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年來在農村實地調查發現：以婚姻消費驅動和教育消費驅動而大量透支農民家庭收入和高額銀行負債在城市購房為特征的農民家庭債務化問題越來越突出。在此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農民充分就業隱患突出的背景下，農民家庭債務化問題所引發的潛在風險未來有被引爆的可能，在當前部分城市地區出現斷供停貸并有可能蔓延的情況下，為防止風險可能在農村被引爆，從而造成城鄉金融風險同頻共振，釀成更加難以控制的局面，亟需引起有關方面高度重視，并做好提前應對的預案。
一、農民家庭債務化問題的突出特征
農民家庭債務化問題主要存在以下五大突出特征。第一，除極少數富裕農戶屬于自主進城買房外，絕大部分中等收入農戶群體購房都是迫于子女教育或婚姻消費兩者的驅動。第二，農民家庭債務化問題是全國性的普遍性問題，無論是東部還是中西部地區農村，農戶尤其是中等收入水平的農戶均深度卷入到以房地產為主撬動的金融系統中，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第三，支撐農民家庭債務化成為可能的微觀結構是，改革開放以前出生的父代與改革開放以后出生的子代兩代人的代際合力。一般模式是，父代掏空畢生積蓄幫子代付首付，子代則將未來二三十年的日常開支以外的剩余收入還銀行貸款，必要時還需父代繼續辛苦勞作與子代合力還銀行貸款。簡言之，一套城區商品房，幾乎可以掏空農民家庭兩代人合起來幾十年左右的收入，并大幅擠壓農民在其他日常生活領域的消費。第四，絕大部分中等收入群體農戶購房戶中，在維持相對體面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支出外，還掉銀行按揭貸款后，父子兩代的家庭戶收入都處于緊平衡狀態，應對額外風險的能力十分脆弱，從外表看，他們屬于在城市購房的“殷實家庭”，從內在看，他們絕大部分恰恰屬于“脆弱家庭”。第五，農戶家庭則因之變成了大多屬于他們戲言的“兩棲”或“三棲”“動物家庭”。對于東部地區農民來說，他們“兩棲”于村莊和城市商品房之間，而對于中西部地區的農民來說，他們則“三棲”于“村莊老家”、“老家縣城”以及支撐他們在老家縣城購房、生活需要而不得不外出務工的“務工地”。
二、農民家庭債務化問題的潛在風險
以代際合力為基礎的家庭應對風險的緊平衡狀態極易被打破，這種高度不確定的風險重塑了農民心理，為農民的生產生活帶來了極大的焦慮，這種負重前行的不確定感不利于他們在鄉村振興中輕裝上陣。
除少部分富裕農民投資購房具有較強的風險管控經驗以及承擔風險的能力外，其他中等收入群體農民家庭的購房都是家庭經濟緊平衡的產物。因此，農民家庭債務化問題深度改變了農民心理，他們中很大部分處于高度焦慮和不安中，對未來較為惶恐。例如，他們特別擔憂失業導致沒有現金收入，或家庭成員出現意外變故而需要大量支出時打破緊平衡狀態而陷入被動。農民形象地說，以前如果失業，回到家里只是多雙筷子多只碗，應付幾個月沒有問題，現在如果失業回家就會愁容滿面，因為“屁股”上還“掛”了銀行的債，一旦沒有現金流還貸款就會被納入失信系統，以致寸步難行，因而總是感覺到惴惴不安。一位購房農民說，每到月底要從他銀行卡上劃撥還貸時，他提前幾天就開始緊張起來，生怕錢沒存夠，這讓他極其焦慮。
而從代際合力的角度來說，一方面，改革開放以前出生的父代客觀上已經在陸續老去，他們不僅陸續在就業市場上退出，并且隨著因年齡增長而出現的身體機體的自然衰退，他們越來越成為家庭客觀上的“負擔”。這表明，他們不僅再難以通過代際合力模式支撐農民家庭債務化的持續，而且他們還會很快地成為這一模式中“塌掉”的一端而成為這一模式破裂的破口。
另一方面，對于子代來說，他們平時大手大腳以負債的方式高消費的習慣已經養成，短期內要縮小基本開支比較困難。他們中的部分人，不僅有房貸，甚至還有車貸，以及每月用形式各樣的網絡貸款等支付日常消費。一位年輕媽媽說，在她公公因在工地受傷去世后，因為家庭經濟收入減掉了原本公公在世時能掙的一半，她的二胎小孩不得不選擇“母乳”喂養以“減少開支”，而不像一胎小孩那樣因為家庭經濟條件相對寬裕而選擇“奶粉”喂養以“解放她自己”。顯然，相對于僅靠控制自身身體就能減少家庭開支的做法，對于那些無法控制購房債務償還的情況而言，這些家庭很可能會因代際之間的任何一端的變故而遭遇債務償還危機。目前來說，對于子代最大的危機是可能會“失業”的焦慮。
農民家庭債務化若疊加宏觀經濟潛在下行壓力風險與人口結構改變壓力時，就可能難以持續，由此就有可能會引發農村金融風險。一旦以縣域為主而爆發農村金融風險并疊加城市金融風險時，有關部門將來應對危機的回旋空間也會因此而被大幅度限縮。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亦可能會因此而快速喪失活力，農村各階層亦有快速陷入躺平陷阱中的風險。
某次在東部地區某省農村調查，一個直觀感覺是，當地因為近幾年來快速的脫實向虛的發展，導致市區或集鎮街面上往日的繁華不再，代之以一種難以言說的蕭條感。課題組成員晚上特地在當地部分城區東西兩側公路及附近幾條街道觀察，不少樓盤僅亮兩三戶燈，且公路和街面上車少人少，這說明當地樓盤空置率有可能已經比較嚴重。據當地人估計，當前及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當地總人口將維持在72萬至80萬之間，按這一人口規模估算，已經建好的樓盤將能滿足當地未來一二十年的購房需求。這進一步說明，從總量角度看當地房地產供應量似已達到了峰值，目前大體處于停滯和維持階段，如果繼續新建樓盤，只會使這一局面更加嚴重，樓市供給遠甚于需求的失衡狀態也勢必會繼續加速。東部地區尚且如此，中西部地區農村縣城則更讓人憂慮。
從長遠的人口結構發展來看，具有買房能力的1950-1979年間出生世代的人，均已基本買房。他們的房產不僅可以為80后、90后、00后乃至2010后繼承從而進一步大幅限縮購房需求外，對于那些沒有買房的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來說，以他們目前每月4000元左右的工資收入，在當下和未來不僅無法奢望購買商品房，甚至連基本的生活開支都會捉襟見肘。
也就是說，從人口結構的演變來看，當前能買房的已經買了，已經買了的可以繼承給下一代了，沒買的幾乎買不起了，縣域房地產市場不可避免地會陷入疲軟或停滯狀態。已經買房的和沒有買房的都陷入到一種莫名的焦慮和怨氣中，長此以往，不僅會使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快速喪失活力，而且也存在嚴重的社會穩定隱患。
正是在上述這些情境下，當前農村家庭的畫像是，上層農民家庭不動而安于現狀，中層農民家庭負債而跌入陷阱，下層農民家庭躺平以退出發展。一些經濟處于中上層的農民家庭反映，現在根本不敢投入任何資本以推進發展，以前投入的錢可以生錢，現在投進的錢莫名其妙就被套牢看不見了。在一些東部地區農村，中層農民家庭普遍有陷入“共同負債”的風險，約40%-50%的中層農民家庭戶均負債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下層農民家庭怨氣很大，大多數在我們訪談時都是“兩手一攤”：“這么高的房價，這么重的消費，這么低的工資，這么卷的教育，只能混吃等死。”在世代觀感上，60后在撒手，70后在掙扎，80后想躺平，90后則越來越頹廢。
從底線思維來看，不論是將來宏觀經濟有可能遭遇不可預料的突發變故而陷入下行壓力從而導致農民家庭的失業，還是農民家庭自身代際兩端的父代或子代任一代出現意外，都可能會使得農民家庭債務化的模式不可持續而斷裂。一旦出現此類情況，這意味著大量中等收入農民家庭會陷入破產，由此而引發的是大量農民家庭的斷供斷貸，從而倒逼縣域內銀行發生金融風險。如果未能妥善加以應對，同時與城市金融風險產生同頻共振的話，對國家來說，形勢將會變得棘手，回旋空間會被壓縮，稍有不慎，即可能引發更大層面的風險。
三、應對農民家庭債務化問題的建議
依靠房地產撬動，通過教育和婚姻兩大杠桿驅動農民進城，以代際合力為基礎花光兩代人前二三十年的積蓄并讓農民未來二三十年陷入對銀行的高額負債的農民家庭債務化問題，短期內還會持續，但最終有可能是會崩潰的。一旦崩潰，其結果是，不僅將使廣大中等收入農民家庭群體徹底破產，也會引發以縣域為主的農村金融風險。為妥善應對這一問題，課題組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當務之急是，有關部門應盡速摸清農民進城購房底數，提前做好底線準備，做到心中有數。可以運用大數據技術，以父母與子女兩代的家庭戶為單位，清查農民購房底數，特別是運用銀行、房管、就業、教育、衛生與戶籍登記的數據，全面摸排農民進城購房情況，掌握其兩代人主要收入和支出的構成狀況及流動情況，充分掌握和評估農民還貸的能力與風險。在風險方面，主要排查父代的身體健康狀況與子代的就業情況和孫代的受教育情況。對于家庭戶收入與月供數字比值處于3以內的，應將其納入監測范圍，例如，月供在4000元，家庭戶月收入在12000元以內的，就應納入監測范圍，因為這說明家庭抗風險能力較差，家庭脆弱性較強，依次類推。同理，對于父代或所有家庭成員中有疾病支出或孫代有較多的教育支出的，如果支出與收入構成處于緊平衡狀態，甚或入不敷出的負平衡狀態的，亦應將相關家庭納入監測范圍。
秉持底線思維出發，應盡一切可能保最低限度的就業，對于收支處于緊平衡狀態的農村家庭戶，還應隨時注意大病救助和意外事故的臨時救助工作，確保平衡狀態被不可避免地打破后，購房家庭戶仍有適當緩沖時間應對償付危機。就業是最大民生。只要有就業，就能確保農民家庭有一定的現金流。只要農民有一定的現金流，就能不同程度地承擔償付銀行貸款的能力，就能以時間換空間。
課題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深入農村實地調查了解過農民工失業返鄉后的生存和生活狀況，在那時，失業返鄉的農民工對于農民家庭來說，就是“多了雙筷子”而已，當時的農村至少可以為失業返鄉的農民工提供至少半年以上的緩沖時間，從而為農村化解城市危機贏得了廣闊的空間，進而使得當時的農村不僅成為城市發展的穩定器和大后方，還能成為城市應對風險的緩沖器，從而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現城鄉風險同頻共振的危局。時至今日，情況已今非昔比。如課題組前文所述，對于那些在城市購買商品房并每月需要還銀行4000元左右貸款的農民家庭來說，一旦失業，他們回到農村再也不是“多了雙筷子”，而是“屁股”上掛著銀行的債務。監測農民就業的重點群體無疑是改革開放以后出生的子代群體。
從另外的角度來說，對于改革開放以前出生的父代群體而言，除了適度監測其就業狀況和現金流的獲得情況外，更重要的是監測其因年齡增長而自然而然出現的各種肌體衰退而帶來的嚴重疾病，尤其是大病。一旦父代群體患有大病，不僅意味著他們在代際合力的結構中喪失了提供合力的一面，而且還會因為劇增的醫療支出，而成為代際合力結構中的巨大負擔，進一步地會使得銀行貸款償付產生巨大困難。
無論是就業還是類似于大病的家庭意外事故，一旦出現，農民家庭償還銀行房貸的能力降低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到那時，一切法律制度都會顯得蒼白和乏力，農村社會將不可避免地陷入風險乃至危機。農村中等收入家庭群體因此而造成的破產和農村底層群體本來就有的躺平，將會使得中國鄉村振興徹底失去堅實的階層基礎。農村將因此而陷入危局。這將嚴重影響到中國農村的現代化乃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對此，應有底線思維，最低的應對辦法是，對于那些確因宏觀經濟下行而導致的失業或天災人禍帶來的家庭困境，應該有最低限度的“兜底”思維和能力。所“兜”之“底”：一是，乎上來說，應運用立法或政策，為有相應情況的農戶提供緩供應對時間以贏得空間；二是，乎中而言，應嘗試制定和出臺相應的“貼息”政策；三是，乎下而言，應允許農民探索小額無息信貸的互助金融模式，以應對短期內的銀行還貸征信風險問題。具體來說，按照普遍的月供4000元左右，可以允許甚至鼓勵農民按12戶左右的規模按每戶4000-6000元左右的標準進行小額集資，用集資形成的小額金融無息信貸的方式為有需要償還銀行購房貸款的農戶提供滾動支持。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社會學院；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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