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有源頭活水來
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名單
首批24個：
1.北京市大興區2.河北省唐山市玉田縣3.山西省朔州市4.吉林省長春市九臺區5.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克山縣6.上海市閔行區7.江蘇省蘇州市8.浙江省溫州市9.安徽省宿州市10.福建省三明市沙縣11.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縣12.山東省棗莊市13.河南省新鄉市14.湖北省武漢市15.湖南省懷化市沅陵縣16.廣東省云浮市17.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田東縣18.貴州省畢節市19.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開遠市20.西藏自治區拉薩市曲水縣21.陜西省延安市吳起縣22.寧夏回族自治區石嘴山市平羅縣23.大連市甘井子區24.安徽省龍亢農場
第二批34個：
25.北京市通州區26.天津市寶坻區27.河北省邯鄲市曲周縣28.山西省晉中市祁縣29.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阿榮旗30.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31.遼寧省鞍山市海城市32.江蘇省南京市33.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34.江蘇省淮安市洪澤縣35.浙江省嘉興市海鹽縣36.浙江省金華市義烏市37.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38.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縣39.安徽省滁州市定遠縣40.福建省寧德市屏南縣41.福建省泉州市永春縣42.山東省泰安市東平縣43.河南省信陽市44.湖北省宜昌市秭歸縣45.湖南省長沙市瀏陽市46.廣東省清遠市47.廣西壯族自治區玉林市48.重慶市永川區49.重慶市梁平縣50.四川省成都市51.四川省內江市市中區52.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53.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54.貴州省遵義市湄潭縣55.陜西省西安市高陵縣56.甘肅省金昌市金川區57.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58.青島市黃島區
【編者按】為做好新形勢下農村改革工作，2011年以來，中央先后批準了58個農村改革試驗區。幾年來，農村改革試驗區圍繞各自試驗任務，積極探索、大膽試驗，取得了階段性成效，初步形成了一批試驗成果。本期5-8版推出“改革試驗區特刊”，專題梳理總結了農村改革試驗區運行情況、實踐經驗和發展方向，以資各地借鑒。
西北，塞上小江南，寧夏回族自治區平羅縣西靈村。“現在孩子上學也方便了，還不花一分錢！”因為有償退出耕地和宅基地，陳月義一家的新生活充滿了幸福和希望；
嶺南，粵北山區，廣東清遠英德市葉屋村。“過去一叢竹子都要涉及兩家人，塊塊田埂線咋畫都能吵紅了臉，如今在理事會的協調下，不僅推動了全村土地流轉，而且修路建渠，充滿了干事兒的勁頭”；
西南邊陲，云嶺高原，云南省開遠市樂白道街道辦事處舊寨社區。48戶居民因為即將告別老舊村宅，搬進別墅式小區，從農村邁向城市而心情極好；
東南沿海，閩江下游，福建省沙縣高橋鎮官莊村。“原來貸款實在太難了，現在只要信用好，從銀行貸十萬塊錢，兩三天就能拿到手。”在以小吃聞名全國的沙縣，徐道平對他的信用格外看重；
東北大糧倉，黑土地上，黑龍江省克山縣仁發合作社。吸納農戶2638戶，直接經營土地5.4萬畝，畝均分紅910元，帶動入社農戶畝均多增收520元……
這些成績和變化來源于改革，這一幕幕景象來自農村改革試驗區。
2011年年底，為做好新形勢下的農村改革工作，在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的領導下，農業部會同有關部門批復在全國建立了新形勢下首批24個農村改革試驗區，啟動了新一輪農村改革試驗工作。2014年又增設了第二批34個農村改革試驗區。
各地試驗區扎根農村改革的廣闊天地，在實踐中積極探索，在創新中推進改革，圍繞現代經營體制、城鄉一體化、農村金融等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農村改革的創新試驗，不僅成為當地農村發展的主旋律，也引領推動全國農業農村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
使命與擔當
開展農村領域的改革試驗，既是為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積累實踐經驗，是歷史賦予農村改革試驗區的光榮使命；也是為補齊“四化同步”農業短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探索制度路徑，是時代賦予農村改革試驗區的責任擔當。
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改革就是一場偉大的試驗”，“改革要先進行試點，局部推廣，成熟一個解決一個。”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農村改革試點工作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對認識還不深入但又必須推進的改革，要大膽探索、試點先行，找出規律、凝聚共識，不斷把改革開放引向深入。李克強總理多次要求，要扎實做好農村改革試點工作。汪洋副總理也指出，今天推進改革的復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一點都不亞于30多年前，我們必須承擔起自己的歷史責任。
回望我國改革開放的一路征程，每一次重大制度變革，都不同程度地來源于試點試驗，農村改革更是如此。從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到穩定和完善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從取消統購統銷到放開產品和要素市場，從廢除人民公社到實行村民自治，從改革農村稅費制度到推進城鄉統籌發展，所有這些農村重大改革的背后，試點試驗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農村改革波瀾壯闊的圖景當中，農村改革試驗區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為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期，農業農村正在發生深刻變革。農村改革面臨的問題更加復雜，深化農村改革的任務更加繁重。
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城，完善農業經營體制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
成本“地板”抬升、價格“天花板”封頂、資源環境“硬約束”加劇，轉變農業發展方式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
增產不增收、務工收入缺乏保障、財產性收入活力不夠，農民收入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
提升農村公共服務、發展農村社會事業、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
改革，是發展最關鍵的勝負手。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型航輪來說，改革創新，離不開試點試驗。建立農村改革試驗區的目的就是要通過試點探索“趟過深水區”，為全局改革和發展引路。
新一輪改革試驗區設立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從頂層設計到基層實踐，參與人數，投入財政等決心，農村改革試驗區凝聚了從政府工作人員、到專家學者，到企業主體，到普普通通農民的期許和共識。
突破與創新
在現行法律政策框架下，農村改革試驗區敢破善立，從當地實際出發，以農民發展需要和利益訴求為導向，勇于探索，主動作為，在農村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突破創新，為農業農村發展積聚了力量，創造了活力。
盡管經過幾十年改革發展，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
“與上世紀80年代的農村改革試驗相比，現在的農村改革試驗區在任務、背景、人力、定位等多方面都面臨著更困難的挑戰”，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曉山說，現在市場經濟體系已經建立，法律體系也基本完善，可突破創新的空間不比80年代。現在的改革更加注重頂層設計、統籌規劃，需要上下結合、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相對而言，改革面臨的制約因素更多。
另外，現在的改革是對既有利益格局的調整，推進改革的難度加大；改革涉及的范圍更廣，更需要整體考慮、統籌推進。與過去的改革相比，新形勢下的農村改革深層次問題更多，兩難問題更多，更具有艱巨性、復雜性。
如何在相關法律和制度的框架下推進農村改革，在各種利益糾葛下深化改革，有點類似于戴著“鐐銬”跳舞，“如何跳出花兒來”是擺在農村改革試驗區面前的重要任務。
“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一直是中央農村政策的重要導向，盡管耕地“三權分置”的制度設計已經在理論上為耕地經營權的市場化利用打開空間，但是在實踐中，由于農村耕地流轉市場不完善、經營權評估和交易平臺的缺失，在大部分地區仍然只是“沉睡的資產”。
農村改革試驗區圍繞農村金融和土地制度的創新試驗，正逐漸喚醒農村廣大的沉睡資產，讓農民財產權實現形式更加多樣。
在寧夏平羅縣，專門出臺了《農村集體土地和房屋產權自愿永久退出收儲暫行辦法》，并設立500萬元農民土地和宅基地退出收儲基金鼓勵農民自愿有償退出“三權”。截至目前，平羅縣農民自愿有償退出產權1718戶，退出耕地9690畝，插花安置移民1174戶。
土地制度，是國之根本。在不動搖國家土地制度的基礎上，在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平羅縣建立起了靈活的土地退出機制：在二輪承包期內退出的還可以回歸；勞動能力較差的老人更傾向退出承包地；而在城市扎根的年輕人則更傾向退宅基地……所有這一切，都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
耕地退出為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創造了條件，但是現代農業發展還必須引入金融的活水，而貸款難、貸款貴又一直是農村金融的“老大難”。各試驗區在農村金融領域的創新試驗，使得這一“老大難”問題不僅正在破題，而且正逐步構建起農村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
吉林省九臺市開展“直補保”的試驗探索，農民種蔬菜和瓜果再也不用擔心抵押和擔保了；北京市大興區，通過金融機構和服務的下沉，讓更多的農戶和“小老板”貸款更加輕松；加強信用體系建設；開展互助資金試點……從東北到西南，從城市近郊縣區到偏遠山區，幾年來，以農村金融改革試驗任務的試驗區緊緊圍繞試驗主題，做出了大量有效探索。
通過試驗區的改革探索，農村金融發展路徑逐步清晰：建立從縣區到村級的金融服務體系、拓展農村有效抵押擔保形式、建立廣覆蓋和動態調整的信用體系、探索開展互助性融資擔保、圍繞特色產業拓展農業保險、開展合作社內部的信用合作……幾年改革試驗下來，農村金融的活水源源不息，為改革試驗區的現代農業發展持續提供強勁的動力。
有償退出無前例可循；資金內部合作面臨法律困境；產權改革如何以較少的矛盾成本平穩推進？就是在種種現實約束和挑戰下，農村改革試驗區在農村金融、承包土地和宅基地有效退出、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等領域仍在不斷謀求創新，“十權”登記；“產權到村、福利到人”；資產向資本轉變，農民向股民轉變……在試驗區的改革實踐中，中國農村改革的基因再一次發揮作用，既實現了超前探索的效果，同時守住了嚴控風險的底線。
融合與提升
改革和試驗，不僅意味著對原有體制機制的突破和創新，更意味著對不同主題、區域和層次的改革試驗任務的融合與提升。只有把在點上的創新突破連成線、形成面，才能真正讓改革和試驗形成惠及億萬農民的立體實踐。
試驗是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的融合過程，單方面的砸錢、砸人、砸物，砸不出試驗的可持續發展。改革，是全面解放生產力的復雜工程，深入研究各領域關聯性和各項舉措耦合性，才能最大限度調動各方面能動性，形成發展的合力。
土地流轉之后，進城務工人員的戶籍怎么落實？社保如何并軌？鄉村怎么治理？農村的土地又由誰來經營？改革試驗，從來都是一連串的連鎖動力鏈條，如果在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都可能掉鏈子，影響全局改革成效。
由于部門利益的制約、規劃側重點不同，在制約城鄉一體化的諸多因素中，各種規劃“打架”歷來是各地頭疼的問題，建立城鄉統籌的一體化規劃既是城市和鄉村良性發展的要求，也是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和提升農業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在河南省新鄉市改革試驗區，按照產業、新農村、土地、公共服務和生態規劃“五規合一”的要求，逐步建立起“市域城鄉總體規劃——縣域村鎮體系規劃——鄉鎮總體規劃——控制性詳細規劃——村莊規劃”的城鄉規劃體系，讓城鄉林林總總的規劃不再打架。
規劃的清晰意味著明確了方向和定位，由此帶動各項改革試驗有序協同推進。統籌城鄉產業布局、分類推進新農村建設、土地集約利用、改革集體產權制度、建立一體化社會管理體制機制……在河南新鄉，原本碎片化的城鄉發展格局，原子化的發展主體，正經由城鄉一體化體制機制的改革試驗一步步捏合，成長，壯大。
在每一個改革試驗區，改革和試驗從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聯動，互為動力和保障的，對各項改革試驗的自主融合、提升，是新時期農村改革試驗區的鮮明特征。
廣東清遠，以自然村為單元的鄉村治理模式創新，不僅讓“眉毛胡子一把抓、卻什么都抓不好”的一元管理，發展出黨務、政務、村務等事務權限清晰、職責明確、多元立體的共治格局，而且從“集體一盤散沙、單個農民分散經營”的經濟發展狀態，到“整合資源、攥起拳頭謀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廣東云浮，自然村鄉賢理事會還成為現代農業經營體制的重要一環。
鄉賢理,事會的人挨家挨戶做工作，給農戶們算經濟賬，給農業企業算總體賬。在鄉賢理事會的幫助下，農業經營的現代力量得以與土地資源、農村勞動力資源形成更有效的共贏組合。而在廣東云浮改革試驗區創新的“公司+現代家庭農場”的產業模式，不僅在當地落地生根，發展出500多家現代家庭農場，而且拓展到廣東全省乃至全國，在各地建成現代家庭農場2900個，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新生力量。
改革具有整體性、系統性、聯動性、協同性，既要在關鍵領域努力創新實現突破，又要從全局做好規劃和頂層設計，發揮改革試驗的協同效應。正如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長郭曉鳴指出，一系列的改革舉措與制度創新表現出強烈的區域性特征和可推廣價值，改革的系統性顯著增強，綜合成效逐步顯現，各試驗區試驗方案相對單一的改革內容設計不斷突破深化，開始向系統性的改革邁進。
希望與方向
改革試驗從來不會一帆風順、一蹴而就。更好發揮農村改革試驗在全局中的重要作用，既需要把改革試驗區形成的成果經驗在更大范圍內推廣，也需要進一步在完善相關頂層設計上持續發力，以扎實有效的創新試驗引領農村改革全面深化。
通過三年多的努力探索，各試驗區在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農村金融、現代農業經營體制、農村集體產權制度、農村土地制度等改革方面表現出鮮明特征、取得了顯著成效、積累了大量可推廣的普適經驗。
——改革的規范性穩步提高。從改革的總體實施意見，到針對具體改革內容的實施辦法或政策，各試驗區出臺的規劃、意見、政策、文件、細則、辦法等都多達幾十項甚至上百項，有效確保了各項改革沿著規范化、制度化的路徑穩步推進。
——改革的覆蓋面持續擴大。試驗區的改革內容，不再局限于試驗區內部，而且在試驗區之間、試驗區之外拓展延伸。從“兩權抵押”到“五規合一”；從“宅基地和耕地有償退出”到“股權量化到人”……越來越多的改革試驗內容不僅在試驗區擴大試點，而且部分試驗區的改革成果正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政策制度。
——改革的風險防范逐步提高。試驗堅持風險可控、封閉運行的基本原則，既做到了“法無禁止即可為”，又努力確保改革試驗內容有法可依，不與現行法律法規“打架”。在改革的過程中，為基層探索創新留出足夠空間，放手讓基層干部、廣大農民群眾去闖、去探索，通過鼓勵支持地方大膽探索創新，堅持以法律為依據，以農民利益為導向。
改革試驗從來不會一帆風順。雖然農村改革試驗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在改革試驗道路上還面臨著許多的困難和挑戰。各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很大，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各不相同，改革試驗必然是起點有差距、進程有快慢、水平有高低、重點有不同，不可能整齊劃一。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涉及到的利益調整問題將越來越多，推進改革的難度會越來越大，推進改革的方式方法需要進一步改進，改革的成本和效益也需要更加全面地考量……
改革的法律瓶頸如何突破？改革的持續性如何保障？改革的均衡性如何提高？改革的成果如何推廣？改革的內生動力如何更有效的培育？這些現實問題都需要在未來的改革實踐中一一破解。
但是，只要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方式，“將做好頂層設計與尊重基層的創造有機結合起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農村改革試驗區的道路就能夠越走越寬闊，為農村和全局綜合性改革持續發揮先鋒模范作用。
改革從未有窮期，試驗一直在探索引領。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節點，農村改革試驗區正以舍我其誰的擔當和凝聚上下的集體智慧，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人人有份，份份明晰（江娜 李飛）
農村產權制度的改革緊緊圍繞“確權、賦權、活權”的主線，明確了誰有份、怎么分、分了之后怎么交易的核心問題，既保障了農民的財產權，又壯大了集體經濟。
數十層高的寫字樓，全球連鎖的快餐店，川流不息的車輛和行人……浙江省溫州市虹橋鎮東街村，一點也看不出農村的樣子。看起來，它就像一個城區。
但是，東街村這兩年面臨的問題，和溫州市乃至全國許許多多其他村莊一樣，是個典型的“農村問題”：村集體經濟發展了，村民要求產權改革；村集體經濟要繼續發展，也需要產權改革。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300多項改革任務中，有超過50項和農業農村有關，其中的重頭戲就是農村產權制度改革。
2011年，農業部會同有關部門批復在全國建立首批24個農村改革試驗區，其中，浙江溫州市、上海閔行區、湖北武漢市、大連甘井子區等承擔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試驗任務。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正是農村產權制度體系下的重要部分。
“當年搞‘三分三改’，理清了改革關系，現在更是明確了‘確權、賦權、活權’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主線”，在赴試驗區采訪的第一站，浙江省溫州市委農辦副主任謝小榮告訴記者：“改革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
要把財產權利，尤其是集體經濟產權，交到農民手中，并非易事：誰有份、怎么分、分了之后如何交易，一個個問題都需要農村改革試驗區用實踐來回答。
誰有份？
既要結合現實，給“誰有份”難題開出一副能見效的好藥方；也要尊重歷史，給曾經放棄了自己那份的村民配一副后悔藥。
從“大家都有份，但不知道有幾份”，到“你有五份，我有三份”，村集體資產量化到人，好處不用多說，但是困難也同樣擺在面上：憑什么他有份，我沒份？
集體經濟誰有份，是擺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試驗面前的第一道難題。
2013年6月，溫州市虹橋鎮東街村34名農嫁女及其子女與村委會打了一樁官司：農嫁女們不滿的是“以前村里分點啥，都有我們的份兒，領了結婚證以后就啥也沒有了”，因此，向樂清市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享受村集體資產分配權。
在這場官司之前，東街村委會的依據是一份2012年底，由東街村黨委、村民委員會、村經濟合作社和村集體資產產權制度改制小組聯合制定的村級農村集體資產產權制度改革實施方案。
不過，“村規民約和村民會議集體通過的方案，可能存在‘多數人暴政’，東街村農嫁女狀告村委會就是這樣的情況，如果沒有明確的法規來確認量化對象，就會滋生大量矛盾。”溫州市委農辦農村改革處處長徐炯向記者提供了一份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為我市農村綜合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里面明確規定依法界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加強在冊農業戶口的“農嫁女”的合法權利保護，使其享有與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同等的分配權。
有了這部法規，農嫁女“名正言順”地成為了村集體資產的量化對象。溫州農村產權改革制度的設計者，也從這場官司中獲得一個寶貴的集體資產量化對象確認原則：宜寬不宜嚴、宜納不宜排、宜配不宜補、宜簡不宜繁。
巧合的是，同為農村產權改革試驗區的上海市閔行區，也有一個虹橋鎮，同樣在探索村集體經濟產權改革。如果說樂清市虹橋鎮的難題是如何開一個“誰有份”的藥方，那么閔行區虹橋鎮的難題就是怎樣給曾經放棄自己那份的村民配一副后悔藥。
閔行區是上海的城鄉結合區，隨著上海變得“越來越大”，虹橋鎮不少村成了無農田、無農民、無農宅的“三無村”。但是，村級組織和村里的集體經濟資產還在，改制的難題沒有憑空消失。
事實上，早在10年前，虹橋鎮的紅欣村、先鋒村和紅春村就已經開始探索農村集體經濟改制：資產量化，按農齡分給村民，村民入股組建股份合作社。但是，當時有的村民直接把股權兌成了現金，還有的村民留下一半的錢，只入了一半的股。到了分紅的時候，入股的村民嘗到了甜頭，沒入股的、少入股的村民只能看著眼紅。
2011年，虹橋鎮再次啟動村集體經濟產權改革。這一次，各村不再允許用股權兌換現金，而是100%資產量化，100%村民入股。先期改革的紅欣村等三個村進行再次改革，沒有入股的村民可以重新入股，股份不足的可以補足股份——，有了這副后悔藥，村里前一場股改的后遺癥，徹底沒有了。
怎么分？
股權分配合理，會帶來分紅，分配不合理，會產生分歧。股權設置上要在公平的基礎上包容一些，前期工作要盡可能地扎實一些。
與“誰有份”一并而來的，還有“怎么分”的難題。村集體經濟股權設置稍有不慎，就會埋下不公平的隱患，危及農村社會穩定。
不患寡，而患不均，“怎么分”一度困擾溫州市鹿城區龍方村長達十幾年之久。早在2002年，鹿城區就有洪殿村等9個村陸續啟動股改，其中5個村完成了改制。5個村的股東年年分紅，龍方村村民看了不免“眼紅”。但在村委會看來，股改不僅會帶來分紅，也會產生分歧。尤其是當時市、區并無一套詳細的政策指導意見，而龍方村是個城中村，村情又十分復雜，村干部夾在中間，兩頭為難。
2011年，溫州市全面鋪開農村集體資產產權制度改革，鹿城區及時出臺一系列股改政策，龍方村感覺到啟動村集體資產產權制度改革的時機成熟了。
為了最大化消除不公平隱患，龍方村沒有設置集體股，規避了二次量化的風險。個人股由人口福利股、勞動貢獻股和土地承包權股組成，比例分別為34%、33%和33%。三種股權的設置中還考慮到婦女、兒童、定銷戶等特殊群體，平衡了各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2013年1月，龍方村順利完成了股改。
循著“溫州改革”歷來的軌跡：自下而上的探索很快演變為自上而下的政策行為。溫州各村在集體資產股權設置上，普遍不設集體股，只設個人股，個人股也由多部分組成，實行“生不增、死不減、長不加、走不收”的靜態管理。目前，溫州全市99.2%的村集體經濟組織已經完成了股改，量化集體凈資產165億元，680.9萬社員持股，而且“很清楚自己持有幾份”。
上海市閔行區七寶鎮，集體資產雄厚，一直是其他鎮羨慕的福利大鎮。集體經濟產權改革之前，該鎮9個村2.2萬人的福利支出超過1億元。親兄弟，也要明算賬。號上村為了最大程度地弱化矛盾，專門研究了18條統計農齡的辦法，對4個村民小組1200多人按兩個時間段做了統計。農齡張貼出來，一目了然，分得最少的村民也心服口服。
如何用？
集體經濟產權改革不是一分了之，它的最終目的是讓每個社員都能享受到發展的紅利，能通過股權交易真正感受到權利在自己手上。
在解決了“誰有份”、“怎么分”兩個與“確權”密切相關的問題后，改革試驗區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賦權”和“活權”上。
占有集體資產股份，理所當然地應該享受分紅。過去兩年，溫州全市集體經濟股份分紅達2.98億元，龍方村社員分紅超過1萬元，東街村也在5000元左右。
除了分紅外，股權還可以質押授信、資金互助。在蒼南縣河底高村，村里的舊房改造和農貿市場提升改造就是靠著股權質押，獲得了2.5億元的貸款授信額才實現的。在洞頭縣岙仔村，集體資產量化股份出資300萬元，組建了農村資金互助會，用于本村社員海產養殖、捕撈及漁家樂，只用了兩年多時間，就實現盈利60多萬元。
在溫州，像這樣的帶著泥巴味的改革探索還有很多，長虹村的股權流轉交易就是一例。樂清市柳市鎮有個“中國電器城”，這座“城”就建在長虹村。這些年，隨著電器產業的不斷發展，長虹村越來越小，村集體經濟越來越大。2012年2月，長虹村完成了股改，股份經濟合作社每股股金20萬元。
一下子有了這么一大筆資金，社員們有的想改善一下居住條件，有的想做點生意，還有的想還一還以前欠下的債。這些想法能否實現，全看股權如何變現了。長虹村股份經濟合作社規定，個人轉讓得來的股權不得超過總股權的10%，個人可轉讓部分股權不能超過社員自有股權的50%。兩個“不能超過”未雨綢繆，既滿足了村民的資金需求，也不影響集體經濟的健康發展，最重要的，還確保了每個社員都可以獲得可持續的收益。
村民間的集體經濟股權交易，畢竟不規范，容易滋生矛盾。“溫州市農投集團和金投集團共同出資，設立了市農村產權服務中心，下轄8個縣市相應成立農村產權交易分中心，108個鄉鎮和涉農街道建立了農村產權交易服務站。”溫州市農村產權交易中心總經理鄭朝暉向記者介紹說。
“交易平臺上可以交易的產權品種有12類，目前交易較多的是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的所有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謝小榮打了個形象地比喻：高速路已經修好了，現在主要跑兩款車，其他車想跑隨時可以跑，不想跑也不強求。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絕不是搞私有化（秾言）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不是一分了之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就是要針對資源性資產、經營性資產和公益性資產的不同類型推進分類改革。但是，這項改革絕不是一分了之，絕不是搞私有化，更不是讓農民吃村集體經濟的“散伙飯”，而是要維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穩定。在推進這項改革的進程中，必須統籌考慮公平和效率、統籌考慮農業和農村發展、統籌考慮城鄉改革發展。
完善農村集體產權權能，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一項任務。深化農村改革，關系農村社會的長治久安。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則是深化農村改革的重要一環，關系到農村耕地的承包經營權、集體收益分配權，關系到“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能否如期實現。
產權明晰是市場經濟的核心要義。隨著我國農村改革向縱深推進，農村集體資產歸屬不清、權責不明、保護不嚴、流轉不暢等問題日益凸顯。在沿海發達地區城鎮周邊的不少農村，村集體資產市值往往較高。面對巨大利益，在缺少監督的情況下，一些村干部“小官大貪”侵吞集體資產現象頻發。如何激活農村“沉睡的資產”，讓農民享有更多財產權利，同時防止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少數人侵占、支配集體資產，防止外部資本侵吞、控制集體資產，成為下一步農村改革面臨的一個新課題。
農村集體資產主要包括資源性資產、經營性資產和公益性資產。當前，改革思路已經明確，就是要針對不同類型資產推進分類改革。對于土地等資源性資產，要推進承包經營權的確權登記頒證，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探索適度規模經營的多種實現形式。對于廠房等經營性資產，要推進股份合作制改革，明確債權債務、資產量化、股權設置、收益分配，將資產折股量化到每個集體組織成員，健全對集體資產運營的管理、監督和收益分配機制。對于學校等公益性資產，要探索集體統一運營管理的有效機制，使其更好地為組織成員和社區居民提供公益性服務。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絕不是一分了之，絕不是搞私有化，更不是讓農民吃村集體經濟的“散伙飯”，而是要維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穩定。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要加強對農村集體產權的保護，激活農村各類要素的潛能，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其目的是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而不能把集體所有制改垮了、改虛了，不能把集體資產改沒了。正是基于此，中央提出，現階段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必須嚴格限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進行。
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重點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這也在提醒我們，推進集體產權改革的節奏、方式必須從各地實際出發統籌考慮。具體來說，要統籌考慮公平和效率、統籌考慮農業和農村發展、統籌考慮城鄉改革發展。應當在確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全面核實農村集體資產的基礎上，健全農村集體資金、資產和資源這“三資”的管理監督和收益分配制度，保障農村產權依法自愿、公開公正交易。農村集體產權越清晰，保護越有力，農村經濟的活力就越大，最終實現建立產權關系清晰、利益分配共享、要素配置優化、治理結構完善的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的目標。（《經濟日報》2015-11-16）
市場引領潮頭舞（張偉賓 何燁）
以農業經營體制機制試驗為核心，以市場化為改革思路，云浮的農村改革試驗像投入水面的石子，農業經營主體加速壯大，農產品質量安全、農村金融、鄉村治理等多個領域聯動發展，并向試驗區外延伸。
改革，我國經濟發展一個不變的主題。尤其是“三農”領域，試驗與創新、減負與松綁，伴隨著中國的農業農村發展和新一代農民成長走過了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廣東省一直是體制機制創新的前行軍。2011年11月，中央重新啟動農村改革試驗區工作，廣東省云浮市承擔了創新現代農業經營體制機制改革試驗的任務。
如今新一輪農村改革試驗已經運行4年，試驗區成效如何？近日，記者走進廣東省云浮市，帶您一起探究云浮市農村改革的風云激蕩。
改革：解決誰來種地的問題
廣東，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和前沿陣地，但是粵東粵西大不同。在粵東，昔日一個珠江畔的小漁村逐漸發展成為今日充滿活力的經濟特區。而在粵西、粵北，像云浮這樣省內相對欠發達的地區也面臨著與全國大多數農村一樣的改革使命。
勞動力大量向城市集中、土地流轉成本增加、農業生產比較效益下降，分散的農業生產無法有效對接農產品消費大市場。在云浮，農業的人均增加值在2萬元左右，只相當于工業的五分之一，在這種情況下，誰還去種地呢？與全國傳統農業地區一樣，原有的農業經營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現代農業產業發展提速增效。面對這樣的發展背景，云浮用市場化的改革思路回答了這一歷史考驗。
“用市場化思路去改革，這是云浮的改革傳統，也是廣東的改革經驗”，云浮市委常委馮彤介紹說，以市場化的改革思路，結合本地的農業產業發展實際，云浮的改革才能既符合中央改革的頂層設計，又接云浮農村的地氣。
在多方取經之后，云浮的現代農業經營體制改革，確立了以“公司+現代家庭農場”、“公司+合作社（理事會）+農戶”、“合作社+合作社”三個創新機制的改革試驗。
有著農業產業化現代基礎的新興市主打“公司+現代家庭農場”這一“公司+農戶”的2.0升級版改革方式；有合作基礎和自然村理事會基礎的羅定市、云安縣等主要探索試驗“公司+合作社（理事會）+農戶”經營機制；依托農村主導產業、優勢資源和特色產品，云城區、郁南縣主要探索試驗“合作社+合作社”經營機制……
畜牧業巨頭溫氏集團，在新興建設現代化家庭養殖場500余家，公司為農戶提供生產資料、技術指導、資金支持、產品檢測和市場銷售等社會化服務，公司從產前到產后一條線上把握養殖的質量和安全。
在羅定市，以亞燦米、聚龍米為主要品牌的稻米產業，采用“公司+合作社（理事會）+農戶”這一經營模式快速發展，“羅定稻米節”已經成為全市最響亮的名片之一，羅定市，這個位于粵西山區的縣級市，也多次榮獲國家糧食生產先進縣的稱號。
在郁南，合作社發展實現了從松散型到專業化的聯合，朱氏明記果業等12家合作社組建了流通型的聯合社；水松根合作社等組建了技術指導型的聯合社；信達繭絲綢公司組建了公司+合作社的經營共同體……合作社組合起來，從汪洋中的一只船，升級成為全縣農業產業發展的聯合艦隊。
無論是+現代家庭農場，還是+理事會，或者+合作社，政府搭臺，市場唱戲，都是這里產業發展的主要思路。這樣的改革思路，富了新型經營主體，富了企業，也富了一方經濟。
在簕竹鎮石頭沖村，今年46歲的溫志開是與溫氏合作的家庭農場主，他的農場有2個雞舍，一年能飼喂6萬多只雞，年利潤將近20萬元。而像他這樣的現代家庭農場，已經成為新興現代農業的一個個排頭兵。
創新：如何種出效益的關鍵
模式好不好，效益是核心。為提升農業經營的比較效益，云浮著力從技術、管理和體制機制上開展創新。
“雞苗、飼料、疫病防疫、銷售都不需要我操心，連雞糞都有償回收。我養了23年的雞，現在是越來越省勁，效益還比以前高。”溫志開說，從2011年開始升級家庭農場的硬件設備，現在只需要在手機上點擊操作，兩個人就可以完成了整個農場一批1.4萬只雞的飼喂工作，每年比以前多養4.1萬只，比傳統養殖方式增效7.38萬元。
溫志開的家庭農場升級，離不開溫氏集團的創新：自動料線和自動升降系統，開放式雞舍要求安裝（半）自動卷簾系統、熱水循環、暖風爐等保溫設備……各種物聯網技術裝備被廣泛運用；運苗車隊、屠宰隊伍、防疫隊伍、銷售回收，各種專業化的社會服務團隊成為這些家庭農場提質增效的重要法寶。
創新是技術層面的創新，更是管理和體制機制層面上的創新。
云浮自然村有著豐富獨立的治理經驗，但是長期以來，一直是農村發展的“不動產”，而“公司+合作社（理事會）+農戶”的模式創新，則讓農村傳統的治理資源和經驗成為現代農業發展增值的“流動資產”。
如果說“公司+現代家庭農場”是適應了農業產業化向規模化、標準化、機械化發展的要求，那么“公司+理事會+合作社”則是以理事會作為連接紐帶，實現合作三方利益的最大化。
羅定市是一個傳統水稻種植之鄉，而真正把羅定大米的品牌打響并走出去的則是羅定市稻香園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稻香園通過與種植大戶、農戶簽訂生產與購銷合同等形式，建設核心示范基地5000畝，采取的就是“公司+理事會+合作社”的一條龍經營模式。
“在農村，基于親緣、地緣等的社會資本在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協作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這是成立理事會的主要動因。從2011年開始，我們有組織地在云浮每個自然村建立鄉賢理事會，主要是發揮老黨員、村干部、返鄉能人的公益心和為鄉做事的積極性，協調公司與農戶之間的利益分配，并為農民爭取話語權。”云浮市農業局局長陳雄榮介紹說。
“我們與農戶合作，對雙方來說，都是有利的，而這個利益的連接點就是土地，我2007年返鄉創業，理事會在協商土地流轉問題上對我們企業的幫助相當大，減少了公司與農戶直接協商的交易費用。”稻香園的總經理陳炳佳說。
在羅鏡鎮黃村，這里有稻香園的1000畝有機水稻種植基地，田園植保專業合作社負責著這1000畝水稻的從種到收。此時離收割還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稻粒已經逐漸飽滿起來，稻穗低垂著，可以想象一個月后的豐收景象。合作社的理事長同時也是鄉賢理事會的成員黃學用告訴我們，一開始有20家左右的農戶不愿意把地流轉出來，如果土地不能連片集中，那么搞有機種植的一些水利設施也就無從談起。
鄉賢理事會的人挨家挨戶做工作，給農戶們算經濟賬，“公司給每畝地的租賃價格是900元，比農戶自主經營純收入高出400元，農民在地里干活還有收入。”合作社理事黃連昌說。在鄉賢理事會的幫助下，公司從農戶手中租賃來的土地形成了核心種植區域，統一品種，統一技術培訓和指導，統一生產技術和質量技術標準，統一配送農業投入品，統一產品收購、加工和銷售，在生產過程中，植保、農機服務等田間管理事務，也由鄉賢理事會組織服務隊完成。
“整個種植過程的統一管理，也使得農產品質量安全在每個環節都是可控制的。”駐村農技員李德興說。
“公司+理事會+合作社是羅定市現代優質稻米產業化發展探索出的新模式，對于這三方來說，就好像三角形的三個支點，形成了穩定的利益共同體。公司這種標準化的技術操作穩定了產品質量，農戶得到是長期穩定的收益，理事會是潤滑劑，代表公司組織生產，同時也代表農戶表達訴求。農業的比較生產效益得到提升，整個產業得以壯大。”云浮市農業局副局長梁勝華說。
以創建國家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示范市為宏觀平臺，以大力建設生態文明村為微觀載體，強化農村金融對現代經營體制的支撐，當市場化的資源和力量碰到比較效益好的農業項目，加上創新高效的農業組織形式，云浮的現代農業步伐越走越快，也越走越可持續。
試驗：探索引領發展實踐
云浮的改革已經擴展到農產品質量安全、農村金融、鄉村治理等多個層面和領域。最初的農業經營機制的創新為后期改革深入和拓展無疑提供了寶貴經驗。據了解，到2013年底，全云浮市已培育發展自然村鄉賢理事會8154個，基本實現全覆蓋，村規民約、公共事務、基礎設施、公益管護、“三資”管理、矛盾調解等等，鄉賢理事會都在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改革試驗4年的時間，產業帶動、土地流轉、金融支撐、協同共治、生態文明村的改革實踐展現出良好的經濟社會效果。農民收入得到很大提升，農業生產在先進技術的支持下效益增幅巨大。
云浮試驗區，充分利用當地的技術、資源和治理優勢，遵循農業產業化發展路徑，探索多種模式共存共贏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理順和完善各個市場主體的利益聯結機制，增強了農業新型經營主體的輻射帶動能力，著力破解傳統農業發展難題。
改革的成效顯而易見，而且不僅僅體現在云浮，改革的示范效應和紅利也在不斷向外拓展。
溫氏集團不僅在新興市建設了500多家現代家庭農場，而且拓展到廣東乃至全國，共投入2億元資金和3億元無息貸款，在全國建成現代家庭農場2900個。
以自然村鄉賢理事會為基礎的鄉村治理和產業發展模式，不僅有效帶動了云浮老百姓的增收致富，也為進一步完善鄉村治理提供了實踐范例。中國農業大學辛賢教授對此評價，鄉賢理事會能夠彌補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理事會在農業生產、農村面貌改善、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對于云浮來說，改革試驗，一直是進行時。云浮人在思考，云浮人在行動，云浮的農村改革試驗正在市場的引領下，從理論走向實踐，為云浮和更大范圍的農村改革提供經驗。
賦予農民更有保障的土地財產權（施維 董文龍）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既要創新放活，又要嚴守底線，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也要立足實際。山東棗莊、寧夏平羅的改革在確權基礎上，放活農村土地包括交易（流轉）、抵押、入股、處置（退出）等在內的廣泛財產性權利。在還權賦能的同時，堅持尊重農民意愿，使農民利益不受損。
土地制度改革是農村改革的核心問題、焦點問題，也是一個敏感問題。
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過程中，土地制度改革既關系億萬農民的切身利益，也關乎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構建和社會和諧穩定大局，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如何在穩定現有土地承包關系前提下，更好地放活土地經營權；如何在賦予農民更有保障的財產權利的同時，更好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如何兼顧法制的權威性、嚴肅性，又能體現改革的超前性、創新性？這都需要發揮好農村改革試驗區先行先試的作用。
以山東棗莊市、寧夏平羅縣等為代表的農村改革試驗區對土地管理制度進行了相關改革試驗，確權基礎上，放活農村土地包括交易（流轉）、抵押、入股、處置（退出）等在內的廣泛財產性權利。在還權賦能的同時，牢牢守住農民利益不能受損的底線，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性成果和寶貴經驗。
明晰產權，確權先行
電腦屏幕上清晰地顯示著各家戶主的名字和耕地畝數，用鼠標輕輕一點，“張某、64022、第九村民小組、14.53畝”等相關信息清晰地顯示在屏幕右側。這是記者在寧夏平羅縣渠口鄉紅陽村看到的土地確權成果，平羅縣農經站站長關尚德告訴記者，平羅縣使用了統一的軟件平臺記錄確權數據，土地權屬關系一目了然，有效地減少了爭議。據了解，平羅縣這一做法只是寧夏推動土地確權工作的一個縮影。“寧夏率先在全國實現了包括統一工作流程、政策口徑、軟件平臺、航拍采購、經費補助等在內的省一級確權工作統籌。”寧夏農牧廳農經法規處處長張延平介紹說，“有效地推動了確權工作順利進行。”
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建立在清晰的權屬關系基礎上，農村改革試驗區在土地確權方面進行了創新探索，如棗莊市探索了“兩書、一表、一圖、一合同、一證”確權登記管理辦法，目前已完成90%以上的確權任務；黑龍江克山縣探索了“四統一五到戶”的工作方法，確權量目前達到了95%以上。
土地經營權流轉是實現規模經營的重要途徑，然而一些地區土地在私下流轉，很容易產生流轉不規范、農民利益受損等問題，農村改革試驗區在規范土地流轉、保護農民利益方面進行了相關探索。
據棗莊市農經辦主任馮宜勇介紹，棗莊市已建立起了市、縣（區）、鄉鎮三級完善的農村產權交易體系，實現了包括土地經營權在內的全部農村產權的進場交易，規范了經營權的流轉。同時，在保護農民利益方面，還探索出了為流轉主體發放《農村產權交易鑒證書》的模式。“以往土地流轉都是給新型經營主體發放土地使用產權證，從長期看，這可能會放大了經營權淹沒了承包權，當發生糾紛時，農民的話語權就會降低。”馮宜勇對這一模式的意義分析得很透徹：“現在我們以《農村產權交易鑒證書》代替《土地使用產權證》，更加突出的是土地流轉的交易性，淡化經營權的概念，這更有利于保證農民的利益。”
盤活資產，還權賦能
對于農村改革試驗區而言，一直在探索更大范圍內賦予農民對于土地有效的收益權。其中，實現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和住房財產權的“兩權”抵押貸款權能，是一項重要內容。
在棗莊市山亭區萬恒土地合作社，記者了解到該社入股和流轉了土地1600余畝，為了解決經營流轉資金問題，合作社在2014年抵押了500畝流轉土地，貸了100余萬元。“貸款有效地緩解了流動資金不足的問題，讓我增加了農用設施，提高了經營水平。”該合作社理事長魏洪軍說。
但是抵押的土地畢竟都是農戶的承包地，如何保證農民的利益不受損失？各個試驗區普遍的做法是，進行抵押之前，需征求流轉土地的農戶簽字同意。除此之外，棗莊市確立了用于抵押的土地最多不超過流轉土地的1/3，向銀行抵押貸款的期限不超過3年的原則。平羅縣則設立了農村產權抵押貸款風險基金，對沒有還貸能力或還貸延期的，可從風險基金中先期墊付，既保護了農民利益，也調動了金融服務部門的積極性。安徽宿州市則是大力發展糧食生產政策性農業保險，以化解因農業經營風險造成的抵押貸款壞賬。
盤活農村土地資產，入股也是一種重,要的財產權實現途徑。從改革試驗的實踐來看，大部分試驗區采取了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形式，如在平羅縣的帶動下，寧夏青銅峽市葉盛鎮五星村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該社由村支部牽頭，以每畝地折合830元為一股，一共設置總股權1688股，采取“保底+分紅”的模式。“保底830元，年底還進行二次分紅。”該社理事長徐建平介紹說，“再多出的收益還可用于建設村里的公共設施。”當記者問及把土地交給合作社是否放心時，60多歲正在合作社勞動的入股農民楊金山說：“以前土地交給老板們總不放心，現在土地交給村委會辦的合作社，還能多分紅，我們放心著呢！”
棗莊滕州市南沙河鎮也開展了類似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實行“保底600元+分紅”的模式；宿州靈璧縣靈南生態合作社等地開展土地股份合作試點，2013年每畝保底1000元，分紅584元，比土地流轉收入高35%-58%。
有償退出，尊重民愿賦予農村土地更加充分的財產權，其中也包括處置權。為了解決農村“空心化”帶來的土地和房屋資源閑置浪費，能讓農民更順利地邁進城鎮化的大門，探索引導有條件的農民退出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及其房屋財產權很有必要。但不同于一般財產，土地帶有一定的社會保障性質。引導農民有償退出“三權”，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尊重農民意愿，保護農民利益。
平羅縣靈沙鄉是開展“三權”有償退出的重點區域，該地取得的經驗被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稱為“平羅經驗”。平羅縣農改辦主任顧自軍為記者介紹了它的具體內容，“設立500萬元的退出收儲基金，對在城鎮有穩定收入來源和固定住所的農戶，按照自愿有償原則，允許其自愿永久退出‘三權’，并給予一次性補償。”顧自軍說，“目前，圍繞插花移民安置，已收儲自愿永久退出耕地、宅基地和房屋720戶，轉讓耕地3600畝，插花安置移民300戶，為全區移民安置探索了新途徑、創造了新模式。”
在平羅縣靈沙鄉西靈村，記者見到了從寧夏南部固原市西吉縣搬遷過來的生態移民陳月義。他告訴記者，2012年他搬遷到了西靈村，到這里時得到了一處宅基地和房子，還有5畝水澆地，現在孩子上學也方便了，生活也好了，而所有這些，他沒有花一分錢。對此，該村村支部書記田生俊解釋道：“幾年前，村里便引導那些在城市打工、買了房子的村民退出耕地、宅基地，我們給每個退出農戶補助了12萬元，移民過來的時候，我們就把這些房子和地免費提供給他們。”
圍繞農村“三權”有序退出，其他試驗區也進行了相關探索，如在棗莊市滕州市南沙河鎮上營村，在充分尊重農民意愿的基礎上，引導了70多戶老舊無人居住房屋退出，土地進行復墾，用于發展種植養殖業；黑龍江克山縣出臺專門措施，鼓勵農民進城定居，對退出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給予購樓補助優惠，全縣退出農戶近900戶，退出土地近2萬畝。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既要創新放活，又要嚴守底線，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也要立足實際。正如棗莊市委副書記梁憲廷所言：“農村改革和探索必須堅持‘三個有利于’的原則：堅持有利于糧食增產、有利于農民增收、有利于適度規模經營。在最根本上，還是要尊重農民意愿。”土地制度改革是下一步我國深化農村改革的重中之重，農村改革試驗區作為“探路者”取得的這些寶貴經驗，值得全國各地結合自身特點去思考、學習和借鑒。
激活鄉村建設的內生動力（白鋒哲 郭少雅）
無論是經濟發達地區，還是落后山區，鄉村治理正逐步建立起多元、高效、民主的治理體制機制，不僅形成“攥起拳頭謀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更重新建立起具有認同感和凝聚力的鄉村共同體文化。
鄉村充滿活力！村村迸發生機！
從位于長三角中部的第一批農村改革試驗區江蘇蘇州，到地處粵北山區的第二批試驗區廣東清遠；從“華夏第一鋼村”永聯村、“幸福新家園”蔣巷村、金倉湖畔東林村等一個個江南名村，到2009年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元、如今座座樓房拔地起的葉屋村等偏遠鄉村……采訪所到的每個村子，都給了記者這樣強烈的感受。
在工業化、城鎮化奔涌向前的大背景下，不少地方村莊凋敝、勞動力流失、基層組織癱瘓、村民自治失靈、鄉村治理面臨困境。一個是1300萬常住人口中有700萬外來人口的全國第二大移民城市；一個是農村人口仍以外出務工為主的經濟不發達地區。不同的資源稟賦，不同的經濟水平，卻有著共同的精神風貌和發展活力。兩地在鄉村治理上有著怎樣相同的治理理念和機制？試驗區是如何將原子化的農民個體凝結成一個個緊密聯結的村莊共同體？在農村治理上有著怎樣的創新和探索？記者就此進行了深入探訪。
從“眉毛胡子一把抓、卻什么都抓不好”的一元管理，到黨務、政務、村務等事務權限清晰、職責明確、多元立體的共治格局
廣東省陽山縣陽山鎮高村村支書梁秀犬如今每天的必做工作是坐在墩背村村口的文化廣場，在郁郁蔥蔥的鳳尾竹下給村民們放音樂、放電影。鄉親們跳起舞來的時候，他就把那些有過小糾紛的鄉親往一起拉：“紅過臉的妯娌，拌過嘴的鄰居，一起搭檔排練個舞蹈，啥矛盾都沒了。”
三年前，做了十幾年村支書的梁秀犬可沒有這么悠閑。高村下轄包括墩背村在內的18個村小組，600多戶村民分散在溝溝坎坎的山坳間，“為村民解決糾紛，給村莊進行基礎設施改造，每到一個村小組都要花好幾天了解情況，做思想工作。村干部們跑斷了腿，村民的怨氣卻越來越大。”
自古皇權不下縣，我國農村歷來是自治形式。改革開放30多年來，采取的是“鄉政村治”模式。然而隨著時代變遷，生產結構、人口結構等發生改變，許多農村發展陷入困境，臟亂差、頹廢破敗、蕭條無序。
清遠市委副秘書長、農辦主任魯小鵬說，“很多農村村級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黨員年齡嚴重老化，個別地方一年沒有一次黨員活動，更別說帶動群眾。”此外，村民自治沒有有效落實，農業經營體制機制創新滯后，社會不穩定因素多發，公共服務水平低下。“農村沒人管，沒有建立起強有力的自治組織下的放權，等于簡單把農民推向了市場。”他補充道。
2011-2012年，為了找準改革突破口，清遠市市委書記葛長偉帶領調研隊伍，走遍全市85個鄉鎮，踏訪200多座村莊。“通過摸底分析，發現根源在于組織化水平偏低，治理模式不適應農村實際，產權與治權分離，行政功能與自治功能沖突。”魯小鵬說，“當時，行政村承擔108項黨政事務，其中30多項是重大事務，幾個村干部疲于應對，哪有精力再去落實村民自治？陽山縣黎埠鎮扶村共有71個村小組8000多人，很多村民都沒見過村干部長什么樣，基層治理怎么能效果好？”
抓手在哪里？2012年11月26日，清遠市下發了《關于完善村級基層組織建設推進農村綜合改革的意見（試行）》，探索推進“村民自治、基層黨建、政府服務”三個重心下移，即將現有的“鄉鎮-村-村民小組”調整為“鄉鎮-片區-村（原村民小組或者自然村）”的基層治理模式；在自然村或者村小組設立基層黨支部，在行政村一級設立黨總支部。把原來的行政村改為黨政公共服務站，作為鄉鎮派出機構，承辦上級交辦的工作，開展公共服務和為群眾提供黨政事項代辦服務。清遠農村綜合改革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原先的眉毛胡子一把抓、卻什么都抓不好的管理模式，變為黨務、政務、村務、社務等事務由不同主體分層治理，形成“多元共治”、權限明確的治理格局。不到兩年時間，清遠農村原有的諸如土地糾紛、農村選舉等“三農”難題逐漸破解，涉農糾紛下降21%。英德市西牛鎮曾因上訪問題被黃牌警告，通過推進農村綜合改革實現“零上訪”。在黨組織領導下，村委會、村民理事會、經濟合作社等組織各司其職，農村發展活力明顯增強。
墩背村村頭這片吸引了全村老少的文化廣場，就是在“三個下移”之后實現的一樁鄉村美事。村民潘大姐指著曾是村里最臟亂差的文化廣場。“擱前幾年，誰也想不到這么好的文化廣場能建起來。搞明白是為大家謀福利的事兒，我們村民都支持，不僅該拆就拆，而且家家出工出勞，干勁兒大著呢。”
千里之外的蘇州，“政社分離”、“政社互動”的治理創新與清遠有著相同的精神內核。在被評為“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的永聯村，通過厘清職責，理順關系，由過去村委會一元化治理結構，發展為由永聯社會事務管理協調小組、永合社區、永聯村經濟合作社、永鋼集團、社會組織等五個鄉村治理主體構成的多元、立體的治理結構體系。各治理主體職責明確，有效確保了居民、社員、職工的合法權益。
走進永聯村議事廳，現代化的民主議事風格撲面而來。村民代表開會議事時，非參會對象可通過二層的有機玻璃和音頻系統了解會議進程，議事廳外墻的LED大屏幕也可同步對外直播。永聯村黨委副書記吳慧芳說，議事會采取圓桌會議的形式，并且設有當事村民、永聯村委委托人、議事成員三方代表。大家圍坐在一起，不分職位高低都有權利發表意見。
從“集體一盤散沙、單個農民分散經營”的發展形態，到“整合資源、攥起拳頭謀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
廣東省英德市石牯塘鎮葉屋村，上世紀80年代，全村1350多畝土地被分成上萬塊，好壞搭配，水旱摻雜平均分配給全村35戶人家。“我們都開玩笑說，家里的田塊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村民葉冒成說。
過去的葉冒成沒少因為土地的事兒跟鄉親們起爭執，“一叢竹子可能要涉及兩家人，塊塊田壘出條田埂連中線咋畫都能吵紅了臉。歸根結底還是窮，土地承包解決了溫飽問題，可也只能解決溫飽問題。”2009年底，葉屋村人均年收入還不到2000元，是出了名的貧困村。
一方面是因為土地經常鄉鄰反目，一方面是土地產出效率低下后的大面積土地拋荒。2008年，葉屋村成立理事會，葉時通被選為理事長。他和理事會成員商量，把村里的地流轉起來。葉時通告訴記者，“為了協商土地整合并塊，理事會的成員有2個月幾乎從早到晚開會，工作不好做。”如今的葉屋村，全村土地實現流轉，土地劃為養殖、種桑等幾塊區域規模化生產，年人均收入3萬元，村民建起新房，一半以上的村民買了小汽車。
魯小鵬對記者說，“只有重心下移，實現產權和治權統一，以村小組為單位集體決策村小組集體資產的運營，才有可能把村莊的土地、涉農資金、涉農服務平臺等各項資源整合起來，攥起拳頭辦大事。”近兩年來，清遠市相繼出臺系列改革配套文件，通過推進農村土地資源、財政涉農資金和涉農服務平臺“三個整合”，不斷激發著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
在蘇州，諸多集體經濟實力雄厚的村莊，也大多尋到了資源整合的金鑰匙。城廂區靈峰村十多年前合并擴容時，并入的4個村經濟相對薄弱，黨委書記高興元提出“資產統一管理、資金統一使用、建設統一規劃、收費統一標準、福利統一享受、用地統一調配”的思路，并以每年每畝責任田500元、口糧田700元的標準，把土地承包權從村民手中流轉到村里。利用“長”出來的土地資源設立錦峰工業園，幾年后靈峰村村級可支配收入由393萬元增加到5000余萬元。
東林村是太倉市政社互動首批試點鎮村，試點三年來，村里的行政權力漸漸抽離，東林村黨委會和村委會的工作中心從抓農業生產轉向抓農民生活后，生產和經營由新型經濟組織實施運轉。該村把改造整理出的1800畝良田組成合作農場，實行大承包、小包干、統一種植、集中管理，同時與科研單位合作，種植富硒優質水稻。科學技術、科學管理打造了科學發展的“高地”，水稻畝均收益超過5000元。
從“公共服務沒人管、共同體意識薄弱”的失序狀態，到“重新建立認同感和凝聚力”的共同體文化
幸福的村子總是相似的，民主權利落實了，集體經濟壯大了，內生活力迸發了，公共服務能實現了，村民福利有保障了，文化生活豐富了。
清遠市陽山縣是廣東省第一批基層公共服務綜合平臺建設試點縣，通過整合“一個機構”，集中“一個辦公場所”，統一“一塊牌子”，制定“一張服務清單”，建立“一支隊伍”，建立一個網絡信息系統，建立一套保障制度，將面向基層群眾的公共服務事項納入縣、鎮、村（社區）三級綜合平臺集中辦理，逐步實現公共服務事項“一站式”辦理、“一條龍”服務。陽山縣167個“村服務站”已經代替村委會，成為村民們辦理事務、購物、買賣農資和休閑娛樂的中心。
記者采訪時，杜步鎮村民林木生正在公共服務站辦理摩托車年檢業務：“過去年檢都要自己跑到縣里去辦，現在村代辦員會把所有資料通過網絡上傳至縣綜合服務大廳，再把通過年檢的各項證件送到我家里。過去找村干部辦事，等一天都未必等得到，覺得在農村生活真不方便。現在家門口什么都能辦，村里和城里沒啥區別。”
同樣的現代化便捷服務，在蘇州的諸多農村也已完全實現。在東林村社區服務中心，食品安全工作站隨時可以幫村民檢驗食材是否安全；老年人社區服務站里，老人們領著一個月1000元的養老金，悠哉哉地打牌、練書法；每逢周末，村里的孩子會到社區服務中心參加各項興趣小組活動。村民們自豪地說，“我們的福利，比城里還好。”
現代化的農村，是否還有田園牧歌的質樸韻味？記者在一個個風景如畫的村莊中尋找答案。
常熟市蔣巷村，1000多畝的高標準水稻田由村民建成186幢村民別墅后、退宅還田復墾而成，行走其間，稻香醉人。新村別墅區設有學校、劇場、商貿街、活動中心等配套設施。70多歲的蔣巷村老書記常德盛告訴記者，雖然蔣巷村擁有能夠帶來滾滾財富的常盛工業園，可他最自豪的，還是能實現“噸糧田”的千畝稻田和如今已經被列為常熟市重點旅游項目的蔣巷村生態園，“這有山有水的生態園，是蔣巷人挖地為池，堆土成山建成的，老百姓都希望立足泥土，不離家鄉啊。”
陽山縣元江村，在外打拼了一輩子的陳天房被村民們選為村理事長，回村主持村里的公共事務。理事會動員村民進行了土地整合，籌資籌勞進行鄉村建設，重新挖掘這個曾經出過12位進士、舉人的文化古村落的歷史文化內涵。如今的元江村，溪水環繞，青山吐翠，“狀元橋”和“舉人路”都成了外地游客要專門走上一走的吉祥地。靠發展村莊旅游和特色養殖，這個曾經村路泥濘難行的小村莊成了粵西新興的風景勝地。“游客進了村，我都告訴他們，房門不用鎖，小轎車不用進院。元江村真的能做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因為這是元江村村民共同的家。”守著這片散發著濃濃傳統文化氣息的村莊，陳天房信心滿滿地告訴記者。
政府還權于民，村民回歸自治。正是在村民的自我發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過程中，一個個村莊形成了共同體的鍛造，每一位村民找到了心靈上的快樂和精神上的歸屬。
拆掉“大壩”促互融（馮克 高楊）
雖以城鄉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為主題，將目標指向城鄉二元結構破除的更高層面、更深層次。除了戶籍制度改革、農村社區化、公共服務均等化等“規定動作”，更增加了農村產權和農村金融等“自選動作”，讓城鄉要素自由流動、相互融合。
在北方冰封雪飄的季節，祖國西南邊陲的云南省開遠市仍是一派生機盎然。最近，樂白道街道辦事處舊寨社區有48戶居民心情極好，他們將告別老舊村宅，搬進別墅式的同心小區。這個小區能夠批準興建，是開遠市探索跨村組有償流轉宅基地的成果，而舊寨居民能夠共享這一改革紅利，也正是由于開遠市被列為第一批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的機遇。
三年多來，開遠以“創新農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為主題的改革，打通了城鄉公共資源互流機制，創新公共服務均等供給機制，從政策上基本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差異。與第一批其他23個試驗區，特別是承擔城鄉一體化改革試驗任務的試點相比，開遠市的改革試驗還有一個突出特點：雖以城鄉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為改革主題，但將改革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中通盤考慮，將目標指向城鄉二元結構破除的更高層面、更深層次。在內容上除了戶籍制度改革、農村社區化、公共服務均等化等“規定動作”，還從改革的系統性角度考慮增加了農村產權和農村金融等“自選動作”。
因此，開遠的改革探索所輻射的經驗對于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更加具有全國性、全局性的借鑒意義。當我們聚焦城鄉一體化改革話題時，將鏡頭搖向那個西南邊陲的城市，記錄下它幾年來試驗包括試錯的歷程，就顯得很有必要。
戶籍之變：同權同利才能自由遷徙
舊寨社區現有1100多戶、4200口人，來自之前7個村民小組，他們能夠“一夜”之間整村轉戶入城，得益于在成為試驗區之前、開遠已經在云南省率先實施的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按照“鼓勵進城、自由下鄉”的基本思路，開遠制定了關于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及相應配套細則。在全市取消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按照公民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的原則，將公民戶口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在城市居住的劃分為城鎮居民，在農村居住的劃分為農村居民，從根子上消除城鄉“身份歧視”。
“封閉運行，先行先試”，成為改革試驗區給了開遠更大的制度突破力度和探索空間。戶籍制度改革之后，轉戶入城的居民，可以享受城鎮教育相關政策、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社會保險相關政策、連續的計劃生育政策及住房保障有關政策，而其在農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保持不變，農村林權制度政策和集體資產產權保持不變。而城鎮居民轉戶下鄉，不鼓勵不限制，下鄉后不能享受經濟組織的特定權利，只能享受農村基本公共服務。
這些政策措施的出臺，為農民進城消除了制度障礙，開通了便捷通道。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累計辦理“農轉城”手續60346人，城鎮居民轉入農村330人，城鎮化率達73.26%，在我國西部地區處于較高水平。
當然，戶籍管理制度改革不是簡單地變換一下城鄉居民的身份，權利的平等問題不解決，所有的身份置換都沒有意義。在保留農民入城后幾項原有權利不變的基礎上，開遠基本實現了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通過增添社保、教育、就業、住房、醫療等待遇政策，統一就業、撫恤、資助、救助等補貼標準，促進并保障了城鄉居民自由遷徙的選擇權利。
羊街鄉古城村委會黑泥地社區是由一個村民小組獨立而成的，全體208戶已經整體轉為城鎮戶口。在社區黨總支書記錢保興看來，真正的城鎮化不應只是戶籍的城鎮化，“農民以前找關系批城鎮戶口，不是因為城鎮戶口多好，而是依附在上面的福利太多，市里做過統計，至少有40多項。通過改革，這些福利我們基本也都有了，還有誰在乎叫什么戶口呢。”
城鄉間像隔著大壩，兩側水位相差大，開了戶籍這個閘門，猛然下泄可能造成災難性后果；要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實現同權同利，公共服務均等化，水位拉平了，即使拆了大壩，中間也會形成一個漩渦，兩側的水自然會自由流動、相互融合。對于城鄉一體化改革，開遠市統籌城鄉辦公室主任李劍偉給出了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
要實現同權同利，首先在“錢從哪里來”這個財政投入問題上就必須平等。開遠建立起城鄉基本平等的公共財政分配體系，對農村的投入從十年前1.84億元增加到去年的16.11億元，增長8.8倍；同期農村投入占總支出的比重從35%提高到49.7%；2006年以來對農村的總投入占公共財政總投入的47.3%，基本實現了城鄉“平分秋色”。
“現在我們逐漸在還城市欠農村的債，未來的城鄉間一定是要素自由流動，居民同權同利。城市讓農村更美好，鄉村讓城市更向往；有的人喜歡住在繁華的城市，有的人喜歡住在安靜的農村，當人們能夠按照興趣來選擇，能夠沒有顧慮抬腿就走的時候，所謂自由遷徙才算真正實現。”李劍偉說。
治理之變：職能分離才可明晰主體
在黑泥地社區服務中心的門口，一塊標有“紅河州開遠市黑泥地農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的牌子引起了記者的注意。錢保興介紹說，去年4月份，抓住市里開展農村社區化改革的契機，掛牌成立了開發公司，引進資本技術，委托流轉土地，解決了傳統耕作方式收益低和土地出租后勞動力轉移的問題。
錢保興所說的農村社區化改革，是開遠市為了打破長期存在的農村公共服務“自給化”困境，而進行的城鄉社會管理一體化改革，同時也是就地城鎮化的實現路徑。
職能分離，才能明晰主體。首先，開遠按照城市社區的理念改造農村，把農村的職能分為三類：一類是公共職能，這是政府必須承擔的；二類是經濟職能，包括農村各種成份的經濟組織；三類是自治職能。隨后，按照“因地制宜、規模適度、有力發展、便于服務”的原則，結合地域相鄰、習俗相近、產業相連的實際，通過“多村一社區”和“一村一社區”模式，建設新型農村社區，實現就地城鎮化。
對于公共職能部分，開遠引入城市社區管理的理念與經驗，將59項公共服務延伸到農村社區，在各鄉鎮設立“為民服務中心”，推行全職社區干部8小時窗口值班、辦事代理制、流動上門服務等新的工作模式。“以前，農村的公共職能都是‘自給化’，人民道路人民修，人民教育人民辦，實際上是推卸政府責任、增加人民負擔，我們開遠已經結束了這樣的歷史。”李劍偉說。
問起社區與原來村子的區別，“老村官”普定紅說，村的職能復雜多樣，管的多，而社區更多是服務。“現在市里、鎮里都把職能下放，過去老百姓要往‘上’跑的事，現在大多都可以在社區中心辦或者我們代辦；以前是老百姓自己跑，現在是我們幫老百姓跑，每年要辦理的如結婚、生育、老年補貼等各種事項不下四五百次。”
在完成集體資產清產核算的基礎上，開遠試點組建和完善獨立于社區“兩委”之外的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和股份有限公司，來完成社區的經濟職能，壯大集體實力。黑泥地農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就是這一試點的產物。“現在，公司已經成功委托流轉土地1800多畝，每畝地租1600元。”錢保興說：“搞公司也是為了在流轉土地中提高話語權，我們把溝渠、水泵、機耕路等這些基礎設施折算成耕地，在三家流轉我們土地的公司占有股份，相當于他們使用基礎設施的使用費，這就有了集體積累，可以拿來做公益事業，不用干什么事兒都得讓農民集資，向上面伸手。”
事兒都需要人來做，激勵機制十分重要。為調動基層干部積極性，開遠健全完善村居干部崗位補貼動態增長機制，全面提高村（社）干部待遇，達到市公務員平均水平。同時建立農村社區公共事務經費保障管理機制，每年給予每個村委會不低于7萬元的公共事務管理經費和5000元教育培訓經費，給予每個社區5萬元工作經費和5000元教育培訓經費。
“‘就地城鎮化’不能只是蓋房子，封頂、驗收、住進去就完事了，而農村公共服務還是‘自給自足’。過去講新農村建設一大難題就是主體不明，開遠的‘三大主體論’，比較成功地破解了鄉村治理的核心難點。”云南省農業廳政策法規處處長胡漢傈說，此舉改變了過去農民作為“單一主體”、樣樣事情都要農民自己干的做法，農民群眾、集體組織、黨委政府三大主體各司其職，協調配合，激發了強大活力，引爆了巨大能量，改變了農村面貌，改善了農民生產生活條件。
產權之變：激活要素才有內生動力
30多年前，賦予農民自主生產經營權的政策調整，徹底激活了死氣沉沉的農村生產力，激發了內生動力，實現了中國農業持續發展；當前，深化農村改革，核心仍然是尋找內生動力。“解放生產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激活各種生產要素，開遠的改革就是要把農村的要素市場化，把農村的產權、農民的產權還權于民，真正激發內生動力。”李劍偉說。
2011年以來，從加強頂層設計入手，開遠為健全農村要素市場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重點做好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的同時，“多權同確”，同步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使用權、農村居民房屋所有權、經濟林木（果）權、水面養殖權、小型水利設施承包權等確權登記頒證工作。
在確權基礎上，開遠試點探索農村居民房屋和宅基地使用權流轉，而且在包括同心社區在內的4個村探索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片區內流轉，打破過去村組，甚至是村域概念，實現資源的整合利用。同心社區就是在流轉的山坡地上建設的現代化小區，48棟“小洋樓”的所有者分布在7個村民小組中，社區挨家挨戶到有分戶需求的村民中實地調查，只要真正符合條件就可以申請。每戶建筑面積225平米，除去社區各類補貼，只需交納38萬元就能實現就近城鎮化。
基層有了迫切的要素流動需求，開遠市適時成立了全省首家縣級產權交易平臺——開遠城鄉產權交易服務中心，這是一家真正由企業運作的市場主體。“中心有一定前瞻性，一是先立起來，等著承接政府轉移給市場的功能，遲早政府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二是基于城鄉同權同利，城市、鄉村產權交易業務公司都有，工作重點在城鄉銜接上。”公司副總經理吳頗說。截至6月底，全市規范和簽訂土地流轉合同3903份，流轉土地9.8萬畝，占總面積的41%。通過土地確權和流轉，農民把資源變資本，最終變資產，增加了財產性收入。
人是最活躍的要素。開遠通過送人才、送土地、送資金、送項目、送房子、送服務、送榮譽“七送”政策，鼓勵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記者在大莊回族鄉遇到了中壹蔬菜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王中壹，他從最開始種菜、販菜到現在流轉了2600畝地種植綠色蔬菜，長期雇傭140多個勞動力，他種的菜“喝的是礦泉水、施的是農家肥”，采用生物手段防治病蟲，老王已將優質蔬菜賣到英國、泰國和香港等地。
開遠市農業局局長何明說，產權制度改革也撬動了農村金融改革，有了產權交易流轉服務平臺和農村融資抵押擔保機制后，金融輸血功能就強大起來了。2011年至今年6月底，全市共辦理農村“三權”抵（質）押貸款1360筆，累計貸款額8.5億元。
誠然，城鄉一體化改革的步伐、內容和方式，需要充分考慮各地區的經濟實力和資源稟賦，開遠市改革試驗的一些具體模式和做法也許并不具備唯一性和排他性，但其中統籌設計、協同推進城鄉一體化的改革理念和經驗，完全能夠為全國不同地方學習吸納。
正如采訪結束時李劍偉說的那樣，統籌城鄉具有整體性、系統性、聯動性、協同性，用農村的話講叫“按下背鍋兩頭翹，按下葫蘆浮起瓢”，既要靠政策創設，靠行政推動，更要靠內生動力。“好比車沒油了，大家都來幫忙推車，車子是動了，但它沒加上油還是跑不遠跑不快，因為沒解決內生動力問題；政府給加上油，指好道，車子跑起來了，大家就要各歸各位了，其他問題就交給基層創造來解決。”
開渠引水正當時（高飛）
農村金融改革不僅給老百姓提供了發展生產的資金，意想不到的還有金融改革帶來的溢出效應，不僅百姓信用意識不斷增強，新農村建設、農村干群精神面貌也煥然一新。
“我原來住在山上，窮的很，前年我靠信用從農商行貸了五萬元，開始在山下的村里養雞，這幾年收入不錯，今年準備再貸二十萬，擴大養雞場規模。”廣西田東縣作登瑤族鄉大板村村民農新星笑呵呵的說，“我們村里像我這樣的還有二十多戶，比在外面打工好多了。”據了解，像農新星這樣通過信用貸款致富的農戶，在田東還有很多。
2011年底，田東縣作為國家首批六個農村金融改革試驗區之一，與北京市大興區、河北玉田縣、吉林省九臺市、福建省沙縣及湖南省沅陵縣共同承擔起農村金融改革的重任，目的是通過探索創新農村金融體制，著力破解當前農村存在的融資難、貸款貴、金融服務弱、信用環境不佳等問題。
幾年來，各個試驗區積極探索改革路徑與模式，極大滿足了農民和農業發展多樣化的信貸需求。這些做法哪些值得全面總結，哪些思路值得更大范圍推廣，農村金融改革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又產生了什么影響？這些問題備受期待，總結和梳理試驗區有益經驗，對破解當前農村地區廣泛存在的金融難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信用建設是解決農村金融困境的“金鑰匙”
如果問經歷過農村金融改革的基層干部，農村金融存在什么問題，可能有許多答案。但是，如果問農村金融改革的關鍵是什么？答案卻幾乎一致：信用。的確，現代金融的關鍵問題是信用，農村金融也不例外，破解農村金融困境就是要首先解決農村地區長期存在的信用難題。
“農民貸款難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信用，信用環境長期沒有得到重視，這樣金融部門即使想放貸也放不了，銀行拿不到農戶的基本信息，輕易放貸也容易產生不良貸款，貸款擔保和抵押又比較難，因此也就形成了貸款難”。曾經經歷了整個沙縣農村金融改革歷程的縣委書記袁超洪說，要想破解農村貸款難，必須建設較為完備的信用體系，消除銀行與農戶之間的信息障礙。
與沙縣一樣，廣西田東縣也一直強調信用建設。“現在全縣80%以上的農戶信息都在這個信用系統里面，包括了農戶的方方面面80多項信息，而且這個系統也一直處于更新之中，不僅為銀行貸款提供了依據，而且也為政府進行有效管理提供了方便。”田東縣農村金融改革辦公室主任李潤權說。
田東縣平馬鎮四平村51歲的黃壽平，前年流轉了村里30多畝土地種西紅柿，兩年下來掙了60多萬，不僅還清了貸款，還建起了一座全村“地標建筑”——村口一座三層小樓。“這多虧了前年農商行20萬的貸款，幫我流轉了土地，才能有現在的收入。”黃壽平說。“貸款額度高是因為他是村里的3A級信用戶，對這樣的信用貸款戶，我們銀行很樂意支持，而且我們行對這樣的信用戶10萬以下貸款是免擔保和抵押的。”田東縣農商行副行長黃金莎告訴記者。
沙縣高橋鎮官莊村是沙縣第一個實施農村金融改革的村集體，該村官莊組村民徐道平說：“原來貸款實在太難了，銀行要擔保，我們又找不到，致富沒門路，現在只要是信用好，從銀行貸十萬塊錢，兩三天就能拿到手，原來想都不敢想。”與徐道紅同一個村組的張萬炎對此也深有感慨：“原來想過好日子，沒有啟動資金，干著急沒辦法，現在靠好信用就能貸到款，信用就是真金白銀啊”。
合作共擔是金融風險的“防火墻”
僅靠信用雖然能破解貸款難題，但是作為金融機構必須考慮金融風險，為了有效防范風險，必須加強風險防范的制度設計。與商業貸款中風險由銀行與客戶承擔有所不同，試驗區在風險共擔中強化了合作，構建了政府、銀行、保險與農戶共同承擔風險的機制。
以沙縣村級融資擔保基金為例，據沙縣副縣長鐘旗勝介紹，在風險控制方面，擔保基金通過設立“農戶信用等級、農戶互保、利率約束、銀保互動、風險保障金”五道風險防線，特別推出國壽小額貸款借款人定期壽險，提高借款農戶抗風險能力，而且為農戶提供三分之二的保費補助。通過五個步驟，就構建了農戶、政府、銀行與保險多方共同承擔風險的機制，農戶貸款風險極低，也降低了金融風險帶給每個主體的壓力。
無獨有偶，北京市大興區在龐各莊鎮和青云店鎮，各選取一個村開展融資擔保基金試點，建立信用互助合作社，共同承擔貸款中出現的風險。
與沙縣和大興區的做法不同，湖南沅陵建立多層次的融資擔保機構，縣農發公司作為借款主體，政府控股的蘭波擔保公司作為融資擔保平臺，為小微企業貸款提供組團擔保。通過將多個擔保機構的信用整合“抱團”成一個共同的擔保體系，從而提升抗風險能力。
“不僅是風險共擔，政府實施的風險補償機制也是金融改革一大特色。”田東縣金融辦副主任鄧小武說。據了解，各個試驗區對因推進金融項目而造成損失的金融機構，在核實情況后，政府都會給予一定程度的補償，不僅如此，政府在涉農貸款風險補償基金、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涉農貸款貼息、信貸投入獎勵及建立農業擔保體系等方面，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教授金洪云指出：“在農業支持保護政策體系中，財政和金融具有顯著的協同效應，財政支農政策通過金融杠桿實現效應放大，才能滿足現代農業發展的資金需要；金融在農業領域只有得到財政支持，才能實現風險有效控制和成本合理彌補，才能轉化為支持農業發展的現實資金力量。可以說，農村金融離不開財政支持，這是由我國農村的實際和農業的特點決定的。”
農村金融改革是新農村建設的“加速器”
“村里建立金融服務站以后，貸款是太方便了，村干部、村民和信貸員在服務站一起核實信用情況，信用好的，不用擔保和抵押，貸款很快就批了，無論是信貸員和農戶，都省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田東縣平馬鎮四平村黨支部書記黃海武說。據了解，各個試驗區加快了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金融機構網點也逐步延伸到農村，基本上實現了農戶金融服務不出村，極大方便了農戶辦理貸款。
除了加快建設金融基礎設施，各個試驗區不斷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吉林省九臺市將糧食直補款當作擔保創新金融產品并不斷推廣，而大興區實施的“租益貸”，以預期穩定租金收入作為還款來源，從而解決缺乏有效擔保但有穩定租金收益主體的信貸難題，河北玉田則把穩步發展農村資金合作社作為解決農民資金需求問題的突破口。
改革好不好，得看群眾是哭還是笑。農村金融改革是否成功還得看基層干部群眾怎么評價。“前幾年我大學畢業后，準備回家創業，但是啟動資金不足，幸虧咱們銀行支持，而且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貸款額度和還款日期，解決了許多大問題。”田東縣思林鎮真良村火龍果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梁青松說。
“除了靠信用貸款以外，我們還根據資產評估機構的報告進行靈活處理，比如調整抵押率，盡可能幫助農戶更好地使用貸款，銀行也取得了不錯的回報。”北部灣村鎮銀行副行長張保東說，“原來我們擔心農戶還不了錢，現在看來這種擔心完全是多余的，即使有一些不良貸款，發生率也是極低，完全在我們的可控范圍。”
改革不僅激發了沉睡的農村金融市場，也帶動解決了許多其他問題。“農村金融改革不僅給老百姓提供了發展生產的資金，意想不到的還有金融改革帶來的溢出效應，不僅百姓信用意識不斷增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也取得長足發展，基層干部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原來在村里辦件事情，村干部得挨家挨戶上門做工作，自從實施金融改革后，幫助百姓貸了款，群眾逐漸認可村干部，村里事兒辦起來容易很多。不僅如此，現在農村娶媳婦、嫁姑娘都得先問問是不是信用戶，不是信用戶的結婚就受影響。”袁超洪說。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綜合改革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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