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建設·社會生態農業
主持人語：
2015年是第68屆聯合國大會確定的“國際土壤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Soils，簡稱IYS）”。1909年，美國土壤局局長富蘭克林·H.金博士來到中日韓等東亞國家做田野調查，并出版了《四千年農夫——中國、日本、朝鮮的永續農業》一書，高度肯定東亞多樣化農業經濟更具生態可持續性。此書介紹的東亞經驗，成了世界生態農業運動的主要思想來源之一。
近百年后，就在“三農”問題成為中國重中之重的同時，中國鄉村建設領域于2003年發起“生態農業環保農村”試驗，并自2009年起每年召開全國范圍的CSA大會。2015年11月19-22日，以“生態農業與鄉村建設”為主題的第六屆國際社區支持農業CSA大會/第七屆中國社會生態農業（CSA）大會在北京成功舉辦，進一步推動國人及國際嘉賓認識到：可持續的社會農業是中國生態文明的基礎。
大會所聚焦的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簡稱CSA，直譯為社區支持農業，雅譯為社會生態農業）是解決農業面源污染和食物基本安全問題行之有效的路徑之一。這種模式有利于發展“兩型”農業，提升土壤的有機質含量和固碳功能，改善氣候，保護環境，應對生態環境危機。同時，其以城鄉合作關系為基礎，提倡“食在當季、食在當地”，一方面因減少了中間環節，而讓生產者能獲得更大收益，從而能留在鄉村，安心從事農業生產，保障所生產食品的安全；另一方面，其讓廣大城市消費者參與到生產過程之中，縮短人與食物、消費者與生產者的距離，構建互信、友好的良性城鄉關系，有利于城鄉和諧。
在人類生存環境面對嚴峻挑戰之際，尤其要增進各國生態農業的研究和實踐的交流，本期以“社會生態農業”為專題，希望幫助更多人了解農民與市民自覺結合的社會生態農業，認知農村的可持續發展方向，進而更好地理解鄉村建設的豐富內涵與歷史足跡。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潘家恩）
一、CSA興起的國際背景
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在追求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進程中都普遍經歷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問題。日本于1980年代在發達國家中率先重視并轉向支持生態農業，歐美于1990年代開始限制化學農業、轉而支持生態農業發展。與此同時，工業化和城市化拉動經濟發展，進而形成了規模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社會主體需求轉向高質量的生態環境和食品，直接帶動了生態農產品市場的發展。
CSA在英文里的這個表達具有社區與農業互助的含義。社區支持型農業中的“社區”，與我國城鄉中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住宅小區等行政區域所表達的概念不同。在社區支持農業的范疇內，主要指在一定的地理區域內，具有相同理念的一群人的組合。CSA中的社區即是那些愿意支持健康的耕作方式的消費者群體。社區所要支持的農業具有健康、安全、環保的生產過程和本地化生產等特點，CSA要求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建立共擔風險、共享收益、公平互信（如定價、保證有機種植）的關系。CSA是利用市民組織的力量通過市場的手段解決主流食物體系中政府和市場雙失靈的問題，而這里的經濟關系不再是簡單的市場中買賣關系，而是建立在彼此互助基礎上的“團結經濟”。
CSA最初的出現是由于市民對食品安全的關心和城市化過程中對土地的關注。因為有著環境方面慘痛的代價，在1971年的日本，一群家庭主婦開始關心化肥和農藥對于食物的污染；此外，加工和進口食品越來越多，而本地新鮮的農產品卻越來越少。于是，她們開始主動尋找有機農產品的生產者并與其達成協議，規定生產者按照有機的方式生產，這群家庭主婦則預先支付高于一般農產品價格的“貨款”，這種方式叫做Teikei（日文原文為“提攜”），是共識或一起合作的意思，希望創造一個替代銷售系統，而不是依賴傳統市場。為實踐這個原則，生產者與消費者會直接地對話與接觸，加深互相的了解，雙方都要提供人員及資金支持本身的運輸系統。Teikei最初的宣傳口號是“在蔬菜上看到農夫的臉”。
隨著生態環保理念的傳遞，1986年在馬薩諸塞州建立了美國第一個CSA農場，如今的美國已經有近3900家農場采用這種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建立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直接聯系，減少中間環節，讓消費者了解生產者，同時雙方共擔農業生產中的風險，共享健康生產給雙方帶來的收益。目前，CSA已經在歐洲、美洲、澳洲及亞洲廣泛開展，大眾對其認知和接受程度越來越高。
CSA背后所蘊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化的有機農業與有機食品體系，以達到本地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保障本地食品安全與社會、經濟和自然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目的。更深層次的意義還在于通過食物作為切入口，構建一個基于生產、生計和生態的本地健康生活方式。由于每個社區都有各自不同的特點，而農業影響因素和生產條件又千差萬別，因此CSA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二、CSA在中國的發展現狀
在中國，日益頻發的食品安全問題可部分歸因于城鄉二元體制下資金、勞動力和土地等三大生產要素從農村流向城市，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流量不對等勢必導致“三農”問題，而以“福特主義”大生產為主導的農業生產方式，則進一步誘發農業污染和食品安全問題。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無論是中國社科院、還是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都超過2億，約占總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中等收入群體的占比達到40%。龐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在食品安全問題面前轉向生態農產品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客觀現象。社區支持農業在此大背景下涌現發展。
“社區支持農業”在中國有很多不同的名稱，也被稱為“城鄉互助”或者“社區農業”“社會農業”“社群支持農業”“社區互助農業”，“社區支持農業”是相對最為廣泛使用和傳播的叫法。從2006年開始，由溫鐵軍、何慧麗等學者發起的“購米包地”以及2007年發起的“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就是社區支持農業的雛形。與此同時，香港社區伙伴（PCD）也開始在國內推動一些社會組織NGO和小農戶做生態農業。2009年開始，小毛驢市民農園以社區支持農業“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為核心理念，對外招募消費者份額成員，所有成員預付份額費用，并與農場共同承擔風險，農場根據當地應季產出定期給配送份額成員配送蔬菜產出，勞動份額成員則因為自己的勞動投入而收獲健康的蔬菜，由此形成農場參與式保障系統，并在短時間內吸引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目前，CSA正在中國迅速展開。據小毛驢市民農園不完全統計，迄今為止，在北京、上海、深圳、廣東、廣西、重慶、四川、福建、遼寧、山西、山東、陜西、浙江、湖南、湖北、內蒙古、河南、河北、云南、貴州等地出現了上百家CSA；農夫市集也逐漸被公眾所認識，并通過媒體迅速發展，如北京有機農夫市集、上海儂好農夫市集、廣州“城鄉匯”農夫市集、成都“綠心田·生活匯”農夫市集等；消費者也正在以獨特的方式形成組織并發展壯大。
在中國大陸，早于小毛驢市民農園，一些CSA的實踐項目就在香港社區伙伴（PCD）基金會的支持下于廣東、廣西、貴州和成都等地開展。一些有識之士也在北京和上海等國際化大都市開創了以有機生產和會員購買形式的農場，如北京的天福園、德潤屋、綠牛農場和上海的百歐歡。
小毛驢市民農園是北京市海淀區政府和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共建的產學研基地。小毛驢市民農園按照CSA運作模式，在種植上采用有機技術，并對份額成員進行宅配；此外，農園還參考市民農園運作模式設計了勞動份額，成員可以向農園租賃土地，并自耕自收有機蔬菜；農園要求成員提前支付份額費用，保證與生產者共擔風險。
2009年開始，隨著CSA理念的引進和推廣，北京、上海、廈門、重慶、柳州、成都、河南、沈陽等地陸續出現了形式多樣的CSA模式，參與者的主體包括非政府組織、農民合作社、食品活動家、企業、政府和高校，CSA逐漸從全國范圍推廣開來。與此同時，2009年底，由小毛驢市民農園倡導還成立了市民農業CSA聯盟籌備委員會，開始構建全國的CSA網絡。目前主要有幾種類型的CSA：第一種方式是小毛驢市民農園和分享收獲為主導的農場，這樣的農場多是以對工業化、城市化進行反思，具有逆城市化趨勢的青年人為主體運營，如珠海的綠手指市民農園；第二種方式是中高等收入群體二次創業或對希望回歸自然生活為主體承租土地進行生態種養殖，并以CSA的模式銷售的，如北京的天福園農莊、內蒙古的原生態農莊、廈門的土笆笆農場；第三種方式是以分散小農戶與市民對接的形式，例如成都的安龍村；第四種方式是以農民合作社為主體的形式，如河南蘭考南馬莊的“購米包地”和“快樂豬”項目。
（1）市民個體或者合伙作為生產主體發起的CSA
如重慶合初人、北京天福園、德潤屋、芳嘉園、圣林、廈門土笆笆等，在全國諸多CSA農場中占絕大部分，主要集中在一、二線等經濟發達的城市，市民憑借豐富的城市社會資本有利于構建CSA關系，投資生態農業有利于農村社區的可持續發展和農民增收。
（2）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機構發起的，帶有試驗性質的CSA
如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和北京分享收獲，盡管數量較少，但是借助高校的社會資源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并通過媒體、培訓班、會議等形式推廣CSA。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受德國EED基金會資助，在北京和河北的幾個村莊中發展“巢狀市場”項目。項目村莊包括北京市延慶縣珍珠泉鄉八畝地村以及河北易縣杜崗村、桑崗村、寶石村。學校項目組提供的服務包括：協調參觀村莊的住宿、活動安排，并提供免費交通；監督農產品質量；協調農產品的配送；定期組織與農民朋友的交流互動。
（3）NGO發起的CSA
如上海生耕農社，盡管完全由NGO發起并操作的CSA案例還不多見，但是NGO在CSA發起和運作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CSA案例卻為數不少，如自然之友河南小組參與河南鄭州大草帽市民農園，成都河流研究會參與安龍村CSA，PCD參與包括小毛驢市民農園在內的廣東、廣西、貴州、四川、北京的多家CSA，NGO的經費和社會關系都對CSA運作起到積極作用。
（4）餐廳與有機小農或農場直接聯系的CSA
如杭州龍井草堂、柳州愛農會等，餐廳憑借強大的購買力支持有機小農和農場的生產，成功樹立品牌的農場也可擇機參與有機餐廳運作。
（5）政府發起的CSA
如浙江麗水市和遂昌縣在本地范圍內發起的，由小農和市民直接對接的CSA。
（6）由小農及合作社作為生產主體的CSA
如國仁綠色聯盟、河北安金磊、成都郫縣安龍村、北京大興活力有機菜園、山東濟南我家菜園、河南蘭考南馬莊、貴州流芳村、廣西橫縣陳塘合作社與三叉合作社，小農發起CSA模式的優勢在于不需要支付土地租金和過高的勞動力成本而實現低成本的有機農業，劣勢在于缺乏資金及社會資本，不利于構建城市直銷渠道。
（7）其他
此外，還有企業等發起的有機農夫市集，市民組成的消費者組織等其他相關形式，構成了中國的CSA網絡。
三、中國CSA的機遇和挑戰
1．機遇
CSA在中國受到廣泛關注和快速發展正值2008年中國食品安全里程碑事件“三聚氰胺奶粉”，之后媒體不斷的負面報道，使得越來越多消費者對主流食物體系包括第三方認證機構產生懷疑，尋找有機或者綠色食品，與此同時，媒體還報道了關于商超有機認證農場造假的行為，有些農場盡管有有機認證，但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并沒有按照認證的要求來做。這些信息進一步使得真正對食品安全關注的消費者選擇利用自己的社會資源或者熟人群體，即已經建立了足夠信任的熟人圈子，來尋找健康的食物。
這些背景，給予了CSA發展的機遇，因為CSA本身強調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建立信任關系，生產者并不是一味滿足消費者對于產品品相的要求，也不把產量作為農業生產第一位考慮的要素，收益比較穩定，消費者理性消費，了解生產過程，節制“方便和隨時吃到所有季節、地區的食物的欲望”，雙方由于沒有中間環節，都獲得了更多直接的收益。
2．挑戰
小農場基本上以生產生鮮初級農產品為主，這類產品的特點就是產量受到外部因素影響較大，如天氣、病蟲害、管理等，一旦產銷匹配度不高，則損耗非常大。目前CSA農場面臨的是生產、會員招募和會員管理三方面的困境。
首先，現在經營有機農場的主體和實際生產者即本地傳統農民雙方對于種植標準和理念不統一，農場經營者有理念但無生產技術，本地農民有技術但缺乏對有機農業的認知，因此，若經營者并不生活在耕作范圍內，則可能出現農民并不能完全嚴格按照有機農業標準操作的可能性。有機農業屬于智慧密集型農業，需要有很強的種養殖管理能力和經驗，而且一般農場需要提供消費者一攬子食物解決方案，所以種植的品種都非常多樣，一年下來可能需要有40-60個品種的種植生產安排，多品種管理更增加了管理的復雜程度。同時，有機農業的發展同樣受制于“三農”問題的大背景，在整個鏈條中各個環節存在弱勢的問題，比如種子、有機肥、生物藥品這些投入品都還沒有有一定信任度的產品。常規產品市場由于幾十年來的剪刀差，形成了消費者對農產品價格的習慣看法，而食品本身可附加的價值相對其他產品是比較低的，小農場一方面缺乏營銷的手段，另一方面又受到市場混亂的影響，因為大型商業化有機農場接觸到消費者的機會更多，也無形中形成消費者對有機農業混亂局面不信任的現狀。
其次，消費者雖然需要更安全健康的產品，但對于產品真實性和價格敏感度是很高的，特別是在這幾年中還出現個別幾家農場借用CSA的模式快速融資擴張導致破產將會員預付費用卷走的事件，更是破壞了原有就稀缺的信任。所以，目前幾乎所有的CSA農場招募會員都是比較有限的渠道，如下幾個方式：利用招募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成為會員，利用傳統媒體的報道以及新媒體如微博微信的低成本宣傳。
再次，當產消初步信任建立之后，農場后續的服務和管理也將成為這一信任持續建立的關鍵因素。和常規購買產品和渠道特點都不同，CSA改變了消費者的消費習慣，與常規購買方式和產品特點相比一般消費者普遍都會面臨以下問題：品種少、品相差、季節性強、可選擇性差、口感老、南北方葉類菜和瓜果類菜差異、送貨時間、保鮮問題、傳統品種和新品種、不會烹飪、訂單管理、價格高低。
最后，CSA農場需要遵守產銷雙方約定的生產標準，同時還要將生產信息盡可能透明給消費者，很多消費者存在著對于有機農業有不同理解，比如有人認為有機農業就意味著產品無毒，是最純凈的地方生產出來的農產品，有人認為有機農業就是傳統農業，有人認為有機農產品就一定是品相很丑或者個頭很小的。消除這些誤解和迷思，農場需要做很多信息透明及教育的工作，很多農場通過經常組織會員活動或者開放日，增進與會員的溝通，從而有效的構建“社區”。
本文節選自《第六屆國際社區支持農業大會/第七屆中國社會農業大會》大會論文集。
作者簡介：石嫣為國際社會生態農業聯盟副主席、分享收獲（北京）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創始人；程存旺為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好農場APP創始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華月報》2015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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