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浙江海寧、義烏、溫嶺田野研究的思考
內容提要：鄉村社會治理是一場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億萬干部、民眾參與的探索性實踐，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海寧、義烏、溫嶺已經創造具有借鑒意義的鄉村社會治理經驗，而遍及浙江全省的美麗鄉村更向我們展示了美好生活的景象。但是，中國式現代化還未展開其全部豐富的內涵，鄉村社會治理還在進行中。本文通過對浙江海寧、義烏、溫嶺等地的田野研究，探討了鄉村社會治理在應對新時代挑戰、推動鄉村振興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內在邏輯，強調了鄉村社會治理不僅是對鄉村社會經濟問題的應對策略，更是一個深度變革鄉村社會結構、價值觀念與個體身份的綜合性過程。這一過程通過揚棄傳統村落社會的某些消極要素，繼承和發揚其中積極的傳統美德，塑造能夠適應市場經濟、遵循法治精神、具備現代公民素質的新一代農民，為鄉村經濟社會發展與鄉村振興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關鍵詞：鄉村社會治理 鄉村振興 浙江
任何重要范疇的出現都對應著一個新的時代。當社會生活實踐出現了新的情況、新的態勢、新的特征、新的矛盾甚至沖突時，我們總會力圖切實了解紛繁復雜的社會實踐并從中發現、提出新的范疇，以比較貼切地理解、把握新的實踐。于是，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系出現了，在這其中，唯有來自實踐的理論才是真實的，反之，也唯有真實的理論才可能為實踐提供啟示。本文將以浙江海寧、義烏、溫嶺的田野研究為基礎，試圖圍繞“鄉村社會治理”這個重要范疇做一些具體分析，以拋磚引玉，激發更多討論，進而促進鄉村社會治理實踐的開展，為中國式現代化添磚加瓦。
一 一個時代話題的出現
新中國以后，鄉村先后經歷了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運動以及人民公社最初嘗試的挫折，1962年，富有中國特色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正式定型，成為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制度。除了系統、完整的黨、政權力體系以外，從鄉村社會的視角看，人民公社的幾個重要特征值得關注。其一，人民公社保留或者重塑了浙江農村傳統自然村落的生產、生活空間。其二，國家嚴格限制人口流動，農民一年四季都留守在土地上從事農業生產，生活在“生于斯，長于斯”的熟人圈子里。其三，鄉村生產、生活高度自給自足，從糧食、柴草、油料一直到豬肉、魚等等，都實行“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其余都是農民的”。其四，鄉村生產力水平極低，生活十分艱苦。以義烏為例，直到1980年，義烏全縣工業總產值僅占工農業總產值的38.4%，絕大部分勞動力務農，全縣人均GDP僅235元。以上的特征說明，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幾十年里，鄉村社會依然停留在傳統自然村落的狀態中。因此，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中，盡管經歷過“四清運動”與“文化大革命”，革命運動引發的村落內部矛盾、沖突一定程度上撕裂了傳統的人際關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村落文化所積淀下來的強有力的“穩定機制”不斷修復著村落秩序，使人民公社時期的鄉村保持著生產的增長與正常的生活環境。
改革開放啟動了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時代。人民公社的制度桎梏消解了。無數農民義無反顧地脫離土地，走出村落，歡呼著“我們自由了”，投身到工商業經濟的洪流中，不得不與無數素不相識的陌生人打交道。
問題出現了。在海寧農村，有人租了鄰居的土地養甲魚，說好每年800元租用費，但是，養魚人賺得多了，鄰居反目，熟人間無法協調，導致破壞魚塘行為頻頻發生。諸如此類的問題如何解決？在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繁榮背后是假冒商品流行、偽劣產品占市，三角債讓人頭疼，打牌賭博屢禁不止，小商品市場如何才能正常發展？溫嶺漁村的改制比較晚一些，由于漁村的資產相對較多一些，漁民們改制的意見呈現出巨大的分歧，如何在漁民間合理“承包”成為一大困境。
改革開放源自于國家部分放棄對于鄉村社會的強制管理，新問題不可能用舊的社會管理方式來解決；另外，面對著市場經濟、陌生人互動中出現的問題，村落文化的“穩定機制”難以發揮作用。改革開放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呼喚著新的解決方案，于是，鄉村社會治理應運而生了。社會治理是政府、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社區以及個人等多種主體通過平等的合作、對話、協商、溝通等方式，依法對社會事務、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進行引導和規范，最終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過程。鄉村社會治理協同各方，合作互動，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參與中解決鄉村經濟社會發展中遭遇的種種問題，建設鄉村社會主義市場新秩序，創造美麗鄉村新生活。
鄉村社會治理的內涵十分豐富，涉及體制、組織、文化創新以及社會公平、人的進步；鄉村社會治理的實踐每天都在紛繁復雜的日常社會生活中展開，深入觀察，讓人目不睱接。概括地說，鄉村社會治理可以從兩個方面觀察，“怎么做”與“做什么”，或者說方法與目標。前者涉及制度設計、工作方法選擇、操作程序安排等等，需要化大力氣開展認真仔細地研究。后者涉及微觀與宏觀兩個層次。微觀層次指社會治理中實現具體的工作目標，這是每一次社會治理實務必須實現的；宏觀層次涉及社會治理中“人”的狀態，這超越了處理問題中“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就事論事，而是關注在處理“事”的過程中如何改變“人”。在一般情況下，宏觀目標不會成為操作性目標，治理主體卻應當在評估、指導鄉村社會治理中了然于心。進一步說，“人的問題”才是鄉村社會治理中更根本的問題，只有人（農民）適應了新的時代，實現了從傳統農民向現代新人的轉型，才能創造美好的新生活。
本文將以浙江海寧、義烏、溫嶺等地田野研究為基礎，聚焦于鄉村社會治理中的宏觀目標，即“人的問題”。“人的問題”中的“人”不是抽象的、虛無飄渺的，而是曾經長期生活在以精耕農業為基礎的村落共同體中的農民。隨著改革開放時代的來臨，他們自覺地或者被裹挾地卷入到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卷入鄉村社會治理的洪流中；他們智慧地、勇敢地接受了時代的挑戰，實現著“實踐啟蒙”，不斷地改變著農民的形象。
浙江的故事是富有啟迪的。
二 揚棄：歷史轉折中的“陣痛”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海寧、義烏、溫嶺等地的經濟社會發展令人興奮，但伴隨著發展而來的問題令無數老百姓頭痛，令地方政府著急。20世紀80年代中期，義烏小商品市場的交易十分興旺，但義烏小商品市場及周邊的經濟社會秩序讓人對義烏的前景打了個大大的問號。有些經營者把別人的貨拿去，甚至把別人裝好車的貨趁著混亂運到自己那里；有的講好買兩件貨，偷偷拿了三件貨；有的質量不好，幾次三番都不肯退貨；等等。糾紛一旦發生，就爭吵不止，甚至還揮拳打架。小商品市場及周邊社區賭博流行，環境“臟亂差”。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情況仍不盡人意。1992年，義烏工商、稅務等有關部門與義烏市場治安委員會協同合作，共同整治市場、社會環境，每天都召開數次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社會治理會議，共查處各類違法違章事件627件，。
除了小商品市場及周邊社區以外，義烏、海寧的鄉村都出現了伴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環境污染問題，伴隨著農民生活方式改變、外地人口大量涌入，出現了生活環境“不堪入目”。村落內部也出現了許多難以想象的問題。例如，海寧聯民村朱某堯養甲魚，由于收入較高，鄰居“眼紅”，開始向朱某堯要求每畝田的租金“翻倍”。朱某堯當然不同意，于是，鄰居們就開始“讓朱某堯每天不得安寧”，有人今天在朱某堯的甲魚塘東邊挖個洞，放掉塘里的水；有人明天直接偷甲魚到街上去賣；后天，又有人把朱某堯養甲魚的圍欄打爛；如此等等，擾得朱某堯不得不請村里出面進行協調。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都發生，鄉村社會治理每天面臨著挑戰。
浙江鄉村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不是少數人的問題，不同的問題牽涉到不同的人，有些問題，如本地居民與外來人口的關系問題，與鄉村中所有的人直接相關。例如，截至2005年12月20日，義烏市共登記外來暫住人口達828328人，大大超過了義烏當地居民。在外來人口中，18歲以上的勞動人口占比90%以上，外來人口最多的省份是江西、安徽與河南。面臨這種情況，如何處理與外來人口關系的問題成為義烏社會治理中一個人人必須面對的問題。因此，鄉村社會治理如同鄉村經濟發展一樣，參與面極其廣泛，地方黨和政府、各類群眾組織、多種形式的社會組織以及廣大人民群眾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成為鄉村社會治理的主體。
在浙江海寧、義烏與溫嶺，地方干部與普通大眾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鄉村社會治理的歷史過程中，并使鄉村社會治理呈現一個鮮明的明代特征：“向前導向”。改革開放以來鄉村經濟社會的問題源自傳統農民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的“滯后”。他們博擊于市場經濟的洪流中，卻以自然經濟的方式應對；他們進入了陌生人世界，卻用熟人社會的眼光看待人與事；如此等等。問題必然出現，而“返回傳統”不僅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會“越弄越糟”。因此，現實本身逼迫他們不得不告別村落共同體中某些與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相悖的價值觀，不得不揚棄熟人社會中的“活法”，接受現代的觀念與交往方式。
農民大眾要走向現代生活，不得不告別過去。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是歷史轉折中的“陣痛”。這更是一個鄉村干部與農民大眾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提升、自我轉型過程，一個“實踐啟蒙”的過程。
“告別過去”是全方位的，其中以下幾個方面的“告別”尤其需要關注。
（一）告別狹隘的人觀
我的家鄉海寧聯民村過去總把陰歷八月十八觀潮稱為“看大腳白頭頸”，那一天，村里的農民們如同看猴子一樣看與自己不一樣的城里人。村落里的農民把熟人、親戚、朋友等看成與自己同類的“我群體”，看其他人則是“他群體”，可以“觀賞”，可以欺負。推而廣之，我國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地域歧視。20世紀80年代初期，義烏小商品市場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如何對待外地人挑戰著義烏本地人。義烏做了大量工作讓“新義烏人”感覺到“義烏就是自己的家”，原義烏小商品市場治安委員會主任馮愛倩的工作引人關注。有一次，一個石家莊人在市場及周邊地區發傳單，馮愛倩聞訊，很快趕到現場，組織相關人員開展對話，問題與5000元貨款相關。馮愛倩反復做工作，特別強調義烏應當“優先考慮外地人的處境”，但是，義烏商人就是不肯妥協。最后，馮愛倩毫不猶豫地從自己包里拿出5000元給了石家莊商人，并叫義烏商人立刻發貨。問題解決了，石家莊人滿意了，義烏人受到了教育。
（二）告別自然的等差觀
自然村落共同體是血緣地緣合一生存空間，存在著以輩份為基礎的自然等差觀，長期以來，從這種自然等差觀出發，農民們認同人與人之間存在著等級差異。農民們習慣于依附“上面”，傲待“下面”。這種自然等差觀滲透在工作、生活中，如何在鄉村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克服這種落后的文化，樹立平等、尊重的觀念，是開展鄉村社會治理的人面臨的挑戰。浙江溫嶺創造了十分可貴的經驗。溫嶺的做法是，干部“放低身段，穿平民的衣服，到平民中去，與平民促膝談心”。在溫嶺，梁云波先生長期從事鄉村社會治理，不遺余力推動全過程人民民主，他認為，只有干部讓自己像“金魚缸里的金魚”一般地“透明”，才可能強有力地消解農民中的自然等差觀，推動平等與尊重蔚然成風。
（三）告別模糊的經濟觀
農民們有著一套特殊的關于經濟與行為的觀念，大家在日常交往中“不算賬”，但各自心里都有“一本賬”。如果共同參與一件事，農民總是期待利益人人分享，不能某人獲利太多。前面提到的海寧朱某堯事件是鄉村社會治理中如何應對農民經濟觀的案例。最初，某國堯要求大家幫助提供土地，支持他養殖甲魚，他支付每年每畝土地800元租金。鄰居們滿口答應，一簍子支持的話，一起簽了三年合同。有的內心暗暗高興，因為他們自己種植的話，還沒有這個收益。養殖第一年，朱某堯虧損，大家沒有話說。養殖第二年，朱某堯至少每畝魚塘可賺3000元，鄰居有人提出提高租金，朱某堯沒有理睬，于是出現了本文上面說的情況。鹽官鎮、聯民村派干部出面到農民那里協調，但很難“擺平”。后來，干部們想出了一個既維護合同權威，又能“安撫”農民的方案，讓朱某堯給鄰居們送較重的禮，且承諾在第一期合同到期以后，第二期合同提高租金。在海寧、義烏，在處理相關事件中，我們注意到這種“過渡方案”的作用，這是地方干部機智維護契約權威的巧妙方法。
（四）告別濫用的人情觀
梁漱溟特別強調人情在中國人生命中的重要性，在村落共同體中的優先性，梁先生說：“因情而有義，在生活上，時則彼此顧恤，互相保障；時則彼此禮讓，力求相安。倫理關系實即義務關系。于是乃此社會中每一個人，對于其四面八方若遠若近的倫理關系，負有若輕若重的義務。同時其四面八方與其有倫理關系的人，亦對他負有義務。就是這樣，將社會上的人都連鎖起來（我前說中國人并不散漫以此），而鞏固安定之”。梁先生談的人情觀指的是熟人關系中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但是，一旦把這種人情觀無原則地搬用到市場經濟活動中，就可能產生難以想象的問題。在鄉村社會治理中，少數企業家“以身示錯”給農民大眾以警示，而他們的“倒霉”引發的許多社會問題也曾經成為鄉村社會治理中的難題。在海寧，朱某祥曾經是一位年輕有為的企業家，他創辦了海寧祥成機械廠、海鹽祥成金屬制品有限公司，2011年全年銷售1.2億元。但是，他為“干弟弟”擔保，又“閉著眼睛給了干弟弟五十多筆借款”，結果導致破產，本人被限制消費，成了海寧一名被村落共同體倫理之“情”壓倒、被傳統因“難為情”而“不計算”摧毀的企業家。更麻煩的是，企業破產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鄉鎮出面調解仍難以解決，有一段時間，朱某祥無法在鹽官地區生活下去，逃到外地，直到十年以后才“敢”回海寧。
（五）告別熟人共同體意識
農民的公共意識只局限于熟人共同體中，一旦走出熟人共同體、進入陌生人世界，農民們的行為可能“失范”。義烏小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一系列混亂與此相關，而圍繞義烏小商品市場及周邊地區開展的社會治理，重點就在于克服熟人共同體意識，創造良好的公共空間。當時，義烏個體勞動者協會強調“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管理”，組織廣大工商戶開展“戶戶講道德，店店無假貨”活動，進行“職業道德規范”教育，榮獲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國個體勞動者協會頒發的“個體勞動者職業道德教育先進單位”稱號。他們組織評選了“五好經營戶”和“優秀私營企業”，5300余個攤（店）掛上文明攤（店）牌子，全市場1000余名黨員在攤上亮出共產黨身份，接受監督。他們在小商品城市場內設17個大組410個小組，分別從不同層面主動協助、積極配合工商、稅務、公安部門，打擊偷逃稅、搶劫、盜竊、賭博等，穩定市場。他們每天都有6~8名同志輪流值班，協助市場管理部門維護市場經營秩序，調解與處理各種糾紛。義烏小商品市場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有很多人前店后廠，旁邊就是家，市場周邊社區主要住著來自全國的人。經過堅持不懈的社會治理，人們的公共意識極大地增強了，到2000年初，義烏小商品市場及周邊地區的秩序與文明受到人們的廣泛稱贊。
三 繼承：傳統美德在鄉村社會治理中重生
問題出現了，不解決無法前行；矛盾、沖突產生了，如何化解矛盾、沖突困惑著當事人與地方干部。鄉村社會治理應運而生。我們反觀改革開放以來海寧、義烏、溫嶺等地社會治理的開展情況，一個疑問在頭腦里產生了：為什么鄉村社會治理能解決問題、緩解矛盾，從而創造良好的經濟運行與社會生活環境？
社會生活每天都以強大的慣性維系著“人人熟知的日子”，這種慣性不只是文化上的，更是社會與人的存在本身的特征。生活慣性所提供的安全感、秩序感是人得以正常生產、生活所必需的、無可替代的。就鄉村社會而言，新中國的成立帶來了一個新時代，但恰恰是傳統村落共同體的穩定、持存確保了鄉村經濟與社會的基本秩序；改革開放開啟了一種新生活，但恰恰是村落價值觀在新的經濟、社會場景中的辯證復歸才創造了浙江的繁榮與發展。因此，當我們討論鄉村社會治理在解決問題、協調沖突的過程中需要“告別過去”的時候，并不意味著切割過去，代之以來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或者來自古代的儒家理想。在這里，“告別”如同揮手送別一個朋友一樣，“別”了，仍保持著心靈的息息相通；“告別”是“揚棄”，是摒除那些不合時宜的東西，而讓好的東西發揚光大；“告別”猶如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還進一步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一句話，浙江海寧、義烏、溫嶺等地鄉村社會治理之所以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正因為人們在鄉村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努力挖掘、發現農民們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那些傳統美德，并以各種方式讓傳統美德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重放光彩。
（一）鄉村社會治理中的三種態勢
事實上，鄉村社會治理不時會遇到棘手的情況，失敗在所難免；而成功不僅需要努力，更需要智慧。從某種意義上說，鄉村社會治理過程猶如一場多方參與的“話語對決”，主導鄉村社會治理的人時時面臨挑戰。對同一個問題、同一個事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何判斷，又怎樣把對話引導到正確的方向？在討論的過程中，眾人發言，有正理，有歪道；有充滿正能量的陳述，有似是而非的狡辯、心懷鬼胎的暗示，如此等等，如何可能在“眾人議事”過程中讓傳統美德得到弘揚？綜觀海寧、義烏、溫嶺等地的實踐，鄉村社會治理中的三種態勢值得關注。
1.強勢的批評。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當遇到明顯錯誤的言論、行為時，地方或者民眾可能用強勢的批評有力地抑制錯誤。例如，有一次，義烏篁園市場有一個經營者賭博、打架。治保主任馮愛倩知道后，叫三個人去，要拆他的門板，抬到治安辦公室去。不料那個經營者一臉兇氣，一副打架的氣勢，把馮愛倩派去的人趕走了。馮不服氣，一定要管到底，一定要叫他深刻檢查。更何況馮知道這個人是租的攤位，不是正式的法人。馮對被趕回來的人說，三個人不行，我叫八個人去，一定制服他。馮馬上電話呼叫市場里的治安員，親自帶了八個人去拆他的門板。他說：“你為什么要抬我的攤位?”馮說；“你執照里持證者是誰?”他說不清楚，馮說：“這個攤位不是你的，法人沒你的名字，……你寫好檢查，叫營業執照里的法人一起來，我再看你態度處理。”在馮愛倩的強勢批評下，那個人只得寫了書面檢查，此事才最后了結。
2.“懇談”中的引導。“懇談”是鄉村社會治理中使用的最重要方式，所謂“有事大家來商量”。30多年來，溫嶺總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懇談”方式，其中包含幾個重要環節。一是選好參與“懇談”的人員。溫嶺采取具有地方特色的科學抽簽方法選人，以確保公平、公正與公開。二是把握“懇談”主題，強調“就事論事，不算舊賬，不翻舊歷”，引導“向前看，向好的方向看”。三是掌握“懇談”過程，使整個“懇談”朝著正面的方向，以便使“懇談”有個好的結果。四是設計好“懇談”結束的方式，使“懇談”成為一個新的開瑞。溫嶺的“民主懇談”仍在進行，溫嶺的干部與人民大眾仍在創造新的鄉村社會治理奇跡。
3.正面的弘揚。在義烏，地方政府開展了多種多樣的評先進活動，這些先進人物以他們的出色表現身體力行，有助于社會治理的有效開展。有趣的是，義烏七一村黨總支書記何德興既是鄉村社會治理的組織者，又是全國勞動模范，他以自己的模范行為推動了七一村的發展。在擔任七一村黨總支書記的20年間，將七一村的村集體經濟從當初的虧損1.86萬元扭轉到如今總資產近8億元；村民人均年收入從3700元增加到如今的48000元。何德興用實際行動兌現了自己的承諾：“我的夢想就是要讓農民富起來，讓農村美起來，讓城里人都羨慕我們！”
（二）傳統美德重生的內涵
鄉村社會治理推動了村落共同體中的傳統美德在改革開放時代的重生，這種重生不是原封不動的“照搬”，而是在實踐中的“創生”，是中國式現代化化進程中的浴火重生。在這個過程中，源自村落共同體的傳統美德衍化成更具有普遍內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
浙江鄉村社會治理推動了傳統美德的重生，內涵十分廣泛，其中以下幾個方面讓人印象深刻。
1.合作與共生。為了應對艱苦的生活，實現“香火綿延”，以精耕農業為基礎的村落共同體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形成了基于情的合作精神。改革開放以后，農民們走出了村落，他們的生活范圍遠遠超出了村落空間，如何才能進一步發揚傳統的合作精神？在海寧，鄉村社會治理以新的方式建構起廣泛的合作，創造了良好的生活環境。例如，2005年，袁花塘河的環境令人擔憂，鹽官鎮政府先后在不同單位、部門做協調工作，召開了許多次袁花塘河治理會議，與此同時，鎮政府還在各個村召開會議，分段選拔河長。經過兩年多努力，沿河各單位協同合作，沿河人民大眾共同參與，終于使袁花塘河變了模樣。在義烏，傳統的合作精神發展出新的內涵。義烏城內雞鳴山社區是一個國際化社區，有3萬多居民，分別來自數十個不同國家與地區。如何才能創造一個和諧的生存環境？這個問題挑戰著雞鳴山社區工作者們。社區工作者一方面努力做好服務工作，讓社區的居民都有一個舒適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社區工作者不斷組織多種形式的活動，努力使每一個人都樹立起平等、互相尊重的價值觀，創造了一個多民族、多種族、多文明共生的模范社區。
2.與時俱進，敢于創新。長期以來，浙江的精耕農業有其穩定的一面，但農民們也不得不應對變幻難測的天災、戰爭與社會動亂、外部世界的影響等風險，后者塑造了農民“善變”的品格。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善變”的品格發揮得淋漓盡致，浙江溫嶺的社會治理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溫嶺的鄉村社會治理從基層社會的問題與困境開始，人們創造了各種不同形式的“懇談”會，以解決不同的社會問題、走出困境。溫嶺發明的“乒乓球搖號”程序，旨在真正實現公平、公正的理念；溫嶺成立了“協商驛站”，旨在“多方征集選題、確定協商議題、組織調查研究、開展協商議事”；溫嶺建設了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共享法庭”，讓民選的代表擔任“庭務主任”；等等。另外，溫嶺市政府也積極探索新形式的鄉村治理模式，提出“政府上項目，公民來拍板”，并使之落實在具體的項目操作過程中。溫嶺市政府勇敢地把政府財政預算公之于眾，讓廣大人民大眾一起監督，設計了“參與式預算”操作程序。從新世紀開始，每一屆政府都堅持去做，不斷改進，使“參與式預算”迭代升級，越做做精細。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他們已經召開了數字化改革會議，賦予“參與式預算”新的內容，新的方法。
3.仁愛與奉獻。在義烏，無數的案例讓人感動，一些人把聚焦于家族、熟人群體的愛與奉獻精神拓展成具有普遍意義的對人的愛，對人類的奉獻。他們身體力行，為社會治理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馮愛倩手握義烏工商001號小商品營業執照，是最早入駐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經營者，但是，她看到小商品市場發展中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更看到了小商品市場及周邊地區的混亂不堪，義無反顧地犧牲自己“賺錢的機會”，擔任義烏小商品市場治安保衛委員會主任。她為義烏小商品市場及周邊地區的安全與秩序做出了重要奉獻。2020年，新冠病毒突如其來，義烏文具禮品協會會長黃昌潮看著社區志愿者“跑進跑出，忙里忙外”，想著自己也應當直接參與到社區管理與服務工作中去。于是，他牽頭召開了義烏文具禮品協會副會長視頻會議，提議協會“做一次二十四小時的緊急捐贈”。他通過手機中的協會微信群發給協會全體成員，從當天晚上七點開始“統一接受捐贈”，到第二天晚上七點終止。黃昌潮當即個人捐贈10萬元，協會捐贈5萬元，他出任董事長的義烏會展公司捐贈10萬元，黃昌潮一共捐贈了25萬元。會長做榜樣，協會二十四小時捐贈出乎預料地成功，義烏相關慈善機構共收到義烏文具禮品協會成員捐贈人民幣達173萬人民幣，成為受人們稱道的事件。
四 新人塑造與鄉村社會治理的辯證法
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吹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號角。僅僅3個多月以后，《浙江日報》的文章《雞毛換糖的撥浪鼓又響了》帶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浙江大地，更讓“雞毛換糖”的發源地義烏人興奮不已。3個多月以后，以經營小商品為特色的“湖清門市場”正式開業，市場經濟的洪流很快沖破了村落的柵欄，攜帶著成千上萬的農民拼搏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一個新時代開始了，這個新時代的開拓者卻是來自舊時代的傳統農民。農民們帶著“農民的想象”披荊斬棘、奮勇向前，在這片傳統村落的土地上開創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時代。困難在所難免，困境時時出現，重要的是，道路已經指明，農民們已經創造了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的奇跡。
這是一場具有革命意義的偉大實踐，正如馬克思所說：“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這場實踐緊緊圍繞著經濟、社會兩個方面展開，并全方位地影響著生產、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這場實踐始終受到農民價值觀的約束，卻有效地迫使農民揚棄不合時宜的舊觀念，接受帶著中國特色“現代性光環”的新思想。
40多年過去了，鄉村社會治理一直是浙江海寧、義烏、溫嶺等地區改革開放實踐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不僅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而且也建構著新的社會秩序，創造著美好新生活。我們已經以浙江海寧、義烏、溫嶺為例認真考察了鄉村社會治理實踐的過程，從中發現了新時代對于村落共同體的揚棄與繼承。然而，考察鄉村社會治理實踐這個“感性的人的活動”，僅僅從“過程”去看是不夠的，還必須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從參與這次偉大實踐的廣大干部與民眾的主體狀態去理解。從主體視角看鄉村社會治理的實踐，我們看到了新人塑造與鄉村社會治理在實踐展開中的“螺旋式上升”，看到了鄉村社會治理實踐的推進中一批批新人的涌現。
鄉村社會治理源起于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當問題最初出現時，基層干部們，甚至包括縣級市的干部們沖鋒在前。這是區別于傳統農業社會的新問題，舊思路、舊方法難以奏效。一些干部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甚至成為改革的“絆腳石”。另一些干部銳意創新，敢于拋棄舊思想，嘗試“走新路”。于是，實踐不僅解決了問題，還成為這些干部的“新人塑造”過程。更有意思的是，成功的實踐具有示范效應，具有創新思想的地方干部會“感應”其他人，因此，實踐作為“新人塑造”的過程超越了實踐擔當人的范圍，波及其他相關大眾。當然，旨在解決問題的鄉村社會治理實踐并不總是成功的，海寧、義烏、溫嶺的經驗告誡我們，勇于改變自己是前提，敢于創新是關鍵。
問題的解決不是終結，而是新的起點。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場亙古未有的偉大實踐，問題與困難本來就是這種實踐的底色，不斷應對新的挑戰、渡過新的難關本來就是這種實踐的“常態”。我們在海寧、義烏、溫嶺的鄉村社會治理實踐中看到，作為這場實踐的主體，隨著實踐的發展，不僅社會問題不斷得到解決，具有新觀念、新思想的一代新人也在不斷增加。2023年5月，我們在浙江溫嶺考察鄉村社會治理時，鎮干部梁云松向我們介紹溫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歷史，他竟然談到與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的對話，談到一批批基層新干部、民眾的涌現，他的話語中浮現出令人興奮的鄉村變遷圖。
從主體視角看實踐，我們注意到鄉村社會治理與新人塑造之間辯證關系的另一個維度：新人塑造內涵的梯次深化。
改革開放從略帶原始風格的村落中起步，中國式現代化最初的主要擔綱者是文化程度極低的農民，這種情況讓中國式現代化呈現漸進性特征。漸進性特征讓我們注意到，不同發展時期會出現不同的問題，而問題的性質恰恰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程度密切相關。如果說發展程度以及問題性質或多或少意味著“總體上”脫離傳統村落的程度，那么可以說，在不同的時間點上，人們在鄉村社會治理中解決問題從而改造自我的時候，塑造的“新人”或多或少意味著“自我”遠離傳統農民的程度。
個體的生命活動如同社會生活一樣有強大的慣性，只有在生命實踐中遇到困境從而需要解決的時候，個體才會真正會改變自我，接受新的觀念，以新的方式行為。我們從海寧、義烏等地鄉村社會治理實踐中注意到，最初的改變常常與直接的經濟活動、基本的社會秩序相關，人們不得不努力處理假冒偽劣、坑蒙拐騙，不得不處理賭博、打架、惡意破壞等等，人們在諸如此類的社會治理實踐中批判狹隘人觀，慢慢學會尊重別人，學會會規經營。隨著經濟的發展，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但環境問題與個體的關聯并不明顯，因此，問題往往由地方政府提出，然后發動廣大民眾參與解決。我們以下還會談到，改變環境從而塑造新人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需要擔綱者堅持不懈的努力。
新人塑造至今仍在過程中，由于經濟社會的發展目前仍極少觸及個人日常生活領域，所以，無論在海寧、義烏，還是在溫嶺，個人日常生活領域仍充斥著村落傳統的風格。這是中國式現代性生活嗎？這個問題值得深思。從主體的視角看實踐，我們從海寧、義烏、溫嶺發現了新人塑造與鄉村社會治理辯證關系的三種不同表達。
（一）在鄉村社會治理中建構新型人際關系，以改善人們的行為方式
義烏小商品市場開業初期，整個經營環境不盡人意，市場聲譽極其不好，義烏市委市政府意識到，這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必須花大力氣進行整治。除了其他種種治理措施以外，義烏“培育積極分子，建構新型人際關系”的社會治理措施產生了良好的效果。他們在小商品市場中建立黨的支部，要求每一個黨員佩戴黨員徽章上崗，以督促每一個黨員起帶頭作用。他們在小商品經營者中開展評選勞動模范的活動，評選出一批批“一身正氣”的經營者，“以先進帶后進，大家一同前進。”他們在各種不同的協會中開展工作，尤其要求協會中的會長、副會長們積極參與到社會治理活動中，“共創良好的新秩序”。另外，在馮愛倩的帶領下，小商品市場治安保衛委員會更每天“盯著小商品市場內外的情況，不良傾向一‘冒頭’，及時治理”。經過幾年努力，義烏以小商品市場為中心，建構起新型的人際關系。這種人際關系形成了一種充滿正能量的文化，影響著每一個人，改善了人們的行為方式。
（二）在鄉村社會治理中改善生活環境，以環境影響人
2000年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鹽官地區的河道污染問題日益嚴重。2006年，鹽官鎮政府下決心對所轄范圍內的主干河道袁花塘河開展全面治理。袁花塘河從西到東貫穿整個鹽官鎮，涉及全鎮大多數農村居民的生產與生活，如何治理？鹽官鎮政府決定從環境本身與人的行為“雙管齊下”開展河道治理。鹽官鎮組織人員打撈河道里的雜物，清理河道內的水草及各種浮游生物，并在與丁橋鎮交界處建設柵欄，防止漂浮物跨鎮界流動；鹽官鎮開始在各個村建設生活垃圾收集體系，使農民家庭的生活垃圾“有地方處理”；鹽官鎮建設了三個消毒焚燒點，及時處理各種死豬和死亡雞、鴨、兔等；等等。這些治理措施有效地改善了袁花塘河的環境。但是，環境問題是人的行為造成的，河道治理更是一個社會治理問題。鹽官鎮在“改變人的觀念與行為”方面堅持不懈地做了大量工作。他們首先從鎮、村兩級干部入手，做通他們的思想工作，改變他們對于人與環境關系的態度與觀念。在此基礎上，他們在各個村都選拔了“河長”，建立了“河長負責制”，讓河道整潔有人“盯著”。他們從多個方面宣傳，包括召開會議、發放宣傳單、組織干部上門做工作，等等。聯民村原村委會主任陳杰說：“這里的農民養蠶，習慣于把蠶屎（俗稱蠶沙）隨便倒在河邊，導致河水污染。我們就上門做工作，告訴農民蠶沙污染了河水，也會危害人的健康。一次不行，就兩次、三次上門。經過幾年努力，農民的習慣已經完全改變，沒有人再向袁花塘河里倒蠶沙、扔垃圾。后來，農民看到有小孩向河里扔東西，就會出來阻止。農民變了。”
（三）精英“卷入”鄉村社會治理，并在不斷提升社會治理水平的過程中塑造新人
2023年5月10日晚上，我到溫嶺后，與溫嶺黨校的吳校長共進晚餐，我們相談甚歡，談到關于協商民主、社會治理過程中“人的問題”時，他一口氣講了幾個故事，說明“人在做事中改變”。我聽著，更感嘆于吳校長本人參與鄉村社會治理的熱情及其身體力行的實踐。在此后幾天里，溫嶺地方干部梁云松陪同我到溫嶺各處考察鄉村社會治理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考察過程頗有收獲，我更從梁云松身上看到精英“卷入”鄉村社會治理對于塑造新人的重大意義。梁云松的事跡太多，這里僅舉“組織社會治理會議”為例。20多年前，梁云松到基層組織鄉村治理會議，參與的人員由于文化程度很低，平時極少與人交流，如何才能做到讓參與者人人發言、表達意見？梁云松專門請了學校里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來主持會議，并囑咐少數積極分子“認真向教師學習”。經過幾年的努力，溫嶺農村基層培養出一批比較有組織能力的新人，鄉村社會治理會議從此不再需要“借教師之力”。在溫嶺走訪的時候，梁云松有時指著幾個人驕傲地說：“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農民，現在，他們都能獨當一面組織鄉村社會治理會議，溫嶺有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
五 在鄉村社會治理實踐中開創美好新生活
鄉村社會治理是一場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億萬干部、民眾參與的探索性實踐，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海寧、義烏、溫嶺已經創造具有借鑒意義的鄉村社會治理經驗，而遍及浙江全省的美麗鄉村更向我們展示了美好生活的景象。但是，中國式現代化尚未展開其全部豐富的內涵，鄉村社會治理仍在進行中。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
挑戰在于，鄉村社會治理實踐本質上是探索性、嘗試性的，我們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以借鑒，我們關于美好生活的前景是模糊的。換句話說，我們關于美好生活的目標更多只是美好生活的想象。鄉村社會治理在不斷解決問題的同時，在多大程度正創造著美好生活，這是一個需要不斷反思的話題。我們只有勇于反思、敢于自省、善于求索、樂于從人民大眾中汲取智慧，追尋人民大眾的最大福祉，才有可能開創美好新生活。
挑戰在于，鄉村社會治理作為有意識、有目的的實踐，可能受到來自于西方意識形態的誤導，受到來自“屁股決定腦袋”的支配；鄉村社會治理作為扎根于泥土中的實踐，可能受到這片土地的污染，“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努力了，卻仍在陳舊的陋習中停滯不前。換個角度說，鄉村社會治理實踐考驗著我們的智慧，我們能不能吸納某些西方觀念成為中國式美好生活的內涵？我們能不能真正有效地把“頂層”的目標與底層的現狀密切結合以推進和諧社會建設？我們能不能在傳統的土地上創造真正得到絕大多數中國民眾認同、得到世界上大多數普通人肯定的美好新生活？這些都是我們在未來的鄉村社會治理實踐中不得不面對的大問題。
困難在所難免，我們充滿信心。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100多年的奮斗歷史告訴我們，共產黨有能力領導全國人民爭取中國式現代化的勝利。新中國成立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億萬中國人民有能力繼往開來，開創中華文明的新紀元。在這個歷史進程中，鄉村社會治理將成為不可或缺的實踐，并一定能在與時俱進的實踐中開創美好新生活。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復旦發展研究院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上海市，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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