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恰亞諾夫看來，每個小農生產單元的永動力都源自勞動—消費平衡，也就是家庭的消費需求與家庭中現有勞動力之間的關系。“對我們而言，農場家庭的大小是構建農場單元的主要變量，家庭農場必須滿足家庭的需求，家庭農場也是憑借家庭的力量才得以建立。”在這個特定的平衡中，勞動指可用的家庭勞動力（也就是能干活的人），消費指要養活的家口。在最狹義的意義上，勞動指生產糧食，消費指去吃所生產的糧食。通俗地說，這個平衡就是關于總生產（包括在市場上銷售的那部分）和滿足家庭眾多需求的總消費之間的平衡，其中家庭的很多需求是通過市場來滿足的（用糧食生產掙的錢來支付）。
很顯然，不論是在過去還是在當今世界，缺少來自市場的資源是不可能實現家庭和農場的再生產的。沒有人能置身于商品流通之外。《魯濱遜漂流記》只是小說，不是現實。家庭和農場會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參與到商品流通之中。
勞動和消費是不可通約的兩個方面。但是它們需要達至一種平衡關系，其中的一方必然意味著另一方的對應存在。沒有消費，也就不會有勞動。如果沒有消費，勞動也就失去了意義。但是，二者之間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它們之間不是可以簡單互換的。勞動和消費需要共同形成一個動態的平衡關系，從而調節農場及其運作中的很多具體特征。
在20世紀初期的俄國，這尤其鮮明地體現在每個農業家庭耕作的土地面積上：“沿著家庭發展的不同階段，小農農場在這幾十年的（家庭生命）歷程中……不斷變化著規模，它的組成要素呈現有規律的波動曲線。”一定數量的勞動力要養活的家口越多，耕作的面積就越大。在土地稀缺的情況下，這樣的勞動—消費比率的變動會導致集約化或者“手工業、商業和其他非農收入”增加。
勞動—消費平衡并不是支配耕地面積和產量水平的唯一因素，也絕不是決定性因素。恰亞諾夫非常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家庭不是一個特定農場的規模唯一決定因素。”恰亞諾夫可能是出于教學上的原因，從討論勞動—消費平衡開始進行闡述。后來，他又提到很多其他附加的和中間的關系與平衡。所有這一切構成了恰亞諾夫所說的“小農農場的組織計劃”。這是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家庭農場中沒有一個單一的要素是不受約束的，它們全都交互影響，決定著彼此的規模。”它是一個完美均衡的、相互依存的整體，恰亞諾夫稱之為一個完美均衡的“經濟機器”，盡管他的用詞在今天看來也許有些過時。
要想在農場中順利實現勞動—消費平衡，需要滿足三個重要前提。
第一，小農家庭需要在它所生產的全部價值中得到比例相稱的、令其滿意的份額。他們勞動付出的任何一點增加，都應該轉化為收入的改善。簡單來說，勞動所創造的收入要讓參與勞動過程的人感到“公平”，且足夠滿足他們的消費需求。
第二，勞動過程所嵌入的關系要保證勞動場所中的獨立和自由。只有小農家庭自己最清楚農場和家庭的確切狀況。因此，只有小農家庭自己能夠評估（通過內部的對話與談判，或是通過父權強制）其所需均衡的確切特征。同樣，也只有小農農場的家庭自身能夠評估他們需要多大的效用，以及能夠承受的辛苦程度。恰亞諾夫在《社會農學》一書中明確指出，我們面對的是“獨立的生產者，他們根據自己的理解和意愿來經營農場。沒有人能插手他們的農場，也無權對他們施加命令”。又及，“沒有外部權威能夠經營農場……只有對農場了如指掌的直接生產者自己才能讓農場順利運轉，或者，如果必要的話，以適當的方式改變農場”。
第三，勞動過程需要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有機結合為基礎。直接參與勞動過程的那些人也正是主要決策者（盡管可能存在復雜的代際和性別沖突）。換句話說，勞動—消費平衡排除了對勞動和生產過程的任何外部規定和控制，也排除了形式僵化的“橫向合作”。恰亞諾夫用這個詞來指稱由國家控制的生產合作社，如集體農莊。
20世紀70年代末，當中國安徽省的一小波農民開始尋求突破并最終引發舊生產制度的塌方時，這些前提條件及其隱含的勞動—消費平衡的巨大意義再一次涌到歷史的前臺。中國農民的這一次抗爭被內廷（Netting）總結為，“中國的小農生產模式在歷經社會主義集體化時代后的驚人復興”。這些尋求突破的農民用這樣的口號來給自己定位：“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這一口號反映了小農階級的典型心愿，那就是在小農與國家之間建立并維持一種在他們看來公平的總體平衡關系。只有當這種總體的平衡關系達到完美均衡時，小農家庭才能通過自己的勞動付出滿足自己家庭的生存需求。
作為家庭農場生產機器的載體，勞動—消費平衡理論和方法論上的意義在于它澄清了一個事實，即農場的運轉和發展不能被視為（無論是何種類型的）外部關系和外部條件的簡單延伸。在討論農業的政治學或轉型過程等主題時，這一點非常重要。小農農場的組織非常具有策略性，小農農場通過評估所需要的平衡關系來對農場的動態運作進行管理，使其盡可能實現這些均衡。小農農場會分析外部的關系和動態趨勢，并積極將之轉化為農場的實踐活動。
套用今天的術語，小農農場是一個平穩運轉的“行動者網絡”，它嫻熟地將土地、作物、牲畜、糞肥、種子、建筑、勞動力、技藝、知識、機器、社會網絡（還可能包括林帶、草藥種植園、鄉村旅游設施或農場商店）結合在一起。它是對外部環境、機遇和挑戰的一種積極回應。這一點不僅適用于農場及其運轉方式，也適用于它的發展變化，也就是農場的積極發展方式。
將家庭農場視為一個與家庭中的主要平衡關系相一致的、完美均衡的經濟機器，這種理解否定了將小農農場視為一個建立在資本與勞動的矛盾組合基礎上的內在不穩定系統的觀點。
馬克思將不雇用勞動力的小農稱為一種雙生的經濟人：作為生產資料的擁有者，他是資本家；作為勞動者，他是自己的雇傭勞動力。馬克思還補充認為，這二者的分離才是這個社會（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正常的社會關系。按照社會勞動分工不斷細化的規律，小規模小農農業必然不可避免地被大規模資本主義農場取代。
很多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直言不諱地反對那些宣稱小農注定消亡的理論假說。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寫道：
將資本主義生產的所有類型同時應用到小農階級身上，將企業家、雇傭勞動力和地主這些角色集于小農一身，是一種空洞的抽象。小農階級的經濟獨特性……在于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們既不屬于資本主義企業家階級，也不屬于雇傭無產者階級。他們不代表資本主義生產，而是代表簡單小商品生產。
只有圍繞明確具體的目標形成一套清晰的行動策略，才可能構建起巧妙平衡的行動者網絡。恰亞諾夫問道：“是什么力量將這個系統中的所有要素綁定在一起？”。當然，這股力量來自提高家庭收入的渴望，就是這么簡單。但是，這個簡單的道理卻凸顯了推動世界發展至今的兩個關鍵點。第一，生產場所是小農家庭為其解放（通過收入的提高而實現，反過來又有助于農場的改善）而努力抗爭的場所。第二，這種抗爭帶來農業生產的持續增長。因此，尋求解放是農業生產中起決定作用的主要驅動力。
抗爭對于提高收入所起的核心作用，可以從農業收入和農場的很多結構性特征（如播種面積、設施和設備的價值、奶牛和役畜的數量等）之間的高度相關關系中體現出來。“小農家庭尋求單位勞動上的最高報酬”，他們為了獲得更好的收入而發展農場（如增加播種面積，增加奶牛、公牛和馬匹的數量以及用于形成資本的投入）。農場發展得越成功，家庭收入就會越高。恰亞諾夫還寫道：“很顯然，每年的產量越高，農場家庭就越容易找到用于資本形成的手段。”。
然而，這個循環也受到一些限制，有時甚至是嚴重制約。首先，它受到家庭可用勞動力的制約。這意味著勞動密集度（單位面積土地上投入的勞動數量）受到限制。其次，資本密集度（單位面積土地上投入的資本數量）也受到限制。資本投入不能超越家庭所能掌握的技術水平，也不能超越家庭資本形成的能力。因此，勞動和資本的投入取決于另一個平衡——辛苦和效用之間的平衡。
【本文選自（荷）揚·杜威·范德普勒格《小農與農業的藝術——恰亞諾夫主義宣言》，潘璐譯，葉敬忠譯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有刪節，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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