄉村社會缺乏彈性,農民在鄉村治理中參與度較低,話語權較弱。鄉村治理雖然形式多樣并能自主,但是缺乏彈性與韌性。另有人將楓橋經驗概括為彈性治理,是應對基層治理復雜問題和不確定風險所采取的靈活、綜合、整體之策,是中國經驗生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層治理理論。還有人認為,社會治理韌性的基本維度權力限度、結構密度、價值溫度和目標精度。彈性治理強調的是可變動性、拉伸力、平衡感、張力效果,對于突破教條化、極端化、刻板式治理是有意義的。

五是精細化治理。關于精細化治理,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說了一句很形象的話:“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城市精細化管理,必須適應城市發展。要持續用力、不斷深化,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增強社會發展活力。”近年來對精細化基層治理的研究也獲得較大發展。如有人從自治、管理、服務等角度對基層精細化治理進行概括,提出通過“技術+制度”啟動智能化革新。另有人從技術邏輯與價值邏輯的角度,探討精細化基層治理出現的新動向,即“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無縫隙治理對接。還有人提出,要利用互聯網建立線上線下融合,強化黨員下沉落實落細落地,在壯大社會組織與多元主體參與時,促進社區治理自治化、透明化、精細化、數字化。精細化的基層治理是為了將工作壓實,避免粗疏、隨意、馬虎,以改變虛浮、缺席、空轉的被動局面。

六是微治理。自從微信流行以來,“微自治”“微治理”就開始廣泛傳播,它對基層治理影響巨大。在中國知網檢索,自2018年以來至今,僅在題目上顯示關于“基層微治理”的文章就有近200篇。有人認為,微治理是實現社區治理精細化的重要途徑,這種縮小治理單元的方式,方便有效又貼近群眾,得到大家普遍認可。也有人為“微治理”增加了公共管理學意義的媒介內涵,注重“微場域”“微單元”“微參與”,以達到微治理目的。還有人提出,基層創新了“六微”治理,包括“家門、樓門、網格、小區、社區、全域”六個層級,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方式。微治理重在“微”和“小”字,與精細化治理的“精”與“細”雖然相似,但還是有一定的差異的。

七是智能化治理。從互聯網、大數據、機器人等角度探討基層治理,成為近年來另一研究熱點。中國知網2020年以來這方面的文章就有近50篇,大多數研究圍繞互聯網技術與基層治理的關系展開,從“智能”入手,為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賦能,大大改變了傳統觀念,也實現了思維方式變革轉型。

當然,以上方面并不能完全代表近幾年我國基層治理研究的新動向。大體說來,可將之歸結為三個研究路徑:從繁復趨于簡約,從剛性走向柔韌,從籠統轉向細化。這表明基層治理開始由外到內、由粗到細、由制度到文化、由物質到精神的轉換,反映了基層治理現代化邁出了新的堅實步伐。不過,以上幾種研究理路與方式并不是絕對分開的,它們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也有因果關系和重疊性,還有矛盾、糾葛與悖論。


二、基層治理研究轉向的原因分析

中國基層治理研究的轉向,與社會發展變化、基層實踐探索創新、研究觀念轉換都不無關系。因此,應從更廣闊的視野,以歷史發展的態度、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來思考這一問題,以獲得更加合理與內在的解釋。 

在行政化、科學主義等影響下,需要更加靈活自主的治理,否則基層治理就會陷入被動甚至僵化局面。在行政力量的過度干預下,科學治理特別是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導致基層治理受制于威權與規范,治理主體面臨被動甚至喪失主體性、能動性、創造性的困局。行政化是為了強化執行力,科學治理是為了運行的可控,然而,當主體不斷被擠壓乃至處于缺位狀態時,基層治理也就不自覺受到異化。科學治理像機器一樣,精準、快速、明確、統一、連續,但科學主義治理卻無法在變遷和不確定的環境中有效運行,容易陷入“問題—組織—問題—更多組織的科層制增長循環”。這也是為什么,不少基層出現越來越嚴重的行政化傾向,鄉村干部為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苦不堪言,長期處于“五加二”“白加黑”狀態;不少地方還要求村干部實行坐班制,根本無時間也無力創造性開展工作。簡約治理就是要打破這一行政化和形式主義重壓,給基層治理主體松綁,包括放權、賦權、賦能、提效。因為鄉村干部有其自身的工作方式,他們必須了解村情、民情、人情、人心。換言之,不少村干部可能與村民在田間地頭交流,即可化解一些難題,如果非要讓他們行政化和程序化處理一些問題,可能走向事物反面,甚至還會引起干群關系緊張,導致隔膜、對立甚至沖突。如果說,行政化與規范化是基層治理的凝固劑,簡約甚至柔化治理就是化解之水,使原本固化甚至僵化的治理變得融通起來,并注入新鮮活力與動能。 

對傳統文化資源的高度重視與合理利用,有助于突破現代化特別是西方現代化的迷思,獲得中國化的理解與價值。長期以來,中國基層治理不重視傳統資源,主要以西方現代性作為遵從對象,這就帶來不接地氣和忽略歷史傳承的不足。中國古人云:“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如北辰之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是故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從也。”中國古代的簡約治理重在德治和自我管理,也被看作為政得失的衡量標準。“觀民氣之靜躁,而政之得失可知也;觀政事之繁簡,而治之隆替可知也。”“其政簡者其政隆,其政繁者其治理替,此古今不易之理。”近年來,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獲得基層治理資源成為一種研究趨勢,如民本思想、非正式制度、家教文化等都被視為有價值的內容。有學者將簡約治理視為中國傳統基層治理方式,“中國地方行政實踐廣泛地使用了半正式的行政方法,依賴由社區自身提名的準官員來進行縣級以下的治理”,“清代利用準官員和糾紛機制進行地方治理的方法也許可以用‘簡約治理’和‘簡約主義’來概括”。這些研究思路和價值選擇明顯突破“現代化就是去傳統化”的局限,將優秀傳統文化進行現代轉換和創新性發展。可以說,面對當下基層治理困局,從傳統中尋找資源,簡約治理、柔性治理、彈性治理等也就獲得了合法性價值。

面對愈加豐富復雜的基層現實,一般治理特別是形式主義的治理很難奏效,需采取更靈活多樣、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從國家乃至世界范圍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復雜局面業已形成,中國基層治理也是如此,許多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如墨守成規或采取形式主義態度很難跟上時代步伐,更不要說很好地解決棘手問題。有學者認為,鄉村事務具有極強的不規則性和差異性,如果僅僅依靠規范程序和專業化手段進行治理,其效果未必好。當前,形式主義成為基層治理的頑疾,如留痕治理、表格治理、承諾治理、一票否決式治理、上下一般粗的治理方式都造成基層治理的低效、失效、無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攻堅工作要實打實干,一切工作都要落實到為貧困群眾解決實際問題上,切實防止形式主義,不能搞花拳繡腿,不能搞繁文縟節,不能做表面文章。一段時間以來,一些材料反映,一些地方為了做到精準識貧、精準扶貧,搞了一大堆表格要下面填寫。一些基層干部忙于填寫各類表格,加班加點,甚至沒有時間進村入戶調研辦實事。”為此,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明確提出將2019年作為“基層減負年”。應該說,為破除形式主義治理,簡約治理、彈性治理、精準化治理等成為研究的突破口與治理創新的方式。

基層治理面臨的風險挑戰,決定了必須打破程序化、固化、僵化、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進入一個創新性的靈活治理體系。當前,黨和國家將基層特別是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發展目標,就是希望進行科學、規范、有效治理,將“現代化”作為衡量標尺。但這不等于說在剛性原則下失去柔性,也不能一味地強調變通性、自主性、彈性功能作用。否則,這已不只是效率問題,更會失去糾錯機會,甚至造成難以避免的巨大損失。近年來,基層群體性事件頻發,突發性事件數量逐年上升。當前,基層常遇到“鄰避型”環境群體性事件,如采取剛性甚至激烈的硬性方式解決問題,勢必火上澆油使問題變得愈加復雜,帶來系統性風險。若通過柔性治理的運用,從追求絕對的社會秩序回歸到對人民主體地位的尊重和維護,實現社會發展的彈性穩定,為人民內部矛盾的順利解決創造良好的環境,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當前,基層治理研究轉向顯然是基于時代社會發展,面對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新機遇,有針對性地采取靈活有效創新辦法,以突破各種慣性思維、固定模式以及路徑依賴。對此,應給予充分肯定,也是值得思考、總結和推廣的方式。


三、基層治理研究方式調整與發展 

在充分肯定當前我國基層治理研究轉向的同時,也要看到其局限,特別是存在的明顯不足。這既與基層復雜的社會實踐相關,也是新時代提出的高標準、嚴要求。沒有對理論與方法的正確把握和及時調整,基層治理研究就會出現新的問題,即使是那些突破性成果也會因自身的局限性導致研究的局限。

辯證思維是基層治理研究的準繩。目前,不論簡約治理、柔性治理、韌性治理,還是精準治理、微治理,都有一種明顯傾向,即一元論的思維方式。好像提倡簡約就要忽略繁復,重視柔性就要否定剛性,強調韌性就要反對硬件,考慮精細就要拒絕粗放,喜好“微治理”就要淡化宏大治理,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容易陷入新的悖論。如有學者在探討柔性基層治理時,就強調“指導決策的科學方法已變得可疑”,“剛性治理對于復雜問題治理的風險和成本越來越高”;在強調“韌性”的同時,自覺不自覺地貶低了“剛性”與“科學”治理的價值。其實,柔性與剛性是相對而言的,可以相互補充,也有互相轉換的可能,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區分與正誤。這就需要采取辯證思維看二者的內在關系與優劣長短,從復雜關系及其相互轉換中進行理解,以達到取長補短、優勢互補的目的,這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在強調“柔性”時簡單否定“剛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當前,我國社會各種利益關系十分復雜,這就要求我們善于處理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系,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作出最為有利的戰略抉擇。”總之,在對待目前的基層治理研究轉向時,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不能顧此失彼,要在辯證思維中進行調適,尋求一種發展中的平衡、穩定中的發展、繼承中的創新、創新中的堅守。

國情、鄉情、村情、民情是基層治理的重要依據和出發點。我國基層治理離不開世界發展和國家大局,但其特殊性、豐富性、復雜性不容忽視。基于此,基層治理研究不能停留于理念、概念,不能做跟風式的類型化研究,而要結合我國基層實情進行有針對性的具體研究。換言之,基層治理研究必須考慮國情、鄉情、村情、民情,要從世道民心出發考慮問題,確立研究思路與價值取向,否則就會成為空中樓閣,變成不接地氣的書齋研究甚至是死研究。近年來,我國基層治理研究出現了結合實際接地氣的研究趨向,但仍有不少停留在堆砌概念、湊熱點和表面闡釋,真正有獨立思考和個性化闡釋的研究較少。以簡約治理、柔性治理、韌性治理、彈性治理、精準化治理、微治理等研究的高度集中為例,一面呈現好的趨勢傾向,另一面有類型化的局限,真正能做到結合基層實際進行有深度的創新研究并非易事。如不少文章反復引用黃宗智的“簡約治理”,但缺乏歷史性、現實感、地域化的新解釋,也未能將當前基層實際與中國古代進行區分,看到這一概念的生成邏輯、變動性與差異性。還有對于“柔性”“韌性”“彈性”等概念的理解,往往有些表面化和重復感,這是需要有所突破、深化和超越的。當然,也有學者做出了探索創新,給人不少啟發。如有人提出“黨政嵌入式韌性治理”,也有人用“折疊型治理”表述簡約治理與科層治理的有效組合關系:“折疊型治理為在科層治理主導下嫁接簡約邏輯提供了可能,也為在既有體制下不斷拓展基層治理的活力與彈性提供了空間。”“一些被折疊治理的復雜性事務也可能被再次展開,在復雜性事務‘折疊—展開—再折疊’的循環往復中,部分制度、機制、機構與經驗被保留下來,形成了人類公共事務治理的印記,堆砌成推動人類治理進步的‘褶子’。”這樣的認識有深度,也是辯證的,與我國基層實際無縫結合。事實上,在我國基層治理中,過于偏向柔性或剛性、簡約或繁復都不可行。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治理理念,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只有緊接中國基層特別是鄉村社會的地氣,基層治理研究才能發揮更大的效能作用。

系統性、協同性、智能化是基層治理的內動力。基層治理看似局限于一隅,但并非靠孤立、單一、簡單方式可以達成,必須建立在全面系統、聯動協作與智慧生成的基礎上。因為與其他領域相比,基層治理更加豐富多樣、牽扯面千頭萬緒、面臨的矛盾復雜糾結,必須整合所有資源進行優化發展。近年來,在基層治理研究的轉向中,有學者明確提出多元的協同共治思維:“問題不再是要簡約治理還是要復雜治理的線性思維,而是簡約與復雜的結構如何確定,簡約治理與復雜治理如何攜手產生高治理效能的協同性思維。”也有人提出鄉村“剛柔相濟式治理”。不過,不少探討還沒達到基層治理體系化程度,協同性不強,更達不到智能甚至智慧的程度。一些研究者過于強調單極化治理方式,特別是在重視和強調簡約、柔性、韌性、精細之優長時,將與之相對或相左的治理價值降低了。如有學者將基層治理四個階段(中國古代、新中國成立后、改革開放以來、十八大以來),分別對應“簡約治理”“系統治理”“技術性治理”“精細治理”,從而形成一種線性的發展軌跡。其實,這種劃分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也缺乏歷史的承繼性,不符合基層社會實踐,是一種單一的線性思維。因為系統性、協同性、智能化基層治理是當前的共性特點,是由簡約治理、系統治理、技術治理、精細化治理等的合力而成,是極具兼容性的治理格局。基層治理研究當然應從這樣的視域和理論方法進行考察,才能避免單一化和以偏概全的局限。 

中國式現代化的基層治理是指導性的原則。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被提出后,一個重要原則和向度是中國方案,以避免陷入西化或概念化的困境。一是注重回答時代之問、社會之問、人民群眾之問。不論以柔性、韌性、彈性,還是簡約、精準,以及智能治理,都要落在解決實際問題上,切不可在一些概念中打轉。目前,一些基層治理研究往往覺得換一種說法,提一個新概念,就可以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這是需要注意并加以克服的。比如,簡約治理是一個復雜概念,它既具有歷史性,又是現實的,還具有未來走向,因此將之運用于基層就不能簡單搬用古代概念,也要考慮其成長性與未來變化,更要從現實特別是解決現實問題著眼,進行科學辨析和有效運用。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是人的現代化,基層治理研究不能忽略于此,更不能失去人的倫理與價值關懷。因此,在基層實行柔性、韌性、精準、智能化治理,除了技術層面,還有人的層面,是人性、人情、人心的智慧顯現。以智能化治理為例,它通過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方式確實能解決基層治理的一些難題,并實現根本性甚至革命性突破和超越,但在強調其智力與智能的過程中,萬不可非理性甚至放任技術力量,必須以智慧治理對之加以調節和運用。但在基層治理研究的轉向過程中,更多人在強調柔性、韌性、彈性、簡化、精準、微細、智能化治理時,人的現代化價值觀還沒有得到凸顯,這是需要注意和加以強調的。

習近平總書記曾談到精準化做事方法,他鼓勵基層干部:“抓細,就是要對干部群眾特別是基層群眾反映的作風問題一一回應,具體解決。”不過,應該注意的是,不能機械地理解精準化治理,因為他還談到系統思維、戰略思維、辯證思維,而所有這些都離不開“人”與“人的現代化”。因此,基層治理研究不能顧此失彼,也不能只強調一點而不及其余,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


四、結語

指出當前基層治理研究出現的新動向,并不是否認其他研究的方式方法。其實,更多研究還是遵循著以往的學術慣性與理路不斷地向前推進。在此,對以下四個方面進行總結并做簡單的補充說明。

第一,基層治理的創新性研究應得到高度重視。長期以來,基層治理研究處于滯后狀態,新的理論方法運用并不突出,這不但表現在國家治理研究方面,而是對于基層治理實踐來說也是如此,大大制約了基層治理現代化發展水平。當前,基層治理研究出現的新動向是一個好的征兆,也從側面說明新的動能與活力開始生成。但在此基礎上,如何將創新性置于關鍵位置,以突破因循式或模式化研究,是一個繞不開的難題。 

第二,進一步拓展基層治理研究的視野。這既包括古今中外的打通,也是指跨越學科界限,還有各種研究方法的借鑒與融通,從而推動基層治理研究走出當前較為狹窄的格局。如簡約治理主要是對中國傳統治理資源的運用,精細化治理、微治理、智能化治理主要是對新科技方法的運用,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視野。其實,簡約治理在西方也有所表現,如奧卡姆的“剃刀”理論就強調簡約主義,而中國古代也存在精細化、智能與智慧治理,如何在二者之間形成互動,這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延展和深化的重大課題。 

第三,從基層實踐出發深化基層治理研究。雖然近幾年基層治理研究出現新轉向,但有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見,一個最突出問題是從概念出發者多,真正能從基層實踐中提煉出新問題的比較少。馬克思主義被稱為“實踐哲學”,我們的基層治理研究也要深入實踐,了解基層實際,研討那些與老百姓相關的真問題,避免形成學者的自說自話與“圈內繁殖”。換言之,基層治理研究的新動向到底如何,除了在學者中間,也還需要在基層實踐中接受檢驗。 

第四,推動基層治理研究話語體系建設。目前,我國基層治理研究最大的短板是缺乏原創性,更缺少中國特色的標識性概念,沒有建立中國式的基層治理話語體系。事實上,沒有理論方法指導的基層治理研究很難行穩致遠,更不可能提升基層治理的層次水平。目前,這方面的研究相當匱乏,可推進的空間和發展潛能巨大。只有基層治理研究話語體系建構起來,基層治理才能發生質變和整體性超越。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堅實基礎,基層治理現代化直接決定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成敗,因此,基層治理研究肩負著重大使命。新時代,如何在不斷推動研究轉型與創新的過程中總結經驗和吸取教訓,發揮研究的主體性、能動性、創造性,也就變得相當重要了。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東南學術》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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