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國農村市場化進程的思考
【摘要】社會化小農分析范式的提出，一方面是基于對中國農村研究本土化和主體性缺失的回應，另一方面則是對中國農村市場化進程所導致的農村社會變革的回應。然而由于社會化小農在倫理關懷、政治關懷以及小農形態解釋上存在的缺陷，使得這一分析范式在農村治理研究中存在爭議。同時，社會化小農對于農村市場化進程中消費膨脹壓力的過于掩飾，導致其與農村市場化邏輯的不斷脫離。而對于私人生活變遷的過多關注也導致其研究的公共性的嚴重不足。相對而言，消費小農發展了社會化小農分析范式的優勢，并能夠還原農民的真實形態，同農村市場化進程本身相契合。伴隨著農民由個體消費向公共消費的延伸，消費小農也不斷從私人的生活領域走向公共的治理領域，消費小農同國家之間的互動也由此產生。
【關鍵詞】農村市場化；社會化小農；消費小農
一、農村市場化與社會化小農的提出
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是當前我國農村治理研究中應用最普遍的分析框架。然而，受20世紀以來我國國家政權對鄉村社會滲透與變革的影響，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在具體運用中并沒有一直延續框架本身對于農村社會主位與農民主體的現實關懷，而是過多的從現代化進程中國家政權建設的單向度背景考察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系，逐漸屏蔽了鄉村社會變遷的內在因素與主體特性，尤其是無法從鄉村社會的主位來考察國家與社會關系。在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中，對于農民主體與農村主位的忽視，也進一步引發了我國農村研究的“本土化”困境。如何在研究中突出農民主體與農村主位，這是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無法做到的。因此，中國鄉村治理研究必須找到農民主體確立的一種研究方法或者分析范式。社會化小農分析范式就是在這種研究背景下出現的。
除了彌補國家政權建設分析框架的不足外，社會化小農的提出亦更加貼合農村社會變遷的基本事實。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思想觀念、行為動機與關系網絡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而這一轉變發生的根本誘導因素便是農村市場化進程。國家政權建設改變的只是農村治理的外部結構，而農村市場化則從內在機理上改變了中國農民的行為邏輯。可以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農村市場化浪潮及其農民的“理性化”，給村莊共同體帶來的致命的一擊，并結束了80年代中期以后村莊傳統文化與組織網絡的復興。在市場化的沖擊下，中國村莊的權力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并進而促成新的農村政治運行邏輯。農村內部的權力結構被卷入市場經濟乃至消費社會的建構過程。于是一種新的小農形態被提煉出來，這就是社會化小農。徐勇、鄧大才通過社會化替代市場化的方式，將當前農民的行為動機概括為對現金收入的追求，而這一動機來源于農村市場化過程中消費膨脹導致的貨幣支出壓力，并對社會化小農的定義、形態、計量標準、理論假設以及分析框架進行了界定和闡述。鄧大才認為社會化小農的出現不僅改變了農村治理的基礎、資源與條件，而且重塑了農村的治理空間、治理權威以及治理話語體系。社會化小農提出以來，作為一種分析范式，它不斷從經濟生活層面拓展到社會生活層面與政治生活層面，成為中國農村本土化研究中少有的重要研究范式創新之一。
二、社會化小農分析范式的局限及其借鑒
社會化小農分析范式試圖沖破經典小農理論的解釋局限，發展本土化的理論分析框架。它的提出為我們開展當前農戶動機與行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視角。首先，它客觀地分析了當前我國農村社會的基本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是普遍的、真實的。這種普遍性與真實性，確實需要我國農村研究發展出新的研究范式。如關于當前農民行為基本的背景的分析，“農民進入或者被卷入到一個更不穩定、風險更大、更不有確定性、更具挑戰的社會之中”。另外，關于農村生產方式的社會化、生活方式的社會化、交往方式的社會化分析，進一步指出了農村社會變化的微觀事實。可以說，徐勇關于農村流動、不確定性、外部風險的分析，深刻地體現了現代性對我國農村的沖擊。其次，關于貨幣化壓力的分析，為我們開展農民行為分析提供一個本土化視角。社會化小農理論，將小農行為目標概括為貨幣壓力之下的可支配收入的最大化。這是該分析范式最為成功的部分，也是該范式具有一定解釋力的核心部分。再次，社會化小農對于治理領域的嘗試性延伸，為我們研究當前鄉村治理基礎與結構變化提供視角。
然而，在具體研究和運用過程中，這一分析范式卻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局限性：一是，缺少倫理層面的價值關懷。作為一種小農形態，社會化小農在農民價值觀念方面缺少學理性的研究，雖然該理論提出了“貨幣倫理”，但什么是貨幣倫理？一直沒有在理論與實證研究中得以闡述，并由此導致社會化小農分析范式在農村社會關系、價值規范、權威秩序中的解釋缺陷。二是缺少治理與政治層面的關懷。社會化小農依然延續小農與市場的關系分析模式，其直接的理論指向是對農民經濟行為與動機的分析，并拓展到對農村社會的研究。雖然在后來的研究中，鄧大才一直試圖將社會化小農理論引入鄉村治理領域，但是從目前的研究來看，社會化小農與農村政治和治理的對接是不成熟與不完整的。這進一步導致社會化小農范式研究的局限。三是社會化小農能否作為一種小農形態，是值得懷疑的。我們知道社會化如同市場化一樣，主要標識的是一種“過程”，而不是一種穩定的狀態或形態。這就使得社會化小農在學界缺少共識的基礎。而如經典的理性小農、生存小農、商品小農，往往代表著一種一定階段和歷史時段上的小農形態。這幾個方面的局限，使得社會化小農分析范式在解釋能力、解釋范圍與解釋合法性方面存在爭議與不足。
總體來說，社會化小農分析范式解釋了當前我國農村社會的基本變遷，但是卻停留于外在形式的單純概括，沒有深入分析如貨幣化壓力的根源，以及這種根源對于鄉村權威結構、權力關系、治理資源以及政治認同的變革與影響，更沒有將國家這一要素引入到范式本身的分析框架內部。由此，導致社會化小農分析范式有限的解釋力。其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化小農分析范式只發現了表層，卻沒有發現本質。從當前村莊內部的變遷來看，社會化過程，其實就是市場化的過程與現代性的滋生過程。這種過程將傳統生產型的農村社會帶進一個消費型的農村社會。在這種消費型的農村社會內部，產品消費逐漸被商品消費取代，生產所衍生出來的權威與權力結構，逐漸被消費衍生出來的權威與權力結構所替代。傳統穩定的、確定的、安全的共同體網絡逐漸被流動的、不確定的、充滿風險的個體消費所打破。在這里，身份、權力、地位、威望等都與個體消費、家庭消費密切相關。伴隨著農村消費欲望的擴張，消費也從單純的商品消費發展成為一種符號消費。這種符號具有現代性的話語體系特征。符號消費的出現，意味著消費的頻率、層次、規模與個體的身份、威望、村莊內部權力關系密切相關。同時，商品消費擴大導致的消費垃圾（如農村衛生、環境），個體消費的膨脹導致的公共事務的失敗（村莊道路、水利設施、村莊合作），將消費與鄉村治理連為一體。同時，個體消費的盛行導致的農民個體化、鄉村空殼化以及集體行動失敗，將農戶的個體消費引入到公共消費的層面上。公共消費的集中表現為國家對鄉村治理的介入以及對鄉村公共服務的提供，公共消費成為國家政治合法性的一種符號象征。從整體的思路來看，充分利用社會化小農的成熟研究，通過建構消費小農范式可以實現對社會化小農分析范式的發展與超越；另一方面它可以通過農村的消費邏輯解釋當今我國農村社會內部的權力與治理結構變遷，并延伸到農戶對國家政治合法性的認同的基本標準上。
三、消費小農的產生及發展方向
20世紀以來，國家政權的鄉村嵌入一直試圖擺脫同農村傳統治理結構的聯系，導致村莊內部的“權力文化網絡”。對鄉村精英的作用能力逐漸式微——傳統文化與組織體系在正式的鄉村治理中一直處于被弱化的過程。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鄉村傳統的權力文化網絡，逐漸發展成為鄉村社會內部隱匿的秩序力量，并一直是維系鄉村內部關系的重要紐帶與機制。即使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傳統仍在革命的表象下展示其多樣性與復雜性。正是基于傳統文化網絡同農村治理之間存在的某種適應性結構，面對現代民主在鄉村治理中的步履維艱，農村研究者們開始嘗試利用或復興農村傳統文化網絡資源，以促進現代農村治理的實現。20世紀90年代，關于農村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的爭論與磨合，更加強了這種研究取向。尤其是社會轉型期間，農村原子化、空殼化以及治理的失敗，進一步催化了學界在農村治理研究中對于傳統文化網絡資源的追捧。
然而，這種“追捧”至少在當下是錯誤的。主要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20世紀90年代以后，市場與商品對于農村社會逐漸地全面地嵌入，已經徹底改變了傳統農村文化網絡資源賴以生存的基本時空觀與價值觀。從進程上來看，傳統鄉村的文化網絡一直延續到鄉村社會內部市場化的開始。在此之前，農村社會是一個封閉或者半封閉的生產者社會，一個家庭的幾乎全部消費往往來源于家庭與農村社會內部的自我生產，階級、身份、地位往往是固化的，穩定的。時間和空間相對來說是靜止的。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中國農村基本上處于這個狀態。農民一直扮演著生產小農的角色。生存小農、理性小農、剝奪小農等理論都是對這一生產小農的反映。然而，伴隨著農村市場化帶來的鄉村流動性的增強以及商品消費對自足經濟的全面取代，現代性的流動與消費，打破了傳統農村社會賴以生存的時空觀念。正如鮑曼所言，流動與消費使得“原有的穩定的等級被侵蝕化解掉了”“而新的等級又太容易變并且稍縱即逝，不可能固化為可以辨認的形態，也不可能將這種形態保留足夠長的時間，好被接受為身份建構的一種安全參照系”。傳統農村文化網絡資源建立在靜態的封閉的穩定的時空結構中。而現代農村則處于一個開放的、流動的、不確定性的時空秩序中。同時，經濟生活的變革，迫使農民從主動的小農生產者演變成為被動的小農消費者，農民的價值觀不再是倫理的秩序邏輯，而是消費的個體化邏輯。經濟生活的變革，也最終導致農村社會內部政治、文化與社會生活的陸續變革，而這種變革在內在邏輯上是反傳統的。其二，伴隨著市場經濟物質的豐盈與交往的開放，農村社會不僅面臨著現代化的問題，更面臨著后現代的問題。現代化與后現代的時代疊加效應在中國農村社會變遷中十分明顯，農村“消費社會”的凸顯，正是一個明顯的標志。這就說明，我們不能再以傳統與現代交互的視角來解讀中國農村。農村的文化網絡基礎正在或者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我們必須在新的視角下探索當前中國農村文化網絡結構的基本事實，從而發現農村研究與治理中新的權力與政治邏輯。
進入21世紀以后，農村社會開始從生產時代快速進入消費的時代，其標志是農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幾乎全部來源于的市場供給，包括食品、糧食、衣服、生產過程、勞動力需求等，進而出現農村社會家庭內部對貨幣收入的強大需求。農村社會內部逐漸發育出一種消費社會學中所描述的“消費者社會”，小農被迫成為消費的小農。消費小農的真實追求在于流動背后不確定性帶來的身份與地位的符號象征，而不是表面的貨幣需求。貨幣需求最終轉化為一種符號象征，這種符號象征是不確定的身份、地位與威望的標識。而這種不確定性來源于市場化的流動效應，并由此轉化為對于身份與地位的不確定的風險與恐懼預期。“‘身份’變成了某種主要是自我確立與自我歸屬之物，成了個體費心努力所帶來的結果：這種結果被公認是暫時的”。在這種不確定的暫時的身份與地位預期下，人們逐漸放棄傳統的道德、倫理與生活觀念，而選擇一種疲于奔命的貨幣追求并轉化為象征性的符號消費。同時，這種不確定又給農村社會內部帶來了形式上的平等與民主。但是這種形式上的平等與民主在小農個體心理上卻真實的體現為一種因消費能力所標識的身份與地位差異而呈現出的實質上的不平等與不民主。由此，村莊內部的文化網絡基礎開始發生變化，傳統因等級、血緣、道德、倫理維系起來的文化網絡逐漸被符號化的消費所取代，權力和權威來源于消費層面的符號象征，而且這種符號象征是不確定的、變化著的。
流動的不確定性、消費的替代性以及社會的個體化趨勢共同培育出現代鄉村個體消費的出現。傳統的文化權力網絡逐漸被個體的符號化的消費型權力所代替，并真正地肢解著鄉村社會內部的共同體網絡。在鄉村治理領域，這種個體消費的出現具有很強的破壞性，一方面它導致村莊內部公共鏈接的消失與傳統依靠個體自覺的村莊公共事業的廢棄（集體行動的失敗）；另一方面這種個體消費的膨脹導致的公共治理（包括公共衛生、環境、水利設施、救濟以及互助等）的困境日益突出，將個體消費引向公共消費。在個體消費的膨脹時代，一方面通過村莊內部自發的共同體培育來建構公共秩序已經無法實現，進而轉向國家的力量；另一方面，個體化的膨脹導致公共消費需求的極具膨脹，小農個體開始逐漸關注國家公共服務能力在鄉村社會的表現，但是又不愿通過集體合作來實現這種公共需求的滿足。在農民價值觀念體系中，公共治理完全變為鄉村社會外部力量的一種應然的行為。而這種外部力量就是代表國家的政府。以上的這些變遷至少預示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１．鄉村社會內部的文化網絡資源與權威的生成基礎已經發生變化，意味著農村研究與鄉村治理的基本背景、基礎與資源的轉變。
２．試圖通過建構傳統文化網絡來增強村莊或者社區的治理能力或者共同體能力的企圖必將失敗，除非農村消費的基本條件發生改變。
３．農戶消費的膨脹一方面導致公共事務治理的失敗，另一方面導致農民個體對村莊公共消費的需求增加。農民個體公共消費的成長將自然而然的培育出農民對于國家公共服務能力的關注，農民的權利意識與政治意識必將隨著個體消費的發展而快速發展起來，但是這種權利意識與政治意識具有偏執的明顯特征。
４．個體消費的膨脹與公共消費的膨脹之間存在著不可回避的張力，這種張力一方面標志著我國農民個體公民意識與公共能力的匱乏，另一方面標志著鄉村公共治理的壓力的主要來自于農民公民意識匱乏與農民公共需求的增加之間的矛盾。鄉村社會內部的公共需求開始直接指向對國家公共服務能力的考驗。
５．在此基礎上，我國農村治理的著力點應該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國家如何滿足農村社會的內部膨脹起來的公共消費；二是如何培育消費小農的現代公民意識與公民能力。
四、結語
總的來說，當前中國農村社會基礎的變遷同農村市場化進程是密切相關的。農村市場化進程催生的農村社會變遷為中國農村研究的范式創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機，社會化小農的出現正是理論研究對這一現實狀態的很好回應。然而，由于農村市場化進程對農村社會的根本變革在于通過消費層面的整體嵌入，不斷地塑造了一個農村消費社會與消費小農形態，不斷地重構著農民的日常生活形態、互動儀式形態以及權力網絡形態。因此，社會化小農本身具有很大的理論局限性。正相反，消費小農可以很好地反映市場化過程中農村消費膨脹孕育的農民形態，而當農民消費需求由個體消費向公共消費延伸時，消費小農在治理層面的需求將得到完整的體現。相對而言，社會化小農在治理層面的延伸則顯得十分牽強。當然，消費小農的提出也只是基于當前農民生活交往邏輯的一種概括，它建立在對社會化小農分析范式的完善與發展的理論追求之上。從消費小農未來的方法論建構來看，可以將新馬克思主義消費社會理論與西方消費主義政治學引入到我國鄉村政治研究領域，通過實證研究，可以建構以消費小農為基本行動單位，以揭示農村權力結構變遷和鄉村底層政治邏輯為基本目標的分析范式。而其基本的結論預設是我國農村社會內部權力生成與政治運行的邏輯基礎是消費型文化權力網絡，以區別于過去生產型文化權力網絡。消費小農是一個嶄新的解釋概念與分析工具，其基本結構將在作者以后的研究中不斷呈現。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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