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年來，幾乎每到春節，關于鄉村衰敗、城鄉差距的話題就逐漸多起來，今年春節這樣的話題又成為一個焦點。但是，在這些話語狂歡中，也呈現一些值得警惕的現象，比如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鄉村頤指氣使，抑或是以懷鄉病將鄉村作為浪漫想象的對象。在很多敘述中，鄉村僅僅是城里人的鄉愁，抑或是每年春節返鄉人一次集中的話語消費狂歡。任何的將鄉村獵奇化、浪漫化和罪惡化的做法，都不是客觀的態度。鄉村的問題其實是轉型中國的問題，為鄉村尋找方案，其實就是為中國未來尋找方案；關注鄉村，其實就是為我們每一個人尋找體面活著的尊嚴。我們期望更多的讀書人能沉潛下來，持續關注農村，深入農村，在扎實調查的基礎上，在轉型中國中大背景下提出切實有效的對策，并真正通過每一個人的切實的努力，一點點去改變鄉村。《探索與爭鳴》刊物和公眾號愿意成為大家發表真知灼見、參與討論和提供切實方案的平臺，歡迎投稿，長短不限。本期推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名譽院長、著名學者劉吉教授發表在《探索與爭鳴》2005年第4期的論文，雖然10多年過去了，中國農村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劉老師的“中國農民為什么長期貧困”的發問依然值得深思。
中國農民為什么長期貧困
要解決中國農民貧困問題，必須首先找到農民貧困的原因。
“農民負擔太重”，是呼喊了許多年的問題。而負擔太重似乎又集中在各級政府層層加碼的“苛捐雜稅”。中央為此一再采取措施，三令五申加以解決，應該說不斷有所改善，但似乎也沒有最終解決問題。許多農民仍然貧窮。因此，對農民負擔問題還需認真分析。
1三類城里人想不到的負擔
農民有負擔，除了地方政府違背中央政策層層加碼的“費和稅”，還有其它一些負擔是城里人想不到的。特別是下列三類負擔：
(1)禮儀性消費。
姑且不說過年過節、各種婚喪喜事時的大吃大喝。生了兒子要吃三朝酒、滿月酒、周歲酒，老人做壽，甚至死去的老人還要做陰壽。喬遷新居、升學、參軍等等都是喜慶，都要請客送禮。這類名目多達幾十種，禮金少則30-50元，多則100元以上。據報載，福建有的地方連母豬下仔，竟也廣邀親友賀喜，送禮也達10元！
由于中國農村是家族群居，不同族姓之間也多已聯姻成表親，就是鄰居也是世代老鄰居，總之都是親友，所以每家每戶隔三差五就接到請柬。禮儀、吃喝的規模也特別大。農民說“人情大過債，砸鍋當鐵賣”。
(2)愚昧性消費。
農民崇祖，如果只是清明、臘月上墳，那是人之常情；但一些人在重修祖墳時，互相攀比“孝心”、“體面”，少則幾百上千元，多則幾千元，有的祖墳修得比住房還漂亮，則有過之嫌了。近年又刮起了編修家譜修建祠堂之風，每戶都在幾百元。至于孝敬什么“大仙”、“神婆”之類，也是時有出現。這類消費真是層出不窮。
(3)腐敗性消費。
農民缺少正當的娛樂，往往賭博成風。民謠：“一個月過年，三個月種田，八個月賭錢”。黃碟、脫衣秀乃至“裸舞”，在城市已嚴禁，可是在許多鄉鎮堂而皇之演出，一些村民甚至集資邀請。加上農民進城打工，不肖之徒吸毒、賣淫嫖娼，又把這些消費帶到鄉鎮農村。據報載：云南、甘肅、河南等貧困的西部省份，農民吸毒的情況非常嚴峻，更因賣淫嫖娼和吸毒而廣泛傳播艾滋病等等（因賣血和輸血而染上艾滋病者除外）。真是令人驚嘆！2003年中國艾滋病患者84萬，誰能想到80%以上在農村！
我決無意說那些“苛捐雜稅”有理，但可以說在許多農村這三類消費負擔恐怕遠遠超過了上述所說的“苛捐雜稅”。
2農民負擔過重之外的貧窮原因
農民貧窮的原因更多還在于負擔過重之外。
一是人口增長問題。
越是貧困的地區，計劃生育越得不到認真貫徹。貧困戶許多是“超生游擊隊”。家庭人口盲目增長，人均耕地面積減少，超過了生產力發展，怎能不貧窮？超生要罰款，但那些罰得款，往往成為一些村鄉干部的一項額外收人，所以超生者反而受到某些鄉村干部的默許。人口盲目增長還帶來森林、牧場的破壞，導致農業生態失調。然而，更嚴重的潛在威脅在于社會穩定。中國歷代王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周期性人口過度增長造成農業生產力的崩潰。
二是農村醫療條件和保障問題。
農村衛生條件差，又缺醫少藥，加上貧困農民小病不看，往往釀成大病。一份農村社會調查研究報告顯示：一個病人可以拖累二、三個人至赤貧。據一位縣領導對農村貧困戶的調查顯示，56%是由于家庭成員生病治療，特別是主要勞動力重病或死亡，欠下還不清的巨額醫療費所致。
三是農村基層干部太多。
建國前，一個鄉的干部不超過10人，縣政府干部也不過30-50人。而現在，一個鄉鎮干部少則幾十人，多則百人以上，而縣里干部最少也是幾百人。雖說是社會發展了，但無論如何，人浮于事也是一大“農村病”；雖說是國家財政養著，但它正是農村許多“苛捐雜稅”之源頭。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大事。
農民貧困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應從農業生產機制中去找。農業生產如果不是農民唯一的收人，也是農民最主要的收人。農民苦干一年，扣去成本，每畝農田收入不到一二百元。更不要說遇到災年了。在這種低價值的農業下，農民如何不貧窮？
那么，怎么改變這種低價值農業呢？必須求因才能治本。
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是什么
中國農村發展是不平衡的。沿海發達地區，特別是大城市郊區農業，與廣大中西部相比有較大的差距。而從農村的產業結構、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看，可以說基本上還是綿延幾千年的傳統農村社會，中國農村封建主義的社會基礎之深之廣是決不可低估的。
長期以來，我們以為經過土地改革，地主階級已被打倒和消滅，農村已遍布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組織，我們的農村已是社會主義農村了，要說封建主義也不過是一些意識形態的殘余。然而，正是這種估量和思維定勢，阻礙了我們正確地認識農村問題，從而有效解決農村問題。
1從產業結構講
從產業結構講，已如前述不僅沒有農藝的分工，有些地方甚至連社會分工也很初始，商品生產與市場經濟很不發達，還是一個小農經濟。與之相應，生產方式仍是一家一戶幾畝土地的小生產方式。
過去，從蘇聯引來一句名言：“小農經濟無時無刻不在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把小農經濟和小生產方式當作資本主義溫床。其實這一理念是與馬克思主義相悖的。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教導我們：封建主義和封建社會，從生產力講是鐵器工具和人畜動力，從生產關系講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對立與依存，地主階級是統治階級，剝削壓迫農民階級，同時它們彼此不可分割地依存在土地上，沒有地主階級也就無所謂農民階級，反之亦然。這就是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
農民階級雖然受剝削受壓迫，但在封建主義經濟基礎上產生的文化理念和意識形態方面，與地主階級是統一的（基本相同或本質都是封建的）。封建社會中許多農民的最高理想可能就是能有自己的土地，進一步發家致富成為地主。
幾千年來封建社會的農民不斷起義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但大多農民反抗或起義的目標是打倒地主后自己當地主，推翻皇帝后自己當皇帝，建立的仍然是一個封建王朝。我國歷史上從亭長劉邦到雇農朱元璋都是如此。小農生產的經濟基礎是無時無刻不在自發地產生封建主義。所以，不能簡單地說地主階級被消滅了，封建主義也就完全被消滅了。
資本主義是由商人、作坊主領導“第三等級”革命實現的。創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與依存。資產階級運用分工協作的大機器工廠的商品生產方式，創造了空前的生產力，推動了人類歷史從小生產農業社會進入社會化大生產的工業社會。
工業化需要自由勞動力，于是從英國“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到美國的“解放黑奴”戰爭，本質上都是軟硬兼施把農民趕到城市成為工人。所以資本主義社會及其相應的工業社會的建立，不僅是通過政治暴力消滅地主階級，而且通過小農生產的農村經濟向大機器工廠的城市經濟的轉變，消化了農民階級。所謂城市化就是這一消化過程。
當然，人要吃糧食和消費其它農產品，工業也需要農產品原料，農業是不可消滅或消化的。但是，工業社會的農業也在社會分工協作和科學技術改造下，成為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農業了。
為數不多的人口從事現代農業，本質上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農民，而是農業工人。美國農業人口只占全國人口的2%，歐洲經濟發達國家只占5%左右，即使日本、韓國現在也降至10%以下了。然而，今日中國農村人口仍占60%以上，又是小農經濟，又有幾千年的封建傳統，正是封建主義堅實的溫床。
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徹底挖掉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
2從社會結構講
從社會結構講，封建社會農村是以家族群居為基礎的宗法社會。家族通過血緣認宗的意識形態，通過家譜、祠堂、族規、以及各種祭祖和其它社會活動等而凝聚起來。
名門望族，在它所在的村鄉中有著成文和不成文的、實際的和精神的統治權。今日中國農村，雖然有黨的組織和國家政權，但家族群居及其巨大的宗法影響力依然存在。
一些農村黨和政權基層組織往往成為家族成員集團。某些族長或老輩人物的話甚至比黨和政府的政策還管用。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是與政權緊密結合的，結果這種家族宗法關系與影響力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會得到這樣或那樣的加強。
因此，不徹底瓦解封建宗法社會結構，封建主義是斷然無法徹底消滅的。瓦解這種封建宗法社會結構，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大力發展市場經濟，使農民離土離鄉走向城市、走向全國、乃至走向世界。
3從文化結構講
從文化結構上講，各種神權文化及其有形無形的組織在農村仍廣泛存在。現代教育本是傳播現代科學和社會主義思想的陣地，但由于中小學教育的領導權下放給鄉鎮乃至村，各種封建意識形態也就潛移默化地在校園內外傳播。要消滅這種封建文化結構及其影響，從根本上講只有改變上述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才有可能。然而，普及和提高農村現代教育水平也是必不可少的途徑。
由以上分析，我們就不難理解前述導致農民貧困的各種原因了，原來都有著其深厚的封建主義基礎。巨額的禮儀消費、愚昧消費和腐化消費無不打著封建主義的深刻烙印，人口盲目增長等社會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封建主義傳統的一種體現。
由以上分析，我們也不難理解中國農村中會有《中國農民調查》所調查以及大眾傳媒時有揭露的那些觸目驚心的“惡霸”干部了。一個村長、一個鄉鎮干部，何以能夠如此胡作非為地欺壓農民？
一定是以“名門望族”為依托，或者是家族人多勢眾，或者有叔舅兒侄之類在縣里當官。加上“天高皇帝遠”、“強龍難敵地頭蛇”這類封建主義的社會背景，產生某些“惡霸”干部就自然難免了。
即使黨紀國法懲治了一批，這塊封建主義土壤仍然還會長出新的“惡霸”來。就是那些為農民做了好事、使農民富裕起來的村鎮干部，有的也是霸氣十足，權力還傳宗接代，堪稱“善霸”。由“善霸”變為“惡霸”的典塑事例就是大邱莊的禹作敏。
（作者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名譽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探索與爭鳴》雜志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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