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川渝湘鄂贛豫粵黨的農村領導體制的調查研究
黨在農村基層社會管理中起著領導核心作用。隨著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農村基層社會格局呈現復雜化、多元化的特點，這對黨的領導體制提出了新的考驗。黨的領導體制如何適應現代社會多元化發展的需求？進一步改進和完善黨的農村基層領導體制，是當前加強和完善農村社會管理亟需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為此，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調查咨詢中心”組成課題組分赴廣東、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重慶等六省一市就“黨的農村基層領導體制”課題進行了專題調研。調查發現，在當前黨的農村基層領導體制下，普遍存在以黨的領導代替社會管理，以黨的領導代替政府行政，政難入戶，黨難管人，干群關系疏遠等問題。如果簡單沿用過去的強制性方式領導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顯然行不通；如果不顧當地實際，生搬硬套外地的新做法、新經驗也難有成效。對此，課題組認為黨應當明確“把方向、議大事、聚民心、優服務”的宗旨，通過引領社會、組織社會、管理社會、服務社會，“在多元治理中樹主導，在主導治理中促多元”，始終保持黨在經濟、社會事務中的領導地位。
一、黨對農村領導體制的特點
從調研情況來看，當前黨的農村基層領導體制呈現“守”、“創”、“破”三大特點。大部分地區以“守”為主；部分地區嘗試“創”新；個別地區在探索突“破”。“守”的風險最低，但功效有限；“創”需要摒棄傳統，創新思維；“破”承擔的風險最大，需要改革勇氣與智慧。
（一）“守”
調研發現，部分地區的基層黨組織在工作中維持現有局面，守著現有機制。在加強活動場所建設、發展黨員隊伍、擴大黨組織覆蓋面等方面小打小鬧，在體制機制創新上鮮有動靜，處于“沒有發展的增長”、“沒有創新的改革”狀態。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守著硬件，忘了軟件。村委辦公大樓、黨員活動中心是黨員辦公、活動的重要場所。為此各地掀起了一股“辦公場所建設熱”，有場所的擴建改建，沒場所的高標準新建。如部分地方還提出將村級黨組織活動與辦公場所建設成集村干部議事、黨員活動、教育培訓、信息交流與文化娛樂于一體的高檔次“星級化” 場所。然而高標準的硬件并不一定與現有軟件相匹配，并不一定帶來高成效。一方面，這些場所利用率極其有限。大多情況下，黨員群眾更習慣到干部家而非到辦公樓找干部；一位鄉鎮干部也談到，“在工資條件有限的情況下，讓村干部坐堂辦公幾乎不可能”。而對于一些現代化的辦公設備，如電腦、打印機、遠程教育系統等，許多基層黨員干部直呼“不會使用，只是擺設”。另一方面，高標準的辦公場所建設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村級財務負擔，成為村組織負債的又一重要原因。以江西某地村級辦公樓建設為例，縣級財政給每個行政村撥款2-3萬元，但實際上新建一處辦公樓需幾十萬元，資金缺口需要村組織自己解決。重慶一個組織部的干部感嘆：“真是奇怪，組織部門幫助村莊建房子，為了籌集資金，求爹爹，拜奶奶”。
2、守著隊伍，漏了群眾。調研過程中，大部分地方的基層黨組織在發展新黨員與提高黨員福利待遇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如提出一村一年培養一名入黨積極分子，給黨員提供政府擔保的貼息貸款、進行創業扶持；給離任老支書發放退休補貼、困難黨員發放“一卡通”、老黨員發放生活補助等；將黨的基本知識教育納入中小學課堂等。這些措施在激發黨員的服務熱情、增強黨員模范帶頭意識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基層黨員隊伍不斷擴大與加強的同時，黨員與群眾的聯系卻并沒有得到明顯加強，特別是在農村稅費改革后，黨群關系有疏遠的趨勢。當調研組詢問到基層黨組織如何加強與群眾的聯系時，一位湖南的基層干部回答到：“黨員無資金、無權力，何以聯系群眾”。此種狀況一方面加劇了“黨管不到人、政不到戶”的問題，如湖北省某鄉鎮干部所描述的，“現在很多政策只是留在我們干部這里，文件只是裝在村委的柜子里”；另一方面也導致黨群關系漸行漸遠，有村民代表反映，“以前每年還能見幾次干部，現在幾年都難得見到一次”。一位鄉鎮干部憂心忡忡地對調研組談到，“依此形勢發展下去，黨很有脫離群眾的危險”。
3、守著組織，亂了職能。“農村富不富，關鍵在支部；發展快不快，全靠干部帶”。在“黨組織是發展關鍵”的思維影響下，一些地方大力擴展黨組覆蓋面，把支部建在農業產業鏈上、將黨組織建在理事會中、將支部覆蓋到樓棟里，形成“處處組織領導、事事黨員帶頭”的景象。可以說，黨組織基本已經覆蓋到所有能覆蓋到的地方，深入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大領域。從調研情況來看，雖然黨組織覆蓋面在逐漸擴大，但卻履行了許多本不該由黨組織履行的職能，管的越多越不容易管好，特別是在經濟發展、合作社管理、農業產業經營、結構調整等方面，黨組織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同時，黨組織的不斷擴展還給基層黨組織自身帶來巨大挑戰，如一位支部書記所反映的，“支部對業務經營不熟悉，協會成員對黨務也不感興趣，黨支部起的作用有限，把支部建立在協會反倒使支部工作量加大了，經費負擔加重了”。一位縣干部談到，“現在黨組織掌管所有領域，要求支部書記懂政治、會管理、善經營，而要選一位這樣的支部書記猶如在矮子中選將軍，實在太難”。長期來看，黨組織掌管一切還可能不利于社會的成長和發育，如某鄉鎮干部所言，“黨管一切，群眾與社會也就依賴于黨，黨的擔子會越來越重”，同時，“社會組織、人民群眾、基層自治跟不上，產生的社會矛盾就會直指黨委和政府”。更重要的是，黨管得太多、太寬，所有責任、所有問題都有黨來承擔，很多時候黨組織成了“替罪羊”。有干部說，“黨只有有限的權力，卻承擔無限的責任，基層黨組織往往成了罪魁禍手，擔了很多不該擔的責”。
（二）“創”
黨的農村領導體制，需要在創新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才能使老體制煥發新活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一些基層黨組織在實踐過程中，通過變革組織管理機制、轉變工作內容、優化工作方法等機制與制度的創新，發揮了現有領導體制的最大功效。
1、創新內容，重視服務。當前部分地方完善服務網絡，強化黨組織的服務職能，使黨組織的領導內容由“政治”轉變為“服務”，由“管理”轉為“治理”。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做法：一是服務網絡延伸到村。如成都把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作為黨組織的重要職責之一，將國土、教育、社會保障等三十多項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整合下沉到村，提供政務服務和事務服務。二是黨員服務群眾，建立互促共幫機制。如重慶通過“三萬計劃”、“523工作法”選派優秀的大學生村官、駐村干部、三支人員到基層服務，將黨員服務與職務晉升、工資待遇掛鉤，做到“有干部下村、有意愿下村、有保障下村”。又如成都地區建立起黨員公共服務積分制度，規定黨員、預備黨員每參加一次活動積累1分，黨員、預備黨員每年至少要完成12個積分。總體來看，黨從抓政治轉向了提供服務。正如一位基層干部所言：“雖然農村接受黨的思想宣傳，但事實上多元化、多樣性已經很明顯了，反復強調一個東西，群眾不會買帳”。但也要看到，只有職能定位的轉變，才能使黨組織實現真正的轉型。如江西永興縣某鄉鎮黨委書記所感慨，“當前黨委書記、村支部書記，事事都是第一責任人，處處面臨一票否決，哪來時間提供服務”。湖北嘉魚一位縣干部也有類似看法，“黨支部疲于上面的任務和要求，真正為村莊服務的非常少”。重慶的干部認為，“現在天天在截訪，那來時間搞服務”。
2、創新管理，明晰職責。黨員干部是黨組織的支柱力量，是黨組織的生命。調查發現，一些地方紛紛創新黨員干部管理機制，以此調動黨員的積極性，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對農村無職黨員“設崗定責”。如江西吉安地區、湖北嘉魚地區、重慶潼南縣、成都的溫江區等在村一級針對無職黨員設立了形勢政策宣傳員、鄰里糾紛調解員、社情民意報告員等崗位，使無職黨員聯農戶、聯村務，使無職黨員有崗位認領，有責任服務。二是對村級黨組織干部進行激勵考核。如河南長葛地區通過建立“雙述雙評”機制、績效工資機制、退休金與工作成效掛鉤機制等，提高農村黨支部的工作積極性。三是加強對縣鄉黨政干部的管理，如成都地區將縣干部的黨組織關系下放到鄉鎮一級，將鄉鎮干部黨組織關系下放到村一級，縣鄉干部既要向同級黨組織述職，又向下級黨組織述職，并由同級和下級黨組織對黨員干部進行評議，使縣鄉干部同時受到同級與下級黨組織的監督。四川溫江的永寧鎮甚至將一些干部的辦公室都拆掉了，迫使其在村里辦公。廣東云安提出“服務不下干部下”，要求基層干部下鄉。通過創新黨員干部管理機制，更加突出和明晰了黨員干部的身份職責，調動其履行職責義務的積極性。但總體來看，這種創新還難以從根本上樹立起黨員干部的責任意識與服務意識。如一位干部坦言，“現在干部更關注權力，黨員關注私利，群眾關注經濟利益，黨群關系日益疏遠”。
3、創新方法，上下聯動。近年來，各地紛紛通過引入民主機制、走訪機制促進組織與群眾互動，轉變基層黨組織“一言堂”、“家長制”的作風，使基層管理逐步走向公開管理和透明管理。主要有兩方面內容：一是讓農民參與到決策過程中，如河南長葛地區通過建立“四議兩公開”機制，使村級重大事項按照支部會提議、兩委會商議、黨員大會審議、村民代表會評議，將決議公開、實施結果公開的程序來決策。又如廣東云浮通過允許農民列席鄉鎮和村級黨組織的黨委會、黨政聯席會議、黨支部會議等，讓普通農民了解決策內容，監督決策過程。四川溫江邀請群眾代表列席區人大會、區委經濟工作會、區黨代會。二是干部走訪群眾制度化、常態化。如重慶地區建立起“三項制度”，定期組織干部接待群眾、走訪群眾。又如廣東云安縣建立起“農情研判制度”、重慶潼南縣建立起“群眾工作聯席會議制度”，讓黨員干部深入到農民群眾中，體驗民情、匯集民意、感知民生。總體來看，這種“群眾上行、干部下行”的新方式，既溝通了民情民意，又密切了黨群關系。然而，這種體制內的創新也有一定的限度，如一些基層組織擔心“群眾一旦發動起來將難以控制，容易對政府管理形成沖擊，引起失控問題”，一些村民認為 “干部下鄉、前呼后擁，最后還是干部見干部”。
（三）“破”
黨的農村領導體制需要“與時俱進”，隨經濟社會的發展而變化，隨農民需求變化而轉變。一些基層黨組織開始以農民新需求、社會新需要為導向，創新甚至突破現有體制機制，實現了黨的農村領導體制的重大轉變，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破職能，變“全能組織”為“核心組織”。黨是經濟社會建設發展的領導核心，但現實卻是“黨管一切，但難管一切”，這嚴重影響了黨的威信。一些基層黨組織在創新和發展黨的領導體制過程中突破傳統思維，重塑黨組織職能。在政治上，把黨組織的功能定位在“把方向、議大事、聚民心、優服務”上。如通過建立聯席會議等民主議事制度，使黨組織能及時掌握情況，用民主的方法和程序匯聚民意。在經濟事務上，通過引進市場主體，剝離經濟發展職能。如成都地區在村一級通過實施股份制改造，將集體經濟交給股份經濟合作社經營管理；在鄉鎮一級，通過成立“政府平臺公司”負責資金、資源管理、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通過“經濟外包”，將招商引資的任務外包給了懂技術、懂操作的專業公司，使黨組織從經濟建設中騰出了手腳。在社會事務上，通過購買服務，轉移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使部分公共服務通過市場化形式運作，部分公共事務由社會組織與群眾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總體而言，就是使黨組織由原來的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等資源甚至個人生產、生活的全方位管理控制，轉變到對村莊發展實行思想政治引導和服務黨員、群眾等方面上來，使黨組織由“黨管一切”轉變為“黨抓核心”，實現了“黨入民心”。
2、破格局，變“單一領導”為“多元協作”。隨著農民對外交往的增多、社會化程度的加深，其對社會組織的需求也日益增多。黨作為農村基層組織的領導核心，不可能包攬一切，因而必須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一些地方根據社會組織的發展程度不同、服務類型不同采取了不同做法：一是孵化和培育社會組織。如一些地區創造“社會組織孵化器”，對規模較小、不能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進行備案培育。如成都建立起以“購買服務”、“資源換服務”為重點的扶持發展機制，通過訂立契約式合同，約定雙方的權利義務，由政府為社會組織搭建場地，提供基礎設施，社會組織只需提供一定額度的服務則可以免交場地、設施的使用費用。二是搭建平臺。如成都基層黨組織建設配套齊全的“四個服務中心”，通過服務外包的方式將服務中心的運轉交給公司，按照市場運作的原則保證四個中心的良性運轉。又如廣東云浮通過構建“三級理事會”，使組民理事會、村民理事會、鄉民理事會在黨的引導下參與到社會管理過程中來。三是提供服務。如成都通過建立“慈善超市”，利用黨組織的組織網絡優勢，為社會組織收集群眾信息，搭建群眾與社會組織的信息橋梁。又如廣東云浮通過實施“以獎代補”項目，將村莊公共建設項目交給村民理事會來組織管理，使理事會有事做、能做事、會做事。概而言之，就是通過對社會組織的培育和服務，使黨對農村的社會管理由“黨組織唱獨角戲”轉變為“黨組織與社會組織大合唱”。
3、破權屬，變“權力集中”為“權力下放”。現有的權屬分配機制往往導致基層組織無權決策，決策權集中在組織的核心干部手中。為此，一些地方的基層黨組織打破現有的權能劃分，還權賦能，讓基層組織、普通農民掌握更多決策權、參與權。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權力下放，賦予鄉鎮組織更多權力。如廣東云安大力推行以“權力下放”為核心的強鎮擴權改革，將14個縣直部門的72項職權向鎮級下放，擴大鄉鎮社會管理權，保障鄉鎮財政權，增強鄉鎮人事權，破解鄉鎮政府“沒權辦事、沒錢辦事和沒人辦事”的窘境。二是在村級組織中，通過對黨組織、自治組織、集體經濟組織的分離，保障村組織自治權。如成都通過“分類分步換屆”方式，即將農村組織分為黨組織、自治組織、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等，村民與不同的組織分開登記以明確關系，各個組織分管各自組織成員，同時各組織的選舉分開進行，由此界定和分開各組織的職責功能，以此破解“黨組織包攬、自治矮化”的困境。三是賦予群眾決策權。如成都永寧鎮推行“公推直選”制度，黨委書記和村社區黨組織書記實行“公推直選”、書記工作群眾考評，實現群眾的干部群眾“選”、群眾“評”。
二、黨對農村領導體制的問題
正所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黨的農村基層領導體制是黨的領導體制中最為基礎，也是最為重要的部分。隨著農村社會和經濟形勢的發展，轉型中的農村基層領導體制面臨著諸多挑戰，尤其是領導班子不強、領導關系不順、領導職能不清和領導方式不活的問題比較突出，創新黨的基層領導體制迫在眉睫。
（一）基層領導班子力量弱化
“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黨對農村基層領導的著力點是黨支部班子，班子戰斗力的強弱直接影響著領導的力度。現階段，基層領導班子面臨著老齡化結構、形式化作風和兼職化狀態等三大問題，導致基層領導班子力量弱化。
1、結構偏老齡化。從黨員的年齡結構來看，根據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調查咨詢中心”2011年調查數據顯示，在270個村莊中，30歲以下的黨員占比為11.9%，30—40歲黨員占比19.1%，40—50歲黨員占比21.3%，50—60歲黨員占比22.1%，60歲以上黨員占比25.9%。可見，50歲以上黨員將近一半，60歲以上的農村黨員約占所有黨員四分之一。從年輕人入黨情況來看，2011年每個村平均新增入黨人數約為3人，30歲以下入黨人數僅比2010年增長0.42個百分點，增幅極小。從黨支部書記的年齡來看，年齡最大的支部書記為70歲，平均年齡約為50歲，其中50歲以上的支部書記比重為46.4%，60歲以上支部書記約為10%。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加快，農村老年黨員的比例將會繼續增加，由此帶來的領導班子活動能力與知識水平偏低的困境，將會嚴重制約黨對農村的領導力量，這是黨的農村領導體制遭遇的一大客觀制約因素。
2、作風偏形式化。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地位必須有優良的工作作風來保障。然而，部分農村黨員干部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一方面，推崇實用主義，認為“理想是空的、政治是虛的”。當面臨多重任務時，往往選擇“談起來重要，忙起來忘掉”的避實就虛策略，使其在貫徹上級黨組織的政策和指令時，難以保證真正落實，只能應付了事，虛而不實。另一方面，為群眾服務的意識弱化，不能有效發揮黨支部的先鋒模范作用。支部“該干什么、怎么干”不甚了了，以至于“什么也干不了”，責任意識逐漸淡化，最終與普通群眾沒有多大的區別。村民笑稱黨員干部：“黨員不黨員，就差兩角錢；干部不干部，都是混日子”。2011年調查數據表明，在4760位農戶中，28.3%的農戶表示黨員干部工作表現一般，還有13.6%的農戶不滿意黨員干部的工作。群眾看在眼里、記在心里的是黨員干部的作風，這種形式主義的作風是對黨的領導核心地位的無形損傷。
3、狀態偏兼職化。支部隊伍是一支不脫產、非職業化的農村最基層干部。這主要是因為村黨支部書記的經濟待遇不高，除了統一核發的誤工補貼外，基本沒有固定的收入和補助，干部感言“在家當官不如出去打工”，重慶有一村干部算一筆帳，“農民一周打工收入相當于一月的工作補貼”。所以，支部干部平時只能是黨務與農務一起忙，還有的自辦實體帶頭創業，少數黨員干部階段性的跑些生意。因而，黨員干部不可能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專心黨務工作，時常出現“電話辦公”、“口袋干部”的情形。干部經常不在村，“走讀式干部”的情況也不在少數，更有甚者，黨員干部隊伍出現空殼化。在河南澠池縣天池鎮的29個行政村中，班子不健全的村14個，占48.3%，其中，5個村既沒有村支書又沒有村主任，8個村沒有支部書記，9個村沒有村委會主任，2個村沒有監督委員會。領導班子不健全，工作無法開展，根本談不上發揮戰斗堡壘作用。
（二）基層領導關系錯綜復雜
黨對農村的領導是一個系統工程，基層黨組織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如何理順是難題。現階段，基層領導關系不順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兩委關系不協調、鄉村關系不協同、干群關系不密切，使得黨對農村的領導難以形成合力。
1、兩委關系不協調。在村莊，黨支部能否實現黨的領導關鍵是實現兩委關系的協調，發揮黨支部的領導核心作用。可是，一方面由于兩委對村莊都具有管理權限，但在法律上、實踐中職權劃分不清，造成兩委關系緊張，另一方面村支書和村主任職位和工作存在交叉和重疊，責任主體不明確，以致出現“好事爭著做，難事互相推”的消極局面。比如：湖南鳳凰縣火馬村支書認為支部書記是“一把手”，村主任是“小跟班”，“你牽馬來，我挑擔”；與之相反，廣東蕉嶺縣廣育村村主任表示村主任是“當家人”，書記是“小伙伴”，“我是村民選出來的，支書就是幾個黨員選出來的，我說的話當然更管用”。為此，部分村支兩委關系容易出現“一言堂”和“兩張皮”的現象，黨對農村的領導缺乏有效載體而極易落空。所以，兩委關系自始自終是實現黨對農村領導必須謹慎處理的問題，既要加強黨的領導地位，又要保證群眾的主體地位，兩者缺一不可。
2、鄉村關系不協同。在鄉鎮，黨對農村的領導突出表現在鄉鎮黨委與村黨支部的領導關系。鄉鎮是最基層的政權，也是黨領導農村的最重要的一環，只有實現鄉村黨組織的協同，才能扎扎實實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從各地的經驗來看，自從農村稅費改革之后，鄉村的關系逐漸淡化。鳳凰縣火馬村支書把鄉村關系形象地比喻為“上面打領帶，下面穿草鞋；外面穿西裝，里面穿背心；嘴上說著好，心里小九九”。由此，鄉鎮黨委要成功開展工作，必須依仗村支書，特別是與支書的私人關系，借助的是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用。湖南龍塘鎮黨委書記對此深有體會“下鄉干工作，靠的是關系，憑的是酒量，用的是私交”，與之相對，龍塘鎮江口村支部書記則認為“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上面動動嘴，下面跑斷腿”，“一票否決的工作得干，例行性的工作看著辦，臨時性的工作躲著看”。總之，鄉村關系不協同讓黨對農村的領導打折扣，部分農村黨支部“不積極，不主動，支支動動，撥撥轉轉，只求過得去，不求過得硬”，致使黨的農村領導浮在鄉鎮，漂在村莊。
3、黨群關系不密切。黨對農村的領導千條萬條有一條不能忘記，那就是密切聯系群眾，保持黨和群眾的血肉聯系，防止出現脫離群眾的危險。事實上，稅費改革以后，黨群關系出現明顯的疏遠傾向。有一財政局干部表示“以前，村民有矛盾糾紛，還想到直接找支部書記解決，不行就找大隊干部解決。現在的情況是，村民找書記難，有的幾年都見不到一次”。甚至有黨群關系惡化的情形，比如，河南農村不少群眾對黨員干部當面“怕”，背后“罵”，說干部光吃飯不干活，干部對群眾見了“躲”，遇事“拖”，說群眾不講理最難纏，干部放不下“架子”，和群眾搭不起“膀子”，黨群難接觸、難交心、難融洽。為了融洽黨群關系，各地要求基層黨員干部下鄉走訪群眾，寫“走訪日記”、“干部接待日記”、“基層心得體會”等，可是部分黨員干部“坐在家里編”，下鄉成了“干部訪干部”，因為缺少制度化的渠道，密切黨群關系成了“空口號”和“賺吆喝”。根據2011年調查數據，在4794位農民中，58.2%的農民不知道鄉鎮黨委書記，56.9%的農民不認識鄉鎮長。凡此種種，無不說明加強黨群關系任重道遠。
（三）基層領導職能混淆不清
黨對農村的領導的定位關系到領導幅度，間接制約領導力度，所以合理確定領導職能是加強黨對農村領導的必然要求，也是適應農村發展形勢的現實需要。黨的農村領導體制有全能型領導的傾向，黨政不分、黨經不分、黨社不分的現象比較普遍。
1、黨政不分。黨政分開是基層黨政關系的一個改革取向，也是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的一個部分。雖然黨政分開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基層黨組織的職能中還涵蓋著行政管理的內容，黨政不分的問題仍沒有完全解決。在鄉鎮的實際工作中，黨政不分的現象非常嚴重，一個必然的結果是，黨的基層組織自身被行政化而變成鄉鎮行政管理機器的一部分，形成了上自鄉鎮黨委書記，下至“七站八所”和村干部（主要是村黨支部書記）的“金字塔”型權力結構。隨之，在“一肩挑”和“交叉任職”的村支兩委中，黨支部無形中承擔大量的行政任務。根據湖北嘉魚和秭歸兩縣的調研，逾八成行政村采取“村支兩委一肩挑”的方式，支部的工作任務除了黨員發展之外，還負責惠農政策執行、計劃生育、社會穩定及其他臨時性委派任務，支部難堪重負。秭歸縣中壩子村的村支書坦言，“鄉鎮是腿，村級是腳，但是現在腳太小了，上面太重了”，支部書記成了鄉鎮黨委的“跑腿人”，黨支部成為鄉鎮黨委的“派出機構”。重慶潼南一個村干部說，“村莊就是支書、主任、文書三個人，任務少是三個人，任務多還是三個人”。
2、黨經不分。黨經關系隨著村莊集體經濟的發展而日漸顯現，對于集體經濟基礎好、實力強的村莊，黨支部涉足集體經濟的經營管理的情況較為常見，黨支部變成公司董事會，支部書記變成董事長，由此引起基層黨組織重經濟發展、輕組織建設，滑向黨經不分的誤區，特別是欠發達地區的基層黨組織。在基層黨組織，支部書記誤認為，抓經濟發展是“實”，抓服務是“虛”；有事找“生產組長”商量，而忽視“黨小組長”，不愿把精力放在黨務工作上。比如，秭歸縣圍繞基層黨組織轉型、拓展、提升的要求，通過5次大會部署和2次培訓，在全縣各級黨組織中牢固樹立了“不抓集體經濟，書記就不稱職；不發展集體經濟，村級就沒活力”的發展意識，把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實力作為基層黨組織工作的重中之重。從鞏固黨的領導基礎出發，加強農村集體經濟、非公有制經濟以及專業合作社的黨建是必要的，可是由基層黨組織來代行經濟組織的職能則是多余的。
3、黨社不分。黨社關系是針對當前社會管理與基層黨建而提出的，基層社會管理是整個社會管理大廈的基礎，按照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的新格局，基層社會管理必須在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之下積極推進。如何協調黨的領導和社會協同及公眾參與是一次大的挑戰，避免過去那種黨管社會到底的狀況。具體而言，基層黨組織包攬村里大事小事，把社會管理中黨的領導理解為黨的直接管理，偏離黨對農村的領導核心定位，忽視了村自治組織和群眾組織的作用。為此，村民將村支書形容為“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雞毛蒜皮；左管生兒育女，右管油鹽柴米”，基層黨組織經常出現“制定的多，落實的少；匯報的多，做到的少；墻上的多，地上的少”的狀況。普通黨員也認為“有些黨必須管，有些沒必要管”，最好的情況是“黨員帶頭，群眾做主；黨員支點，群眾杠桿”，充分發揮自治組織和群眾組織的效用。
（四）基層領導方式單一守舊
黨對農村的領導方式一直以來強化集中領導，但是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黨實施民主領導。因此，擴大民主領導是改進領導方式的必然趨勢，也是與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發展相適應的取向。當前的問題是黨的領導方式“在集中上有余，在民主上不足”，結果是“政難入戶”、“黨難管人”。
1、集中有余。黨的領導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民主與集中不可偏廢也不可或缺。從集中的角度來說，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方式是“集中有余”。一是兩委“一肩挑”和“交叉任職”強化了黨領導的集中制原則。根據中國農村研究院2010年調查數據，在244個村莊中，“一肩挑”的村莊有98個，占比為40.2% ，近四成村莊選擇兩委“一肩挑”；從支委和村委的選舉順序來看，252個村莊中，191個先選支委，61個先選村委，75.8%的村莊先選支委后選村委，增加“一肩挑”和“交叉任職”的要求，黨的集中領導將進一步加強。二是基層黨組織習慣于傳統的領導方式，不能適應基層民主發展的新形勢，仍然采取“我說你聽，我逼你干”的方式來推動工作，眼睛盯著黨組織的集中領導，忽視集體領導原則、黨員民主權利和群眾主體地位，搞“家長制”、“一言堂”，以至于普通黨員感慨“什么事都是支部說了算，我們普通黨員放哪里”，群眾反感“什么事都是黨說了算，我們想提點意見都沒勁”。集中領導需要和黨內民主與基層民主結合起來，避免過度的集中挫傷黨員、群眾的積極性。
2、民主不足。黨的領導的集中原則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缺少民主的集中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從民主的角度來說，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方式是“民主不足”。從基層黨代表來看，“開開會，舉舉手，畫畫圈”是其慣常的工作方式，在發揮作用方面還存在著黨代表認識不到位，權利意識薄弱，而“不愿”參與黨內事務；黨代表信息渠道不暢，聯系群眾較少，而“不能”發揮代表作用；黨代表能力有限，知識水平較低，“不會”議事決策，從而普遍存在“關注局部的多，考慮全局的少；提出問題的多，有解決措施的少”的現象。從群眾的參與來看，2010年調查結果顯示，33%的農戶沒有參加村民會議，即使是參加村民會議，在會上提意見的村民也僅為24.8%，約四分之三的農戶在村民會議上沒有發聲，同時，47.4%的農戶認為參與村莊管理作用較小或者沒有作用。群眾坦言“開會也討論不出什么來，在會上決定的事情大多落實不了，況且有的事情在開會前已經決定了，拿到會上來只是走一下過場，沒什么意義，參不參加沒什么區別”。領導方式的民主化是推動領導方式現代化轉型的路徑，對提高黨對農村的領導水平意義重大。
3、政難到戶。近年來，黨和政府加大強農支農力度，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按照政策貫徹落實的路徑來看，鄉鎮把政策目標與要求傳達到村，再由村支兩委進行宣傳發動，實現政策進村入戶。從調研的情況看，黨和國家的政策基本上能夠宣傳到村，政不到村的現象基本消失，然而普遍的“政不入戶”卻讓人意外。原因在于農村的政策落實仍以傳統渠道為主，村支兩委落實政策的渠道是通過開村民代表和小組長會議，然后由村民小組長或村民代表向村民宣傳，可是村民小組長或村民代表宣傳政策的動力和精力有限，時常出現“村民不問不說，村民不親不說，村民不近不說”。 根據2011年的調查，37.2%的農民認為“惠農政策宣傳太少，不知道有這回事”。對于村里包括惠農政策在內的大事情，52.8%的農民了解村里大事的途徑是村干部或村民轉述，僅17.8%的農民是通過村務公開欄的方式知道村里大事的。由此觀之，在黨的政策落實上，如果以前的問題是“政不到村”，那么現在突出的問題是“政難入戶”，政策落實缺乏群眾作為主體的知曉和參與。
三、完善黨對農村領導體制的建議
黨對農村基層的領導體制關系到黨在農村社會管理中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加強和完善黨的農村基層領導體制是適應當前農村社會基本形勢，順應中央精神的必然要求。針對現階段黨的農村領導體制的缺陷和不足，現提出以下建議，供中央決策參考。
（一）明晰職能定位，完善黨的領導體系
目前基層經濟社會關系復雜多變，但黨對農村基層領導的職能定位卻不甚清晰，導致黨的基層領導體系呈現模糊狀態。主要表現在：第一，領導的對象太廣，這難免造成領導力度減弱和領導效率降低；第二，領導關系錯雜，既插手經濟事務，又插手社會事務，還要插手村民自治事務，從而導致領導質量下降；第三，領導方式單一，常用的方法就是定指標、下任務，無法全方位調動積極性。因此，必須結合新形勢重新定位黨的職能，突出黨“把方向、議大事、聚民心、優服務”的宗旨，使其“在多元治理中樹主導，在主導治理中促多元”。
1、優化領導對象。針對目前黨的領導對象雜、力度弱的問題。可嘗試從以下三個方面著力優化：一是抓重點。經濟發展是基層治理的重點，在領導經濟發展方面，黨應改變過去直接干預的方式，可采用間接化的管理手段，將發展經濟的任務交給專業公司。黨只管公司、管質量、管監督，從而減少管理對象、縮小管理幅度，提高領導力度，提升管理效能；二是抓難點。社會問題是基層治理的難點，在應對社會問題的時候，黨不必事無巨細，面面俱到。一方面源頭上把控，比如針對當前日益突出的信訪類問題，黨需要及早發現、及早介入、及早解決，將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另一方面重點化處理，對難調解、影響大的問題，黨需要進行重點干預。比如針對老上訪戶的問題，黨應查清原因，重點解決；三是抓熱點。民生問題是基層治理的熱點，在養老、醫療、慈善救助等關乎民生的重大事項方面，黨需要加大領導力度。對于新農保、新農合等國家惠農政策，黨應做好監督工作，確保政策落實有效。在黨的服務方面，有條件的地區可建立“一站式服務平臺”，“黨員義工服務站”等服務機構，著力改善群眾民生。
2、理順領導層次。針對目前黨的領導關系錯雜的現象，可從以下三方面進行理順：一是群眾的事情群眾辦。對于群眾能夠自己解決、自己處理的問題，放手讓群眾自己決定，遵循民主自治的原則，減少對村民事務的干預。促使基層自治組織依法辦事、依規辦事，實現自我管理，提供自我服務。而對于群眾自己解決不了的事情，黨可以提供指導和幫助；二是社會的事情社會辦。在社會活動開展，社會服務提供等方面，黨可以給予社會力量充分的自主空間，黨主要負責保障社會活動在制度內有序開展，維護各社會主體合法權益。三是經濟的事情市場辦。在經濟領域的領導方面，黨應充分按照市場規律辦事。在對集體經濟組織的領導方面，可成立“政府平臺公司”，用公司化的手段來管理集體經濟組織。而在領導經濟發展方面，黨可采用指標式的市場化管理手段，將發展經濟的任務外包，黨只負責“維民利、把方向”。
3、豐富領導方式。一是要吸納群眾參與共謀。可采用“走下去”和“拉上來”的方式，把群眾納入到黨的基層領導體系中來。“走下去”，就是要黨員干部下基層，定期走訪。這方面，成都溫江經驗值得借鑒，即將黨員組織關系下放到鎮村一級，并采用“一次擾民”的方式集中搜集群眾意見，處理農民問題。“拉上來”可采用區鄉黨委會、人大常委會、政府常務會向群眾開放的“三會開放”制度，接受群眾監督，吸納群眾意見；二是要吸收社會力量參與共管。社會組織是黨領導的重要補充力量。對此，一方面要積極培育社會組織。降低社會組織準入標準，采取“寬進嚴出”的方式為社會組織提供較為寬松的成長環境。大力引進社會組織，用“購買服務”的方式激發公益類、慈善類社會組織的積極性。有條件的地區可建立“慈善超市”。積極孵化社會組織。引進專業機構對涉農的、公益慈善性的社會組織進行重點扶持，促使其發展壯大；另一方面要加大對社會組織的引導。積極引導推動社會組織的信息公開、服務公開，不斷強化社會組織的責任意識，增強組織運作的透明度，提高服務能力。并可考慮在社會組織中靈活設立黨支部，寓黨建于社會組織發展中。
（二）加強隊伍建設，提高黨的領導能力
黨對農村社會的領導能力首先取決于基層黨員干部的隊伍建設。當前農村基層黨員干部隊伍存在兩大問題：一是干部難選。酬勞低造成有一定能力的人選大多外出務工經商而不愿當村干部，沒有能力的人想當村干部，導致村干部隊伍后繼乏人。二是黨員難管理。隨著農村流動性增大，大批農民黨員外出務工，致使基層黨組織生活不正常，多流于形式，使黨支部與黨員的思想出現隔閡，增加了管理和教育黨員的難度。因此，要從源頭上加強黨員干部隊伍，以提高黨的領導能力。
1、把關口。干部的好壞直接影響黨對農村領導的成效。要在選拔任用鄉村干部時，從源頭上把好鄉村干部隊伍關口。雖然在調研中一些鄉鎮干部對“直選”鄉鎮長、鄉鎮黨委書記提出種種疑慮，主要是擔心群眾的民主素養不夠，無法真正選出一個好干部，其中也不排除一些在職干部害怕通過“直選”威脅自身利益。其實，既然選擇了民主，就應當接受民主的結果，即使是不甚理想的結果。只有通過不斷的試驗和實踐，群眾的民主能力才能提高。“人民的干部人民選”，建議國家在基層大力推廣“公推直選”。
2、穩隊伍。當前農村黨員干部普遍存在“四多四少”現象：老人多、年輕人少；學歷低的多、學歷高的少；兼業的多，專職的少；凡人多，能人少。這種結構的隊伍極不穩定，難以管理日益復雜的農村社會。要改變這種情況，首先應從發展黨員抓起。實行“一村一名入黨積極分子”的培養機制，報組織部門備案，建立跟蹤培養信息卡，即時掌握情況。同時建立入黨積極分子退出機制，對不符合標準的積極分子進行督辦。還可以借鑒成都永寧鎮的“兩推兩評三公示”制度，嚴把黨員入口關。其次，對流動黨員實行“屬地化管理”，將流動黨員納入流入地黨員服務和管理的范疇，讓其在當地發揮作用。最后，通過優化黨支部設置穩住隊伍、凝聚人心。按照黨員“業緣、地緣、趣緣”靈活設置黨支部，讓黨支部重煥生機。
3、強教育。當前黨員干部出現了文化素質不高、致富能力不強、先鋒模范作用不明顯的“三不”特征。歸根到底還是缺乏教育和培訓。比如農民群眾最迫切的愿望就是發家致富，而黨員干部隊伍中大多數都缺乏帶領群眾致富的能力，主要表現為“三多三少”，即懂農業的多，懂產業的少；懂生產的多，懂市場的少；懂傳統技術的多，懂現代科技的少。開展工作憑老經驗、用老辦法已無法應對新時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對此，一方面要建立黨員干部長效學習機制，定期舉辦黨的理論知識、領導方法和致富技能培訓班，組織致富能手傳授致富經驗。同時，針對他們對國家涉農方針政策領會不及時、理解不準確的問題，及時組織學習黨和國家的最新政策，避免“政不入戶”的難題。另一方面，探索教育管理新方式。如江西瑞金通過在經濟條件較好、交通較便利的村莊成立“村干部之家”，構建“村與村、村干部與村干部”之間信息交流平臺、教育培訓基地、外出辦事的“驛站”。
4、蓄后勁。要確保黨員干部隊伍的生命力，必須做好人才儲備工作。一是建立黨員創業孵化基地，到組織部和民政局備案，通過幫扶機制和優惠政策將優秀黨員培養和孵化成致富能手，為村黨支部領導班子預備“好苗子”。二是多渠道選人，為提高黨員干部的整體素質，從致富能手、復員退伍軍人、返鄉創業人員、離退休老干部等人員中吸納人才，建立村級后備干部人才儲備庫，為其提供工作實踐的機會，按照優勝劣汰、動態管理的原則，對工作能力強的后備人才予以重用。通過這一機制，構建了村級選人用人的梯次隊伍，為選好配強村級黨員干部隊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村級事業發展儲備了后勁。
5、突專業。黨承擔了重要的任務，但是黨員、黨的基層干部也不是全才，不可能勝任各方面的工作，也很難找到“全才”。因此，要根據社會管理多元化、黨的領導專業化的要求，不求“全才”，而求“專才”。一是擅長協調溝通、具有一定權威的黨員可以安排在自治組織工作；二是具有公益精神、服務意識的黨員可以安排社會管理工作，強化黨對群眾的服務和聯系；三是具有經濟管理才能的黨員可以安排在集體經濟組織或者其他的企業管理部門工作，發揮其企業管理才能；四是具有領導、統馭才能的黨員可以讓其擔任黨的領導職務，做好領導工作。通過這些方式找到適合的人才，使其才盡其用、才具其位。
（三）建立保障機制，激發黨的領導活力
當前農村基層黨員干部作用發揮得不好主要是激勵不夠、保障欠缺。農村黨員干部普遍反映工作任務重，工作壓力大，但是工資待遇低、社會保障差，導致其無力辦事、無心辦事。因此，要栓心留人，必須要從制度上確保農村黨員干部“有甜頭、有奔頭、暖心頭”。
1、經濟上給予保障。村干部是黨的方針政策在農村的傳達者、組織者和實施者。我們調查發現，全國各地村干部每月的基本補貼多為六、七百元，所得到的報酬與付出的勞動不成正比，導致部分村干部不愿任村干部。他們表示，每個月幾百元的工資，還不如一般打工的農民收入高，工作起來積極性不高。鑒于此，國家應該首先從經濟上保障村干部，使其干了工作有甜頭。建立村干部基本補貼正常增長機制，在每個行政村在職干部基本補貼的基礎上，按照物價水平和上年度省內農村勞動力平均收入水平增長幅度遞增。同時，由于基層社會管理基本以“組”為單位進行，小組長為村干部分擔了許多工作。因此，建議將小組長納入補貼范疇。此外，應當為全體在職和離任的村干部辦理養老保險。
2、政治上給予出路。村干部作為最基層的“干部”，過去他們的政治權利和從政的意圖并不明顯，但是隨著年輕村干部隊伍的壯大，其要求政治上進步的意愿越來越強烈。因此，應該在政治上給予他們出路，讓其干好工作有奔頭。一是推薦提名政治素養好、參政議政能力強的村干部為各級黨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為其提供建言獻策的舞臺。二是實行選聘鄉鎮事業編制人員制度，每年選聘一定數額的優秀村黨組織書記和村主任將其納入鄉鎮事業編制，并優先推薦優秀村干部參加鄉鎮公務員考錄。三是增加優秀大學生村官晉升和升學的機會，建議將任滿三年且考核合格的大學生村官轉為基層公務員編制，對于特別優秀、成績突出、有杰出貢獻的大學生村官給予免推讀研究生的機會。
3、生活上給予關懷。針對當前農村黨員干部年齡偏大、文化水平偏低、青黃不接、后繼乏人等現狀，一方面要給老黨員和特殊黨員以生活上的關照，另一方面要為黨員提供政策優惠，吸引年輕人入黨。具體來說，一是建立困難黨員幫扶機制。通過走訪慰問的形式定期在節假日給困難黨員“送溫暖”，建立困難黨員“一卡通”政策，對新農合、新農保、交通等生活方面進行補貼。二是建立關愛老黨員長效機制。雖然黨員是只講奉獻不求回報的，但是人到老年后國家對他們的關愛可以增加他們的歸屬感和光榮感，起到穩定人心的作用。可以由縣市牽頭建立老黨員關愛基金，以黨齡劃分補貼標準，一視同仁地對城鄉的老黨員進行補助。三是為黨員創業提供金融扶持。一般來說，農村的創業者多是具有一定素質的中青年，這正是農村黨員隊伍需要補充的“新鮮血液”。因此，可以通過為創業者提供貼息貸款等優惠的金融政策，一方面吸引他們入黨，另一方面助推他們淘到“第一桶金”。
4、權利上給予保護。現在很多基層干部都覺得自己不快樂、不幸福，整天憂心忡忡、提心吊膽，害怕出事情。有干部反映：問題沒有處理完，干部自己完了。關鍵問題是干部自身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因此，除了要在經濟社、政治上、生活上關心、關懷基層干部外，還要在權利上給予保護。一是保障干部處理問題的權利，要干部承擔責任，要干部干事，就要讓干部有處理問題的權利，不能隨意的指責和批評；二是不能搞秋后算帳，在處理干部問題時，只能就事論事，建議不算歷史帳；三是黨的監督部門，如紀委、監督部門在調查干部時，一定要依法進行，注意保護干部的個人權利、保護干部的隱私，不能讓干部流汗又流淚。
（四）創新考核理念，明確黨的領導方向
當前的黨員干部考核機制，存在重經濟輕社會、重上級考察輕下級意見、部分考核指標剛性化、考核手段有限等不足。為此，我們建議轉變考核體系側重點，優化考核手段，使考核機制與黨組織職能定位相適應，與地方發展相協調，與民意相符合。
1、轉方向。當前的黨員干部考核體系，重經濟指標而輕社會發展，與黨的職責功能不相適應，與部分地方發展不相協調。為此，我們建議改革考核側重點，調整引導黨組織發展方向。具體而言有兩方面建議：一是與黨的核心功能相適應，從注重經濟增長指標向注重綜合性指標轉變。將社會發展、民生改善、政治民主、環境保護等納入到考核體系中，降低經濟發展所占比重，減小招商引資任務。二是與地方發展相適應，從全國“一刀切”向“因地制宜”轉變。各地區可以以縣為單位，進行主體功能劃分，根據各鄉鎮的發展條件賦予不同功能，根據功能發揮進行考核評價。如對于沒有經濟發展優勢的鄉鎮，可以劃分為“環境保護區”，考核指標將側重于環境保護、民生改善等方面，破除“以GDP大小論英雄”的局面。
2、分類型。對于不同類型的黨員，應有不同的考核監督機制，使考核機制更具針對性。對于縣鄉干部，可以優化“雙述雙評”機制。將縣干部的黨組織關系下放到鄉鎮一級，將鄉鎮干部黨組織關系下放到村一級。縣鄉干部向同級和下級黨組織述職，并由同級和下級黨組織對黨員干部進行評議。干部的績效工資、升遷根據評議結果來決定。在部分條件成熟的地區，其鄉鎮黨委書記可以考慮由黨員代表進行直選和罷免。對于村干部，建立公開承諾機制、黨員評議機制和群眾評議機制。每年初，由村干部在黨員大會上向黨員承諾計劃要辦的事項，并在年終黨員大會上予以述職，由黨員和群眾予以監督和評定。對于無職黨員，可以建立優秀黨員評選機制。每年年終，召開黨員代表大會，根據黨員發揮自身模范帶頭作用的大小來評選一定數量的優秀黨員，并予以獎勵。
3、出新招。一是變硬性指標為軟性激勵。我們建議逐步弱化計生、維穩等“一票否決制度”，而以化解多少社會矛盾，解決多少群眾問題，辦了多少實事為評價標準，解決問題越多，考核得分越高。二是變必選為多選。建立“基本職能+自選職能”考核體系，即推廣1+X管理辦法，由縣級黨委將政策宣傳等確定為黨組織基本職能，讓村級黨支部、鄉鎮黨委等根據自身特點，在基本職能外再選擇一項或多項“自選職能”，年初制定計劃報上級黨委審批，上級黨委根據黨組織的“基本職能+自選職能”來進行考核。三是運用新技術進行考評。如在鄉鎮政府網站上設立鄉鎮干部、村級支部書記評價版塊，在網絡上公布各干部的工作計劃，工作進度等，由社會成員通過網絡方式進行評議。又如鄉鎮黨委建立對村支書的短信評價機制，定期利用短信平臺向所轄各村的黨員發送手機短信息，公布黨員所在村村支部的工作開展情況，并由黨員回復短消息予以評價。
（五）堅持群眾路線，夯實黨的領導基礎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的本質要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只有堅持走群眾路線，服務群眾、依靠群眾，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重、以人民群眾的盼望為念，才能夯實和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1、聯系群眾。一是減少大院高墻，與群眾“零距離”。在調研中發現，不少群眾表示，黨群關系的疏遠感來自于越來越多的豪華高墻大院的隔閡感。對此，我們建議建設開放式的行政大院，以標準化而非豪華化為目標修建鄉鎮、村委會大樓，這有利于展現黨的質樸和親和的形象，拉近與群眾的距離。二是推行常態走訪，與群眾“零接觸”。將各地推行如“大走訪”、“三進三同”、“三萬”、“三送”等活動制度化，實行“干部貼牌簽到”制，監督干部的走訪使其落實到位。在有條件的地區可以考慮實施干部下訪IC卡制度，做到每次下訪都有記錄，每次要求都有回應。三是利用現代工具，與群眾“零時差”。基層黨組織可充分運用 “QQ群”、“微博”、“手機報”等現代化的傳播方式展示黨組織最新的工作進展、介紹新增的服務項目、普及科學常識以及送上節日的問候，實現聯系群眾的“全天候、全覆蓋”。通過這些方式解決“政不到戶”、“策不到人”的問題
2、引導群眾。群眾工作離不開群眾的積極參與。一是引導離職卸任的老同志發揮余熱。根據老黨員老干部工作經驗豐富、群眾基礎扎實等特點和優勢，積極為他們設崗定責，采取“一幫一”、“一幫幾”的方式，組織資歷深、精力足的老干部、老同志與年輕干部、后備干部、入黨積極分子結成對子，傳授工作經驗，加強思想教育，促進健康成長。二是引導積極向上的群眾建功立業。結合“掛包幫”活動，發動作風優良、踏實做事的干部深入一線，幫助群眾排憂解難，指導發展生產，以實際行動影響和帶動群眾積極投身新村建設。三是引導能推動發展的帶頭人做強產業。始終將產業大戶作為引領群眾致富的重要群體，適時給予信息、資金、技術等方面的幫助和扶持，引導他們做大做強產業，進一步帶動群眾脫貧致富。
3、服務群眾。黨對農村領導的重點就是解決民生問題，解決民生問題的關鍵是為群眾提供公共服務。創新黨對農村的領導體制，必須實現服務群眾的均等化與常態化，以服務促進領導、以服務強化領導。一是搭建服務平臺。可通過孵化、引進和重組等方式，引進社會組織、社會慈善力量以及半公益半盈利性質的企業，搭建市場化、社會化的服務平臺，實現服務群眾的常態化。二是服務機構進村。將干部的工作場所設在基層，設立村級服務站，承擔行政服務工作和村級公共服務、自我管理和黨員教育管理工作，為村民提供全方位、立體化的服務。三是黨員服務入戶。實行黨員干部輪流值班制，為村民提供便捷式服務；推行黨員干部包戶制度，每個黨員干部包10-20戶村民，積極主動為村民排憂解難。還要善于發揮無職黨員服務群眾的作用。通過設崗定責，設置形勢政策宣傳員、社情民意報告員、科普知識輔導員、致富信息傳遞員等崗位，引導他們爭做人民群眾的“主心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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