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的扶貧開發工作已經進入攻堅階段。在貧困地區，尤其是民族地區扶貧開發過程中，將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聯系起來是扶貧開發的題中之義，更是精準扶貧能夠真正落到實處的必由之路。
社會建設推動扶貧開發
村莊及地方因素在人類學的研究中早已受到充分重視。當代的人類學家總結出“社群理性”、“村莊聯結”、“村莊團結”等中層概念來描述這一現實。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可以用“村莊社會建設”這一概念來指稱這些對象。這些概念，正類似于人類學家芮德菲爾德所提出的“大傳統、小傳統”，揭示了村莊本身所具有的自成一體的行動邏輯，與國家、大范圍市場等普適性邏輯之間存在差異。這種邏輯不僅是外部資源注入村莊時所應尊重與遵循的重要原則，更是村民在已經進入或者即將進入所面對的現代性世界時的內在支撐。這種地方邏輯與國家邏輯的總和，才是我們所謂進入現代化時代的“民情”的全部。
陸學藝曾將主要精力投入到農村扶貧工作中。在對以跨越貴州、湖南、四川等地的武陵山區為代表的貧困山區進行長期田野觀察及深入思考的基礎上，他明確提出，扶貧開發需要放置在社會建設的框架內進行。這一論斷，契合了中央關于社會主義建設“五位一體”的思路。
麻陽試點：精準扶貧與社會建設有機結合的實踐探索
貧困戶“貸款難、貸款貴”的矛盾一直以來就十分突出。2013年，地處武陵山區腹心地帶的湖南麻陽縣開始試點探索新方式。該縣石羊哨鄉譚公沖村試點推行村級扶貧貸款擔保平臺，用15萬元的財政扶貧資金，撬動銀行資本105萬元投入產業開發，發展半夏產業268畝，使當年貸款的68戶貧困農戶戶均實現增收1萬元。在此基礎上，金融扶貧在全縣推開。目前，貧困農戶小額信貸評級授信工作已完成，評級覆蓋率達100%，通過信用評級對21706戶貧困農戶進行了授信，授信率達86.6%，授信金額4.65億元。
建立以國家扶貧資金為代表的外部資源投入與村莊內在邏輯之間有機聯結的關鍵機制是“貧困農戶評級授信”制度。為建檔立卡貧困農戶量身定制的評級授信系統，改原有8項評級授信指標為誠信度、年收入、家庭勞動力3項指標，以村莊力量為主導進行評價，具體由村里“五老”代表、駐村干部、鄉村干部、農村商業銀行支行行長等組成評級授信小組，進行量化計分，確定優秀、較好、一般三個等級，對有不講誠信、賭博、吸毒等不良行為且屢教不改的人不予授信。在此基礎上，將以各級國家財政投入為主體的扶貧基金作為擔保金存入農村信用社，然后信用社按照擔保金的5—8倍給予村級授信總額，同時免去貸款的抵押、擔保程序，并輔以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貸款利率及財政利息補貼。這有利于引導村民將所貸資金用于發展特色產業，并可有效解決貸款難的問題。由于村民貸款事實上所使用的是村莊社區的集體信譽，村莊內部倫理自發形成對貸款農戶信用審查、貸款用途及到期還款監督程序，使得壞賬率大大降低。小額貸款由是成為鄉村產業發展的造血點。
第一書記：精準扶貧與社會建設有機結合的制度探索
貧困地區資源流失嚴重，由此帶來的村莊社會資本短缺和發展困難等問題，是我國扶貧開發工作中的新情況、新問題。一些貧困地區勞動力和社會精英流失嚴重，農業從業人員素質低下、缺乏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觀念和知識。由于知識貧困與能力貧困現象較為嚴重，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與能力較為欠缺，缺乏有效利用并轉化外部扶貧開發資源的能力。因此，向貧困村派駐第一書記，把扶貧開發與基層治理有機結合起來，是扶貧開發與社會建設有機結合的制度探索。
2015年以來，全國共向12.8萬個貧困村和3.8萬個軟弱渙散村派遣了第一書記。通過向貧困村輸入知識型、管理型和年輕化的干部，并借助第一書記派出單位和干部的能力與資源，貫通產業、信息、市場等諸多要素，尋找貧困落后地區和現代供應鏈之間的結合點，有利于打破貧困的惡性循環，實現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第一書記在抓扶貧的同時，以基層黨建工作為抓手，依托村莊的內生資源，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打造一支“永不走”的駐村工作隊。這不僅有利于農村基層工作的開展，也有利于優化鄉村治理結構，提升基層治理能力。向貧困村派駐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有利于優化社會資本存量，實現社會資本的增量，是精準扶貧與社會建設有機結合的有益探索。通過駐村幫扶這座連通城鄉的橋梁，讓更多的社會資源流向最需要的農村，特別是廣大貧困村莊，吸引更多的人關注和幫助貧困地區發展。優秀的工作隊（組）不僅給農村建設帶來了新思想、新觀念，而且也帶來了新的經濟“發展載體”和新的社會“治理模式”。
以上兩個案例折射了精準扶貧中外部資源注入與村莊社會建設相互勾連的重要性。麻陽金融扶貧的實踐表明，有效勾連國家與村莊的關鍵，在于鄉村社會公共性培育。以村莊為主體的信用等級評定過程，實質上是村莊社會基礎重生的過程，同時也是農村組織再造的過程。第一書記的制度安排，則是發揮第一書記在聯結市場、城市與村莊之間以及作為精準扶貧的“管道”的獨特作用，把國家的扶貧要求與村莊的實際有機結合，增進扶貧開發工作的針對性。第一書記與村莊社會聯結的關鍵，在于第一書記的社會自覺，即充分認識自身作為國家與村莊之間的橋梁、紐帶作用。這就需要完善關于第一書記的選拔、服務與管理機制，選擇有情懷、有能力的干部，能夠沉下身子、熟悉鄉村、找準病因、對癥下藥。尊重貧困群體和村莊社會實現扶貧與社會建設的有機結合，是精準扶貧戰略實施過程中的有效經驗和進一步需要繼續探索的方向。唯有如此，國家資源投入、產業開發才真正立足于村莊社會，國家扶貧才能真正成為鄉村逐步培育發展的內生性資源的孵化器。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內遷工廠的勞動體制與勞工養成方式的新變化研究”（15CSH0045）、湖南省社科基金“武陵山片區農村環境協同治理問題研究”（14YBA320）、湖南省教育廳一般科研項目“農村環境協同治理問題研究”（14C932）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姚茂華，吉首大學武陵山區發展研究院講師,研究領域:生態鄉村建設與農村發展研究和高校產學研工作,合著《生態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等；黃斌歡，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社會科學與管理學部博士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月6日第8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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