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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亮升:農民之子的道德內涵批判

[ 作者:陳亮升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25-01-15 錄入:王惠敏 ]

從廉潔警示教育電視專題片中,我們常看到一些被紀檢監察部門查處的各級官員在灰白濾鏡下痛心疾首地懺悔自己的腐敗墮落歷程。他們中不乏以“我是農民的兒子”、“來自貧苦農村家庭”這樣的話語來描述自己的出生境況。久而久之,“農民的兒子”已然變成一個備受爭議的字眼。媒體和評論者紛紛澄明腐敗與農家出身甚至貧窮經歷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關聯性。腐敗分子標榜自己農民之子的身份充滿了道德虛偽。這樣的表達話術非但不能為自己博得他人的共情,反倒還會給現實中農民的兒子群體本身造成污名化的影響。筆者認為,在反腐倡廉的語境下,農民之子作為一個充滿特殊道德色彩和道德含義的概念,本身不宜被特別強調。農民之子絕非意指生物學上的血緣親屬,而是更多地指向某些人為道德建構的內涵。如果不祛除籠罩在農民之子上的道德魅惑,那么腐敗分子仍然可能繼續心安理得地用“我是農民的兒子”這類套話來虛偽地表達自己的悔過之情。由此,當事人現身說法的警示教育效果就會大打折扣。本文將從“農民”和“兒子”兩個方面批判地檢視農民之子的道德內涵,并嘗試結合文化社會學的視角重新審視農民之子背后人群的非道德內涵。

一、 農民之子是淳樸善良的化身?

腐敗落馬官員之所以愿意表露自己作為農民之子的身份,從根本上講是因為他們在價值上將農民群體默認為淳樸善良的,因而農民的兒子在道德上也相應地是淳樸善良的化身。所謂默認農民群體淳樸善良,通俗來講就是人們骨子里堅信生活在鄉村、世代以土地維系生計的莊稼人們,其內心深處的品質是純潔而美好的,他們彼此之間沒有互相害人之心。農民固然可能不具備高深的文化知識,但是他們擁有最基本的是非觀和同理心。生活的閱歷可以教授農民樸素的道德智慧。具體而言,農民的淳樸善良至少體現為吃苦耐勞、真誠善良、低調踏實、隱忍克制、堅毅自強等美好的道德品質。對這些品質的頌揚和描繪既可見于文學作品之中,也可見于腐敗落馬官員的懺悔錄中。如果在道德上將農民默認為淳樸善良的化身,那么一個人以農民之子自居就無疑是為了顯示他在政治生活領域原本并不狡猾邪惡的本性。惟有把曾經的自己設想為淳樸善良的,才能在邏輯上自然過渡到現如今道德敗壞,不得不身陷囹圄的道德敘事之中。

然而問題是,我們有什么理由確信“農民”在道德上一定是淳樸善良的化身?有沒有一種可能——把農民群體設想為淳樸善良的,這本身不過是人們一種過于理想化的成見?文學創作者們,甚至號稱來自農家的官員自己也許并沒有他們自認為的那般了解農民群體。換言之,他們對農民群體的并沒有真正全面的認知,而是僅憑田園牧歌式的想象勾勒出農民的道德輪廓,進而把這個群體在道德層面高高捧起。一旦農民的后輩出現越軌的行為,在不損害農民群體美好道德本性的前提下,對越軌之人最自然的指摘就是抨擊他道德敗壞,或者譴責他道德淪喪。把農民之子默認為善良淳樸的化身,這一邏輯設定令人生疑的地方在于:農民似乎被剝奪了道德上狡猾邪惡的可能性。他們只能就其本性而言是淳樸善良的。否則,農民之子對自己腐化墮落以至于變壞的痛定思痛和追悔莫及就變得不可理解。平心而論,假使農民也能夠是狡猾邪惡的,甚至我們不妨大膽地假設農民在本性上具有自私性、貪婪性和狹隘性,他們吃苦耐勞、隱忍克制都是不得已的,那么一個人即便因為腐敗問題而落馬,恐怕也不會在懺悔時聲淚俱下地講述自己是農民的兒子。

二、 農民之子是乖巧懂事的象征?

腐敗落馬官員樂于以農民之子自居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兒子”本身并不被簡單地理解為生物學上的晚輩。在農民之子的表述中,“兒子”蘊含著深厚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文化意義。它象征著乖巧懂事的道德品質。當一個人愿意說“我是農民的兒子”,這至少表明他在價值上認同乖巧懂事是一種值得追尋的美好品德。所謂農民之子的乖巧懂事,大體說來就是從內心深處體察農民的疾苦,體會農民的不易,多為農民造福,時刻擺正自己位置。無論身處何種崗位,都盡力做到不張狂,不忘本。就乖巧懂事的具體表現而言,它可以展現為一個人的感恩、孝順、忠誠等等道德傾向。對此,我們同樣可以從相關的文學作品以及落馬官員的懺悔書中獲得充分印證。如果在道德上把乖巧懂事默認為“兒子”之為“兒子”的本性,那么一個人說他是“農民的兒子”正是為了極力凸顯他在政治生活領域原本并不叛逆任性的面相。腐敗落馬官員只有在道德上默認自己最開始是乖巧懂事的農民之子,進而才能情理通順地追悔他何以在大權在握后竟然逐漸迷失自我,遺忘初心和本心,淪為對組織不忠誠、不老實、表里不一,陽奉陰違的兩面人。

問題在于,我們憑什么相信“兒子”在道德上永遠是乖巧懂事的象征?與人們出于主觀偏見一廂情愿地將“農民”默認為淳樸善良的化身類似,我們也極有可能只是出于道德的成見將“兒子”不加反思地認定為乖巧懂事的代名詞。對于“兒子”本身固有的非道德內涵,我們若不是缺乏正視,則大概率是對之選擇性忽視。事實上,“兒子”不可能總是乖巧懂事的象征。在羽翼沒有豐滿,大權尚未在握時,一個以兒子身份自居的人完全有可能表現出孝順、感恩、忠誠等美好品質。然而,一旦占據重要崗位,掌握絕對權力,“兒子”就可能物欲、權欲不斷膨脹,漸漸忘乎所以。他叛逆又任性地把自己抬升為“老子”,由此農民的父親輩分實際上遭到“兒子”的羞辱和挑戰。因此,只要稍加考慮“兒子”在道德上叛逆任性的可能,那么一個人便難以繼續若無其事地宣稱自己是農民的兒子。

三、農民之子作為階層旅行者的縮影

盡管我們可以從學理上批判和解構農民之子被人為賦予的特殊道德內涵,但是農民之子背后的實際人群卻是活生生的、無法被取消的。一個人生于鄉村農民家庭是無可改變的事實,但是這不應成為限制他對美好生活追求的障礙。在現代化進程中,數以億計的當代中國人離開祖祖輩輩居住的鄉村,滿懷對美好未來的憧憬來到無親無故的城市定居生活。相較于空間的遷移,人們更在意的是階層的跨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至今,越來越多生于農村家庭的孩子通過自身的勤奮努力,不斷接受優質的教育,最終擺脫祖輩的生活與勞作方式。大量來自鄉村的80、90后們,正日漸成長為都市工薪領域的中間力量。在一些鄉鄰眼里,這些今生不必面朝黃土背朝天的體面工作者是令人羨慕甚至嫉妒的“別人家的孩子”或“天生讀書的料子”。文化社會學研究者則傾向于把這些通過接受優質的高等教育實現階層跨越的人稱作“階層旅行者”(class-traveler)。顯然,拋開上文中論及的道德面紗,農民之子就是當代中國社會中階層旅行者的一個縮影。

與活躍在金融、醫療和教育等領域的農家階層旅行者類似,農民之子渴望在關乎公共生活的政治領域通過 “做官”實現階層旅行的人生意義。從過往的經驗來看,農家子弟的階層跨越注定是一場艱難的自我文化修煉。文化心理學研究者們認為,每一個志在順利實現階層跨越的旅行者必須付出相應的文化代價,例如克服多重羞恥感、回報家庭的愧疚感以及秉信賢能主義的幻滅感。然而,對于廣大農家階層旅行者而言,階層跨越向來也是一段充滿誘惑和冒險的旅程。在此旅途中,參與者不僅需要提升過硬的文化素質,更要磨礪堅定的道德品質。過往的種種教訓已然表明,沒有與才能和崗位相匹配的品德,一個躊躇滿志的農家階層旅行者極有可能不期遭遇“腐化墮落”、“翻車落馬”的人生悲劇。就此而言,作為階層旅行者縮影的農民之子在概念層面雖然不再具有特別的道德內涵,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農民之子在實現階層跨越的旅途中無需充實自身的道德品質。

農家階層旅行者們得益于自己特殊的成長環境以及父輩耳濡目染的諄諄教導,在其心智成熟的年齡大多可以積蓄足以支撐他們未來展開錦繡前程所需的道德品質,諸如吃苦耐勞、真誠善良、低調樸實、冷靜克制、堅毅自強等等。在所有令農家階層旅行者堪當大任的道德品質里,有一種品質十分重要,卻又經常被遺漏,直到當事人身陷囹圄,迷途知返之際才被想起。這一品質就是關乎農民之子在階層旅行中行穩致遠的清正廉潔。毋庸置疑,一個農民之子,無論其業務能力多么精湛,行事風格多么果敢,只要他是不廉潔的,就有被權力反噬的危險。與其他諸多品質的修養方式不同,清正廉潔僅僅靠父母耳提面命的感化教育,或者指望自身良心發現的自律覺悟,并不能穩固地在農民之子內心深處扎根。權力在握的農民之子要真正體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還需依靠政治制度的制約和監督。

值得注意的是,在進行政治制度的設計時,以探討人性奧秘而著稱的英國大哲學家休謨在兩百多年前就給出提示——必須把每個政治活動的參與者設想為無賴之徒。盡管農民之子在現實中可能是淳樸善良的,但是在進行制度設計時,我們仍應當將其設想為狡猾的、叛逆的。就像人們不會自發變得正義一樣,廉潔亦是如此。中國古人曾用直白的俗話表明,公人見錢如蠅見血。對于眾多歷經千辛萬苦考取功名的階層跨越者而言,千里去做官,為的是吃和穿。依據現代人的智慧,在引導人性向善的路上,我們永遠不要過于相信道德說教的力量。唯有借助人為制度設計的干預,狡猾而叛逆的農民之子才有可能做廉潔之官,讓權力真正為民所有,而非僅滿足個人私利或服務個人私欲。因而,把農民之子設想為狡猾而叛逆的,借助防御性的人為制度范導,農民之子人性中美好的道德品質反倒更易于發育出來。相反,假如一開始就默認農民之子是淳樸善良的、乖巧懂事的,而對農民之子的狡猾邪惡、叛逆任性缺乏制度的防范,那么農民之子的品性很可能朝著美好的背面野蠻生長。

綜上所述,官員腐敗與其出生境況之間并無本質關聯。“我是農民的兒子”這類話語之所以常常出現在一些腐敗落馬官員的懺悔錄中,主要是因為農民之子這一概念本身被賦予特別的道德內涵。農民之子被默認為淳樸善良的化身以及乖巧懂事的象征。拋開這一人為建構的道德內涵,農民之子的實質不過是當代中國眾多階層旅行者的一個縮影。農民之子的階層旅行充滿挑戰和風險。為了使其在階層旅行中行穩致遠,我們可以在制度的設計時大膽假定農民之子是狡猾而叛逆的。通過富有防范性的制度引導,使農民之子的美好品德得以塑造起來,從而真正與腐敗絕緣。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華倫理文明研究中心暨哲學系講師,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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