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體現著中國共產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要求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歸屬,代表著中國共產黨人對人民至上價值理念的深刻踐行和廣大人民群眾對現代化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實現共同富裕,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這就要求必須通過妥善的手段處理和兼顧好勞動就業增收與收入分配公平、就業平臺擴大與福利收益共享、生產力進步與勞動關系和諧之間的各種關系。近年來,以數字化知識和信息為關鍵生產要素,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數字技術為重要支撐力量,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的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在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下形成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大支柱,不斷提高經濟社會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整體水平,加速重塑經濟發展和治理模式,引領著社會生產方式的全局性變遷。共同富裕和數字經濟存在著時間的吻合性、目標的統一性、內涵的契合性和主體的一致性。在時間維度上,共同富裕需要分階段循序漸進逐步實現,數字經濟也經歷了萌芽、發展到成熟的階段,中國全面推進共同富裕的時期與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高度吻合;在目標維度上,共同富裕與數字經濟目標導向高度統一,均是讓現代化和數字經濟建設成果更多更廣泛更深入地惠及全體人民、造福全體人民;在內涵維度上,共同富裕強調均衡共享提質增效,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經濟形態,既強調創造和共享數字財富,也強調在數字經濟發展中兼顧效率與公平,與共同富裕的內涵要求高度契合;在主體維度上,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建共享的共同富裕,其覆蓋范圍是全體人民,數字技術的普惠、共享、融合性特征決定了數字經濟的建設發展主體也是廣大人民群眾,二者存在高度一致性。總體而言,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推動我國經濟均衡式和共享式增長,有利于改善共同富裕進程中面臨的不均衡不充分問題,使得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不斷加快,全面推動實現城鄉融合和共同富裕。
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加速轉型,以跨行業、跨領域的技術、數據、要素共用共享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數字驅動新增長模式開始浮現并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3年)》顯示,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萬億元,占全國GDP的比重提升至41.5%,數字經濟成為穩增長促轉型的重要引擎。在此重要時期,黨中央及國家相關部門高度重視數字經濟作為驅動經濟增長“新引擎”的關鍵作用,積極推動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發展,加速共同富裕的實現進程。
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將“共同富裕”和“數字中國建設”同時作為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內我國政府的重要工作目標加以明確。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指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有力推動了經濟發展,也對就業和收入分配帶來深刻影響,包括一些負面影響,需要有效應對和解決。”與此同時,國內學術界關于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的相關研究也日漸豐富。既有研究多圍繞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價值作用以及現實中的阻梗困難和實現途徑等方面展開。其中價值作用方面,有研究指出,數字經濟的高技術和分享性特征,既有助于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也有助于為經濟均衡增長構建良好的共享機制,進而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實現共同富裕。數字經濟通過發揮創新、協同、普惠等效應,構筑共建、共富、共享機制推動充分、平衡和共享發展,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阻梗困難方面,有研究認為,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可能存在數字壟斷提高社會進步成本、數字鴻溝拉大發展相對差距、數字技術造成生態綠色盲區、數字壁壘滯礙市場要素流通、數字勞動導致個體異化發展的風險。數字鴻溝、算法歧視、平臺壟斷等數字經濟發展失序問題可能構成影響共同富裕進程的風險和挑戰。實現途徑方面,有研究認為,數字平臺資本主義的數字剝削和數字殖民隱蔽于數字主客體勞動身份的異構之中,因此要尋找合理路徑破解這種異構困局,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平臺經濟。應從依托數字經濟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以擴大市場規模、推動營商環境數智化變革以實現政商雙向塑造、彌合市場分割以優化市場空間結構、促進物流業數字化及流通模式重構以打通流通領域堵點等四個方面入手,更好地發揮數字經濟對實現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綜觀目前的有關代表性成果,學界對數字經濟推進共同富裕的研究多從規模經濟、共享效應、普惠效應、協同效應、創新效應和“微觀-中觀-宏觀”等西方經濟學理論或框架角度進行分析。因此,本文嘗試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融入馬克思社會再生產“四環節”的理論框架,從分析數字經濟推進共同富裕的理論基礎出發,明晰數字經濟推進共同富裕的邏輯理路,指出其現實困境并提出相應的紓解路徑,以期進一步為當前數字經濟推進實現共同富裕的研究提供些許新思路。
二、數字經濟推進共同富裕的理論機理
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也稱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三篇《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中對這一理論進行了集中闡釋,認為社會再生產是指在一定生產條件下社會經濟生活中各種要素和產品的再生產過程,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四個環節。該理論為當代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提供了有益指導。馬克思社會再生產“四環節”與共同富裕存在深刻的內契性,分別對應著共同富裕關于“共同”和“富裕”辯證統一的雙重要求。在馬克思社會再生產“四環節”的循環中,生產環節是起點,消費環節既是最終目的和動力,也是下一輪再生產的起點。生產環節和消費環節一起積累著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對應著共同富裕的“富裕”要求,關系著“做大蛋糕”的問題,是生產力的客觀呈現;分配環節與交換環節是連接生產和消費的橋梁與紐帶,強調效率與公平,對應著共同富裕的“共同”要求,關系著“分好蛋糕”的問題,是生產關系的集中體現。馬克思社會再生產“四環節”為數字經濟推進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論依據。
(一)數字經濟通過提升生產效率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
實現共同富裕,關鍵在于先“富”后“共”。夯實物質基礎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務,直接生產過程是推動共同富裕的源頭動力。生產是馬克思社會再生產過程的首要環節,在整個再生產過程中占據支配地位。生產環節主要由勞動資料、勞動者和勞動對象三個要素構成。在數字時代,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為代表的數字技術迅猛發展、更新換代,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參與社會生產過程。數字經濟聚力社會再生產,對直接生產過程進行數字化變革,數字生產力充分釋放,驅動勞動資料數字化、勞動者智能化、勞動對象非實物化,極大提高了人類的生產能力,進一步激活了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社會生產力。
首先,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的運用推動勞動資料朝著數字化方向發展,使得基礎設施不斷迭新,由機械、電氣等舊基建邁向人工智能、大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5G基站等新基建,勞動資料配置效率不斷提高,生產勞動條件得以改善,勞動環境進一步優化。其次,勞動對象的場域在數字化過程中得以拓寬。數據要素不僅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料而存在,還可以作為新的勞動對象及數字勞動生產出的勞動產品,并由此成為數字產業鏈上新的勞動對象。同時,一些數字技術衍生出的新業態、新行業也作為數字應用領域的勞動對象而廣泛出現。最后,勞動者具備數字技能,使得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充分結合,勞動效率和創新性大幅提高,可以更快實現社會財富的積累增量。此外,一些數字化產品承擔著勞動者的角色直接參與生產過程,勞動對象本身也成為數字勞動者的勞動創造,數字化深深滲透于勞動生產的全過程,有利于促進勞動生產效率的整體躍升。數字經濟通過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勞動者數字化發展,對直接生產過程產生影響,進而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推動共同富裕的加快實現。
(二)數字經濟通過促進公平分配完善共同富裕的實現機制
實現共同富裕離不開健全的機制保障。建立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有社會財富和發展成果的共享機制是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和應有之義。分配是馬克思社會再生產過程的中間環節,也對應著共同富裕中“共同”的要求。數字經濟時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條件下,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參與社會生產的同時,也憑借著要素所有權參與著收入利益的分配。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伴隨著數據要素的參與被賦予了更加豐富的意義和更加深刻的內涵。
數字經濟賦能收入分配推動共同富裕具體體現在:一是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投入社會生產,等同于傳統生產要素的角色參與收入分配,數據要素所有者按貢獻程度獲得由要素參與分配帶來的勞動報酬。數據、技術等數字時代新興生產要素不斷得到重視,數據要素市場加快培育形成,更加健全的要素市場化體制機制得以建立,進一步激發了市場活力,抓住了“要素市場化改革”這一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收入水平總體提高的牛鼻子,使得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收入分配機制更加完善。二是由數字經濟發展衍生出的眾多新興行業和嶄新業態為勞動者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勞動者憑借其在數字及相關行業付出的勞動獲得相應的報酬,拓寬了社會整體收入分配渠道。三是隨著數字經濟在社會范圍內的全面滲透,政府數字化治理水平有效提升,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政府的再分配職能得到更好發揮。政府通過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政策工具的數字化賦能實現對收入分配的合理調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收入與社會財富的分配結構。在健康的數字經濟發展態勢下,分配制度數字賦能推動了以數據為新生產要素的要素市場化改革、催生了由數字化發展帶來的更多的就業機會、充分保障了數據所有者和參與數字新業態發展的勞動者的合法利益,有利于全面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紅利進而推進實現共同富裕。
(三)數字經濟通過優化流通體系筑牢共同富裕的重要屏障
交換是社會再生產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之一。流通主要是指以貨幣為媒介的連續不斷的商品交換,是商品交換在當今時代的主要表現形式。構建完善的現代流通體系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數字經濟加速了流通體系的整體聚合式數字化轉型,催生出平臺經濟新形態,移動支付、快遞外賣和網絡購物等新業態新模式的市場拓展提出了物流服務的新要求,數字技術的應用使得物流體系朝線上線下相結合方向發展,大大提高了流通效率并進一步促進市場良性發展。
數字經濟賦能流通環節具體體現在:首先,數字經濟快速均衡發展,特別是數字技術和網絡交易等數字平臺的發展,有助于增強供需匹配的精準性,進而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為共同富裕的實現創造有利條件。數字技術的運用可以推動物流運程適度縮短、物流體系優化完善,同時減少庫存量和周轉環節,一定程度上實現物品保管效率的提高和物流成本的降低。通過建設數字化平臺,推動流通降本增效,實現供應鏈創新發展和全面暢通,助力構建產供銷相銜接、內外貿相貫通的中國式現代化供應鏈體系,加快雙循環發展格局的實現,為共同富裕塑造良好環境。其次,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流通業發展規模和經營范圍,促進數據等生產要素在全社會更大范圍內的自由流動,進而有效優化要素結構整體布局,實現流通產業結構升級,加快共同富裕的實現。流通不僅作為小范圍內商品生產的關鍵環節而存在,還是全社會生產系統中的關鍵一環。流通業對經濟社會發展起著基礎性的支撐作用。通過數字信息通信技術的深化應用,加快信息交互速度和提高匹配精確程度,加速生產要素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流動,推動數字經濟賦能流通業,與傳統流通業融合發展,將有效提高社會整體性的流通效率,暢通社會再生產各個環節,激發共同富裕活力,塑造共同富裕良好生態。數字經濟加速資源流動下流通環境的靈活性發展對推動構建國內外“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產生了更加積極的作用,幫助筑牢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共同富裕的重要屏障。
(四)數字經濟通過驅動消費升級回應共同富裕的內在需求
消費是重要的民生福祉。當前,強力恢復和擴大消費,縮小消費水平差距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任務。實現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就在于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的逐步縮小。消費是“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環節不斷循環的起點和終點,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生產過程最終完成的現實表現。生活資料的消費過程就是生產主體即勞動力的生產過程,勞動力再生產是社會再生產的重要構成和必要條件。因此,消費承擔著創造積累物質財富并推動社會再生產順利循環的重要角色。提振消費、促進消費擴大升級,縮小全體居民消費水平差距,在為社會生產兜底的同時還能通過自身對生產的反作用進一步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在數字時代,數字經濟新形態下消費對象、消費方式和消費水平得以提質優化升級,有利于擴大內需,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活力,回應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進而促進實現共同富裕。
首先,數字化產品作為數字時代的新興消費對象在市場上持續增加且種類豐富,既有智能手機、電腦、無人機等實物性產品,也有線上教育培訓、數字金融產品、網絡新聞等非實物性產品,大大滿足了消費者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求,契合了共同富裕的核心追求。其次,數字消費方式不斷優化,諸如線上支付等數字化相關的消費新興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共享消費的興起取代了傳統錢貨兩訖的消費方式。數字消費渠道不斷拓寬,短視頻、社交平臺與電商交易相關聯,形成多元化數字消費嶄新生態。最后,消費水平在數字賦能下顯著提高。消費者的消費水平受其收入的影響,而收入水平則取決于分配關系。數字時代,生產與分配都被數字化強力賦能,推動消費者消費水平穩步提高。此外,數字經濟新形態下社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得以加快推進,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得居民消費預期更加穩定。消費擴大、提質升級和預期穩定將對經濟增長產生明顯拉動作用,進而促進社會再生產良性順暢循環,為共同富裕積累更多物質財富,同時帶來精神層面的極大豐富,實現物質與精神同步發展的共同富裕。
三、數字經濟推進共同富裕的現實困境
在馬克思社會再生產“四環節”的理論框架下,數字經濟對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當前的具體實踐中依然面臨著諸多現實困境。一是資本邏輯操控下的數字平臺淪為數字資本的剝削場域,使得流通環節被資本干擾,流通中剩余產品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所占有,呈現出鮮明的資本屬性;數字平臺的資本壟斷將破壞數字生產下的分配公平,算法的負面效應將對消費環節的主體權益造成一定程度的侵犯,數字平臺資本無序擴張造成的流通成本負荷將破壞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這些都與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同富裕、中國式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存在一定的相悖性。共同富裕目標追求下,數字產品的剩余價值抽離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剩余價值的階級性,被作為追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體現的是國家、企業與個人相統一的關系;數字平臺的壟斷行為得到有效規制,數字生產下更加注重分配公平、流通有序和消費者權益保護。二是數實融合不夠充分,作為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生產和流通環節關鍵部門的實體經濟發展羸弱,實體經濟支撐的工業互聯網占有資本出現偏差,在數實融合失范下還將出現社會再生產分層趨勢,最終導致共同富裕支撐力不足。三是數字經濟發展推動形成對勞動者優勝劣汰的高強度競爭機制,技術性替代效應將造成部分人員和產業中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數字經濟形態下收入分配依然面臨甚至更易面臨兩極分化現象,導致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受阻。四是數字生產重塑了勞動關系,去勞動關系化趨勢明顯,使得社會再生產過程呈現非均衡性特征,最終導致數字勞動者隱性異化。為此,要對其進行客觀理性分析以便尋求相應的紓解措施。
(一)數字平臺資本邏輯與共同富裕價值取向存在一定的相悖性
數字經濟能夠在物質生產方式、社會分配格局和個體生活方式方面產生重要影響,通過提振經濟和共享發展賦能共同富裕。然而,數字經濟推動共同富裕邁向新高度的過程中仍然面臨著數字平臺資本邏輯與共同富裕價值取向相悖的現實困境。一方面,站在國際社會數字經濟發展比較優勢視角,我國在一段時間內依然面臨著比較優勢缺乏的挑戰。數字平臺作為資本投資的重要場域逐漸成為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和發展方向。然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具備對數字經濟的先占優勢,憑借研發密集型的科研機構,掌握了全球網絡規則的制定權,占據了數字經濟競爭領域制高點,不斷強化著數字平臺的資本邏輯。數字資本為對自身進行增殖擴張,將一切納入資本邏輯編織的抽象大網之中,依托數字平臺攫取剩余價值。數字平臺被賦予資本色彩,逐漸淪為數字資本主義投資和盤剝的場域,近乎于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工廠,所有剝削活動在這里展開。數字平臺產生和提供的原始數據成為一種具有巨大交換價值的商品,經過數字技術團隊加工轉變為供市場出售和提供服務的剩余產品,以剩余產品商品化的形式實現對原始數據使用權和所有權的分離,數字平臺憑借這種手段榨取利潤并無序擴張。資本為數字資本主義全球化提供根本動力,通過資本積累的新途徑,美國將數字剝削擴大到了全球領域,這使得我國數字發展權受到侵犯,損害了我國的經濟利益,從而阻礙了我國共同富裕的實現進程。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與數字平臺的壟斷性質存在著實質性的沖突。首先,數字平臺利用自身數據和資本等優勢進行壟斷,攫取更多利益,數字平臺存在剝削性濫用行為。當資本更多集中于大型數字平臺,就極易產生國民收入分配失衡的現象。大平臺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和更長時間內追蹤市場信息,收集大量數據,排斥其他非壟斷性平臺,擠壓其生存空間,憑借市場支配地位破壞市場競爭秩序,從而造成市場博弈邏輯變化,數字生產下分配的公平性受到極大挑戰,數字鴻溝進一步擴大,阻礙了數字經濟發展紅利的全民共享。其次,數字平臺利用各種隱蔽手段過度開發消費市場,提高用戶黏性。算法是數字化進程中的重要推動者,對數字創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然而,數字平臺恰好利用算法對用戶進行分析鎖定并對其歧視性定價,誘導各種非理性消費,導致人工智能算法“殺熟”行為,使消費者受困于算法編織的“信息繭房”之中,甚至被算法個人化精準定制,無形中構成對消費者權益特別是選擇權和知情權的侵犯。最后,數字平臺資本的無序擴張產生的壟斷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現實中的流通成本,流通環節也背離了服務于人民群眾生活需要的公共服務性質被賦予資本化的性質,由最初的“為買而賣”變成“為賣而買”,對正常的市場秩序造成嚴重的破壞,降低了市場經濟的整體運行效率,存在阻礙共同富裕實現步伐的可能。
(二)數實融合不夠充分導致實現共同富裕的支撐力不足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數字時代,數字經濟憑借其大量的數據資源和先進的技術成為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推動力。實體經濟是實際生產和交易物品及服務的經濟部門,服務于社會大眾,為人類生存提供必要的產品和服務,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相互促進、融合發展能夠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并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通過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快速了解生產環節實時信息,從而打破傳統產業模式,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數實融合不僅可以通過數據技術優化經濟資源配置,從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供需動態平衡,還可以促進企業和個人之間的關系從雇傭轉為合作,激發個人價值創造活力,推進社會效率與公平協調統一。同時,數實融合利用數字經濟波及范圍廣、發展速度快的優勢提升我國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為我國經濟發展開辟更廣闊的空間。當前,我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呈現出蓬勃態勢并取得較大進步,但與此同時,數實融合發展仍存在融合不夠充分的問題,導致共同富裕支撐力不足。
首先,數實融合關鍵技術存在“卡脖子”情況。近年來,雖然我國數字技術綜合創新能力及其應用水平在不斷提升,但也還有一些較世界先進水平存在的明顯短板出現在核心技術層面。在數字經濟領域,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亟待提升,我國部分制造企業并未掌握關鍵技術,一些關鍵零部件依賴于外國進口,且受制于外國企業軟件及算法等的壟斷。其次,數實融合的廣度和深度有待提升。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從數字經濟在行業內的分布來看,主要集中于服務、科技等行業,傳統制造業中的數字經濟普及率較低,更多受到傳統發展模式的影響。同時,數實融合在地區之間的發展程度不夠均衡,總體上呈現出東部高于西部的態勢,不利于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再次,數實融合應用場景有待完善。數字技術應用場景缺乏創新,應用相關標準缺失,阻礙了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數據融合,制約著企業之間數據要素流動。需要指出的是,從社會再生產的角度來看,資本本身所具有的逐利性質使其“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中介而賺到錢”。因此,在數字經濟賦能生產發展的實際過程中,資本更多流向消費互聯網,而較少流向由實體產業支撐的工業互聯網,最終導致資本偏離生產、數字經濟偏離實體經濟,數實融合不夠充分,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共同富裕顯得支撐力不足。此外,數實融合失范也會阻礙共同富裕進程。以數字要素和數字生產資料為起點的數字技術重塑經濟形態的過程借助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路徑,使得數字時代的生產體系被劃分為物理性的和數字性的,待其滲透至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將引發生產資料的整體性變化和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如果不加以有效規范,極易使社會再生產出現分層趨勢,阻礙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整體性歷史進程。
(三)數字經濟收入兩極化阻礙“擴中提低”共富目標的深度實現
不斷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覆蓋面,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共同富裕的直接目標和必然要求。數字化時代的發展催生了互聯網經濟,而數字經濟又進一步在互聯網經濟的基礎上實現了再次超越。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助推了經濟社會的整體性發展,同時也導致一些領域出現贏者通吃、強者愈強的壟斷效應。主要體現在收入分配上所形成的“馬太效應”。這將會導致經濟收入的兩極分化日趨嚴重,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阻礙了提高低等收入以及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實現,進而對共同富裕推進形成嚴重阻礙。首先,數字技術的發展創新將會造成部分人群失業。通常而言,技術進步對就業會產生替代效應和補償效應。具體而言,技術進步在創造更多就業崗位的同時,也隨之可能會帶來社會面的結構性失業等問題。從本質上來講,數字經濟就是對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資料的改造、創新和升級,諸如此類的變化對就業格局重塑有著重要作用。數字經濟時代所增加的就業崗位多以數據相關的職業和崗位為主,其數量大幅增加并逐漸成為一種就業新常態。例如,智能化運算、數據分析、數字化虛擬操作。但就業增加的同時,勞動市場對勞動者的數字化素質以及數字化技能的要求也相應提高,這就會導致一些不具備較高數字素養的就業群體面臨著就業逐漸邊緣化和失業率提高的風險。除此之外,經濟逐漸實現數字化轉型的大背景下,低收入群體在失業后,即使政府相關部門為這些群體提供一定的生活補貼,其所覆蓋的范圍以及力度也是有限的。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失業人群仍然需要支付后續數字化培訓和再教育的費用,且存在被邊緣化風險,進而導致社會收入分化不斷陷入惡性循環的境地。
其次,隨著工業領域部分低技能勞動者面臨結構性失業,這些產業工人、專業技術人員等中等收入群體的一部分開始流入服務行業,將造成服務行業就業收入結構的進一步失衡。在工業中存在的收入不平等狀況轉移至服務業,且程度將比工業更高。由此,數字經濟帶來的低數字素質群體失業風險以及線下實體經濟收入急劇降低風險,都會不斷擴大社會收入分配差距,進而影響現代化商品流通體系的建立,制約相關群體消費能力的提升,阻礙下一輪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在整體上加劇了物質財富連續性積累的困難和收入差距的擴大,對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共同富裕“擴中提低”目標的推進產生不利影響。
(四)數字生產去勞動關系化致使數字勞動者隱性異化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數字經濟時代下的勞動關系相較于傳統的用工形式,在生產過程、雇傭勞動關系以及勞資矛盾等方面均出現了新的情況,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更加隱性、多元和深化,勞動關系愈發緊張,存在去勞動關系化的趨勢,數字勞動者逐漸發生自我異化。數字技術應用于生產過程,在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的同時,也改變了勞動過程中的控制形式,即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結合方式,重塑了勞動關系。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運用,數字化不僅重塑了社會生產過程,還會引發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巨大嬗變,推動新興科學技術與社會生產在更深層次的交融。數字技術及其創新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發揮更加獨立的作用,在提高數據要素資源化速度和數字性物化勞動代替活勞動速度的進程中加劇了資本“去勞動關系化”的趨勢,進而加快了勞動者的勞動異化步伐,催生出社會再生產過程的非均衡性,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的較大障礙。數字經濟下“去勞動關系化”的實質,是采取租賃勞動的方式,利用各種數字技術手段,在破除資本與勞動間存在的合理性、正規性勞動雇傭關系的同時,遮蔽數字勞動者勞動合同化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進而使數字勞動者隱性異化,在變相壓低勞動力價格的過程中盡可能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數字技術帶來了資本條件下新的雇傭形式,被冠以“獨立承包”、“分享經濟”和“自我雇傭”的名義,使得勞動與資本兩者之間形成的傳統雇傭關系發生弱化,在一定意義上改變了本質上的雇傭關系。
在數字時代,勞動力市場呈現出資本與勞動者更為活躍的雙向互動,資本對勞動者的滲透性與日俱增。一方面,資本可以利用發達的數字技術實現對市場服務的動態更新,為勞動者提供更多被納入雇傭關系和被剝削壓榨的機會;另一方面,勞動者基于對自身技術技能情況的理性評估,采用更加機動的勞動方式更廣地參與就業,并能使得較優服務為多個服務對象同時提供。在傳統的雇傭關系中,資本與勞動者具有較強的約束性,二者在確立勞動關系后,資方會為勞動者指定勞動場所,并在其中集中進行特定勞動,通過勞動時間固定化、培訓管理系統化以及勞動過程重組來生產相應的價值以滿足雇主期待。而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勞動者拋開了資本的全時段全方位束縛,對于工作地點的選擇會更加自由,工作的形式更加靈活,僅需通過線上形式根據所獲得的市場信息在相應的時間內完成雇主指派的工作任務即可。網絡電商、網絡約車服務以及網絡家政服務等的興起,使傳統的勞動雇傭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這種新型的數字化的雇傭關系具有合作契約或勞務關系的性質。在數字勞動力市場供給層面來看,這種數字化平臺化的勞動和服務為勞動者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工作選擇,勞動者的勞動任務、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也更具靈活性和彈性,勞動薪資也隨之從傳統的計時工資向計件工資發生轉變,勞動對資本在形式上的隸屬關系進而被減弱,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所存在的從屬關系進而也被弱化。但從本質上來講,其仍然屬于“從屬性的雇傭勞動”。資本無畏追求剩余價值以及擴大資本積累的目的沒有發生改變。數字勞動者在數字異己性的隱秘力量驅動下,陷入主體性悖論的窘境。
四、數字經濟推進共同富裕的優化路徑
數字經濟創造了新業態新模式新生態,深刻改變了人類的生產、生活和思維方式,也對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治理與重塑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它也為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實現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共同富裕開辟了新的實踐路徑。為此,我們應從構建數字經濟新秩序、推動數實融合發展、健全服務和保障機制、構建“技術—倫理—制度”新范式等四個方面著手夯實舉措,助推我國共同富裕的加速實現。
(一)構建中國特色數字經濟新秩序以克服數字平臺資本邏輯的缺陷
在數字經濟時代,中國式現代化既要實現工業化,還要實現數字化。隨著數字經濟深入發展,技術與規制、效率與公平、發展與安全問題,也成為各國的關注焦點。實現具有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要建立我國數字經濟新秩序,形成適合我國國情和新發展階段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和運行機制。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效率優勢,推動物質、人力和創新資源更多向數字技術優勢領域聚集,加速數字技術創新發展進程。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全國一盤棋調動整合數字資源聯合攻關。要充分發揮超大市場規模優勢,開發由傳統工業體系和農業體系帶來的廣闊應用場景,推動數字技術創新運用良性互動。在全球經濟面臨疫后復蘇和增長動能不足的背景下,圍繞網絡安全、數據、平臺、人工智能的數字治理規則尚處于探索期,受制于數字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治理觀念和模式不同,主要大國間、南北國家間治理理念和訴求差異仍然較大。面對未知挑戰和發展訴求,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發揮多邊主義的核心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國正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數字經濟合作,并與數字經濟發展領先國家在細分領域展開數字經濟合作。這也說明匯聚安全可信共識、加強數字領域國際合作,切實增強各國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新機遇的能力,實現共同發展是未來全球數字治理的重要方式。
當前,企業在互聯網平臺這一渠道下直面市場和消費群體,使其對產品以及服務的生產從傳統的標準化、規模化模式,逐漸趨向為“以人為中心”的更具個性化、立體化的模式,逐步構建出了以消費者為主體、以群體性消費為主導、淡化中介、更加突出服務重要性的新型商業模式和生產生活方式。如,北京市近年來大力推進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建設。在2023全球數字經濟大會的開幕式上,北京市邀請18個伙伴城市代表共同發布了《全球數字經濟伙伴城市合作倡議》,體現了我國數字經濟新秩序的發展方向。未來,我國應全力探索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協調機制創新,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加強對話合作,以優先構建規范共識為突破口,管控分歧與矛盾,積極謀求早期收獲;創設新型包容性、開放性數字化治理機制與模式,以邊緣改革貢獻建設性方案,共同推動數字治理由“逐利爭霸”向“利益協調”轉變,塑造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同時,要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優越性,積極從“立法、執法、司法”層面構建規范我國數字經濟平穩運行的框架體系。如,進一步科學構建數字生產標準和反壟斷標準、健全數字監管制度、推動數據安全司法保障等,推動構建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數字經濟新秩序的法治化進路,以警惕數字平臺資本邏輯,防止資本固有的矛盾借助數字平臺無限擴張,持續提升服務資源配置效率和共享水平,推動實現我國共同富裕邁向新高度。
(二)加快制造業數字化轉型以推動數實深度融合
在當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大力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探索更加有力措施,使社會再生產良性循環,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成為題中應有之義。數實融合可以充分激發社會和產業雙重需求,成為拉動內需、促民共富的解決之道。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有力推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廣泛深度融合,是推動我國制造業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及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環節,也高度契合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具體而言:一是推動統一性標準體系的建立完善,形成我國先進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整體優勢。我國傳統制造業在全球經濟貿易中的比較優勢正呈現不斷弱化趨勢,這就要求我國必須努力尋找出適應新形勢的全新優勢點,從而提升我國在制造業方面的國際競爭力,先進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對我國實現高水平高質量的對外開放具有重大意義。要拓展并細化標準體系構建領域,將標準制定拓寬至諸如數字化車間、智能工廠、智能制造裝備等場域。分類別分層次劃分標準制定,將關鍵技術標準、基礎應用標準、融合應用標準等容納至一般性制造業數字化發展標準體系。同時,要立足全球、站位宏遠,細致考量國際相關標準制定,將我國標準與國際標準進行適度對接,與美國、德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展開良好國際合作,爭取全球制造業數字化標準體系構建的更多參與權和話語權。
二是加快建設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以新基建夯實制造業數字化基礎。從生產環節來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有效壓縮制造業在運行過程中的數字化成本,推動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提質增效。同時,構建現代化數字基礎設施體系可進一步補足鄉村和西部等相對落后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短板,縮小城鄉間和區域間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差異,為推動高質量跨越式發展進而實現共同富裕夯實基礎。因此,要以提振工業制造為核心,著重推動工業互聯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大對新基建的投資力度,擴大規模并強化應用,提高新基建的應用場景使用效率。要統籌協調傳統基建與新基建,優化新舊基建項目間的資源配置,促進新舊間區域間協同合作。
三是推動產業集群化發展,發揮區域間的協同效應。習近平總書記在展望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時強調,要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發展壯大數字產業集群是推動數實融合、加快數字經濟發展、助力共同富裕的關鍵抓手。數字產業集群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具備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較強的技術創新能力、帶動性強的龍頭企業和較為成熟的產業生態。先進制造業數字化是一項系統工程,尤其需要集群式發展規模化推進,以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要推動各環節分工協作,發揮數字技術鏈接作用,搭建完善產業協同數字化發展平臺。要推動先進制造業價值鏈升級,向著高標準水平不斷邁進。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推動數實融合深度發展,打破了阻礙共同富裕的虛擬泡沫,具有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必將行穩致遠。
(三)健全公共就業服務機制以縮小數字經濟收入差距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實施就業優先戰略”與“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就業服務和社會保障均是黨和國家推進民生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所在,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內容。其中,就業是社會保障工作的重要環節,是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如何拓展就業空間和加強就業領域乃至其他領域的社會保障,就目前的方向與路徑來看,需要充分依托數字經濟。以數字化手段健全公共就業服務和勞動力保障機制可以解決數字經濟導致收入兩極化的問題,破除對實現“擴中提低”共富目標的阻礙,是中國式經濟現代化過程中所必須面對的一個關鍵問題。
一是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打通經濟梗阻。要推動各區域不同優勢充分結合,使得區域間經濟活動關聯度更廣、聯結性更深。要站位宏遠、因地制宜、統籌謀劃,先數字化帶動后數字化、先富幫帶后富,從局部到全局、從優勢地區到劣勢貧弱地區,推動區域數字化發展協同全方位推進。二是提升社會服務數字化普惠水平,推動數字紅利共享。運用數字化手段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落實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地方政府應嚴格把握各個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狀態以及各個地區所顯現出的異質性,在加大因地制宜落實數字制度的整合力度的同時,加大對各個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搭建包容性的數字技術與普惠性的數字平臺,提高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技能和貢獻,均衡政府支出比重,縮小基本公共服務人均差距。政府應根據社會上不同類型公共服務的本質特征,逐步對其成本分擔機制進行完善,短期效益與長期效應并重。第三次分配是企業及部分個人以募捐、慈善、志愿等公益性的方式對自身所屬資源和財富進行的分配活動,是優化社會再生產過程、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重要環節。數字技術在有效推進第三次分配過程中起著核心要素和重要動力的作用。應加強數字對第三次分配的主體推進、資源推進和結構推進,同時綜合運用數字化手段和法治手段嘗試構建第三次分配長效激勵機制,以實現社會共同富裕的目標追求。具體而言,要激發多元主體在第三次分配中的全過程參與積極性,將參與主體覆蓋至企業、社會組織、家庭和個人等,滲透到社會方方面面,激發全民參與熱情;要運用數字手段提升對可分配資源的汲取、管理和整合能力;利用數字技術優化第三次分配的組織結構,推動搭建多元主體協作平臺,構建多元主體協同機制,以掃清數字賦能第三次分配中可能存在的“數字鴻溝”、“數據壟斷”、“倫理困境”等瓶頸障礙;將數字化的高效治理方式運用于第三次分配之中,構建適應第三次分配發展的多重治理體系等。
(四)打造“技術—倫理—制度”新范式以超越數字勞動異化
對于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過程中極易造成的勞動異化現象,需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融入對社會再生產過程中人的主體性重建的考量,用技術、倫理和制度的多維手段,構建起“技術—倫理—制度”新范式。其一,技術層面。當前,數字技術引領全球發展,我國數字技術正處于創新突破的關鍵期,在此情況下,應充分認識到構成數字勞動異化內在根源的并不是科學技術本身,而是數字技術在異化了的情況下的“資本主義”應用,為此,應著力引導數字技術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所用,實現數字技術為經濟發展強力賦能。誕生于平臺經濟時代、信息化社會的數字勞動新形態并沒有改變勞動的核心性質,與之相對應的旨在實現平臺經濟全球化的數字資本也并沒有改變資本的逐利本質,這也是數字勞動異化的內在的根本原因。為此,必須對數字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進行干預和明確,引導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事業相適應,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相適應,避免其任由資本驅動,違背社會主義社會的價值追求。受資本逐利本質的影響,先進的數字技術多應用于能夠提高數字資本家對勞動者剝削程度的領域,以實現資本利益最大化,而無視人們的實際需求,并通過勞動異化持續模糊勞動與生活的界限,最大程度地壓榨和蠶食人們的個人生活時間。而在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多個領域,數字技術并未得到充分的開發利用,因此,必須調控和分流先進數字技術的應用去向,避免數字技術的發展應用加劇社會不平等,促進各領域、行業數字化水平共同提升、均衡發展,才能使更多人在數字化進程中受益。從資本驅動的角度來看,數字勞動異化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然性結果,在面對數字勞動異化問題時,可以利用數字經濟發展的先進技術產物來反哺數字經濟本身,利用數字技術來監管和對抗數字勞動異化,用科技反哺經濟,用科技產物掌控科技發展。
其二,倫理層面。首先,實現數字勞動者個人主觀層面的意識覺醒。當社會生產及再生產過程中的社會分工是非自然形成的,人的本身活動就必然構成一種異己的力量。由于沒有權威統一的數字勞動相關概念,許多數字勞動者在從事勞動的過程中,往往會陷入數字勞動異化而不自知,或受到社會對于數字勞動異化的錯誤解讀的影響,讓自身被迫陷入數字時代的過度剝削之中。面對這樣的情況,數字勞動者必須對自身勞動行為的本質和內容有清晰的認知。提高個人警惕,學會分辨和拒絕數字勞動異化,明確自身勞動和個人生活的界限。其次,數字勞動平臺營造良好的勞動倫理氛圍。數字勞動平臺在數字化進程中應承擔對應的社會責任,不使數字勞動異化思想披著偽善的外衣肆意傳播,平臺自身也應當充分考量社會和環境因素,追求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數字經濟模式,不能盲目追求短期利潤而忽視對勞動者和社會的影響,共同營造一個良性并符合勞動倫理的數字化工作環境和氛圍。數字經濟下,社會應允許處于相對失業甚至完全失業狀態的勞動者存在。除此之外,政府還要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配套的優惠鼓勵政策以及適應性的再就業培訓等扶持政策。再次,營造符合倫理標準的數字勞動社會風氣。在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中,相關部門也應當適時進行倫理審查和評估,確保數字技術的設計和應用符合社會倫理準則和社會價值,避免對人類社會產生負面影響。另外,社會也應鼓勵各平臺對數字算法和決策進行一定程度地公開,確保算法運作符合社會倫理標準,同時,宣揚正面積極的數字勞動思想,從社會層面抵制數字勞動異化現象。
其三,制度層面。首先,從制度上對與數字勞動相關的概念進行明確規定。一定程度上來說,數字勞動、數字勞動者和數字勞動異化等可稱為是全新概念,這些概念首先在國外提出,但其定義至今在學術界仍有較大爭議,并無權威統一的定論。因此,須從制度層面對相關概念進行明確,讓處于數字經濟時代下的個人或平臺都能清楚自身的責任和權益,才有清晰認知數字勞動異化問題本質并加以解決的可能。其次,制定和完善與數字勞動相適應的法律法規。要構建超越數字勞動異化的制度新范式,國家相關部門需在明確數字勞動相關概念的前提下,制定和完善對應的法律法規。對數字勞動各方的權責和義務進行明確的劃分,使用強制手段來保障數字勞動者和數字勞動平臺的合法權益,制定與數字技術發展相關的獎懲制度,既要防止數字勞動力受到不合理剝削,也要保護數字勞動平臺的合理發展,鼓勵和支持各個地區和行業的勞動者在勞動自治為主的數字勞動平臺健康發展,激勵數字勞動者和勞動平臺共同發展,促進數字科學技術水平提高,對違反數字勞動相關制度的個人或平臺進行合法懲處。再次,制定能夠促進跨國跨界發展的政策方針。順應數字化進程的發展需求,國家還應當制定能夠促進跨國跨界發展的大政方針,促進國際間及社會各界、政府、企業和學術界適時開展跨國跨界合作,相互交流,共同探索適應數字化時代的倫理和法律框架,共同創造更加人性化和有利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數字勞動環境。
（作者系中國礦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全國教育扶貧和鄉村振興專家人才庫專家。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2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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