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來，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青年學術骨干為主組成的政治發展比較研究課題組在亞洲地區以及部分歐美發達國家進行了歷時10余年的考察、調研，對世界多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發展進行系統考察與研究，探索與發現世界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政治發展的共性與差異，從中尋找現代化進程中政治發展的規律。當然，這項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還是為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提供國際視野中的比較與借鑒。
我們在現代化比較研究中逐步獲得了一些理論性發現。本文就這個問題做簡要論述。
現代化轉型的三項基本條件
工業化、現代化是世界各國發展的普遍趨勢。工業化、現代化，一方面帶來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問題和矛盾甚至風險。從“二戰”后的歷史進程看，一部分發展中國家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成為經濟發達國家。但也有不少國家在經過一段發展后，出現了社會動蕩，最終未能完成現代化，甚至成了所謂“失敗國家”。
為什么在戰后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一些國家成功了，一些國家失敗了？通過多國調研，我們發現了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即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的城市化率問題。
我們發現，凡城市化率達到65%及其以上的發展中國家，都最終實現了國家的現代化，即使出現過嚴重社會沖突與動蕩也都經受住了考驗。這方面比較典型的國家是韓國，以及我國的臺灣地區。而另一些國家，在城市化率達到65%之前，遭遇了社會沖突與動蕩，結果被中斷或大大滯緩了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有的長期處于停滯狀態。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是菲律賓和緬甸。
為什么城市化率會成為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現代化成功與失敗、倒退的一項重要相關因素，甚至成為一種顯著的外在標志？
我們認為，高城市化率反映和體現了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導致新型社會結構產生，以及新結構之上社會精英階層的整合和社會保守意識的形成。我們將這三者稱為現代化轉型的三項基本條件。
第一，新型社會結構形成。新型社會結構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社會流動和社會成員身份、地位的改變。在這一過程中，社會流動逐步沉淀、固化為新的利益關系，逐步形成新的階級、階層、利益集團，進而構成新的社會結構。新的社會結構一旦形成，政治參與乃至政治權力對于社會各群體的社會身份、地位改變的作用便大大降低了。由此，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盛行的政治參與和分享權力的動力就會有所下降，基本社會秩序、政治體制就有可能得到保障。
第二，新精英階層形成與整合。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歷史經驗表明，在工業化進程及相應政治發展中，社會精英階層亦隨之變動，不斷分化、組合，舊精英消失或轉型，新精英出現，不同精英集團之間建立新聯系、形成新關系，并最終達成一定的共識與默契。這種共識與默契意味著，不同精英集團之間就基本社會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某些政治、社會理念達成一致；在共識與默契基礎上，不同精英集團對各自所代表的群體、群眾有所約束與引導，從而使權力開放和競爭體制下的社會秩序能夠維持基本穩定以及保持政治參與的有序性。
第三，新保守意識形成。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社會思想文化以及心理狀態也在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其基本傾向是在新的社會結構基礎上，新社會主體、主流，即占人口多數并擁有經濟、社會優勢地位的群體，會形成新的社會保守意識，認同現行社會制度和現有秩序。新社會保守意識，有助于改變社會氛圍，抑制“民粹主義”以及各種反體制激進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的產生與發展。新保守意識為體制轉型提供了有利的社會心理條件。
概括起來說，我們研究表明，新型社會結構、新精英階層和新保守意識這三項因素是發展中國家進入現代化社會的門檻條件。
“功夫在詩外”
結合我們多年做現代化比較研究的經驗，對于做國別、國際問題以及比較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和研究隊伍培養，我們有兩點經驗及看法。
第一，做國別、國際以及比較研究人員的素質問題。什么樣的人可以做這類研究？我們認為，這類研究人員應具備四個方面的基本素質：一是語言能力，二是知識基礎，三是人脈資源，四是一定的理論功底。語言能力是第一個必備條件。在此基礎上，研究者應具備關于對象國的比較全面系統的知識，最好有在對象國學習、工作、生活的經歷。人脈，是這一領域研究者需要具備的最重要素質。調查研究的關鍵是“找對人”，“找對人”是調查研究方法中的方法。人脈資源，就是研究的“礦藏”，是最重要的研究途徑與手段。最后，研究者最好還具有一定的理論功底，以便于分析、歸納和概括。
第二，研究隊伍的組織和培養。從目前現實情況看，我國這一領域中現有科研隊伍，主要是由做國別、國際問題研究和做理論研究的這兩部分學者組成。這兩部分學者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前者有專門知識、語言能力好，而問題是理論功夫比較薄弱，分析、概括能力不足；后者則有一定理論功底，但對對象國缺乏了解，知識不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此，要在科研實踐中、在國際調研中訓練和培養這兩支隊伍，使之相互學習，取長補短，相互融合。進一步講，無論做什么研究，研究者自身經驗是必備基礎。理論來自實踐，而了解理論則要以研究者自身經驗為依托。現在我們許多學者，關于外國只知道“說法”，關于中國不了解“做法”。這樣怎么能做出真學問呢？！遑論做出有價值的好成果。
我們在科研實踐中十分注重對中青年學者的培養。按我們的說法，“功夫在詩外”，搞科研要“反彈琵琶”。我們鼓勵做國別、國際問題研究的學者在國內多搞調研，以國內問題研究為主的學者要多出去走走；理論基礎好的學者，要多做些現實問題調研；搞現實問題研究、做田野調查的學者，要多讀讀書，學學理論經典。
總之，越了解中國就越能了解世界，越了解世界就更容易看懂中國；越了解當下就越能理解歷史，越了解歷史就更容易理解當下。而你如果連腳下的土地都不了解，那就談不上了解世界，談不上了解歷史，更談不上了解理論。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切學問都是從腳下開始的。所以，我們說：用腳底板做學問，腳底板下出學問。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四川大學講席教授，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理論周刊 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