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開啟了中國發展的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個新的歷史起點，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提高食品供給質量，是中國農業發展的重要責任，這必然促使中國農業供給側改革進入一個新階段，開辟發展新境界。
一、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國際關聯性
中國對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關注，從2016年的農村工作會議開始，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這一主題和農村改革任務。從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提高質量和效率”命題看，這是一項經濟領域的改革任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然而，在高度一體的全球化進程種，尤其是在第三次以資源配置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國需要具有寬廣而深邃的國際視野，才能有效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推進中國和世界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第一，中華民族復興的世界意義需要農業文明與時俱進，農業改革要凸顯農業文明的時代內涵。
古往今來，中華民族“達則兼濟天下”的世界觀和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都說明中華民族的民族復興夢與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息息相關，這一偉大進程能為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提供中國方案，為維護人類文明多樣性貢獻中國智慧，為維護世界和平增添重要力量。
習近平主席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為條件。繁榮發展的文化是一個國家最深沉的軟實力，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文化源起于五千年前的農耕文明，農業文明中遵循的天人合一之道、耕讀傳家的樸素精神，建立的差序格局社會秩序，發明的科學技術等，至今仍為世界稱頌。五千年歷史迭代更替，曾經并立的游牧文明、海洋文明斷裂甚至消失，而唯一進入人類思想庫的農業文明愈加生機勃勃。這也證明了農業文明豐富而獨特的文明要義適應時代的發展訴求。農業，孕育農業文明的載體；農業文明，指引著農業的發展方向，兩者互為表里。因此，農業供給側改革并不是一個經濟領域的話題，更不僅僅是中國國內的微觀事務，而應該從中國與世界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探索民族復興中的農業文明要義，賦予農業文明新的時代內涵，來指導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方向與路徑。
第二，以資源配置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來臨，農業投資的全球化態勢發展迅速。
縱觀全球發展史，大致經歷了三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以殖民地方式進行的主權擴張；第二次是以國際貿易方式進行的財富聚集；第三次是以資源配置為特征的效率競爭，引導著資源的無國界流動。其中，資本無限增殖的本性，以及現代通信技術和金融創新為資本全球化配置提供了便利。
隨著農產品的價格上漲，中國農業較大的開放態度給國際資本帶來了投資的巨大機會。一是資本財團并購型。如2008年高盛斥資2億～3億美元，在中國生豬養殖的重點地區湖南、福建等地全資并購養豬場；2008年德意志銀行注資6000萬美元獲取了上海宏博集團公司養豬場30%的股份。二是獲取農業資源型。如日本、韓國。日本在海外簽訂了1200萬公頃農田，相當于本國農田面積的3倍；韓國購買馬達加斯加130萬公頃可耕地99年使用權，相當于該國農地的一半。三是寡頭壟斷型。這種方式對國際農產品價格波動影響最為直接，以大米為例，國際四大糧商控制了全球貿易的80%，食用油市場中，益海嘉里控制了中國60%的大型大豆加工廠。開放的農業態度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獲得了中國農業投資的成功。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資本尋求海外農業投資時并不順利。自1995年提出“農業走出去”到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將“農業走出去”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國的海外農業投資完成了從起步到加速的過程；2013年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沿線國家豐富的農業資源吸引力，掀起了中國對外農業投資的高潮。截至2016年底，農業農村部已同沿線48個國家簽署101個合作協議，建設重點項目258個，累計投資金額近100億美元。但由于面臨政策風險和政治事件的影響，國外農業投資收益并不樂觀。2010年中糧集團投資170億元的巴西大豆項目目前處于停滯狀態，2007年吉林富華在菲律賓投資的49億美元農業項目也未能完成。
農業投資的全球化態勢開始加速，資源配置的效率導向引導著要素流動的方向與數量。這一發展態勢必然深刻影響中國農業的戰略導向與整體布局，如何協同利用好國內國際資源、提升農業資源的全球化配置效率和國際競爭力是時下的重要命題，這一命題不僅是農業供給側改革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也關系到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中國的世界格局與民生福祉。
第三，世界農業強國的支農政策變化軌跡，為中國農業供給側改革提供可借鑒的經驗。
不可否認，中國農業的高庫存、高進口、高成本正在使中國農業失去國際競爭力。放眼世界，如今中國面臨的問題，正是20世紀80年代歐盟實施農業共同政策后面臨的困境。歐共體在 1962 年實施共同農業政策，對農業進行全面補貼和保護。當時糧價處于低位并緩慢上升，農業補貼和價格支持促進了農業增產與農民增收，在1974年后國際糧價達到波峰后持續下降，這就導致農產品產量過剩，境內價格過高，庫存爆滿，財政不堪重負，農業失去競爭力。之后歐盟通過導入市場機制，減少價格支持，增加促進農村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資金，最終提高了農業的競爭力。
中國在2004年廢除了農業稅，并實施了農業補貼和價格支持政策。這期間國際糧價正好處于一個上升周期，農業補貼確實達到了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的預期；但是2011年國際糧價達到波峰后進入下降周期，于是就出現了與歐盟類似的農業困境，中國農業徹底失去國際競爭力。由此可見，中國農業出現這一現象有其系統內因，更受國際因素直接影響。目前，農業供給側改革，可以借鑒歐共體的改革路徑，更要考慮國際糧價長期波動的影響。
二、從國際視野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
中華民族復興、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世界農業強國政策的分析都充分說明了，從國際視野推進中國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課題組研究認為，應從以下五個方面深入思考，形成中國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國際視野，以提升中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
1.形成全球農業鏈思維，提升中國農業競爭優勢
一是構建生態型農業產業，堅持質量與效率的雙重提升，奠定中國農業融入全球的基礎。以“政府引資+企業投資”模式為主的傳統農業外部性，不斷演化為嚴峻的社會安全成本，因此，構建生態導向的農業產業是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關鍵。通過建立大農業產業鏈、跨產業循環，降低農業生產帶來的環境負擔；建立智能網絡支持的農業生產體系，集約化生產，降低農業生產成本。
二是培育農業企業的社會企業形象，有效嵌入國際農業鏈。農業企業需要塑造具有公眾知情、正向外部性的企業形象，這也是國際上普遍強調的企業“社會形象”。因此有必要改善我國農業企業的制度框架和運作管理，適應農業企業的國際化要求，從而通過企業之間的產業聯合、技術開發和產品交易，讓中國企業有效嵌入國際農業產業鏈條。
三是向世界貢獻中國農業發展范式。中國漫長的農耕社會孕育的農業文化獨特而絢爛，農耕方式從“小農自給”到“互聯網+”的演變更替，見證了中國農業發展的奇跡。這一過程中包括的理論架構、實踐經驗與民族文化，對世界具有重要價值。農業供給側改革中，要考慮這一重要因素的作用，向世界貢獻中國農業發展范式。
2.構建精準農業發展體系，建立國際間農業交流平臺
一是激活沉睡的農業數據，繼續建立完善農業數據庫。農業數據量大、分布零散、產業鏈節點之間數據聯通性差，因此系統搜集難度大。建議建立自上而下的搜集系統，借助現代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借助遙感技術、GIS系統等自動搜集高頻率農業生產數據，將產品數據、氣候數據、生態數據在數據庫終端集成，激活農業數據的使用價值。
二是消除部門之間的數據壁壘，建立數據互通互用機制。我國行政體系的垂直管理與地方區塊管理的雙重結合，造成數據使用邊界多、壁壘高，數據重復提交，使用效率低。以重慶市江津農貿城為例，該地需要向12個部門報送數據，數據的重復提交導致農業管理效率低下。
三是差異化實施精準農業方案，全覆蓋農業主產區。根據農業經營體系的地區差異，制定相應的農業精準體系實施方案。在農戶分散地區，采用農業專業化信息服務模式；在中等規模地區，采用“套餐式”的技術組合應用模式；在大規模農業經營地區，采用精準農業技術集成應用模式。
3.創新農業金融工具，保證產業效益和農戶收益
一是借鑒國外農業金融工具，從訂單農業向期貨農業轉變。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因能確保經營者收益優勢而被市場廣泛接受。可推廣借鑒延津小麥期貨、奧星菜籽油期貨模式，有效調節農業供給側改革中的供需均衡。在精準農業夯實生產環節的基礎上，引導建設“期貨農業”，利用市場機制保證農業產業效益和農戶收益。
二是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原則，按照“保成本→保價格→保收益”的變化路徑，實現保險對象從保產業向保主體轉變，全面提升農業保險的質量，滿足農戶參保的強烈愿望。中國的農業保險正在從過去對價格的“托底”轉變為對糧農收入的“托底”，這是未來的主流趨勢。其中，上海專業經營的“安信農保”、惠州針對臺風的擴大政策性農保覆蓋范圍措施、成都利用價調基金推出的“蔬菜價格保險”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此基礎上，應建立覆蓋農業產業鏈的農業保險，以適應土地流轉和農業經營體系需要。如四川崇州2017年試行《關于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履約保證保險的意見》，可以探索推廣“農地租金、農地股金”保險、新型職業農民勞動保險。完善的農業保險是落實國家農業政策的有力工具。
三是完善“三農”領域的保險政策。從價格支持到全面保險建立是農業發達國家農業政策的改革方向，建議將2012年實施的《農業保險條例》上升到法律層面，通過立法對農業保險的目標、范圍、經營主體、參與方式、雙方權利義務、財政補貼等做出權威規定。
4.借助“一帶一路”建設機遇，統籌配置全球農業資源
一是積極推動農業“走出去”。加強境外農業技術、資源合作開發及全球供應鏈建設，建立規模化農產品供應后備基地，不斷提升我國農業資源配置能力、市場控制力，為國內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更大空間，同時也要從資本流動的角度出發，做好國際資本的風險控制。
二是利用沿線國家比較優勢，促進區域內農業要素有序流動、農業資源高效配置、農產品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互利共贏發展。這是世界農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需要，更有益于推動形成全球農業國際合作新格局。
5.導入市場機制糾正生產價格扭曲，提升農業國際競爭力
一是落實鄉村振興戰略，增加人力資本發展導向的直接支持。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其實質是重新認識鄉村的價值，這是一個農業產業發展、鄉村文化再現、生態環境重塑的綜合過程。從經濟視角觀察，就是要通過市場機制發展農村要素市場，因此農業供給側的要素改革會成為重要板塊。其實，近年來農業的高成本主要是由人工成本引起的，大宗農產品人工成本上漲區間為54%～134%，這也是農業生產者價格扭曲的主要原因。建議建立人才流動機制，消除城鄉壁壘，重新認識身份價值，建立職業導向的人力資本價值顯示機制，通過解決農業領域的人力資源錯配，撬動農業供給側改革的一個支點。
二是保證糧食安全。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有超過30%的人以農業為生，中國人民的飯碗還是要端在自己手上。所以，糧食安全仍處于農業政策的首要位置，維持適量的國家臨時儲備收購十分必要。
【作者系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1年1期（此為原稿，與書刊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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