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教授責我為“中國農村研究”專欄寫一篇筆談，我欣然領命，因為在此方面我“有話要說”。近些年來，我在研讀中文學術文獻和參加國內學術交流活動過程中，每每深深感受到，至少在農村研究領域，我們與國際學術界漸行漸遠。2016年，在國內一個關于“中國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的學術研討會上，我曾發言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需要國際視野”，當時回應者甚少。2020－2022年，我的學術交流主要限于國內學術界，因此國內的研究主題和學術風格也得以悉數了解。自2023年下半年，時隔4年之后，我再次深度參加了兩個大型國際學術活動，一個是2023年10月在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舉辦的“21世紀全球發展與農政轉型”國際會議，有來自55個國家的400多位學者、官員和實踐者參加；另一個是2024年3月在哥倫比亞安第斯大學舉辦的“全球土地問題與農業農村發展”國際會議，有來自學界、政策界和社會運動界的500余名代表參加。這兩個學術活動均關涉世界農村研究。與我近5年參加的國內學術會議相比，這兩次國際會議令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國的農村研究與國際學術界越來越“脫鉤”了。這主要表現在，中國農村研究對國際新主題缺乏足夠關注、對國際理論體系缺乏深入理解、對中國故事講述缺乏精準把握。
一、中國農村研究對國際新主題缺乏足夠關注
近年來，國際農村研究領域轉向關注一系列新主題，這些新主題與全球發展進程以及伴隨全球發展而涌現出來的一系列問題密切相關。而這些主題，在中國農村研究界，雖然并非沒有學者開展研究，但遠未成為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的重大或核心主題。目前，我還未能對國際農村研究的所有新主題進行全面總結，也未能將這些新主題的國際研究進展進行系統梳理。這里，我僅舉幾個例子，旨在說明中國的社會科學界還沒有足夠關注這些主題。
一是關于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是上述兩個國際會議討論最熱烈的主題，也是近年來幾乎所有關涉農業農村發展的國際會議的核心主題。然而，中國社會科學界對此關注不夠，至少在學術會議中的討論較少。2024年5月30日下午，北京僅僅幾分鐘的強對流天氣吹倒許多棵大樹古樹，雖然很多正是發生在一些社會科學學者所工作的校園，但氣候變化的主題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和興趣。事實上，氣候變化帶來的災難已經在全球范圍內頻繁發生，損失嚴重，且顯而易見。僅在2024年上半年，就發生多起氣候災害和氣候災難，有些是多年不遇，甚至前所未有。例如，2024年3月31日凌晨，江西省南昌市出現強對流天氣，造成4人死亡、10余人受傷，其中一個小區有3人被大風從家中卷出窗外，墜落身亡；2024年3月，肯尼亞遭遇多輪強降雨，在多地引發洪水和山體滑坡，導致至少289人死亡，28萬余人流離失所；2024年4月16日，沙漠城市迪拜遭遇75年來最強降雨，一天降下相當于近兩年的雨量，導致全城嚴重積水，世界第二繁忙的迪拜國際機場陷入癱瘓。2024年4月底至5月初，巴西南里奧格蘭德州遭遇80多年一遇的暴雨，造成至少169人死亡，806人受傷，58萬余人被迫離開家園。
在國際農村研究領域，學者指出，氣候變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體現在馬克思的“新陳代謝斷裂”理論以及近年來圍繞“人類世”概念和“氣候隔離”的討論中。那么，氣候變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種聯系在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方面是如何發生的，有何表現？學者還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催生了氣候變化，其后果對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方面表現得尤為深遠。那么，氣候變化以及當今應對氣候變化的各種政策和行動，對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到底有何影響，農民、牧民、漁民、農村工人等農村群體是如何應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的？所有這些方面均需要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展經驗研究，進行理論建構。例如，在理論層面，需要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農業生產之間、在氣候變化與農村社會之間、在氣候變化與農民動員和農村治理之間等方面，建立起聯系和關系。在經驗層面，需要就應對氣候挑戰的各類行動和政治敘事進行批判性解構或剖析，這些敘事包括依靠資本驅動的技術方案減緩氣候變化的敘事、氣候災難迫在眉睫亟須激進式干預的敘事、不平等和不公正導致氣候變化的氣候正義敘事、重組經濟以實現人民控制的低碳未來的結構轉型敘事等。在行動層面，需要為深受氣候變化影響的農村和農民尋找替代發展路徑。
可以說，國際社會科學界已經針對氣候變化在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方面的各種聯系、關系、影響等開展經驗調查和學術分析，相關成果已經成為近年來國際農村研究研討和交流的重要內容。而中國的農村研究界對此缺乏認識和重視，至少在國內的眾多學術會議中，氣候變化并未成為講述和討論的重要主題。其實，在中國社會，普通民眾對氣候變化的關注并不很多，他們的氣候危機意識也并不很強。例如，大學校園堆積如山的快餐外賣以及互聯網平臺低價促銷帶來的海量快遞都在氣候變化和生態環境方面制造著嚴重的外部影響，但青年學生和普通大眾對此似乎已習以為常。然而，氣候變化是全球性事件，對于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中國不可能獨善其身。事實上，氣候變化帶來的災害已經在中國頻繁發生，且對中國的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農村社會和農地利用等方面產生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二是關于資源攫取。資源攫取是近年來國際農村研究的另一個重要主題。它始于十余年前國際社會科學界對“土地攫取”的關注，尤其是2011年和2012年，全球土地攫取學術會議分別在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和美國康奈爾大學召開，推動了全球社會科學界對土地攫取主題的學術研究。土地攫取的背景是2007年、2008年前后多重全球性危機的匯聚，當時糧食安全、能源、氣候變化、新興國家對全球資本的需求等諸多危機在全球層面發生。在此背景下，全球大規模土地交易出現了，一些交易發生在本國之內，而另一些則跨越了國界。這一現象被媒體稱為“全球土地熱潮”或“全球土地攫取”。起初，人們認為土地攫取主要發生在非洲，但沒過多久，人們就意識到這一現象是全球性的，全球的南方和北方、農村和城市都發生著土地攫取。2011年世界銀行報告聲稱，全球遙感測量發現至少有4.45億公頃的土地適合用來投資交易，這一面積的上限估計是17億公頃，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當然，也許有人會認為土地攫取并不是一個新現象，因為英國就有著土地圈占的漫長歷史，土地的剝奪也讓美洲成為今天的美國、加拿大和拉丁美洲。但是，近年來的全球土地攫取呈現出規模大、范圍廣、速度快等新特征。時至今日，盡管媒體關注有所減弱，但世界不同地區的土地攫取仍在繼續，且未來甚至可能更加嚴重，因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減緩和適應戰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過土地交易來實施。與此同時，現在的土地攫取已經成為日常事件，土地交易的常態化、正式化、正常化將導致人們對此現象不再敏感、視而不見。
國際社會科學界對土地攫取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從土地攫取的定義開始，到對“誰是攫取者”、“攫取如何發生”等問題的經驗調查，很多學者嘗試采用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生態學相結合的視角，來理解土地攫取的方式和過程，并揭示土地利用、土地用途、土地控制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變化。其中，關于土地攫取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是：“誰得到哪塊土地，以怎樣的價格、怎樣的方式、為怎樣的目的而得到的？”與此同時，一些研究解構了關于土地攫取的主流敘事，包括“土地攫取是外國政府所為”，“土地攫取是2007—2008年糧食危機之后的糧食安全問題引發的”，“土地攫取發生在未利用或退化的土地上”，“土地攫取因為缺少明確和有保障的土地產權而導致了剝奪”等。此外，針對全球土地攫取主題的研究，還可以拷問一系列有關土地控制的問題，如誰應該在哪塊土地上，為何種目的、在多長時間內擁有哪些權利，這應該如何決定，由誰決定，優先權是否應該給當地使用者、當地權利所有者或小規模糧食生產者，當地政府和國家政府是否應該有或應該有多大的發言權，公司在土地利用與控制方面應該有多大發言權，消費者以及土地(包括被攫取土地)上任何產品的終端用戶是否應該有某些權利，等等。
伴隨著全球土地攫取現象的發生以及對其開展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推進，其他類型資源的攫取現象也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對其他類型資源攫取的社會研究也相繼開展。例如，土地攫取常常要求對土地生產所需要的水資源進行捆綁交易，從而形成了對水資源的占有，這便是“水攫取”。此外，世界很多地方以保護環境為名占用土地等資源，如以“綠色”之名購買或征用土地，用于燃料生產等；或在環境議程的框架下以生物多樣性保護、碳封存、生態服務、生態旅游等為名，占用土地、濕地、水等資源；以及以環境為名圈占大片區域建設森林公園、自然保護區等。這類現象被統稱為“綠色攫取”。再者，有些地方以海洋保護為名購買或侵占海洋資源和沿海土地，從事旅游經營或商業開發，從而實現原始積累，并以防止“過度捕撈”為由限制當地社區使用海洋資源，這便是“藍色攫取”或“海洋攫取”。
與上述各類資源攫取研究密切相關的是，國際學術界提出了“采掘主義”的概念，指的是經濟發展以對自然資源的采掘為基礎，或以對大規模土地、水、海洋等資源的攫取為基礎。21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尤其是資本主義在拉美地區的發展，是建立在采掘資本基礎之上的，即資本為追求利潤而對自然資源采掘進行投資，這被稱為“新采掘主義”。以出口為導向的資本主義農業生產，常常需要壟斷自然資源，消耗且破壞自然資源，因此是一種“農業采掘主義”。
上述國際學術界的研究主要針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各類資源攫取，這些現象在中國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現。在土地方面，自2006年因實施土地增減掛鉤而導致農民“被上樓”現象，自2013年因推動土地流轉而導致土地集中現象，其中都不乏資本的推動和交易的思維。在鄉村社會，權力精英、經濟精英或外來資本等承包農地、池塘或宅基地、景觀等，發展現代農業、水產養殖或民宿旅游、鄉村旅游等，已經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所有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否是一種土地攫取或水攫取？但至少也是一種土地集中或水資源的集中，而且規模巨大。在環境方面，到處可見的光伏發電、風力發電、水電等建設，都以清潔能源或新能源的名義，被看作天經地義的綠色發展之路。而國家公園、森林公園、生態公園、濕地公園、保護區等的建設，都以生態建設之名，成為很多地方爭取上級財政投資、打造地方名片的常用策略。這些以環保、綠色、生態為名的各種發展行動，對小農戶生產和生計是否帶來了影響，或者是否造成了社會不公平？類似這些問題或許可以讓我們思考這些行動是否可以算是一種綠色攫取。在采掘方面，在素有“煤炭之鄉”的山西省以及能源礦產資源豐富的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和陜西省榆林市等地區，經濟發展曾以自然資源的采掘和初級產品的輸出為支柱。而在2008年前后的太行山區，雖然鐵礦石中的全鐵含量非常低，但由于城市房地產行業的帶動，那里被開采得千瘡百孔，若想恢復原有山貌，其成本將遠遠超過鐵礦石采掘所帶來的收益。隨著新能源汽車的普及，新能源礦產的開采也成為近年來的熱潮。此外，作為重要的傳統采掘業，石油和天然氣的開采在中國也涉及較為廣泛的地區。
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受上述各種資源攫取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農村、農民、農業和土地，對此，國際學者已經從政治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學科視角展開深入研究，積累了大量學術成果。而中國的農村研究對此雖有少量關注，但遠未形成氣候，尤其是缺乏批判性的思考和分析。在國內的大量學術研討交流中，資源攫取也未成為主要議題。
三是關于發展正義。國際學術界在關注氣候變化、各類資源攫取等新主題時，還十分關注發展進程中的各類社會正義問題，如環境正義、氣候正義、碳正義、能源正義、生態正義、綠色正義、食物正義、水正義、農政正義等。這些也是前述兩個國際會議熱烈討論的主題。正義是政治哲學、法學、倫理學等學科的經典主題。而在發展進程中新近涌現出來的環境危機、氣候變化、碳匯交易、能源轉型、生態退化、綠色增長、食物安全、水資源利用、土地獲取等議題，無論是它們的既有影響還是針對它們的政策行動，在不同地區和不同群體之間，在損益分配、差異認同和決策參與等方面，常常形成不公正，尤其是，貧困和弱勢的地區和群體往往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而相對于城市來說，貧困和弱勢的地區主要指農村；貧困和弱勢的群體也主要生活在農村地區。在此方面，國際學術界已經有大量的學術研究和成果積累。
例如，在環境正義方面，研究發現，富裕國家以零成本或低成本處理工業發展以及人類活動所帶來的排放物和廢棄物，從而實現利潤增長；一些企業因為沒有為社會成本和環境負債買單，所以利潤較高。但是，造成環境惡果的國家和企業逍遙法外，而貧窮國家尤其是農村人口卻要無端承受代價。雖然農村人口也會利用自然，但他們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基本需求，以維持生存和生計。與此相反，強勢群體利用自然的目的是為了攫取財富和滿足欲望，他們掠奪資源，對環境造成毀滅性破壞，但卻不會擔負生態危機的后果，而環境破壞的惡果常常落到弱勢的農村人口的頭上。
在氣候正義方面，研究發現，人類在溫室氣體的排放上存在巨大不平等，發達國家長期大規模的排放導致了全球變暖，并在富國與窮國、富人與窮人、城市與農村之間制造了生存不平等和發展不公平。顯然，那些排放量超過平均值的國家和民眾應當承擔責任，而貧窮國家在氣候變化上并無明顯責任。然而，事實是貧窮的國家和地區，尤其是農村的人口，在遭受著氣候變化帶來的威脅。國際學者指出，氣候危機將對土壤造成負面影響，并導致蟲害增加、降雨量減少、極端天氣事件加劇，因此，從長遠來看，土地改革和資源賦權未必一定能夠確保農村貧困人口的生計安全。氣候變化的影響以及目前形成的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可能會從根本上重構農村的景觀和生計，農村經濟結構可能面臨激進的調整，貧困農村人口的利益可能無法得到保障，一系列進一步的不公正或將出現，農地、林地和食物的沖突或將更加嚴峻。
在目前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中，最常見的思維便是“用錢解決問題”，即碳交易，由此出現了大量關于碳正義的研究。在全球森林碳交易與“減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REDD)計劃中，一個地方森林或土壤中的碳與世界上另一個地方污染排放中的碳被認為是可以通約、可以交換的。因此，在一個地區土壤和森林中的碳封存就意味著碳信用，可以被出售，用以抵消其他地區的氣候影響，以減緩氣候變化。這樣，非洲及其他地區的一些國家將農村大量土地用在這個計劃上。他們通過圈地封育和市場化過程，使得林木所有權以及碳儲存被新的產權關系和新的林區權力關系控制。其結果往往是將一系列權利讓渡給開發商、投機者等地方精英。這樣，農村人口和森林的關系就被徹底改變了，農村人口的生計類型也被根本改變，狩獵、采集以及在特定區域放牧等生計方式將不再可能，而且還會造成農村人口流離失所以及爭端和沖突等問題。
這些做法顯然造成了嚴重的不公正，因為小農和小農農業并不是氣候危機的制造者。有學者對比了小農農業和現代農業這兩種生產方式。結果發現，美國愛荷華州和伊利諾伊州現代方式的玉米生產的“能源投入產出率”低于墨西哥農村古老的玉米栽培體系，因為墨西哥農民在勞作中主要利用畜力和自身勞動力，較少使用化石燃料。當然，墨西哥農民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貧困，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出貧困與動用能源排放更多二氧化碳之間的利弊關系。可見，相比現代農業，傳統小農農業消耗的化石燃料更少，對氣候變化的影響也更小，而且，可持續的小農農業還能給地球降溫。但是，大量的貧困農民卻被強制采取行動來應對氣候變化，他們的土地被圈占，他們被禁止到湖里捕魚、到森林采集，這些都嚴重地影響了小農戶的生計和生活。
此外，世界范圍的能源轉型、生態退化、綠色增長、食物安全、水資源利用、土地獲取等方面也會誘發一系列社會不公正問題，因此，國際學術界出現了關于能源正義、生態正義、綠色正義、食物正義、水正義、農政正義等方面的系列學術研究成果。
雖然這些都是針對世界其他地區形成的學術研究成果，但這種方面的不正義現象在中國也比較常見，對正義進行討論和研究的重要性在中國不言自明。在前文提及的2008年前后的太行山區，礦產開發的熱潮導致河道斷流、水質污染、地下水位下降，但采礦的收益大都落入少數精英和富人的腰包，而環境成本卻需要村莊的所有普通百姓承擔。如此發展模式的結果是利益私有化和代價社會化，即利益由權力和資本分肥，環境等代價則由弱權百姓承擔。這顯然是發展方式和環境影響方面的不正義現象。
在中國，環保問題和生存問題在農民身上同時表現出來，具有共時性。面對廣大的中國農民群體，如何憑借環保概念擠壓基本的生存問題，抑或如何憑借生存概念擠壓環保問題？同時，環保問題涉及多代人的正義，而生存問題涉及一代人的正義。這些都需要學術界進行深入分析和闡釋。例如，河北省某縣以環保之名關閉大量小農戶養殖場，給農民造成巨大經濟損失。一位村書記哀嘆道，“環保政策一刀切之后整個村子的支柱產業就沒了”。在高壓環保政策對鄉村產業的束縛之下，農民對城鄉之間的不均衡發展愈發不滿，湖南省一位農民說，“守著金山銀山依然貧窮，村莊的發展前景被人為鎖死了，實質上是為了城市的發展犧牲了農村”。
再如，近年來，為了防治大氣污染，國家禁止農民焚燒秸稈，但農民認為焚燒秸稈是他們多少年來的做法，而禁止焚燒卻帶來了病蟲害加重、化肥農藥用量增加等問題。有些地方嚴看死守村民燒秸稈，光干部餐食費就花了十多萬元，最后還是燒了。陜西省某地的農民長期采用一種傳統的制肥方式， 即通過燃燒雜草、秸稈等獲得草木灰， 并將其與燒過的土混合起來作為肥料，當地農民稱之為“火糞”。由于制作過程產生廢氣，近年來“火糞”被國家禁止燒制， 大部分農田改用化學肥料增肥。農民表示，相較于之前用火糞， 現在每年要多花好幾百元錢買化肥。此外，農民還表示，當地空氣凈化能力強， 燒火糞并不影響空氣質量。而現在，即使政策上不允許燒制，其實很多農民還是會晚上偷偷燒。農民認為禁止燒火糞沒有道理，因為正是老祖宗一輩子一直用的火糞，才讓莊稼不生病，因此，每年都得這么干。
此外，在中國很多農村地區，野生動物快速繁衍造成大量農作物以及水產品減產，影響農民農業收入，嚴重制約農民種養殖積極性，甚至導致土地拋荒，直接威脅糧食安全。浙江省的一位農民說，“自從納入國家公園保護地，野獸越來越猖獗，種糧越來越難，莊稼都被糟蹋掉了，老百姓辛苦一年什么收成都沒有”。陜西省的一位留守婦女說，“我在林下種了幾十畝魔芋，全被野豬毀完了，但野豬又是國家保護動物，你又不能傷害它，有什么辦法呢”。
上述案例顯然都涉及環境正義、氣候正義、生態正義等方面，而我國對這些方面的社會科學研究非常不夠。這其實并不利于有效應對環境危機、氣候變化、生態退化等問題。即使我們在這些方面有少量研究，但也缺乏批判性思維，似乎只要對這些方面進行關涉正義的討論和分析，就是反對環保、不關心全球變暖、不關心生態。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一味地譴責小農戶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不應該讓農村的低收入人口和邊緣人口不公平地承擔向低碳經濟過渡的成本，更不能以環境保護、空氣質量、生態修復之名對農民和農村進行各式攫取和掠奪，而是需要通過研究向社會說明不同地區和不同群體在發展轉型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代價。
除了前面列舉的關于氣候變化、資源攫取和發展正義這三類主題之外，還有一些國際農村研究的重要主題，在中國的農村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關注。這些其他重要主題包括：(1)食物方面，如食物體制、替代食物體系、食物主權、食物—能源—水資源聯系等；(2)農業生產方面，如農業金融化、農業資本主義等；(3)社會再生產方面，如無酬勞動、照料等；(4)政治方面，如氣候政治、水政治、承認政治、生計政治、發展政治、新分配政治、農政運動等；(5)安全方面，如文化沖突、地區戰爭、和平締造等；(6)發展方式方面，如去增長、無增長的繁榮等。這些主題或是國際農村研究的重要內容，或對農業、農村、農民和農地產生重要作用和影響，因此成為國際農村研究的重要議題。
二、中國農村研究對國際理論體系缺乏深入理解
對上述新主題的社會研究，國際學術界通常采用五大理論框架進行學術分析，這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界的高度共識。而這五大理論框架正是國際學術界在過去百余年里對“農政問題”和“農政轉型”進行研究和對話過程中形成的。
農政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卡爾·考茨基于1899年提出的概念。它是指，“為了建立向更高社會形態過渡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基礎，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農業生產方式、農地所有權形式、農民群體和農村社會是否以及如何發生哪些轉型和變化，需要采用什么樣的政治動員以及制定什么樣的國家政策來促進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的轉型和發展”。農政轉型是指在國家發展進程中，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的結構關系和制度安排的轉變，尤其指在農業生產形式、農地所有權形式、農民群體分化和農村社會管理與治理等方面的轉變。歷史經驗表明，農政問題是實現國家發展的核心議題。若一個國家的發展出現問題，常常是因為沒有處理好或解決好農政問題。可以說，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無法脫離農政問題，都必須恰當理解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的性質和功能，必須找尋適當的農政轉型道路，實現適當的農政變遷。
對農政問題和農政轉型的學術闡釋主要包括五大經典理論框架，即馬克思主義、民粹主義、新古典與新制度經濟學、生計框架、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這五大理論框架被用于不同歷史階段和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農政研究之中。
一是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考茨基為代表的經典馬克思主義者，在唯物史觀與階級分析的思想指導下，論述了農業發展與現代化、農民分化與無產階級化、城鄉差別與城鄉一體化以及土地集中與公有制的基本思想。在強調農業的基礎性地位和重要作用基礎上，經典馬克思主義論證了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的歷史必然性，并主張發展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效率。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農民分化與無產階級化既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驅動力，也是必然結果，并且辯證地指出具有落后性的小農必會走向消亡，但國家不能強制消滅小農。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必然要經過工業排擠農業、城市盤剝鄉村的歷史過程，但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必將“消滅城鄉差別”、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的發展必然要求土地集中，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土地私有制將被公有制取代，并采取農民合作的方式進行組織化經營。伴隨經濟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盛行，當代新馬克思主義者將經典馬克思主義所聚焦的生產領域拓展到市場領域，主張雇傭勞動并非農業轉型的必然特征，而市場關系則成為重要指標，并指出農民分化也具有多元復雜性。
二是民粹主義。以恰亞諾夫為代表的民粹主義傳統非常重視小農農業生產的獨特性和縱向一體化的組織形式，在“生存小農”的價值結構中探討農民“貧富循環”的分化規律以及農民未來穩固存續的命運。民粹主義聲明土地的權利屬性，重點探討土地社會化的分配形式以及土地合作制的未來利用形式。民粹主義以村社特性和基礎結構立論，重視村社文明的超歷史性，并在社會轉型中關注鄉村特殊的發展道路和鄉村價值的留續。結合社會情勢的變化，民粹主義農政研究論域的拓展集中在對全球社會普遍興起的“再小農化”的理論分析以及社會反向運動的實踐倡導方面。
三是新古典與新制度經濟學。新古典與新制度經濟學從理性經濟人的基本假設出發，將農民視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個體，將農業視為通過要素最優配置而實現效率目標的生產過程。作為要素資源的農地，新古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理論訴求是完善產權與促進市場流轉。新古典與新制度經濟學認為農村就是農民生活的聚居地，而不太關注農村社區的內部關系與文化價值等方面。在中國，新古典與新制度經濟學并不陌生，雖然其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發展的歷程影響顯著，但學術界圍繞其對中國現實的解釋力問題始終存在爭議。在此背景下，有學者嘗試從中國轉型的實際經驗出發，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縱向分析框架，為宏觀角度的中國農政轉型分析提供了一個新路徑。
四是生計框架。生計框架是一種自下而上、以人為中心、地方主導的分析框架，起源于對不同地方的人們如何謀生的關注，基本假設是“窮人并非一無所有”。生計框架以農戶為基本單位，集中于微觀層面的分析，切入點是農戶的優勢而非需求，重點分析農戶的生計資本、內生潛力及其采取的生計策略。生計框架認為農業只是窮人獲取生計資源的一種策略，并強調關注個體和農戶所從事的職業、維持生計的多種方式和復雜生計活動的組合。生計框架將農民視為具有能動性、能夠利用各種資源積極構建生計策略且有能力影響社會結構的行動者。生計框架關注土地與貧困的動態變化過程、社會結構對于土地資源獲取的影響、圍繞土地資源分配及其組合與利用的微觀實踐。生計框架因其工具主義化和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復雜的政治和權力關系，并因此受到政治經濟學的批判。
五是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批判侵奪自然、剝奪人的現代資本主義農業，主張重新審視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發展后現代農業。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主張用話語分析的方法，研究國家和市場力量推動下的農村變遷和土地權屬安排。通過論述作為主體的人的消失，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著重指出農民如何在發展和變遷中被問題化為需要改造的對象、在流動中被規訓為馴服的客體或剩余的勞動力。這一理論從話語、權力、規訓、生命政治等視角批判和質疑了啟蒙主義的哲學基礎和進化論的發展主義觀念，創造了多元敘事的空間和可能，為解釋農政變遷提供了另一條理路。
除了上述五大理論框架之外，目前還有另外兩個理論視角正在不斷發展和完善之中，即性別視角和政治生態學。這兩個理論視角對現代化發展進程中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的功能理解以及農業生產方式、農地所有權形式、農民群體和農村社會的轉型變化，有著不同的理論建構和價值指向。尤其是當氣候變化和環境生態問題正在成為當今世界急迫挑戰的情況下，政治生態學正在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分析框架。
誠然，上述有的理論框架在中國學術界已經被廣泛采用或討論，如馬克思主義、新古典與新制度經濟學、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等。但是，將這五大理論框架用作對農村研究主題的理論指導和分析工具，在中國的農村社會研究領域，并沒有得到足夠的認識和理解。事實上，在國際農村研究領域，不僅這些理論框架被分別用于不同主題的學術研究，而且學界越來越多地嘗試將不同的理論框架進行結合，如生計框架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生計框架與政治生態學的結合等。在此過程中，學者嘗試通過一系列簡潔明了的研究問題來指導農村研究的開展。例如，在對農村政策、發展行動、農民生計等主題的研究中，下面六個問題分別結合了馬克思主義、生計框架和政治生態學的思想，可以很好地指導研究的開展和對研究資料的分析。換句話說，若我們對農村研究無從下手，則可以嘗試從這六個問題入手。
(1)誰擁有什么？這是指財產的社會關系，即生產與再生產資料是如何被分配的，涉及產權和所有權問題。作為農業生產的基礎，土地的權屬關系尤為重要。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土地被大量轉化為私人財產、轉化為商品。
(2)誰從事什么？這是指勞動分工，由社會關系決定，如生產單位內從事相對專門活動的工作人員之間的社會關系，生產不同產品的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性別關系，農業社會以及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關系等。
(3)誰得到什么？這是指勞動產品分配的社會關系，涉及收入和資產問題以及長期積累模式、社會分化過程與經濟分化過程等問題。“收入”并不僅僅指貨幣收入，有很多“勞動成果”并不是貨幣收入的形式，如小農用于自己消費的產品、家務勞動以及其他無酬勞動的成果。
(4)他們用獲得物做什么？這是指消費與積累的社會關系，涉及一系列生產生計策略及其對消費方式、社會再生產和儲蓄及投資模式的影響等問題，關注的是生產與再生產的不同社會關系如何決定了社會產品的分配與使用。
(5)社會和國家內部的各階層、各群體是如何互動的？這是指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關注的是社會內部以及公民與國家之間的社會關系、制度及支配形式。這些都對農村發展和農民生計產生影響。
(6)政治變化與生態變化是如何相互影響的？這是指政治與生態的關系，涉及政治生態學的問題。正如生態建構了政治一樣，政治也建構了生態，因此需要關注環境變化如何影響發展和生計活動，以及發展和生計活動又如何通過多種方式影響環境等問題。
三、中國農村研究對中國故事講述缺乏精準把握
講好中國故事是當今中國社會科學學者的時代使命和責任擔當。的確，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際社會對此興趣濃厚。但是，到底如何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在我看來，最關鍵的方面并非是講述的方式或話語的策略，而是在于選擇可以講述的故事本身。在此方面，有些學者習慣使用各種浮在云端的“大詞”，無論是學術文章還是社會討論，從一個大詞到另一個大詞，最終令受眾感到“抓不住、摸不著”，即很不接地氣。試想，當講述者自己都沒有切身感受的時候，如何能夠讓受眾對其所講的故事產生共鳴？
中國發展涉及方方面面，但中國故事的講述不可能包括中國發展的所有方面，一方面從客觀上未必能夠做到，另一方面從國際受眾角度來看并非所有方面都能令他們產生觸動。因此，我們需要選擇，需要選擇那些對國際社會來說是最精彩的中國故事，而不能只是我們自己認為是最精彩的故事。當然，最精彩的故事也一定是真實、具體、能觸及普通人生活世界的事情。那么，中國發展中的哪些方面對國際社會和國際受眾來說會是最精彩的故事？這就需要對國際社會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對于社會研究者來說，我們需要對國際學術研究的核心主題和主要思潮有精準的認識和深入的理解。相反，若我們的社會研究與國際學術界越來越“脫鉤”，若我們對國際新涌現出來的研究主題缺乏足夠關注、對國際理論體系缺乏深入理解，那么就不可能把握好應該向國際社會講述哪些故事。
我曾于2014年調研巴西“無地農民運動”(MST)在農村地區通過強占土地而建立起來的農民社區，于2015年調研南非的無地農民在鄉村依靠農業生產而聚集起來的農民社區，于2017年和2019年分別調研俄羅斯經歷私有化轉型之后的村莊治理和農民產業，于2024年調研哥倫比亞結束52年武裝沖突之后農民在分得的土地上建立的集體合作農場和農民在原地主種植園上建立起來的保護區。在所有這些地方的鄉村，都能看到大片甚至一望無際的農田，與中國很多鄉村所見的細小地塊形成鮮明對比。但是，當我講述中國農村的土地面積很小，但每個農村家庭都分得“一畝三分地”時，這些國家的農村研究者和農村人口都表現出濃厚興趣，甚至激動不已。他們對中國的農村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的歷史有一定了解，甚至中國共產黨早期在農村開展工作的思想和口號都被他們用于在其國內開展的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之中。但是，對于我這個出身農村的中國學者來說，我開始并不能夠完全理解國際同行和國外農民的強烈反應。因為對我來說，家里有“一畝三分地”似乎并不是什么令人興奮的事情。自我記事起，家人就在生產隊集體種地，上初中時村里開始分地，后來知道那是在實施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村集體的土地按照家庭人口數量絕對平均地分配給每個家庭，實行家庭經營。這成為幾十年來中國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對于我們那個年代的農村青年來說，逃離農村、跳出農門曾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因此，當國外的很多農村研究學者和農村人口對中國農村每家有塊地的現實感到興奮的時候，我并不十分理解。后來，通過與國際學者的討論交流和對國際文獻的研究學習，我慢慢認識和感悟到，無論是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還是哥倫比亞主要由農民組成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抑或南非的無地農民群體，他們夢寐以求的目標，也是他們開展社會運動甚至武裝斗爭的目標，常常就是獲得土地。而中國在此方面早已實現了這一目標，因此成了很多國外農村和農民希望學習的榜樣。
此外，前些年我們曾經組織主要來自非洲一些欠發達國家的留學生調研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發展。開始幾年安排的調研地點主要在浙江省、山東省、北京市等相對發達省份的農村地區，調研內容大多涉及現代農業和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而在2023年，調研地點安排在了河北省易縣的桑崗村。這是太行山區的一個極為普通的村莊，距離北京190公里，全村共173戶，654人。該村耕地770畝，林地1000多畝。村莊至今保存著較為典型的小農農業形態，通過種植、養殖的結合實現人與自然的協同生產。旱地和水澆地主要產出玉米、紅薯、花生、土豆和各種雜糧。林地則產出核桃、板栗、柿子、桃、李子、杏等林果。當地每個農戶都擁有一片小菜園。家庭養殖仍以鄉土方式為主，主要產出有土雞、土鴨、柴雞蛋、鴨蛋、農家豬、山羊等。另外，紅薯粉、紅薯干、燒餅、鹵水豆腐、柿子餅等是該村獨具特色的鄉土加工食品。但就是在這樣一個資源稟賦不具優勢的中國普通村莊，農村人口依靠自己的勤勞以及中國政府對小農戶和農村發展的支持，過上了體面的生活，留學生對此敬佩萬分、感動不已。他們認為這樣一個極為普通的中國村莊，已經達到了他們國家城鎮的生活水平和繁榮程度。我們發現，留學生調研這個普通村莊的體驗和感受，明顯比他們此前調研發達地區和現代農業時強烈得多，這是因為，與他們自己的國家相比，對這樣一個普通村莊的調研，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現出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的精神氣質，以及中國政府對普通小農戶和普通村莊的支持。
通過對國際農村領域的認識理解和與國際農村學術研究界的討論交流，我深切地感受到，在中國的農業農村發展過程中，有些我們中國學者自己并不以為然的方面，也許正是國際社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和農民最感興趣的事情。這些方面正是我們需要講述的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精彩故事，下面列舉幾個例子。
一是中國的農地制度。中國1949年前后的土地改革實現了農村土地從封建地主所有制向農民所有制的轉變，之后經歷了集體化過程。而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還進行了兩次重大的土地制度創新，第一次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現了土地集體所有權和家庭承包經營權的“兩權分離”，從根本上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第二次是實行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的“三權分置”，堅持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有農村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這是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關鍵。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剝奪和非法限制農民承包土地的權利。”
二是中國政府對小農戶的支持。自家庭聯產承包制確立后，以小農戶為主的家庭經營成為中國農業經營的主要形式，“大國小農”成為中國的基本國情農情。根據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2016年中國小農戶數量超過2億，“小農戶從業人員占農業從業人員的90%，小農戶經營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70%”。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并出臺支持小農戶的系列政策，從提升小農戶發展能力、提高小農戶組織化程度、拓展小農戶增收空間、健全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四個方面引導小農戶進入現代農業的軌道。
三是中國政府對農村建設和發展的投入偏向。中國政府始終將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定位為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作為現代化建設的一項重大原則。自鄉村振興被確定為國家重要戰略以來，國家政策資金不斷向農村建設傾斜，為農村建設與發展提供財政保障。截至2023年底，全國已累計建成高標準農田超過10億畝，已超過全國耕地面積的一半；完成水利建設投資11996億元，較2022年增長10.1%，全國農村自來水普及率達到90%；互聯網普及率為66.5%；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超過73%，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達到40%以上，生活垃圾得到收運處理的行政村比例保持在90%以上；新改建農村公路18.8萬公里，已實現具備條件的鄉鎮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
當然，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更多。但我的目的是用這些例子說明，中國農村研究界尚未能夠準確把握應該講述哪些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故事。我們需要認識到，在中國國家發展和中國社會科學發展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時，中國社會科學界與國際接軌還遠遠不夠。我們常常并不掌握國際社會科學的發展動態，不了解國際社會科學界正在研究的主題和已經取得的成就，甚至出現對外越來越“脫鉤”的趨勢。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并非否定中國社會科學自主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非要求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一定要生搬硬套國外的理論框架與價值關懷。當然，在我看來，社會科學的國際化和本土化是實現學術發展的統一體，根本不存在對立或排斥的關系。沒有國際化的本土化只能算是自說自話，而沒有本土化的國際化則是不說自己話。因此，關于社會研究國際化還是本土化的論爭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為了推進高質量中國社會研究，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我們不能關起門來自說自話或只說大話，我們需要腳踏中國大地，放眼國際視野，與國際學術界充分接軌交流。我們既要向世界呈現中國本土化主題和制度文化的研究成果，也要關注國際學術界的議題和理論轉向；既要發揚中國社會科學的風格與氣派，也要感受國際學術文化的品格與氣質。總之，中國的社會科學，包括中國的農村研究，需要更加緊密與國際接軌，而不是對外“脫鉤”。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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