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農業觀是一個涵蓋農業資源整體利用、全產業鏈體系建設、農業多功能拓展、農業與自然協同的發展理念。基于大農業觀構建的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具有結構開放性、產業構成完整性、產業功能多樣性、資源利用整體性和發展模式可持續性等特征。當前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主要受到基礎設施支撐能力、生產要素供給能力、科技創新驅動能力不強，以及市場體系完備程度、政策支撐體系完善程度不高的制約。深入踐行大農業觀，要處理好保障糧食安全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政府作用和市場機制、提升產業效率與維護公平、人口結構變動與農業產業發展、產業發展與資源結構的匹配度等五大關系，要從夯實基礎設施支撐、強化科技創新驅動、促進產業融合發展、健全農村市場體系、強化數字賦能等方面，加快推進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構建。
關鍵詞：大農業觀；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農業現代化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的實踐過程亦是如此。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是發展現代化大農業的重要支撐，也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從全球范圍看，凡是農業比較發達的國家，大多擁有比較高效的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改造傳統農業，既需要引入并有效使用現代生產要素，更需要對整個農業產業體系進行重新塑造，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堅持不懈抓好“三農”工作，樹立大農業觀、大食物觀，把農業建成現代化大產業。樹立大農業觀，不僅體現了新時代新征程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現實需求，而且為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指明了方向。
事實上，我國大農業觀的思想源遠流長。《漢書·食貨志》中對農業有這樣的記載：“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其中，“五種”指的是黍、稷、麻、麥、豆。這可稱為中國農業史上最早的大農業觀。早在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提出了以“農林牧副漁綜合平衡”為核心標志的大農業思想。他指出：“所謂農者，指的是農林牧副漁五業綜合平衡……為了副食品，農林牧副漁五大業都牽動了，互相聯系，缺一不可。”在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圍繞大農業展開過討論。有學者認為大農業的概念需要避免混淆“規模較大的農業經營”和“廣義農業”。也有學者提出“一字形大農業”和“十字形大農業”的概念。習近平在《擺脫貧困》一書中，提出要“走一條發展大農業的路子”，指出大農業是朝著多功能、開放式、綜合性方向發展的立體農業，它區別于傳統的、主要集中在耕地經營的、單一的、平面的小農業。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樹立大農業觀念”。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樹立大農業、大食物觀念”。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樹立大農業觀、大食物觀”。
大農業觀是一個涵蓋農業資源整體利用、全產業鏈體系建設、農業多功能拓展、農業與自然協同的發展理念。從大農業觀念到大農業觀，既是對農業發展理念的深化和拓展，也是增強農業及其關聯產業鏈供應鏈的創新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推進農業強國建設所追求的目標。本文將在闡述大農業觀基本內涵的基礎上，重點闡述基于大農業觀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的理論邏輯、現實挑戰和實踐路徑。
一、大農業觀與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的理論關聯
1.體系結構的開放性：資源要素和農產品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
我國傳統小農經濟體系相對封閉，要素流動受到諸多限制，外部生產要素投入少，主要進行自給性生產。盡管在不同程度地發展商品生產，但產品交換范圍比較小，生產效率比較低。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我國農業經濟體系的開放性逐步增強，小農社會化、市場化程度提高，但農業市場化建設依然滯后于整體市場化進程，農產品生產結構與銷售數量不完全以市場為導向。現代化大農業的基礎是面向市場的商品經濟，大農業觀強調以市場為導向，立足全國統一大市場和融入整個城鄉經濟循環，統籌進行資源要素配置和商品交換。農業主要經濟活動都直接或間接處于市場關系之中，市場機制在推動生產要素流動、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因而農產品和資源要素能夠在更大范圍流動與交換，產業鏈不同環節能夠在城鄉之間進行優化布局。基于大農業觀構建的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是一個面向市場的開放性體系結構，鄉村經濟與城市經濟的互動性、互補性更強。
2.產業構成的完整性：農業及農業相關產業跨界融合、耦合成鏈
傳統農業以農產品種植、養殖為主，業態比較單一，產業鏈條較短，與其他產業的聯動性不強。大農業不再局限于種養殖環節，是糧經飼統籌、農林牧漁并舉、產加銷貫通、農文旅融合的全鏈條產業，涵蓋了產前的技術研發、品種繁育與推廣、農機生產與銷售、農資儲備與供應等，以及產后的烘干、儲藏、運輸、加工、營銷與進出口貿易等環節。大農業觀是將農業作為一個產業系統來看待的，強調產業系統內部各組成要素的相互關聯性及產業整體的不可分割性，是系統觀念在農業產業中的直觀體現。基于大農業觀構建的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是一個產業跨界融合的體系，但又不是若干產業門類的簡單拼盤，而是一個內部存在有機聯系、功能互補的復雜生態體系，農業及農業相關產業之間深度耦合產生乘數效應。同時，這個體系處于不斷變化和運動中，進而帶來產業鏈由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轉變，由不協調到協調轉變，由低效率到高效率轉變。
3.產業功能的多樣性：食品保障、生態涵養、休閑體驗、文化傳承等多功能融合
多功能性是農業的客觀屬性。農業同時具有經濟、生態、社會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農業的經濟功能可以滿足人類的生存與安全需要，農業的非經濟功能則能夠滿足人類對文化認同與群體歸屬感、價值實現和自我認知的需求。囿于人口增長帶來的食物壓力和認識局限，在以效率增長為導向的邏輯下，傳統農業主要承擔著食品保障、原料供給、農民生活就業和社會保障等功能，農業功能被單一化為經濟功能，農業內生的多功能性和多維價值屬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掩蓋。大農業觀首先是一種發展觀念的轉變，突破了單純的效率增長邏輯和生產主義導向的局限，強調農業生產、生活、生態功能的有機統一。基于大農業觀構建的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是一個以生態農業為基、田園風光為韻、村落民宅為形、農耕文化為魂，農業食品保障、生態涵養、休閑體驗、文化傳承等多功能融合的系統。
4.資源利用的整體性：面向整個國土資源的系統開發
傳統農業主要集中在耕地經營，關注勞動、化肥、農藥等生產要素的投入和耕地產出，重視單位土地面積上的精耕細作，并未形成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的理念，缺乏資源利用的整體性思維。大農業觀與“向陸地要食物、向海洋要食物、向森林草原山地丘陵要食物”的大食物觀緊密相聯，對生產資源的利用從耕地向河湖、海洋、森林、草原等非耕地資源拓展，從傳統農作物和畜禽資源向更豐富的生物資源拓展，是對40多億畝林地、近40億畝草地、大量江河湖海等生產資源的整體利用，是平原農業、山地丘陵農業、草原農業、海洋農業的綜合發展。基于大農業觀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通過對整個國土資源的系統開發利用，向植物、動物、微生物要熱量和蛋白，有利于緩解耕地承載壓力，滿足居民食物多樣化需求。
5.發展模式的可持續性：農業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協調平衡
過去多年來，以增產為導向的農業發展模式，盡管帶來農產品產量的不斷增長，但這種高強度、粗放式的生產方式，不僅導致耕地質量下降、地下水超采，水土資源越繃越緊，還造成農田生態系統結構失衡、功能退化，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不具有可持續性。大農業觀強調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以農業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基準，實現農業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的耦合協調，在確保滿足當代人對農產品需求的同時，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基于大農業觀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強調農業生產與資源環境的匹配度，是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系統。
綜上，傳統農業經濟體系以農業生產為主體功能、以種養殖業為主要業態、以平原農業為主要場域，而基于大農業觀構建的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是一個各產業有序銜接、深度融合形成的具有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特征的產業系統，具有體系結構開放性、產業構成完整性、產業功能多樣性、資源利用整體性和發展模式可持續性等特征（見表1）。
表1 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與傳統農業經濟體系的特征比較
二、我國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建設的實踐進程
1.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糧為綱”的單一結構、農業產業體系呈現封閉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人口快速增長、農業生產技術水平不高和“以糧為綱”政策的影響，農業發展比較畸重種植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種植業以外的其他產業發展較為緩慢，農業生產結構比較單一，呈現“農業以種植業為主，種植業以糧食生產為主”的格局。1952—1977年，我國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占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比例一直在八成以上；這一時期，農業增加值占農林牧漁增加值的比例也始終在八成以上。
與此同時，受“重點發展重工業”戰略、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城鄉人口隔離的戶籍制度等影響，我國大量就業人口被束縛于農業和農村，城鄉之間的資源要素和商品交換受到嚴格限制，整個農業產業體系比較封閉。這一時期，農業的主體功能依然是提供食物和工業原料，保障老百姓吃飯問題，支持工業化發展。1952—1977年，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累計為國家工業化提供發展資金近3500億元。大量資金凈流出，導致農業發展活力和后勁不足。據統計，這一時期我國主要農產品產量增速緩慢，1949—1977年，糧食總產量年平均增速僅為3.3%。
2.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農業產業結構更加均衡，產業體系開放性提升，粗放型發展方式面臨挑戰
這一時期，農業農村重大改革、農村市場化建設、農業技術進步等帶來了我國農業生產力和經營體制的深刻變革，農業產業結構的均衡性、產業體系的開放性得到明顯提升。具體看，農業內部結構實現了由“以糧為綱”的單一結構向農林牧漁業全面發展的轉變，基本改變了過去“農業—種植業—糧食”的高度單一和效率低下的結構模式。農林牧漁業總產值中，農業占比明顯下降，林業、牧業、漁業比重顯著提高。
其中，1978年至1997年是需求導向下的農業結構調整階段，這一時期，農業產業體系中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配置趨向合理，種植業在農業結構中的比重由79.3%下降到60.7%，種植業內部結構中糧食作物種植面積的比重由80.3%下降到73.3%，肉類構成中豬肉的比例由94.2%下降到67.3%。1998年至2012年是我國農業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階段，重點是大力發展園藝、畜牧、水產品以及無公害農產品和綠色食品，支持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延長產業鏈條，提高農業整體效益。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農業增加值占農林牧漁業增加值的比例從1998年的62.3%下降到2012年的57.7%，農業產業內部結構日趨合理。
隨著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推進、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分散經營的小生產模式逐步向以專業化生產、區域化布局和一體化經營等為主要特征的產業化經營模式轉變，農產品流通范圍不斷擴大，農業市場化程度明顯提升，農業產業體系開放性日益明顯。主要表現在：一是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數量大幅增加。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快速發展。二是農業市場化程度得到快速提升。有學者測算，中國農業市場化程度從1978年的21.99%增加到2000年的68.88%。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由于農產品需求的剛性增長，農業主體功能依然以生產功能為主，農業發展以規模和數量為導向，帶來了較大的資源環境壓力。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農業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農業產業體系呈現多業態、開放性、可持續發展特征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持續出臺了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我國農業農村經濟活動日益活躍，農業產業鏈不斷延伸，農業功能不斷拓展。2023年，農林牧漁業總產值達到158507.17億元，比2012年增加了72165.02億元，增幅高達83.6%。在總量持續增長的同時，產業結構也在不斷調整優化，農村一二三產業加速融合，農業及相關產業規模不斷壯大。農業農村部的資料顯示，2022年全國規模以上農產品加工企業營業收入超過19萬億元，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總產值比達到2.52∶1，休閑農業的營業收入超過7000億元，累計支持建設了180個優勢特色產業集群、300個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和1509個農業產業強鎮。此外，新一代信息技術在農業中廣泛應用，不斷推進鄉村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以農村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數字經濟賦能鄉村產業發展，在優化農業要素配置、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也促進了農村勞動力就近就地就業。
與此同時，這一時期我國農業產業體系呈現出開放性、可持續性特征。從開放性看，隨著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城鄉要素流動的壁壘逐步被打破，資源要素和農產品實現了在更大范圍內的暢通流動，城鄉之間的經濟循環增強。以農產品流通為例，農產品流通渠道從傳統的以線下流通為主轉變為線上線下雙輪驅動，農產品網絡零售額持續保持較快增長。根據商務部數據，2023年全國農產品網絡零售額達到5870.3億元，較2015年增加了4365.3億元。同時，更多的人才、技術、資本、信息、數據等要素向鄉村流動，城市居民下鄉消費的情形日益增多。
從可持續性看，資源利用從耕地資源向整個國土資源拓展，從傳統農作物和畜禽資源向更豐富的生物資源拓展，農業生產空間領域不斷拓寬，多元化食物生產供應體系逐步形成。同時，農業發展方式從粗放經營向綠色集約轉型，化肥農藥施用持續減量增效，農業發展模式可持續性增強。2023年我國畜禽糞污綜合利用率、秸稈綜合利用率和農膜處置率分別超過78%、88%和80%，化肥農藥利用率均超過41%。
三、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面臨的問題與障礙
1.鄉村基礎設施體系對農業產業轉型升級的保障能力不強
健全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是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的重要支撐。目前，我國鄉村產業基礎設施整體依然薄弱，各類基礎設施的協同融合程度不高，對提升農業生產效率、促進農業產業鏈延伸和拓展農業功能的支撐能力不足。具體看，水利等農業基礎設施依然薄弱，防災抗災減災能力不強。2023年我國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為0.576，與0.7—0.8的世界先進水平仍有較大差距。同時，鄉村網絡、通信、物流等設施薄弱，制約了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例如，我國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不斷提高，但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依然整體滯后，導致第一產業數字經濟滲透率不高。《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3年）》顯示，2022年第一產業數字經濟滲透率為10.5%，遠低于第二產業的24.0%和第三產業的44.7%。又如，我國農產品產地預冷、冷藏和配套分揀加工等設施建設比較滯后，東中西部、南北方和城鄉間冷鏈物流基礎設施分布不均，跨季節、跨區域調節農產品供需的能力不足，導致農產品產后損失和食品流通浪費較多。再如，鄉村旅游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不少旅游景區景點的通行、停車、廁所、安全等問題比較突出，影響了游客的旅游體驗。
2.生產要素供給能力與鄉村產業發展需求的匹配度不高
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構建首先取決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知識等生產要素供給條件。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的過程，本質上是資金、技術、數據、管理等現代生產要素不斷引入和重新組合配置，進而帶來要素配置效率和農業產出效率提升的過程。如果沒有要素投入結構優化和組合效率提升，就很難形成一個高質量、高效率的農業供給體系。目前，我國農村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進展總體不快。吳亞玲等基于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數據測算結果表明，農業要素按照錯配程度從高到低依次為勞動力、土地、資本和中間投入，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改進效果分別為12.91%、4.89%、3.63%和3.31%。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存在制度性壁壘，現代生產要素向鄉村流動不暢通，對傳統生產要素的替代不充分，導致農業要素投入結構呈現“兩個逆向變化”，即勞動力的退出與資本、技術等要素的進入不同步，高素質農業勞動力的轉移與新型經營主體的成長不同步。“人、地、錢、技”等要素的供給與鄉村產業發展的需求不匹配，融資難、融資貴、用地難、人才缺等成為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制約。同時，各種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配置也不夠順暢，影響了農業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比如，金融與科技的結合不緊密，金融工具在總量上、結構上都很難滿足農業科技創新的需要，進而影響到農業科技創新效率。
3.農業科技創新與鄉村產業發展的融合程度不深
科技創新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支撐，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發揮著引領作用。推進農業現代化，科技是根本性、決定性力量。基于大農業觀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不論是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還是提升農業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增強鄉村產業發展安全性，等等，都依賴于科技創新與農業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然而，目前我國農業科技創新與農業產業鏈建設的融合度不高，對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的支撐能力不足。一方面，農業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存在一定的脫節，以產業需求為導向的科技立項、成果獎勵和評價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農業科技部分領域對外依存度高、核心技術專利受制于人、原始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依然存在，重要種源、核心算法、現代農業裝備等領域自主可控能力仍然不強，與實現高水平的農業科技自立自強、保障農業安全的現實需求還有較大差距。2020年我國農業科技投入強度僅為0.67%，與科技投入強度大于2.5%的世界第一梯隊水平（如美國、日本）存在較大差距。另一方面，農業產業鏈技術的一致性不強，產前、產中、產后技術集成配套不夠，導致產業鏈整體技術效率難以大幅提升。當前，我國科技資源主要集中在產中環節，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種植業領域，對農產品加工、流通等產后環節的投入相對比較有限。這種科技資源配置結構難以滿足農業產業鏈拓展和各環節協同增值的需求。
4.農村市場體系建設整體相對滯后
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都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二者又存在緊密的、有機的聯系。推動要素資源和農產品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依賴于健全的市場體系。目前，我國農產品市場體系依然不健全，流通成本高、流通效率低的問題仍然突出；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不完善，優價激勵優質的正向激勵機制尚未充分形成，優質農產品質量溢價效應不明顯。同時，農村各類要素市場發育滯后，特別是勞動力、金融、土地等市場發育不充分，導致要素價格難以真實靈活地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和資源稀缺程度，制約了城鄉要素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和更深層次進行平等交換和優化配置。突出表現為城鄉土地產權二元并立、市場進入不平等、價格扭曲等問題。此外，市場組織發育不充分。以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龍頭企業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以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為代表的新型農業服務主體是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的重要主體。但是，目前我國農業龍頭企業整體帶動能力不強，創新驅動引領作用、產業融合載體作用、聯農帶農作用發揮不充分。例如，從經營效益上看，21個省份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營業收入凈利潤低于7%；從創新能力上看，22個省份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科技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低于1%；農民合作社存在規模小、規范化程度不高、經營能力不強等問題，對農民的帶動作用有待提升。
5.政策支持力度和效能有待提升
優化制度供給是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的重要內容。近年來，我國農村制度體系不斷完善，為穩定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生產、拓展農業產業鏈、促進農民增收等發揮了重要保障作用，但是，與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要求相比，不論政策力度還是政策效率都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比如，農業支持政策的整體效能有待提升。目前農業支持政策重點集中在生產環節，對產業鏈前端的科研和產業鏈后端的加工、流通等環節的支持力度相對不足，以提質為導向、契合農業全產業鏈建設要求的支持政策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同時，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鄉村形態、產業業態、經營主體結構等持續發生變化，現有的主要瞄準農民的相關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需要根據主體結構變化進行適當調整，以既能維護農民的主體地位，又能有效保護返鄉創業群體、農業企業家等的利益。再比如，盡管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各類試點探索中不斷深化，但與適應城鄉融合發展、人口結構變化、農民土地財產權益實現的要求相比，人地關系的調整優化尚需更大的突破。此外，農村產權關系和產權保護制度尚不健全，農村信用體系尚不完善，農業營商環境不優，公平競爭、公正監管、公共服務存在短板，侵犯市場主體產權和合法利益的情形時有發生，影響到技術、資本等資源要素向鄉村流動。
四、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需要處理好五大關系
1.處理好保障糧食安全和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關系
在資源總量約束下，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必然涉及合理確定保障糧食安全、促進農民增收、活躍鄉村經濟等多重發展目標的優先次序，以及資源要素在糧食生產、經濟作物、非農業產業之間的平衡配置問題。這些目標既存在矛盾性，又具有統一性，需要統籌兼顧。實踐中，由于沒有認識到保障糧食安全的重要性，又或者把保障糧食安全目標與農村產業融合目標對立起來，進而將優化產業結構簡單理解為減少糧食面積、壓縮糧食生產，以犧牲糧食生產為代價發展新產業新業態，給糧食安全帶來風險。
盡管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需要兼顧多重目標，但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既是首要目標，也是關鍵基礎，更是必須守住的底線。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來說，解決好吃飯問題，始終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為此，要將糧食產業經濟發展作為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的首要任務，推動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落實落地，著力提升糧食產能，全面提高糧食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同時，要處理好糧食、經濟作物、非農產業發展的關系，健全富民鄉村產業發展支持體系，完善新增建設用地保障機制，支持鄉村新產業新業態發展壯大。
2.處理好政府作用和市場機制的關系
實踐表明，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兩者辯證統一、相輔相成。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關鍵要厘清政府和市場作用邊界，尋求二者的有效結合點和組合方式，既要避免政府大包大攬，也要防止“市場萬能論”。大農業已經超越農業范疇，農業功能也不再局限于生產功能，政府直接干預農業發展的理論依據和現實條件都發生了變化，這意味著農村產業政策和干預模式需要隨之調整完善。從實踐看，有的地方仍簡單沿用抓種養殖業的方式來發展鄉村產業，或者以行政命令代替群眾意愿，大包大攬代替經營主體作決策，往往導致農業產業項目建設“一哄而上、一哄而散”，造成資源極大浪費。同時，有的地方在推進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又走向“市場萬能論”，放任市場無序競爭，在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要素保障、利益分配等方面缺少必要的支持和干預，要么導致社會資本由于缺乏必要的支持而陷入發展困境，要么導致“富了老板、窮了老鄉”。
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需要把握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新定位，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公平市場環境建設、利益分配關系調節等方面，發揮好政府的積極作用；同時，在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健全農村市場體系、完善市場基礎性制度等方面，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3.處理好提升產業效率與維護公平的關系
發展為了誰、發展依靠誰、發展成果由誰享有，這是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必須首先明確回答的根本問題。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固然要以效率變革為導向來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但根本導向還是要帶動農民就業增收，這是由我國“大國小農”的國情農情和社會主義的本質所決定的，與西方農業現代化在價值目標上有所不同。從實踐看，有的地方在農業產業升級過程中，由于沒有建立比較完善的利益聯結機制，盡管鄉村產業規模越來越大，但用工越來越少，農戶參與程度越來越低，甚至違背農民意愿、犧牲農民利益推進鄉村產業升級，偏離了發展鄉村產業的初衷。
發展現代農業產業，農民既是最廣泛的參與者，也是最有力的推動者，更應該是最主要的受益者。為此，需要建立起完善的利益聯結機制，形成企業和農戶產業鏈上優勢互補、分工合作的格局，把產業發展落到促進農民增收上來，將增值收益、就業崗位盡量留給農民，讓農民有活干、有錢賺，讓農民能夠更多分享產業增值收益。不能顧了產業升級一頭，忘了農民這一頭。
4.處理好人口結構變動與農業產業發展的關系
人口作為農業農村發展最重要的基礎性變量，事關農業產業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未來，農村人口結構將呈現常住人口總量減少、勞動年齡人口供給存量下降和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的特征，人口結構轉變不僅會改變傳統的人地關系，而且會改變鄉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
因此，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要與人口結構轉變相適應。一方面，農業產業布局要充分研判農村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實現人口規模與產業發展相匹配，避免出現“產業建起無人留”的困境。另一方面，農業產業發展要堅持科技引領，以充分適應鄉村勞動力供給數量下降所帶來的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影響。未來，農業產業體系必將越來越呈現出資本密集、高水平科技裝備支撐的特點，必須著力推進農業機械化和農業數字化，以充分發揮“機器換人”“數據換人”的優勢，平衡好人口結構與產業發展的關系。
5.處理好產業發展與資源結構的匹配關系
盡管資源要素稟賦不是產業結構形成的唯一決定性因素，但產業結構升級和競爭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資源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相對而言，鄉村產業對資源要素和環境的依賴性更強，一些鄉村產業發展比較好的地區，其產業結構與資源要素稟賦結構的一致性往往更高，二者呈現出互為促進的良性態勢，進而實現了資源優勢向產業優勢轉化。相反，有的地方脫離本地資源要素條件，盲目跟風發展新產業新業態，一味追求形式上的“高大上”，到頭來往往“水土不服”，最終“曇花一現”。與此同時，有的地方盡管鄉土資源豐富，但深度挖掘不夠，資源利用方式上簡單模仿復制，片面追求產業規模擴張和數量增長，導致鄉村產業項目同質化十分嚴重。
我國幅員遼闊，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各地鄉村自然資源、社會資源和人文資源等稟賦不同。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必須基于一方水土，做好“土特產”文章。面向新的市場需求，要用好新的技術和營銷手段，突出地域特點，體現當地風情，合理開發鄉土資源，因地制宜發展農產品加工、生態旅游、民俗文化、休閑觀光等產業，著力培育為廣大消費者所認可、有競爭優勢的特色產業，把鄉村資源優勢、生態優勢、文化優勢真正轉化為產業優勢，提高產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
五、基于大農業觀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的主要路徑
1.夯實基礎設施支撐，構建完善的農業產業升級基礎設施體系
優化農村基礎設施空間布局、功能配置、規模結構，增強對農業產業轉型升級的支撐保障能力。第一，加快補齊農業農村基礎設施短板。聚焦農業全產業鏈升級需求，系統梳理農業農村基礎設施短板弱項，突出抓好大中型灌區水利設施建設和改造升級，根據旱澇漬綜合治理要求推進農田灌溉排水設施建設。支持區域性預冷烘干、儲藏保鮮、鮮切包裝等初加工設施建設，加強農產品倉儲保鮮冷鏈物流設施建設。推進鄉村旅游點提檔升級，提升鄉村旅游的硬件和軟件設施，優化服務品質和改善游客體驗，促進新產業新業態發展。第二，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適應產業在城鄉分工布局的要求，推進城鄉基礎設施融合發展，優化綠色食品原料基地、加工園區、倉儲設施、冷鏈物流等布局，貫通縣鄉村電子商務和快遞物流配送體系，促進城鄉產業協同共建。第三，統籌農村新型基礎設施與傳統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提升農村通信網絡質量和覆蓋水平。推動新型基礎設施與傳統基礎設施跨界融合發展，發展智能電網、智慧物流、智慧水利，利用數字技術促進傳統農業基礎設施優化服務和提升效能，提升基礎設施運營管護的自動化與智能化水平。
2.強化科技創新驅動，促進創新鏈與農業全產業鏈深度融合
堅持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突出應用導向，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強化農業科技在產業上中下游的貫通，統籌推進前端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端技術模式集成、后端適用技術推廣，全面提升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和水平。第一，加快培育農業戰略科技力量。全面提升重要種源、農機裝備、智慧農業、綠色投入品等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和產品自主可控能力，優化科技與勞動力等要素的組合配置，推動農業科技從“點”上創新向鏈式創新轉變，即從生產環節的技術創新轉向種養加銷、資源環境等全過程全要素全鏈條的技術創新耦合。第二，創新農業科技聯合攻關機制。建立以用為本的人才作用發揮機制，探索實施“揭榜掛帥”“賽馬制”等組織方式，以更好釋放科技創新活力。第三，促進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圍繞提升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和水平，建立健全涉農科技金融服務體系。聚焦農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強化農業產業化基金、農業科技創新投資基金的引導和撬動作用，支持農業領域國家實驗室、全國重點實驗室、制造業創新中心等平臺建設和發展；強化股權投資、債券融資、信貸支持等全鏈條綜合金融服務，為農業科技企業提供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務。
3.推動三產融合發展，促進農業產業鏈延伸和功能拓展
進一步健全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提升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的水平和層次。第一，聚焦破解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面臨的用地、融資和人才等痛點，健全農村產業融合要素保障機制，督促落實“單列一定比例建設用地指標支持農村產業融合”的政策，推廣部分地區“點狀供地”經驗，保障農村產業融合用地。綜合發揮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的引導帶動功能，調動社會資本投資農業農村的積極性、主動性，引導社會資本將人才、技術、管理等現代生產要素帶入鄉村。第二，支持完善農村產業融合利益聯結機制。加大對緊密型利益聯結模式的激勵和補償力度，對積極采取股份合作、利潤返還、為農戶承貸承還、提供信貸擔保等的涉農企業，給予一定的財政激勵或稅收優惠。對為產業鏈其他主體提供技術指導、質量檢驗檢測、市場營銷等服務的涉農企業，給予一定獎勵。第三，進一步深化農業農村領域“放管服”改革，減少對鄉村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直接行政干預，加強對新產業新業態的包容審慎監管。進一步暢通資本投資渠道，加快破除束縛企業發展的不合理障礙，依法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為各類經營主體參與農業現代化建設營造良好的投資創業環境。
4.健全農村市場體系，推動農業向市場化、社會化的大農業轉型
加快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充滿活力的農村市場體系，促進市場功能有效發揮和農村市場穩定運行。第一，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設城鄉統一的要素市場，打通城鄉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性通道，促進形成鄉村“人地錢技”匯聚的良性循環。對于勞動、資本、技術等流動性要素而言，重點是進一步消除要素流動的制度壁壘；對于土地等不可流動要素而言，重點是賦予對等的要素財產權利、構建城鄉統一的市場體系。第二，加快建立現代農產品產地市場體系。進一步完善以國家級農產品產地市場為龍頭、區域性農產品產地市場為節點、田頭市場為基礎的三級農產品產地市場體系，補齊農產品產地市場設施短板，拓展農產品產地市場多種功能，提升農產品產地市場運營效率，推進農產品流通現代化。第三，積極培育農業經營主體。加強對小農戶的扶持、改造和提升，積極將現代生產要素導入小農戶，加強面向小農戶家庭經營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支持開展聯戶經營、聯耕聯種、組建合伙農場等，提高發展現代農業的能力，著力培育具有較強市場意識、較高生產經營技能、較強抗風險能力的現代小農戶，促進家庭經營節本增效、提質增效、營銷增效。同時，健全多主體融通發展的現代農業經營體系，著力培育壯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強各類主體之間的合作與聯合，支持家庭農場組建農民合作社，引導推動農民合作社辦公司發展，促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等共同發展。
5.強化數字技術賦能，推進傳統農業數字化轉型升級
推動農業現代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第一，加強數字技術對農業對象、環境和全過程的可視化表達、數字化設計、信息化管理，加快數字化終端設備普及應用，提升農業經營主體素質素養，促進農業資源空間上的優化配置和時間上的合理利用。第二，加強數字技術規模化應用，利用數字技術貫通農業全產業鏈，加快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5G等現代信息技術在農業生產領域的深度應用，推動農業生產智慧轉型。推進農產品精深加工生產線、生產工藝數字化，促進農產品加工智能轉型。推動農產品產地市場開展數字化改造，加強農產品網店、倉儲、分裝、運輸、配送等各環節數字化管理，引導農產品流通數字轉型。第三，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來革新農業生產關系。比如，依托電商“反向定制”等塑造農業生產組織新模式，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發展基于區塊鏈的資產確權交易、公共品牌建設，推動農業規模化、品牌化發展；發展新型電商創造新的交換模式，提高市場流通效率，提升農業產業整體素質、效益和競爭力。第四，促進數字技術與生物技術、新材料、智能制造等其他新興技術的融合和集成應用，對農業、食物系統進行全方位、全周期變革。
注釋、參考文獻：略。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工農兩部門勞動生產率‘不收斂之謎’與城鄉融合路徑研究”（22BJY209）；農業農村部鄉村振興專家咨詢委員會軟科學課題“農村人口轉變對農業農村發展影響研究”（RKX2024035）。
(作者簡介:涂圣偉，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琛，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州學刊》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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