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任務，是貫穿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時期的主題主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一百多年奮斗歷程中，中國“三農”問題也歷經了極不平凡的偉大變遷。中國共產黨破解“三農”問題的奮斗歷程全面展現了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偉大跨越，凝結了寶貴的歷史經驗：準確把握國情是基本前提，促進共同富裕是戰略目標，工農城鄉互促是核心動力，堅持群眾路線是先決要素，加強黨的領導是堅強保障。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這是中國共產黨立足百年歷史新起點從“兩個大局”的高度對“三農”問題的歷史自覺和歷史主動。“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任務，是貫穿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歷史時期的主題主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一百多年奮斗歷程中，中國“三農”問題也歷經了極不平凡的偉大變遷。基于大歷史觀透視中國共產黨破解“三農”問題的實踐探索，不僅有助于深刻總結中國共產黨在一百多年歷程中積累和形成的基本經驗，而且為新時代更好解決“三農”問題提供更多有益借鑒，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具有重大現實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堅持用大歷史觀來看待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只有深刻理解了‘三農’問題，才能更好理解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
一、準確把握國情：破解“三農”問題的基本前提
深刻了解國情，“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正確認識近代以來在內外雙重壓力之下的中國社會性質、主要矛盾變化，才能真正了解不同階段我國國情與農情，也才能從戰略全局出發分析鄉村社會發生的深刻變化，從而探尋到中國“三農”向何處去的科學路徑。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國情進行了長時間的探索。到1936年，毛澤東基本認清這一根本性問題，并從理論上作了全面、系統而深刻的論述：“中國現時的社會，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只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正是基于對近代中國特殊國情的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得出重要結論：“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質上就是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因此，中國共產黨以解放農民、建立和發展農村根據地為戰略支點，在“打土豪、分田地”這一最形象生動、最具動員力的口號的號召下，帶領中國農民沿著“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實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民主政權。
對社會性質與主要矛盾的準確研判，決定著一切正確方針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新中國成立不久，黨領導人民以極大的熱情和堅韌的毅力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和規律，開辟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新紀元。黨的八大對開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和基礎作了正確分析：“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集中反映了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特定內涵、任務和邏輯，即按照“兩步走”的戰略部署，將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然而，在一個有著悠久農耕文明歷史的農業大國里，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由于缺乏經驗，中國共產黨在取得一定探索成果的同時，出現了失誤甚至是嚴重失誤，出現一些與當時鄉村實際狀況不相匹配、不相適應的目標和政策，阻滯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削弱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致使農村建設事業陷入艱難曲折的境遇。面對“左”的錯誤造成的嚴重后果，我們黨進行了深刻反思。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立足于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處在“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現實特點，明確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構想，開啟了中國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化的歷史轉軌。
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最大國情、最大實際的宏觀認識和清醒理解，是中國共產黨立足中國特色、遵循發展規律和基本價值取向的基礎上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的新開始。江澤民指出：“我們解決種種矛盾，澄清種種疑惑，認識為什么必須實行現在這樣的路線和政策而不能實行別樣的路線和政策，關鍵還在于對所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要有統一認識和準確把握。”基本國情是考慮全部問題的一個根本出發點，“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十一億人口，九億在農村”，透過現實在實踐中自覺把握好農村這個大頭，就能把握住經濟社會發展全局。
進入21世紀后，快速、健康、穩定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呈現的新特點，綜合國力和經濟實力持續躍升，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國、第一大出口國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各項事業的質量、效率、動力都實現重大突破。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不斷深化對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全面分析、厘清國際國內形勢和要解決的核心問題，緊緊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號召在“四位一體”的總體發展戰略中系統地、多維度地探尋“三農”發展規律，“堅持把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走中國特色新型農業現代化道路。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人民生活顯著提高。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莊嚴承諾，中國共產黨基于“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的深刻認識，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世所罕見的速度和規模推進脫貧攻堅。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正是基于各領域出現深刻變革和人民群眾需求日趨多元的理性分析，十九大報告在全面總結黨領導“三農”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深刻闡釋農業農村農民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特別是在脫貧攻堅全面勝利、小康社會全面建成的大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穩住農業基本盤、守好‘三農’基礎是應變局、開新局的‘壓艙石’”。這是對中國的國情、對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個重大論斷，也是今后中國發展的重大戰略。從客觀上明確了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一項重大歷史任務納入新時代實現中國夢的偉大進程之中。
二、促進共同富裕：破解“三農”問題的戰略目標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指引下，黨成功把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思想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歷史時期的國情、農情相結合，形成并發展了代表中國特色“三農”前進方向的共同富裕理論。在這一理論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把促進共同富裕作為奮斗目標貫穿于破解“三農”問題的全過程，依據國家治理格局與發展戰略，制定階段性方略和堅持方向性原則，接續破解一個又一個“三農”難題。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進而在全面分析國情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把探索救亡圖存之路與促進共同富裕之路緊密結合，旗幟鮮明地以“打土豪、分田地”“減租減息”“沒收地主土地”等一系列旨在讓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群體擺脫貧窮的口號和策略在農村實施土地革命。其目的，在于“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實行徹底的平分土地，把土地所有權交給農民”，讓廣大農民“耕者有其田”，使農民從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下解放出來。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綱領，它引領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開啟了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第一步。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開始從生產關系的角度思考如何走共同富裕之路。毛澤東明確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我們所確立的“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基于當時農村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現實情況，如果不積極引導農民走組織起來的路，兩極分化的問題在農村會愈演愈烈。因此，1953年，中共中央進一步明確，“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民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是“黨在農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務”。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為探索和推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由于缺乏成功經驗的借鑒，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充滿艱辛，共同富裕之路陷入了“大鍋飯”和平均主義的誤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基于對共同富裕規律性認識的進一步深化，從“變”與“不變”的縱向視域下創造性提出在大力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先富帶后富的共同富裕思路，并系統闡述了解決“三農”問題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戰略地位、指導方針以及根本任務等一系列重要問題，深刻揭示了“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直接關系到“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于是，以農村為突破口的國家改革，在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大政策”之下，從農村向城市和整個經濟領域全面推進。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國內風波、國際事變，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面對貧富差距、行業差距、階層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日益突出等嚴重背離共同富裕目標的種種問題，中國共產黨堅持、發展并進一步明確了“三農”與共同富裕的關系，緊緊圍繞“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的小康”這個關系以及國家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現實問題，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視角深刻闡述了農村經濟、政治、文化“三位一體”戰略構想，明確“幫助貧困地區群眾與全國人民一起逐步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戰略任務。2000年，江澤民同志提出“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的科學命題，標志著中國共產黨認識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之路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進入21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面臨諸多新課題新挑戰，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縮小城鄉差距、破除農村發展困境等任務還很艱巨。黨中央堅持以人為本、統籌兼顧的科學發展觀，深入分析我國“三農”發展形勢并總結經驗，著眼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總體布局，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提出區域發展平衡戰略、推進農業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思想，將共同富裕思想貫徹到縮小區域間、城鄉間貧富差距的實踐當中，推出諸如全面取消農業稅、實行糧補等一系列惠農政策，進一步解放農村生產力，加快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步伐。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把促進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帶領中國人民在共同富裕道路上跨出堅實步伐，但“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遠”。特別是農村地區面臨的發展困境、利益分配困境、公共服務供給困境等突出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尋求共同富裕之路上亟待破解的癥結。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在高屋建瓴地分析國情、農情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富裕的全民性和共同性，強調“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深入群眾、深入基層，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舉措，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實推進共同富裕”。這一重大決策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為促進共同富裕作出的重要戰略部署，既是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也是內在要求，更是有效路徑。
三、工農城鄉互促：破解“三農”問題的核心動力
馬克思主義認為，城鄉關系一改變，整個社會也跟著改變。工農城鄉問題是貫穿于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破解“三農”問題整個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命題。在這一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以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深邃的歷史眼光，把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應用到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歷史時期的具體實際當中，推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工農城鄉互促發展之路。
在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人就開始思考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探尋城鄉之道。但是，由于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城市中心論”的革命范式的教條化借鑒，給中國革命造成巨大損失。鑒于此，毛澤東等人基于革命現實需要和革命發展趨勢的判斷，對近代中國城鄉關系的性質與特征進行了深入分析。毛澤東認為，由于“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買辦大資產階級所統治的城市極野蠻地掠奪鄉村”，近代中國城鄉關系處于城鄉對抗失衡的狀態。城市雖然居領導地位，但“城市太小，鄉村太大，廣大的人力物力在鄉村不在城市”，廣大農民階級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具有極其強烈的革命意愿和斗志，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正是由于對這一時期特殊城鄉關系的科學認識和辯證把握，中國共產黨人才能夠突破教條式革命模式，走向“先占鄉村，后取城市，最后奪取全國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事業開啟新起點。黨對國內外情況作了全面分析后，明確提出走中國工業化道路及“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為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擺脫“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發展困境，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著眼當時的國情農情，毛澤東指出，“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沒有農業基礎，工業不能前進，沒有工業領導，農業就無法發展”等一系列關于工農城鄉兼顧發展與互助合作的重要方針，形成了“以城市為中心、城鄉兼顧互助，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工農城鄉發展思想。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我國初步建立起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然而，在特殊歷史時期，工業發展對農業資源過度抽取導致工農業發展嚴重失衡，給工農城鄉關系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但這一時期探索出的“綜合平衡、兼顧互助”的思路為我們黨繼續探解“三農”難題提供了有益借鑒。
改革開放以來，面對諸多迫切需要解決重大的現實問題，鄧小平指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首先解決農村問題，首先在農村實行搞活經濟和開放政策，調動全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積極性。”他認為，“農業搞不好，工業就沒有希望”，“工業越發展，越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因此，在改革開放的策略選擇上，基于工農城鄉關系的深刻思考，黨確立了“城鄉互助發展”的理性框架，選取了以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為突破，帶動城市發展的路徑。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我國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不同領域暴露出不同程度的失序現象，以及“城鄉差距大，農業人口多”制約“經濟良性循環和社會協調發展”等問題。黨保持戰略定力，穩定發展大局，按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努力實現城鄉經濟良性互動”的戰略構想，不斷深化農村經濟體制和經營機制改革，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向縱深發展。雖然，這一時期制約“三農”發展的最主要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和城鄉利益格局失衡的兩極分化局面也沒有實現根本性改變。但農業與工業互動不斷加強，城市與鄉村走向產業合作，城鄉二元對立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特別是在工農城鄉關系的探索上，出現了“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的發展思路，為后續正確處理工農城鄉關系奠定了理論基礎。
進入21世紀后，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等問題依然突出。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清醒地認識到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是破解“三農”問題必由之路。胡錦濤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就是要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和農村對城市的促進作用，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這既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戰略，又是增強城市發展后勁的有效措施。”所以，他多次強調：“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對工農城鄉之間內在、本質的規律性認識，是工農城鄉協調發展的核心問題，亦是堅持科學發展觀的應然之舉。
邁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工農城鄉關系理論與實踐進一步深化，城鄉收入差距不斷縮小，農村環境明顯改善，農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但是，城鄉二元結構仍然是制約工農城鄉協調發展的主要障礙，推進農業與工業、城市與鄉村的融合發展仍然是當務之急。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從全局和戰略高度把握工農城鄉關系，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這就為我們在新時代正確處理工農城鄉關系提供了基本遵循。他號召全黨清醒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在農村最為突出的現實特點，要從價值取向維度透視和把握工農城鄉關系，推動“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特別是在從物質生活層面消除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背景下，中央更是從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戰略維度對城鄉融合發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提出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建立城鄉公共資源配置機制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暢通城鄉經濟、協調城鄉發展，構建城鄉融合發展的新格局。
四、堅持群眾路線：破解“三農”問題的先決要素
人民是治國理政的動力主體和力量源泉，破解“三農”問題歸根結底要把“人民邏輯”置于優先位置。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思想指導考察廣大民眾的現實需求，真心實意為人民謀幸福，形成了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工作路線和根本工作方法——群眾路線，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大顯著標志。
歷史表明，黨領導的各項事業之所以獲得成功，離不開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和積極支持。在任何一個時期，關心關注底層民眾特別是貧困農民的現實狀況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心之所在、立場之所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特別強調重視和維護農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堅信農民群眾是黨最靠得住、最堅韌的主力軍，在黨領導的革命斗爭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大革命失敗轉入土地革命以后，農民階級之于革命的重要性更加凸顯，黨堅信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積極從政治、經濟、文化上滿足農民需求和為農民服務，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和《興國土地法》，提出“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線，從而充分調動起廣大農民的革命積極性。全面抗戰爆發后，黨在斗爭中清醒地認識到，抗戰是否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在于民眾，因而提出“減租減息”等政策，堅信發動、組織廣大普通民眾的力量是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把農民群眾路線作為制勝克敵的重要法寶，發布“五四指示”和“中國土地法大綱”，解決與廣大農民切身利益相關的土地問題。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及時改變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鍋飯”的舊體制，指出當前黨主要目標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鄧小平認為：“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面對耕地少、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占80%左右人口這種不易改變的境地，黨特別強調要把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作為制定“三農”政策的基本出發點，經濟上給農民更多實實在在看得見的物質利益，政治上給農民更多的自主權，尊重農民首創，尊重農民意愿。農民多勞就能多得，勤勞就能致富，鄉村處處都充滿積極向上的力量。黨領導的“三農”事業快速發展，實現了鄧小平同志設想的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個飛躍”。
到20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取得新的突破，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績，但面對“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作出了跨世紀發展目標的戰略部署，保持農業和農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則是其中難度最大而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項任務。江澤民認為，是否具有充分的實踐依據和深厚的群眾基礎是黨在農村中的一切工作能否順利推進的前提與基礎。要完成這項任務，必須有農民的廣泛參與和支持，要尊重實踐、尊重群眾，要將是否利于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是否能給予農民實實在在的實惠、是否會損害農民的民主權利，作為制定農村政策必須堅持的基本準則和檢驗政策是否正確的根本標準。正如他在慶祝建黨80周年大會上回顧和總結黨的奮斗歷史時所說：“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全黨同志要始終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根本觀點，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深入群眾，深入基層，傾聽群眾呼聲，反映群眾意愿，集中群眾智慧，使各項決策和工作符合實際和群眾要求。”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特別強調“三農”工作必須以人為本，確立了農民群眾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主體地位，豐富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歸根到底是為農民群眾服務的深刻內涵。這決定了我們必須堅持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為根本任務，以“實現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為根本目的，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增強農村發展活力。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必須把保障農民權益、增進農民福祉、改善農民生活作為黨的根本宗旨的要求和體現，把維護好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作為破解“三農”問題一切工作的“所以然”和“所當然”，全面保障農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權益，激發農民內在活力和生產熱情，使億萬農民自覺投身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之中。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點難點在“三農”，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大頭重頭在“三農”，“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推動“三農”事業發展，必須突出農民主體地位，切實維護好和發展好農民群眾公平正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權益，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落實到“三農”工作全過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定人民立場，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動員全黨全社會之力，徹底打贏了脫貧攻堅戰。新的發展階段意味著新的任務、新的奮斗，在解決農民群眾溫飽需求之后，還需注重解決美好生活的需求。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求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更好地滿足農民群眾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多個方面的美好愿望。這是中國共產黨順應億萬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的重大決策，也是“三農”工作重心歷史性轉移后接續奮斗的新起點。
五、加強黨的領導：破解“三農”問題的堅強保障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建黨以來，中國共產黨人百余年一以貫之重視“三農”問題，始終將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視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重中之重，并運用科學思想理論引領“三農”事業持續向前發展。可以說，中國“三農”事業之所以得以順利推進并取得重大成就，關鍵在黨的堅強領導。
百余年歷史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最有能力破解“三農”問題的先進政黨。近代以來，中國無數仁人志士為救亡圖存前赴后繼、上下求索，最終在馬克思主義先進思想的影響下覺醒，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中國革命面貌一新、格局一新。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對社會各階級的多維考察和比較分析，明確了農民在中國革命力量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廣泛組織農民運動，在農村播下革命的火種。在革命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把廣大農民視為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革命隊伍的主力軍，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農村為戰略陣地，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領導農民翻身得了解放，并在此基礎上完成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農村集體所有制，把農民充分組織動員起來，開啟了中國社會主義“三農”發展道路。在改革開放進程中，黨繼續發揮強大的領導力，及時糾正錯誤路線，在農村率先發起改革，促進了“三農”大發展，以磅礴之勢推向全國并取得各項勝利。
黨的“三農”領導力既體現在先進思想的繼承性和先進理論的開創性，更表現在用先進思想和理論解決“三農”難題的立場、方法上。黨的偉大實踐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是百余年來中國一切發展的首要經驗。沒有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堅強領導核心，社會主義事業無從談起、人民的事業難以完成。正如毛澤東指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是由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決定的。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認為堅持黨的領導就必須改善黨的領導，以更好地適應農業現代化這場革命的需要。江澤民特別強調農村工作的全面進步離不開黨的領導，將黨的建設與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緊密聯系起來，不斷加強和改進各級黨委對農村工作的領導。胡錦濤號召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提供可靠組織保障和堅強政治保證。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根本主題，繼續加強黨對“三農”工作的領導，“三農”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有能力繼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農”事業向前發展。
黨的“三農”領導力還體現于其強大的創新力，能夠為“三農”事業注入發展活力。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歷經考驗磨難無往而不勝，關鍵就在于不斷進行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更是深刻回答了發展什么樣的“三農”事業、怎樣發展“三農”事業等重大問題，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三農”工作重要論述。歷史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根據中國的國情創造出相應的“三農”思想，凝聚起億萬農民的智慧和力量。
黨的“三農”領導力是由其本身的政治屬性決定的。黨的先進性決定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從政治上、思想上領導與團結億萬農民群眾擔負起破解“三農”問題的歷史使命，這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在中國共產黨帶領農民大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歷程中，也曾發生過“左”和右的錯誤，走過這樣那樣的彎路，但黨勇于自我革命的機制保證了黨能夠及時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并以積極主動的自我警醒、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的革命性精神和實踐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通過一系列錘煉黨性、提高黨性的教育實踐活動持續推進作風建設，印發《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農村基層干部廉潔履行職責若干規定（試行）》等黨內法規，推進黨管農村工作規范化制度化，努力建設先進的、健康的、富有生機活力的堅強領導核心。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中國共產黨都能夠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植根農村廣闊天地、觀照歷史經驗總結、動員農村自身力量、深得農民真心擁護而全面展開破解“三農”問題的時代使命，在實現新跨越、新突破的實踐中不斷進行“三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實踐創新，在時代發展潮流中推進“三農”事業不斷發展，在歷史進步的邏輯中實現“三農”事業持續進步，為中國“三農”問題的破解和任務的實現提供切實可行的政治保障。
（作者汪義力系湖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陳文勝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江西社會科學》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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