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農村調查報告
【摘要】廣西壯族自治區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總支出和本年收益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處在5 個民族自治區后列； 影響區域內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差異的因素除了村域區位和非農產業發展外，主要表現為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在資源配置和管理上。建議國家在“十二五”脫貧攻堅計劃中增加支持村級集體經濟轉型發展的相關政策，同時清理村組集體資源、資產和資金，培訓提升村組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配置與管理集體“三資”的能力。
【關鍵詞】民族自治區； 村級集體經濟； 集體“三資”； 經營方式
一、前 言
民族自治地區是中國區域經濟中的特殊類型地區＊＊之一。民族自治地區經濟發展相對遲緩，農村貧困人口比例大、抗風險能力弱。2009 年中國民族自治區（5 個自治區、50 個自治州、120 個自治縣） 的貧困發生率為16.4%，比全國（ 3.8%） 高12.6 個百分點；而且貧困人口繼續向民族自治地區集中，農村貧困人口占全國農村貧困人口（ 3597 萬人） 的54.3%，比上年（52.5%） 上升1.8 個百分點（ 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2010） ，因此成為國家脫貧攻堅必須重點關注的地區。廣西壯族自治區是中國5 個自治區之一，本課題組一直關注這里的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狀況。2011 年10 月下旬，在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業廳經管總站的安排和參與下，課題組先后到南寧市西鄉塘區、欽州市欽南區、防城港市、東興市開展調查。課題組先后與3 個地級市、3 個縣級區（ 市） 農業局分管領導及農業局經管站長座談，了解所到地區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總體情況、做法、經驗和問題； 然后，在每個縣域選擇1 ～2 個鄉（ 鎮） 、每個鄉（ 鎮） 選擇1 ～2 個行政村進村入戶問卷調查。此外，本課題組于2011 年暑期組織大學生在全國開展進村入戶問卷調查，涉及廣西壯族自治區2 縣、5 鎮及24 戶農戶。這樣，廣西調查樣本共涉及 5 個縣（ 區、市） 、8個鄉（ 鎮） 、12 個村、28 戶農戶（ 見表1） 。
二、廣西村級集體經濟的運行狀況
在中國5 個民族自治區經濟板塊中，廣西處于 中國大陸西南方和東、中、西地帶交匯點，而且具有沿海、沿邊、沿江等區位優勢，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廣西成為連接西南、華南及東盟大市場的樞紐。“十一五”期間，經過各級黨委、政府及全體人民的艱苦奮斗，注重發揮區位及經濟地理優勢，全區經濟加快發展，人均 GDP 由 2006 年的10121 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20644 元，五年間增長103. 97% 。但是，在 5 個民族自治區之間比較，廣西經濟發展仍然處在后列。如果將2006—2010 年人均GDP 排名，廣西2006 年為第5 名、2007—2010年始終處在第 4 名。而且，廣西人均 GDP 與內蒙古、新疆和寧夏有較大差距，比西藏略高。2010年，廣西人均 GDP（ 20644 元） 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 29762 元） 的 69.36%。人均 GDP 偏低反映了廣西區域經濟發展滯后的狀況。
廣西區域經濟發展狀況，既與廣西農村經濟發展滯后相關聯，反過來也成為影響全區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處在農村經濟發展“邊緣化”地位的村級集體經濟運行更加艱難。截至 2010 年末，廣西全區共有 1178 個鄉（ 鎮） 、15022 個行政村、270016 個村民小組、1410. 50 萬農戶、3938. 10 萬畝耕地①，其中農戶承包經營3372.72 萬畝，占全區耕地面積的 85.64%，集體“機動地”面積 12.52 萬畝②，占總耕地面積的0. 32%。“機動地”偏少表明處于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嚴重滯后地區的村級集體控制的資源偏少，收入能力因此偏低。
2010 年，廣西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總支出和本年收益分別為17.09 億元、9.92 億元和 7.17 億元，按匯入統計的總村數（ 12617 個） 平均，村均分別為13. 55 萬元、7. 86 萬元和 5. 69 萬元（ 見表 2） ，在 4 個（ 缺西藏） 民族自治區中排名，村均總收入和總支出都是最后一名；但因為村均總支出偏小，本年收益在4 個自治區中名列第一。應該指出，村均總支出偏小，一方面證明廣西農經管理特別是控制村集體支出上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反映出村級集體經濟組織資金流量不足，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廣西村域（ 社區）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及干部待遇偏低。
還要看到，2010 年廣西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總支出和本年收益都只有同年全國平均水平的26. 37% 、22. 04% 和 36. 20% ，與廣東、浙江等農村集體經濟比較發達的省域比較差距更加明顯。比較而言，廣西村級集體經濟普遍貧窮的狀況更加嚴重。按照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當年有無“經營收益”*來統計，2010 年廣西當年無經營收益的村占當年農經統計匯總村數的 52. 93%，在有經營收益的村中，收入低于5 萬元的村達4624 個，占當年統計匯總村數的 36.65%。用本課題組制定的極端貧困和絕對貧困村的標準衡量，2010 年廣西還有89. 58% 的村處在集體經濟貧困線以下（ 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2010） 。這是區域經濟發展滯后的結果，更是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
三、邊境縣域村級集體經濟的有效性評價
東興市（ 縣級） 是中國西南沿海、沿江、沿邊的城市。該市與越南芒街市隔河相望，兩城市中心相距不足3 公里，目前是中越邊境上一對距離最近、城鎮規模較大的邊境城鎮。東興縣域經濟也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域經濟中發展比較好的縣域經濟區塊之一。東興市地處十萬大山南麓，境內地勢北高南低，北部和西部屬于構造剝蝕低山地貌； 中部地區屬于丘陵地貌，其上常覆蓋松林、雜木林、竹叢以及肉桂、八角、果樹、橡膠、茶葉等經濟林木； 南面屬于濱海平原，地勢平坦或略有起伏，濱海平原北部大多已開墾為稻田和耕地，這里阡陌縱橫、水網交織，綠樹叢中房舍錯落，一派田園風光。到2010 年末，東興市轄3 個鄉（ 鎮） 、38 個村、605 個村民小組、2.32萬農戶，其中純農戶 1. 92 萬戶，兼業農戶 0. 40 萬戶，兼業農戶占農戶總數的比例為 17.24%，兼業農戶比例過小反映了區域農戶經營方式還處在以“農業生產經營”為主的低級發展階段。
本文選擇縣域內與農村集體經濟相關聯的 8項指標分析廣西縣域農村集體經濟整體運行狀況（ 見表3） 。數據顯示，2010 年東興市農村經濟總收入、可分配凈收入認及農民從集體再分配收入分別為 135298 萬元、60943 萬元和 346 萬元，分別比2009 年增長 9. 2% 、17. 5% 和 8. 5% ，這是向好的趨勢； 但是，2010 年東興鄉（ 鎮） 、村集體辦企業的收入卻分別比2009 年下降39. 8%和59.4%，村組集體經濟組織經營收入下降 51.9%，村組兩級集體經濟下滑趨勢明顯。另外，在農村經濟總收入中，集體經濟所占份額也呈現下降趨勢，2009 年鄉鎮辦企業和村組集體經營收入之和為 9633 萬元，占當年農村經濟總收入的比重為 7.78%; 2010 年為5690 萬元，占比只有 4. 21% ，集體經濟比重下降了3. 57 個百分點。此外，農民專業合作社 （ 新型集體） 經濟在廣西呈現增長趨勢，但是總體規模較小，2010 年收入200 萬元，占當年農村經濟總收入的比重僅為 0.15%。從可分配凈收入看，農民從集體經濟再分配收入占有份額太小，僅為 0. 07%。總之，縣域內縱向比較，近兩年來東興市農村集體經濟運行的總體狀況欠佳。
橫向比較，東興市村級集體經濟整體狀況好于廣西平均水平。從村均收支流量和本年收益看，2010 年東興市村均總收入、總支出和本年收益分別為48. 97 萬元、34. 50 萬元和14.47 萬元，分別是廣西平均水平的 3.61 倍、4. 39 倍和 7.29 倍； 從村級集體經濟組織自我發展能力看，加總村均經營收入、發包及上交收入、投資收益等內生效益，2010年東興市村均34.42 萬元，占本年總收入的比例為70. 29% ，顯示出東興市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具有一定的自我發展能力。
深入觀察東興市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的當年經營收益分組情況，2010 年東興市已經消除當年無經營收益的村，在當年有經營收益的村中，低于 5萬元的25 個，占全市總村數的65. 79%。村級集體經濟貧困比例低于廣西平均水平（ 89. 58%） 近 24個百分點。
但是，東興縣域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濱海平原好于丘陵地區、丘陵地區好于山區。江平鎮位于東興市東部，南瀕北部灣、北靠防城港區、西接東興市區，被稱為東興市的“東大門”，全鎮轄15個行政村和2 個社區、46 個自然村、259 個村民小組、約 4. 5 萬人。該鎮萬尾、巫頭、山心三個村（ 島） 是京族在中國的唯一聚居地。這個鎮是東興市經濟發展較好的鄉鎮，該鎮村級集體經濟水平也高于全縣平均水平（ 見表4） 。
四、不同區域的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方式比較
（ 一） 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方式的區域差異
1. 土地和房地產租賃收入高低與村域所處城市規模和距離正相關。南寧市西鄉塘區北湖街辦萬秀村是個非常特殊的案例，這個昔日邕州和嶺南西道節度使駐地外圍的“城郊村”，直到 1949 年還保留著原始農村公社的痕跡； 而今，南寧市的擴張將萬秀村變成了“城中村”，但該村建制及行政區劃自1942 年至今沒有變更過，“城中村”集體經濟的經營方式和收入水平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城中村”幾乎沒有差異。
萬秀村集體經濟經營方式有兩大特點： 其一，從1997 年開始，萬秀村集體經濟的經營方式基本完成了由村組集體辦工業企業為主轉向以房地產租賃和服務業為主，村組集體經營方式主要有直接經營集體土地和房產租賃兩種形式； 其二，村組兩級集體分別經營各自的資源、資產和資本，實行村組兩級核算和分配制度。萬秀村6 個村民小組都有自己獨立的集體經濟組織，經濟收支獨立核算。2010 年六個村民小組集體土地和房地產租賃收入分別是，一組 260 萬元，二組 200 萬元，三組200 萬元，四組300 萬元，五組200 萬元，六組500 萬元。
欽州市土地田村集體經濟水平與萬秀村存在極大差異，形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在于村域所處位置與城市規模和距離。地、縣級城市的工業、商業中心地位顯然不如省會城市，同時，土地田村離地級市較遠，這里的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必須通過“異地置業”方式拉近村域所處位置與城市經濟輻射圈的距離，才能發展土地出租及房地產租賃經營方式，顯然，集體土地和房地產租賃收入要受到多種因素的限制。
2. 農村腹地集體經濟差異主要表現為村級組織資源配置和管理能力差異。農村腹地因處于工業化、城市輻射范圍以外，如果村域工商業發展也嚴重不足，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的主要經營方式被局限在集體農業資源發包管理上。在“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更加彰顯的市場經濟時代，僅靠農業資源發包收入微不足道，要保障村級組織正常運轉及社區基本公共服務就必須依靠財政轉移支付和各類專項補貼。
案例顯示，東興市江平鎮兩個案例村對比特點鮮明。吒祖村和交東村所處的區位和農業資源差別不大，村域經濟都是以農業經濟為主，但是兩村集體經濟差異卻比較明顯。
2010 年，吒祖村集體總收入 7. 81 萬元，其中補助（ 轉移支付） 收入 6. 92 萬元，占村集體總收入的88. 6%。同期，交東村集體總收入101. 04 萬元，其中補助收入72.15 萬元，補助收入占村集體總收入的71. 41%。進一步比較兩村集體收入結構可知，吒祖村集體發包及上交收入（ 包含企業上交的管理費在內） 只有0. 65 萬元，表明吒祖村數目可觀的山林地、“四荒地”和可養殖水面等集體資源未有效配置或利用； 交東村則完全不同，村集體 600畝蝦塘承包年收入 28 萬元，靠此項收入改變了村集體收入結構，也說明了吒祖、交東兩村集體經濟的差異所在。
實地調查還了解到，交東村600 畝蝦塘承包，每畝蝦塘價格依據條件在4300 ～4500 元/畝之間調整，承包期限 5 年，承包價格每五年上浮 5%。這些做法表現出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在配置和管理資源上所應有的市場經濟能力。當然，交東村還有集體經營的 900 畝林地和 4215 畝可養殖水面未見收益，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擴大收入的空間還很大。
（ 二） 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方式的一般特點及轉型趨勢
以12 個調查村作為樣本進行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經營方式和收入水平比較得到一組數據（ 見表5） 。數據顯示，2010 年 12 個樣本村集體總收入2098. 8 萬元、村均 170. 90 萬元，總支出 1132. 59 萬元、村均94. 38 萬元。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年度收支流量既大于廣西平均水平，也大于較發達縣域內村級集體經濟平均水平。這是因為樣本包含了萬秀村這樣的極富型“城中村”。但是，這仍然不妨礙我們觀察廣西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方式及其收入結構。
綜上，可以歸納出樣本村集體經濟經營方式的一般特點及轉型趨勢： 第一，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方式多種多樣。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方式包括集體直接經營方式和集體非直接經營方式。集體直接經營方式是能夠反映集體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方式，比如，集體統一經營、集體農地等農業資源發包、集體建設用地和房產租賃、集體資本投資、集體（ 或參股、控股） 企業等，這些經營方式的收入加總平均，村均收入達153. 95 萬元，占當年樣本村集體總收入的88.02%，顯示出樣本村集體較高的自我發展能力。集體非直接經營方式是能夠顯示公共財政和區域社會支持力度的經營方式，如財政轉移支付、政府各種專項補助、一事一議籌資和財政獎補、社會捐贈等，加總村均占 11.96%。樣本村的自我發展能力高于廣西全區平均水平，這可能與本次的調查樣本選擇偏向那些發展較好的村有關。第二，集體資本投資經營方式在民族自治區開始出現。投資收益并不是東部發達地區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的“專利”，只要有投資條件，民族自治地區的村集體也有能力通過投資獲取收益。在南寧市區的城中村、城郊村和其他經濟中心區域的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方式中投資經營方式開始出現，樣本村中村均投資收益 0.48 萬元，占總收入的比例為0. 27% ，盡管比例偏低，但它卻昭示著一種全新的經營方式進入民族自治地區的農村。第三，集體固定資產租賃（ 租金收入） 方式由“城中村”向郊區農村擴展。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民族自治地區村級集體建設用地、房地產及設備租賃經營方式由“城中村”向郊區農村擴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在樣本村集體經濟收入中，經營集體土地及房地產而獲取租金收入比例最高，兩項之和村均達 151.2萬元，占當年村集體總收入的比例高達 86. 45%。根據東部發達省域的經驗，工業化成熟期房地產租賃和物業管理將成為經濟中心輻射范圍內村級集體經濟的主要經營方式。第四，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大趨勢下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方式得以拓展。自2004 年以來，財政轉移支付、現代農業基礎設施及新農村建設專項補貼、一事一議籌資和財政獎補、社會捐贈等惠農支農措施對村級集體經濟運行形成了反哺趨勢，民族自治區、陸路邊境地區等特殊類型貧困區域更為明顯。需要指出的是，村級組織的基層治理職能和社區公共服務職能是縣鄉（ 鎮） 政府職能在農村的延伸，村級組織履行政府延伸職能的報酬理應由公共財政支出。站在這個角度看，財政轉移支付、政府各種專項補助是對村級組織“經營”社區管理的報酬或主持公益事業建設的補貼，因此，本文將來自于公共財政支持、政府補貼和社會捐贈等行為看成是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方式的拓展。
五、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1. 廣西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還處在 5 個民族自治區的后列，在這一背景下，廣西村級集體經濟不僅普遍落后，而且整體實力弱小，這是區域經濟發展滯后的結果，更是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支持西部民族自治地區經濟發展，絕不能忽視支持以村級集體經濟為龍頭的村域經濟轉型和發展。建議在國家“十二五”脫貧攻堅計劃中增加支持村級集體經濟轉型發展的相關政策，這不僅對區域農村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省域國民經濟發展和邊疆穩定都有重要意義。
2. 廣西村級集體經濟收入結構中補助收入比例過高，而且其中屬于新農村建設項目的專項補助收入占有絕對優勢。因為新農村建設工程專項補助具有階段性、臨時性，村級集體經濟組織不可將其作為持續性的收入來源，應逐漸將公共財政對村級組織的補貼（ 轉移支付） 制度化、規范化。財政轉移支付中用于補助村級組織“基層治理與社區公共服務”的報酬也應該屬于村級集體的經營方式之一，而不是公共財政對村級組織的恩賜。
3. 交東村的案例證明，有效配置、經營和管理村級集體資源仍然是當前中國農村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滯后地區的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應在加快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同時清理村組集體資源、資產和資金，并通過培訓提升村組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配置和管理集體“三資”的能力，緊緊依靠集體“三資”發展壯大集體經濟； 學習借鑒北京平谷地區的經驗①，加快農村產權交易平臺建設，促進農村集體資產的合理流通和高效使用。
4. 廣西農村集體經營方式中的土地出租、房地產租賃和投資經營等方式目前還停留在“城中村”、城郊村和其他一些經濟中心區域。欽州市土地田村的案例說明在遠郊農村也可以通過“異地置業”方式讓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參與土地出租、房地產租賃、投資經營及物業管理，讓集體經濟組織在分享工業化、城市化成果過程中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的主體之一，他們有權利要求政府在這方面的支持。
5. 加快推進經濟強村的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有關研究認為“廣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推進進程太慢，至 2010 年全區建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示范點 20 多個”②。推進不快的主要原因是，在那些經濟強村村域內各村民小組集體的資源、資產和資金存有較大差距，很難在村級組建股份合作社； 而那些經濟弱村尚不具備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的條件。產權制度改革實施得好被證實能夠極大促進村級集體經濟的轉型發展。建議加快類似于萬秀村這類經濟強村的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對全自治區村級集體經濟發展起示范和引領作用。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在適合以村級為單元進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村組建村級股份合作社，在適合以村民小組一級進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村組建村民小組一級的股份合作社，同時在行政村一級建立股份合作社聯合社。
參考文獻
1. 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 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 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 57
2. ［清］沈德潛選編。 古詩源（ 卷一）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書韻樓叢刊） ，2002: 11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13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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