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蹤調查湘西四個村落近8年時間，現將情況做個階段性梳理。
一，調查內容與方式
2015年，經朋友推介，我選擇鳳凰縣柳薄鄉禾若村（后合并到禾庫鎮米坨村）、吉首市矮寨鎮坪年村、永順縣芙蓉鎮撈莊村（已合并為蘭花洞村）、2017年加上古丈縣坪壩鎮曹家村四個村落，圍繞新中國成立以來“四村”經濟社會發展與變革，民族文化和民間風俗變遷，鄉村社會向工業化、城鎮化轉型過程中遇到機遇與問題，近些年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在村落的實踐，基層組織建設與基層治理狀況，村民生產生活現狀，傳統村落建筑遺產保護傳承等課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跟蹤調查。
這四個村，其中坪年、禾若、曹家是苗族聚居村落，撈莊是土家族聚居村落。都保留著苗族、土家族的特色建筑、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較為古樸的民族民間風俗。作為典型的少數民族特色村寨，過來得到掛扶單位及財政、發改、民宗委、扶貧、住建、農業農村等部門的扶助，它們先后被國家列入中國傳統村落保護目錄。
我以田野調查為主要方式，多次下村采訪、座談，實地拍攝、記錄。一般選在春種、秋收、清明、春節等外出務工人員集中回村的節點，入村采訪村民生產生活場景。遇村里基層組織換屆、召開重要會議、舉辦文化科技娛樂及非遺傳承活動、村民辦理婚喪嫁娶、修屋、家族聚會、村落整修及基礎設施建設、駐村工作隊輪換、運行等大事，也前往走訪。對需深入了解的重點事項，入住村里與村民、村干部吃住交流。每個村選擇幾戶人家，作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口述史記錄。平常的采訪、座談，做了文字筆記和影像拍攝。
二，演進趨勢
“四村”近年的發展變化，顯現了中國鄉村社會轉型演進的一些趨勢。這些趨勢，值得“三農”工作者深度關注并作進一步的觀察、研究。
1，為子女拼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調查遇到的普遍現象，就是外出打工和在家生產的村民，比以往更加重視子女教育，為此舍得投入。禾若、撈莊、曹家村落，外出打工戶占了青壯年勞力的70%～80%。坪年村這些年發展黃金茶，外出務工戶有所回流，也占到60%多。采訪在外打工的夫婦，說到動機，多數回答是掙錢供小孩讀書。稍有積蓄的村民，想方設法送子女到縣城讀小學、中學，由老人或婦女就近租房陪讀。一些貧困戶，多方尋找增收門路，將小孩送往鄉鎮中心小學或集鎮就讀。有的外出打工戶，把孩子帶到打工地城鎮入學。上個世紀末國家啟動的高校擴招，給農村青年進入大學、高職院校讀書深造提供了機會。一些子女在大專院校讀書的家庭，父母和老人平常舍不得消費，攢錢供孩子讀到畢業、就業，有的甚至借賬、貸款。村民回應這樣做，是吃過文化低的虧，孩子沒有一定學歷今后在社會上不好就業。供孩子讀書，是為他們拼一個更好的未來。撈莊村民孔凡順，20多年來，為子女教育先后在永順保坪鄉、芙蓉鎮、吉首市城區等地奔波、做事，他認為將小孩教育、安頓好了，吃苦值得。
調查還發現，農村青年大齡結婚和少子化已經來臨。曹家村村支書楊開明說，他兒子30歲才成家。如今寨子上，30多歲沒成家的大齡青年，有一層。有的光棍40多歲了，交了女朋友，還沒有談婚論嫁。這與以前為超生兒子東躲西藏，是想不到的變化。結了婚的年輕人，多數生一個或兩個孩子，生老三的極少，傳宗接代的觀念在淡化。坪年村茶葉加工戶楊正斌透露，寨子上30～40歲的光棍有幾十條，這在以前很少見。
青壯年成批外出打工，拓寬了交往視野，擴大了通婚圈。年輕一代村民對居住地的選擇，從注重就業擴展到考慮子女入托入學、看病就醫。
2，農村集體土地制度具有較大的韌性
我在省政協工作時，遇到一些專家學者，對現存農村集體土地制度使用效率有爭議。有人認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沒有進一步的突破，農業農村下步發展推不動。深入農村調查發現，農村基層干部群眾，對這件事的看法，顯得更客觀、實際一些。
農村年長者，對黨和政府實行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以及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動機，是理解和認可的。他們認為農村土地承包制度，留給進城務工人員一條退路。在城市打工做不動了，可以回村養老。現行的惠農政策，依附土地、人口覆蓋千家萬戶，具有普惠性質。承包土地作為農民的口糧田，戶戶都有，能夠減少因無地失地帶來的貧富分化風險。“耕者有其田”，是祖輩追求的夢想，共產黨將它付諸實施，推動了農村的社會進步。
鄉鎮村干部，對農村實行多年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經營管理體制感受頗深。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村的體現，是土地集體所有制。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能夠照看到每戶村民。城市化、工業化需要的征地拆遷，國家進行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的農田水利和道路、文化體育衛生等公益事業，村集體經濟組織牽頭的經濟活動，需要動用、征用土地的，土地集體所有容易協調些。發展農業規模經營，做村民土地流轉發動工作，也順當一些。農村土地經營權轉讓，村集體有一些提成，村民通過土地流轉獲得收入。只要規范運作，公私利益可以兼顧。
至于爭論較多的農村宅基地及附著房屋不能作貸款抵押物的欠缺，或許因為這些年有扶貧貸款和扶助資金來源，村民對此看的不是太重。
我就農村土地制度變革，采訪過坪年村1957年出生的老支書楊太平。他說，村民對農村土地制度變革是擁護的。從農村土改分田到戶，到1980年代搞聯產承包責任制，黨和政府一直在幫助農民發展生產，脫貧致富。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承包經營權是農民的，種什么或者流轉承包地，農民能夠作主。遇村里修建學校、球場、村部、衛生室等公益設施，市里修建鄉村公路，調整土地比較方便。如果土地歸屬私人，許多事不太好辦。
3，鄉村產業發展呈周期波動態勢
“四村”的產業發展，1990年代以來，做過多種摸索。發展高效經濟作物和經濟林果，一度成為農村脫貧致富的熱門。地處邊遠的禾若、撈莊，農戶認為增收比較穩定的，還是種烤煙。烤煙有煙草部門扶持、收購，價格較好，這些年形成了大戶種植，集中育苗、烘烤的產業格局。坪年近年在駐村工作隊的幫助下，發展3000多畝黃金茶，大部分稻田、旱土，改種茶葉。黃金茶目前市場銷售看好，村民培管、采摘有積極性。曹家圍繞生態農業，加大了6000多畝老油茶林的墾復培管，大集體時栽種的板栗，近年發展的養蜂、稻田養魚和蔬菜種植，種養技術都有一些改進。撈莊的獼猴桃、辣椒，行情幾經反復，會培管的種植戶，還是有賺頭。
發展畜牧養殖，支撐過養殖戶的收入。除耕地較少的坪年村外，曹家、撈莊、禾若，都有一些種植包谷、雜糧，飼養牛羊豬雞的大戶。前幾年突如其來的非洲豬瘟，沖擊了生豬散戶養殖。這幾年農村飼養、宰殺年豬的戶數大幅減少，多數農戶到集鎮買肉過年。禾若的隆興國、撈莊的向云富，一年種十幾畝、上百畝包谷，養豬幾十頭，多數年份賺錢。去年隆興國運氣不好，他家飼養的母豬、肉豬全部病死，今年謀劃重啟創業。
外出打工戶，老家田土由在家老人或委托親友耕種。水源差、地處偏遠的稻田，不少已經棄種。禾若寨子，集體化時曾經種植稻谷400多畝，如今已減少近半。就近打工的勞力，農忙時回家幫忙插秧、收谷。耕整機犁田，淘汰了祖祖輩輩使用的耕牛，有的戶現轉養肉牛。1990年代風起云涌的外出打工潮，改變了農村的從業格局，農村兼業成為普遍現象。
從事農村產業開發，要冒自然、市場雙重風險。蘭花洞村村支書向軍告訴我，去年撈莊村民種植辣椒，一斤均價賣到2元多。今年農戶擴種翻倍，價格跌至0.7元，種植戶叫苦不迭。頭幾年豬價飆升時上馬規模養豬的農戶，遭遇豬肉價格暴跌，苦撐苦熬期盼豬價回升。茶葉去年遭旱減產死樹，加上這幾年各地擴面迅猛，坪年茶農擔心目前賣價波動下滑。倒是茶油、蜂蜜、稻花魚、散養土雞等綠色產品，市場走勢看好。在扶貧攻堅期間工作隊扶持發展的黃桃等項目，有的已棄管或改種。從大面看，湘西過來開發的椪柑、板栗、藥材、蠶桑和畜禽養殖等大宗產品，都遭遇過市場起伏的周期性風險。農村產業很難找到一勞永逸的長效項目。
農村產業開發，一度將發展農業合作經濟組織作為抓手。坪年村有返鄉創業者創辦的幸福谷茶葉合作社，撈莊、曹家辦有獼猴桃、辣椒、蜂蜜、茶油等種養合作社。有的合作社因租地成本過高，或育苗品種失誤，或產品營銷受阻，或利益聯系松散，出現經濟糾紛。有經濟能人牽頭的合作社，運作順利些。
外出江浙、廣東、福建等地務工的收入，是“四村”農民收入的大頭。像水電工、電焊工等技術工種，月收達1萬多元。普通工種，月收也有3000～4000元，比在家做生產劃得來。一些長期在外打工的村民，攢錢買了小車，有的在縣城購買了商品房和商鋪。個別運氣好的，已在打工地城區或縣城定居落戶。
4，建造、購置住房，仍是村民支出的重頭
農村住房閑置，是比較多的。“四村”舉家外出打工、住房關門上鎖的，一個村有幾十戶。但在村里老家新建、翻修住房，一直沒有停歇。在外打工積攢的錢，主要用于供子女讀書、成家，建造或購買住房。我采訪過30多位村民，少的花20多萬，多的花了50多萬元，在老家修建新房。
我問過幾位長年在外打工回村建房的村民，他們回答，自己的田地、山林、祖屋、祖墳、親戚六眷都在老家，打工年紀大了，回來居住方便些。老一輩的畢生辛勞，就是為子女成家立業后能起屋建房。在農村，你不建一棟新房子，人在寨子里抬不起頭。
在“四村”建房，須按傳統村落保護要求，使用傳統材料、傳統工藝修建或整修。新建磚混結構的現代住房，不能破壞傳統村落風貌。這方面，坪年、曹家管理、引導的好一些。
這些新建的住房，帶動了家用電器和家具消費。在食品和日常衣物消費比重下降的同時，村民的子女教育費用、手機通訊費、養車費用這些年不斷增加。以家庭計算，在老家建房和購買城鎮商品房，仍是農戶一生開銷的重頭。
5，部分村落空心化難以逆轉
在“四村”走村穿寨，多數時段格外冷寂、蒼涼，有時找不到幾個人說話。我幾次選在春節、清明入村，遇人煙稀少。舉家外出、無人照料的老宅，已漏雨腐朽垮塌多棟，也有失火燒毀的。撈莊大寨，以前有70多戶400多人。這幾年在寨子日常居住生活的，只有10多戶人家，多是老人小孩。撈莊的澤大湖寨，全盛時有15戶70多口人，目前只剩2戶5人。禾若苗寨，住戶有550多人，現在家做生產的，不到50來人。曹家開經銷店的村民嘆氣：春節一過，人走了多半，貨賣不動了。真正留守村里的，少數有產業經營，多數是因各種原因走不開。
我采訪過撈莊大寨到芙蓉鎮上建房定居的村民向文忠。他一家2010年從撈莊來芙蓉鎮上太平橋，用打工積蓄買地建房定居。他在鎮上做木工、泥工，一年收入有4～5萬元。愛人做小工，一年也有7000～8000元收入。他與愛人、兒子、女兒戶口落在撈莊老家，媳婦戶口在娘家高坪，都沒有遷過來。他的哥嫂及3個小孩在浙江打工，家里也在芙蓉鎮上買地建了住房。他算起來，原撈莊村民，在芙蓉鎮上修屋、買房定居的有70多戶，在永順縣城及吉首、長沙等打工地買房做事的，有40來戶。這些外出定居的人回不去了，原因是老家不容易找錢。
按當下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的勢頭，垮塌的房屋、衰敗的村落還在增加。為數不少的村寨，因為缺乏增收產業和人氣，即使修通了公路，整修了寨子，也難挽村落空心化的頹勢。這四個村落算幸運的。列入中國傳統村落目錄后，得到國家村落保護資金的支持,扶貧投入近年也是前所未有。幾個村的主干，一直在尋找發展鄉村產業和旅游的門路。隨著駐村工作隊輪換和鄉村振興項目資金收緊，想重振村落往日大集體時的人氣與繁華，談何容易。
6，村民對精神文化生活與公平正義的追求，走上前臺
祖居村落是外出游子的精神家園，它承載著祖輩留下的夙愿和濃濃鄉愁。打工者走的再遠，遇春節家人團聚，村里親友婚慶、老人喪事，多數會趕回老家參與、幫忙。鄉村民俗文化與風俗的交流，通過這些聚會日子傳播。
記得到禾若調研時遇見村里老支書隆玉珍，他向我反映，希望幫忙搞點舞獅龍套、苗鼓等文娛器材。他說，現在寨子人雖然少了，但吃飽飯后，還是要唱些苗歌，玩點舞獅，打點苗鼓。有文化活動，寨子才有虎虎生氣。
坪年、曹家新建村部、整修傳統村落民居時，村民要求加建籃球場、休閑亭子、小廣場，安裝點健身器材，供大家開展文化體育娛樂活動使用。撈莊村民自愿獻出承包土地，申請上級扶持修建停車場，支持村里籌劃興辦美術院校師生研學寫生基地，意在引入、激活村落人氣。
禾若保留苗族祭炯、接龍、玩儺愿等巫儺文化習俗。村民參加祭祀活動，遵守族群團結向善規儀，按分工合作，把活動組織的井井有序。坪年出過湘西第一代苗族鼓王龍英棠大姐，多位當年跟她學習打鼓的婦女及孫輩，如今圍場擊打苗鼓，深得龍大姐的遺風。曹家傳承的苗繡、花帶、舞龍舞獅、苗族武術，遇到節慶，一些村民樂意出面為來客展示才藝。
我曾列席曹家村村權監督會，聽過村民對項目申報、人居環境、公正辦事、參與監督、民主法治等，有了進一步的要求。
農村精神文化生活發生的變化，說明在解決溫飽、實現全面小康后，村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對改進鄉村居住環境、公共服務和維護村民合法權益的追求，變得緊迫起來。
7， 鄉村基層治理的職業化、多元化開始顯現
近年來的鄉村基層治理，形成了村黨支部領導、村支兩委決策、實行村權監督、民主理財、村賬鎮（鄉）管等運行機制。村里大事,由村支兩委開會研定。基層的民事糾紛，主要依靠村組兩級調解。大的糾紛，由鄉鎮派出所、司法所牽頭，與村綜治調解委員、駐村輔警一起協調處理。隨著外出打工人口增多,鄉村平常糾紛有所減少。
村里設有村支書兼村主任、村秘書、村婦女主任、村綜治調解委員、村支部紀檢委員等職位。大的合并村，設有村黨支部副書記或村委會副主任。每個村增設了一名輔警。村部改造新建后，大廳設立村民服務中心，辦理服務事項。從2022年起，村主干實行到村部輪流打卡值守。
這幾年，上級黨委政府增加了村主干報酬，村支書兼村主任年報酬達到4萬余元。村秘書和其他主干，一般按村支書年報酬的80%～90%計算，直接打到個人銀行卡上。每村市縣政府一年補助工作經費3～4萬元。前些年，發展村集體經濟縣里統一興辦的光伏發電，有項目的村一年可得幾萬元分紅。村里從工作經費中，給村民小組長一些誤工補貼。村部的開銷缺口，一般是駐村工作隊找錢填補。
前期扶貧攻堅，檢查、督促較多，追責趨嚴。需村里填報的各種數據報表，工作量大，后來有所縮減。村支書一年用在公共事務上的時間，達到300多天。村秘書等工作量大的主干，包括輪流值班，也有200余天。村支書的職業化趨向，開始浮現。
駐村扶貧及鄉村振興工作隊，在鄉村發展與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后盾單位硬扎、掌握資源分配的，對扶貧及鄉村振興聯系村支持更大。工作隊長兼任村黨支部第一書記，隊員列席村支兩委會，為鄉村治理注入了活力。加上實行鄉鎮干部掛村聯系工作制度，形成了鄉村聯動推進重點工作的格局。
靠近縣城或風景區的村落，引進涉農、涉旅企業，發展農產品加工營銷，試辦鄉村旅游；培植本村能人，發展種養加融合與農家樂、民宿，在悄然起勢。有實力和影響力的企業家、退休干部、鄉賢，下鄉、回鄉，參與鄉村建設與治理，在一些村落嶄露頭角。
這些鄉村治理的悄然變革，加強了鄉村發展、治理的行政驅動，呈現出多元參與賦能的走勢。
三，感悟分享
通過調查感受至深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從農村起步的革命和建設，徹底翻轉改造了農村底層社會，改變了“皇權不下縣”傳統鄉村社會治理格局，實現了鄉村社會的革命性再造。社會變革有時會以部分人委屈、受損為代價。我多次訪談的幾位村民，其父輩在土地改革、合作化、三年自然災害中，吃過苦頭或受到打擊，但他們對黨和政府沒有怨言。被組織處理過的基層干部，啟用后任勞任怨，以重新獲得組織和群眾的信任為榮。對政府全免農業稅、實行系列惠農政策，對這些年精準扶貧的巨大投入，農村的基層干部和農民，多數認為這是舊社會不可能有的德政。這些對政策、時局的看法，使人眼光一亮。
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信息化，是當代農村發生歷史性變革的巨大動力。謀劃鄉村振興應遵循經濟、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從較長周期觀察，鄉村發展是個漸變過程,國家投入力度與鄉村變化快慢有著密切關系。我與多位鄉鎮村干部、外出打工的村民交談，了解他們的看法和期盼。主流的呼聲，是鄉村吸引資源、人才能力偏弱，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太小，找錢致富的門路不寬，必須借助外力才能實現鄉村的發展與振興。隨著國家財力增加，政府應加大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投入力度。在農村實現整體脫貧后，繼續實行較長時間的政策、資金與人才扶持，防止因災因病返貧或致貧。逐步擴大政策普惠面，將農業農村發展融入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大局。加快讓有能力在城鎮落戶的打工者,實現比較穩定的就業和由鄉進城的真正轉移。從而使農村資源配置逐步達到普通農戶能盈利的經濟規模。
鄉村治理宜針對時弊，進行化繁為簡的改革，注意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利用優質資源，降低治理成本。中國共產黨執政，給農村帶來多年的安寧與發展。農村基層干部，為維護大局、推動發展，克服困難做了不少工作。近年農村的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和公共服務，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改善。治理方面，有進有退，鄉村基層自主空間呈縮小趨勢。在村里評定貧困戶、低保戶，安排公益崗位，易產生矛盾。產業項目扶持和基礎設施覆蓋，在村民小組、戶與戶之間，有時不好平衡。扶貧及鄉村振興駐點村與非駐點村之間，獲得的支持差距較大。大的項目，由上級部門直接實施，村里參與不夠。傳統村落保護與村民拆舊建新，難以兼顧。像“不患寡而患不均”、“等靠要”等舊觀念的影響，鄉鎮主干這些年的異動頻繁，機關作法下搬基層，以及脫離群眾、不敢擔責、數據水分等傾向，有的在累積或加重。行政權力延伸到村，運行成本偏高，容易與村民發生直接沖突，國家財力也難以為繼。而傳統文化中的鄉村自治，依靠鄉賢、家教、家訓引導規范，這方面的潛力可以挖掘。宜針對鄉村治理中產生的問題，按簡政放權思路進行穩健、接地氣的改革，為基層干部改進服務，勇于擔責、誠實做事，創造寬松環境。使鄉村治理減少無用做功，提升治理實效，走上依靠制度、機制科學治理的長效軌道。
有些村落，在今后的發展變革中難免遭到淘汰，它的生態屏障功能會保留下來。一些靠近城鎮、景區、交通要道，資源富集且有生產要素吸附能力的村落，會在發展農林產業和鄉村旅游，展現傳統村落風貌和農耕文明田園生活方式上，找到新的突破口。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只要緊緊依靠為國家工業化、城鎮化付出辛勞的農民群眾和基層干部，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我們就能開辟鄉村持續、健康發展的無限空間。
（作者系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