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提交了《關于加大秸稈精肥還田新技術推廣破解秸稈禁燒困局的提案》。秸稈應如何處理？本刊去年底與鳳凰網大學問欄目、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等聯合主辦了“秸稈焚燒與公共決策制定研討會”，嘉賓主要觀點如下：
秸稈最佳出路是壓塊做燃料
倪維斗
（清華大學前副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能源學會會長）
秸稈問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目前來看，霧霾天氣導致很多群眾對秸稈野燒有意見。
秸稈到底怎么弄？雖然政府做了很多工作，甚至動用了很多先進技術手段，衛星、直升機都用來監測什么地方有露天燒秸稈，各個地方都成立了禁燒辦公室，有的地方干部還搭個窩棚住在地里頭，但問題沒解決。旁人看了覺得這個做法很蠢，搞得大家都很辛苦，費了很多人力財力物力，卻依然屢禁不止。
為什么呢？一個是農民要騰地，要把地騰出來種下一茬的莊稼，這是農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但上頭又不許秸稈堆在地里焚燒，也運不出去。所以，我說這是個公共政策問題。再說秸稈，秸稈總體來說，量還是不小的，每年差不多有7.5億噸，包括玉米和稻草的秸稈，還有3億噸左右的林業廢棄物，小樹干小杈子之類的。這本身是個能源的來源，從技術角度來說，應該是有辦法解決的，也想過很多辦法。比如大概三五年前，有關部門曾推行秸稈燃燒發電。秸稈直接從地里運到發電廠，和煤混燒發電。當然，單單燒秸稈也可以發電。政府一度很提倡，甚至要求每個縣有這么一個秸稈發電廠，但是實踐以后，發現秸稈的搜集、運輸問題不好解決。還有一種方法是國家正在大量做的，把秸稈變成液體燃料，我國的汽油、柴油都比較缺，從能源安全角度來說也是個好事兒，這個工作也做了很多年，應該說也有很多進步，但成本也是個問題，距離真正的商業化還比較遙遠。
第三種就是把秸稈打碎壓塊，或者弄成顆粒做燃料，可以替代農民的灶，采暖也可以的。目前來看，主要是國家沒有因地制宜的好政策，例如秸稈比較多的地方怎么辦？少的地方怎么辦？
原來說秸稈還田，這個也有很多問題，一般的秸稈在地里不降解，打碎了放到地里頭，頭一兩年對地沒好處，尤其在北方，溫度和濕度比較低，秸稈不容易降解變成肥料，到后來農民就不愿意了。大量地拿去喂牲口，牲口也吃不了這么多秸稈，趕上牲口快出欄賣錢了，光吃秸稈也不長膘了，還得吃糧食。所以，作為飼料也是有問題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它能源化，方法就是我前面說的三種。
我個人比較傾向第三種方法，就是顆粒化壓塊做燃燒。同時分布式應用。秸稈本身是個分布式的能源，分布式能源必須分布式用，秸稈集中在一起運輸困難，一個2萬千瓦的發電量，對于火電來說太小了；但2萬千瓦的發電量要燒掉20萬噸的秸稈，從各個地方拉去供應非常復雜。
現在又有個問題，就是秸稈比煤的價格高，有的地方煤非常便宜，現在煤產能也過剩，如果秸稈壓塊出來的價格高于煤，那么農民就用煤了，不管什么污染不污染，什么便宜用什么。所以，秸稈搜集起來壓成塊兒賣不出去，推廣不了。所以，相關政策還是很值得研究的，例如誰用這個秸稈壓塊，政府就適當地給些補貼。
我到農村去過，如果是用秸稈壓塊這個東西，家里就非常干凈了，農民非常喜歡。但如果農民沒用這個顆粒化的秸稈塊兒，我看他屋里頭的柴火堆啊，一塌糊涂，衛生也不好。應該說，農民對秸稈塊兒還是很歡迎的，但就得價錢便宜，又能連續不斷地供應。不能連續供應，北方的農民也不要，溫飽溫飽，北方的農民首先是溫，冬天沒有采暖他日子過不下去。
在好多地方，我看到當地政府的文件，明令禁止把秸稈壓成塊兒的固體拿去燃燒，害得這些地方都不敢燒了。其實，燒什么不重要，燒成什么樣才是最重要的，排放的二氧化硫是多少都得有個說頭。文件要求就是不許燒，燒了要罰款怎么樣。所以，我們的公共政策管理是個很大的問題。
秸稈打碎還田有成功案例
李季
（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生態科學與工程系教授）
我從三個方面談一些線索和思路。首先是秸稈利用方面，據農業部資料，目前農作物秸稈利用的比例情況，飼料占31.9%；直接還田是15.6%；焚燒還田17.8%；用于培養食用菌2.6%；造紙也是2.6%，還剩下30.5%的去向說是未知，估計就是直接拋棄。我們一算，有效利用率只有52.7%。
從農業的角度我們測算了一下，秸稈里含的養分可以折算成化肥的1/4，養分的量很高，理論上秸稈利用起來，可以減少化肥用量的1/4。
第二點就是技術路線，秸稈到底應該怎么對待？不同的專業和學科，有不同的技術路線，我們從農業專家的角度，覺得技術路線有這么幾條：
一是直接還田。就是說秸稈收獲的時候，通過機械把秸稈粉碎還田一次完成，這也是所有發達經濟體最主要的處理方式，是成本最低的，可以固碳回肥土壤，這是生態效益比較突出的一種方式。好多地方沒有辦法還田，我們考察發現，是設備沒有解決，只有聯合收割機，后邊沒有秸稈還田機，現在要配上。設備解決了之后，從技術角度來說就不難，完全可以還田。
二是間接還田，包括飼料化和肥料化。前者就是把秸稈作為飼料，主要是拿去喂草食動物，再分解出糞便。那么就可以規劃，比如說多少萬畝地我可以對應一個堆肥廠，就是跟一個農業合作社合作，這是間接還田，是通過肥料化還回去了。此外，秸稈也可往栽培食用菌，往造紙方面發展。總的來說，從技術路線的角度來看，現狀還是以秸稈還田為主。
最后，我想談兩個案例，也是最近十幾年的事。
一是山東桓臺，桓臺主要種小麥和玉米，一年兩茬，這個地方上世紀80年代末，就開始小麥秸稈還田，玉米秸稈還田是從2008年開始。大概到2013年，全縣的35萬畝玉米秸稈全部利用了，13萬畝是機械化還田，還有22萬畝是綜合利用。綜合利用里面，一個是能源化，有個很大的企業，是做秸稈壓塊的，另一個養牛的企業拿去做飼料。麥秸是直接還田了。那還田之后有沒有問題？山東桓臺的做法是隔上兩三年，田地會深翻一次，翻到三四十厘米深。這么多年下來，產量不受什么影響，全部還田也是可行的。
二是安徽遂溪，正好是在淮北，也是做了一個秸稈綜合利用的項目，它目前的情況，秸稈綜合利用率55%，還田比例在春季只有30%，秋季37%，還田率比較低。淮北地區在2000年的時候，秸稈綜合利用率就達到85%，現在降到55%，降了30%，為什么？很大程度上是農民的生活生產方式變化了，原來秸稈都是拿去燒火，做飼料。現在，養殖基本是工廠化、規模化的養殖場了。原來還有農民拿秸稈去做有機肥，現在也不做了。地方政府也在推動農機配套的項目，還有能源化的，有做食用菌等，有拿去養殖等不同的方式，也想通過一些大型的企業來帶動。總的來說，我們的觀點還是把秸稈還田作為主要方式，再提供相應服務，讓此事組織化，只要連續地做下來，秸稈還田是可以解決秸稈利用問題的。
應探索生態補償機制實現雙贏
靳樂山
（中國農業大學中國生態補償政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千百年來，秸稈在農民眼里是很有用的東西，但最近一二十年突然成了問題了。此前，秸稈不管是當飼料還是做堆肥，成本都比較低，現在成本高了，農民就用不了了，雖然不讓燒了，但又有各種部門推廣的各種技術，可推廣這么長時間，仍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實際上，最主要的還是成本太高，使技術很難得到推廣。例如，怎么把秸稈搜集起來再儲存利用？這種成本太高了，技術很難往前走，那么最后只好通過行政方法來禁燒。干部下基層蹲點，農民一看白天不行，那我就晚上燒。晚上一燒，干部晚上也得在村里看著，導致監管成本急劇上升。所以說，核心問題是成本。
如果有一個雙贏的方法，比如一方面把秸稈利用起來，另一方面，相關企業用這個方式掙錢，這是最好的。就是靠市場去解決，只要市場的參與者能夠賺錢，那這個環境問題就解決了。目前看來，這種雙贏還不是主流。在缺乏雙贏機會的情況下，就需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參與，就比如說補貼。
我在中國生態補償政策研究中心工作，生態補償是什么意思呢？
秸稈焚燒是個環境問題，如果減少焚燒，合理利用的話，就會產生一些環境效益。秸稈焚燒本來是個環境污染的問題，農民污染了，為什么還要補貼他們呢？
其實，在環境治理過程中，污染者付費的治理方式，只適合工業園的治理。對秸稈這樣的環境問題，不能應用污染者付費的原則。恰恰相反，受益者付費的方式比較成功，尤其是對于面源污染的治理，就是按照受益者付費的補償機制。
農民種玉米，玉米棒子是當成寶貝收回去了，秸稈則一燒了之了。玉米一斤賣9毛錢，秸稈賣不了錢，假如你能讓秸稈一斤賣一毛錢，也許農民就把這個秸稈賣掉了。如果一毛還不行，那就提到一毛五。只要讓秸稈體現出價值，解決起來就不成問題了。
當然，具體的補償機制、補償路徑都需要很具體的設計。
農民無力承擔處理秸稈成本
韓朝華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我不是做農業方面研究的，這兩年主要是研究國有企業，恰好去年在農場調研時，接觸到了秸稈處理問題。
剛才各位嘉賓談到的秸稈焚燒的問題，都是從技術層面來說的。我認為，這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也不僅僅是個技術推廣問題，還是個農業生產方式的問題。中國農業幾千年來，一直是精耕細作。秸稈在小農經濟里頭，是非常重要的資源，可以做飼料、燃料、建材。稻草是重要的建筑材料，農民舍不得浪費，他一定要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
如今，秸稈為什么會被燒掉？為什么會成為負擔呢？就是因為生產方式發生變化了。農民的生產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他沒有時間投入地里的勞動，所以說秸稈成為一個負擔。
那么，接著我們就要面臨秸稈怎么處理的問題。現在一些國家在處理秸稈上，是有成熟技術的。為什么到我們這里卻不好用呢？
我想有幾個原因。類似工業化的處理，做成酒精，拿去發電，這些技術都成熟，但最大問題是覆蓋半徑的問題，秸稈的運輸成本太高。除非這種企業每隔150公里就有一家，甚至一個縣有一家，所以不是技術的問題，而是商業上可行性的問題。現在發達國家處理秸稈的主流辦法還是利用機械粉碎還田。
可是，為什么粉碎還田在中國很難實行呢？主要還是小農生產，規模不夠，對很多農民來講，農業是個輔業，不是主業。現在農村很多家里的勞動力還是去外地打工。農民不愿意放棄種地，但也就是湊合著種，圖有個保障。青壯年農民出外打工有了收入以后，回家種地，或者用機械、或者請人來收割。家里老人家就是看一看，打打農藥。
中國的農村勞動力現在貴了，非農忙時節很難請到人。農民請人把糧食收割回來，還要再雇人把秸稈搬回來，顯然不可能。秸稈處理是個大成本都活，費時費力，很不合算。我在安徽調研，那里是雙季稻，種水稻一畝地的人工成本20塊錢，秸稈還田的話，一畝地成本要80塊錢，這顯然是個大負擔。現在安徽那邊，每畝地秸稈還田補貼20塊錢，上海那邊高達45塊錢，但也不夠。為了推動禁止焚燒，上海地方政府自己掏錢補貼。
農民種地本身已處于虧損邊緣，怎么還能讓農民承擔成本呢？這條路肯定行不通。
可考慮地方政府間的轉移支付
聶輝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秸稈處理涉及兩個方面，一個是技術方面，另一個是經濟方面。
從經濟角度看，對燒秸稈的農民來講，把秸稈燒了，對他來說是個理性的選擇，從經濟的角度看他自己很劃算。
另外，從企業來講，企業發明、生產一套機器來處理秸稈，但很難賣出去，企業很可能劃不來。這就是一個經濟問題，這就需要政府來介入，來做協調性的工作。
第一就是推廣。能不能根據區域特點，比如有的地方就地燒了，有的地方回田，有的造紙，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一樣。政府應該起牽頭作用。
第二個是地區間互惠。對河北農民來說，強迫禁燒是不公平的，憑什么我要多花錢，讓北京市民來享受好空氣？你們誰給河北農民錢了嗎？給東北農民錢了嗎？沒有給，那外地農民憑什么給你們做貢獻？所以，也不能僅僅靠河北的地方政府給補貼，北京政府也應該給些補貼。這個地方政府間的轉移支付一直是被忽略的。有錢地方的政府，就應該為這個事兒多掏點錢，因為北京市處理空氣污染的成本會更高。
第三就是制度設計。土地制度還是要有相應的改革，不然的話，沒有辦法搞大規模經營。大規模經營的話，秸稈可以造紙，也可以做能源。如果產權問題不能完全解決，我們在別的方面也要有些激勵政策。
最后，我的老家在江西，江西是半丘陵地帶，紅土的路太軟，很多農業機械開不進去。處理秸稈的農業機械可能需要特殊設計，費用可能還要上升。
農民為什么要躲衛星
司開玲
（淮北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講師）
我對秸稈禁燒問題談不上系統研究，但我非常關注。我出生在農村，在我的童年記憶里，從來沒把秸稈焚燒作為問題來看。
2009年，我看到禁止焚燒的小宣傳車，就覺得蠻好奇的。今年5月，我就選了安徽淮北遂溪的一個農村，還有江蘇東海那邊的一個農村，做了兩個調研。
在遂溪調查的時候，我偶然發現，當地為了禁燒動用了市里面的消防車。
現在一些地方上禁燒的做法，我覺得有點變味，多少帶有運動的色彩。在這樣的背景下，禁燒的權力運作方式，很多時候是忽略了地方的特殊性了。我當時在淮北遂溪做調研的時候，跟農民待了大半天，他們說如果禁燒，種子很難播下去的，燒能滅蟲害啊，滅草啊，這是長期積累的經驗。
另外，遂溪更有意思的地方是，那是一個省領導視察的點，他們村里面也動用了大機器。選了一畝地作為試驗田，把秸稈粉碎還田，但村民一起交流就說，接下來愁死了，那片土地很松，可怎么種啊？村干部也很愁，等到領導來的時候，市領導陪同的，村干部根本沒有發言的機會。我看只有那一畝試驗田沒有燒，其他的差不多被燒光了。
在這個過程中，很多時候領導們忽略了農民對事務的參與。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很少去考慮農民能夠接受的方式是什么。在禁燒失效的大背景下，對于野燒的行為，我個人的理解，是對于權力的一種無聲反抗。所以，假如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去思考，我們需要更多地考慮到農民主體性的問題。
另外，在我們老家江蘇東海那邊，還有個現象，那邊水稻秸稈也粉碎還田了，但碎秸稈進水一泡就出現很多的臭水黑水，最終流到溝里面，導致出現很多死魚。站在我老家農民的角度來看，秸稈禁燒是解決了城市的空氣污染問題，保障了飛機場、高鐵線路的正常運營，保障了相關一部分人的權利，但對于農民來說，他們的利益受到忽略或人為排斥。
就我個人的觀察來說，在江蘇，禁燒做得相對好一點，因為江蘇好多地方是種水稻的，就是灑一遍水，然后直接播種。但安徽淮北嚴重缺水，農民用地下水灌溉玉米，所以才會出現禁燒失敗的問題。
我們老家那地方，在2009年之前是晚上燒秸稈，因為衛星監控是有時間段的，那個時間段是可以避過去的。我2015年5月看了國家氣象局每天公布的點，衛星過境時間是抽樣的，最后農民就是在躲衛星了。
鼓勵點對點的協商解決之道
楊大利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主任）
站在農民的角度，有人可能覺得，焚燒秸稈是農民在爭取自己的權利，他可以有權利，他本來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他小的時候都是把秸稈燒了，秸稈燒后還田就當肥料了，燒掉還可以消除害蟲。
刀耕火種的做法是歷史上就有的，東南亞也是這樣，每年到了收割后的季節，印尼農民焚燒秸稈的情況也是很普遍，濃煙飄到鄰國新加坡，導致新加坡的空氣污染非常嚴重。
為什么現在政府明令禁止，還是有農民要焚燒秸稈？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農民偷偷點火焚燒秸稈不容易被抓著。這和排污嚴重的貨車一樣，司機半夜開進北京城來，相對來講監管的力度不夠強，不容易被抓住。這與農民、司機的環保意識有關，也與相關部門的監管力度不夠強有關。當然，即便是一個真正的警察國家，也不可能完全禁止上述行為。
要解決上述問題，需要有一個過程，需要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另外，還有地域的問題。比如說，成都的雙流機場受周邊農田秸稈燃燒產生的濃煙影響，飛機不能起降了，那就讓雙流機場出點錢解決問題，機場方面可以想辦法給周邊農民一些補償。所以，我個人覺得，應該鼓勵這種點對點的協商解決之道。
中央政府特別希望做這個事兒，中央政府可以拿錢做一些事。地方政府呢，也可以去做。類似機場附近，那就通過機場去掏錢補償、去與周邊農民協調，畢竟機場也是公司。現在，我個人感覺，各個不同層面都可以去探索著來做。不同的地區，應該有不同的辦法，類似東北地區這樣土地規模較大的，秸稈可以制成燃料，有些南方地區土地分散，那就可以通過其他方式處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環境與生活》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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