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賢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鄉野沃土茁壯生長的重要形態，它既體現了熱愛家鄉、建設故里、樂于擔當的情懷，又飽蘊見賢思齊、助人為樂、崇德向善的正能量。
★中國歷史上長期形成的“告老還鄉”傳統，解決當下農村“空心化”積弊，緩解大城市過于擁擠、不堪重負等“城市病”，無疑具有鑒往開來的重要意義。
★倡導啟動中國古代和國際上比較通行的“告老還鄉”制度，有助于縮小城鄉區域差距，解決當前農村“空心化”難題，推進城鄉協調發展。
今年的全國“兩會”，把“推進城鄉協調發展”擺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如何解決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我以為倡導啟動中國古代和國際上比較通行的“告老還鄉”制度，有助于縮小城鄉區域差距，解決當前農村“空心化”難題，推進城鄉協調發展。
（一）
《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提到當下一個很熱的詞“新鄉賢文化”。一般而言，有德行、有才華，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在鄉民鄰里間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謂之新鄉賢。再寬泛一點說，只要有才能，有善念，有行動，愿意為農村建設出力的人，都可以稱作新鄉賢。鄉賢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鄉野沃土茁壯生長的重要形態，它既體現了熱愛家鄉、建設故里、樂于擔當的情懷，又飽蘊見賢思齊、助人為樂、崇德向善的正能量。
傳統中國的鄉賢即鄉紳，主要指本鄉本土知書達理、才能出眾、辦事公道、德高望重之人。他們多半耕讀傳家、上慈下孝、為人正直、熱心公益，在民眾中享有良好的口碑和威望。他們主要由科舉中取得功名退職還鄉（告老還鄉）的文武官員，或有一定功名而未出仕的鄉村賢達組成。在以農業為主體的傳統中國，廣袤鄉村的基層建設、社會秩序和民風教化等，主要由每個村落和地方的鄉賢擔綱。
早在春秋戰國時，便有官吏退休的“退而致仕”，“還祿位于君”的記載。唐宋以降，官吏退休還鄉漸成規矩，至明清時期，已成雷打不動的制度。官吏退職還鄉可能有多種原因，或告老返鄉、或因病返鄉、或受排擠返鄉、或遭貶黜返鄉、或絕意仕宦返鄉等，無論哪種情況，“文官告老還鄉，武將解甲歸田”都是官吏遵循的慣例并逐漸形成傳統。經過一千多年的延續傳承，“落葉歸根”、“告老還鄉”不僅作為一種人生理念深入人心，還衍生出“鄉紳”、“郡望”、“世家”等文化景觀，讓人感嘆不已，更有許多辭官回鄉的動人故事，如陶淵明棄官歸田園、張季鷹“莼羹鱸膾之思”等等，開拓了別樣的人生境界，給后人無限啟迪和遐想。
明清兩朝五百多年間，不論是地方官遷任京官，還是京官外放任職，或是地方官異地赴任，皆不得在任職地購置房產田產，其家眷由“內衙”負責安置。這樣，不僅有利于從制度上防范官吏以權謀私、貪污腐敗，也加深了他們“宦途漂泊”和“根在故土”的觀念，既增強了官吏還鄉的愿望，也使退職還鄉制度更易于執行。值得一提的是，退職還鄉在國際上也較為普遍，美國、英國歷任總統卸任后，必須很快搬出白宮、唐寧街，回到自己老家或其私人居所；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卸任后回到故鄉大分縣老屋安居，去年媒體刊登他80多歲在家鄉騎自行車買菜的照片，曾讓許多人驚訝和感動。
官吏退職返鄉，積極意義十分明顯。其一，進則為官、退則為紳的返鄉模式，實現了寶貴的人才資源從鄉村流出到返回鄉村的良性循環，使社會人才分布結構趨于合理，有利于整個社會可持續協調發展。其二，官吏文化層次高、富有才干、見多識廣，富有人脈等多項資源，回鄉后為建設故里出力，治理鄉村，造福桑梓，保障了鄉村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項事業興旺發達，也使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鄉賢文化在鄉村代代相傳，生機勃勃。其三，退職官員返鄉，將畢生所學和積累的經驗用于建設家鄉，避免了高端人才在京城、省城及大城市扎堆集聚，英雄無用武之地耗費生命，在維系鄉村和諧穩定的同時，也促進了城市與鄉村的平衡協調發展。
（二）
中國歷史上長期形成的“告老還鄉”傳統，對解決當下農村“空心化”積弊，對緩解大城市過于擁擠、不堪重負等“城市病”，無疑具有鑒往開來的重要意義。如果說，農村青年通過外出求學或打工離開鄉土，是一種改變命運的積極努力，那么，對于60歲退休留在城市養老者，則多少給人用材不盡的遺憾。由于生活條件改善和生活品質的提高，現在60歲左右者一般身體都較好，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工商企業界人士、文化科技教育醫療等領域專家學者等，曾經有為有位，經驗豐富、人脈廣泛，若告老返鄉則可發揮多方面作用。他們不僅能為美麗鄉村建設出謀劃策、聚集資源、躬行實踐；而且能以自己的見識及生活方式垂范鄉鄰、傳播文明、改善鄉村風氣；以自己威望和身份超脫的特殊地位，影響乃至監督基層鄉鎮干部為民辦事；同時他們生活鄉土，還能促動城市子女及親戚朋友頻繁往返鄉村，為農村帶來更多的人流、物流及資金流等。凡此種種，對于從根本上醫治農村“空心化”頑疾，或可起到固本培元、祛邪扶正的良好療效。
實事求是地說，絕大多數離退休干部告老而不還鄉，并非他們自己的刻意安排，而是當代中國社會歷史狀況使然，是近幾十年來國家政策制度使然。由于我們干部制度和公務員制度沒有規定、也沒有提倡告老退職還鄉，加上多年實行的城鄉二元體制導致城市與農村發展嚴重不平衡，城市社會保障水平和生活舒適便捷程度遠遠高于鄉村，從農村走出的各級領導干部及各類公務人員退休留在城市，早已成為大家自覺或不自覺的共同選擇和遵循，乃至日久歲深，逐漸被視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之事。
（三）
趨利避害是人的天然本性。就目前城市與鄉村發展存在的較大落差看，讓從農村走出的各級領導干部、工商企業界人士和專家學者等退休后返回故土發揮鄉賢作用，顯然涉及多方面切身利益，只能“倡導”而不應“強求”，不能操之過急，更不能搞“一刀切”。這不僅因為今日中國較之傳統中國已發生滄海桑田之巨變，舊時告老還鄉的自然經濟土壤及多方面條件已經不復存在；還因為農村生活質量和文明水準等與城市相比差距明顯，生活條件相對優越的“城里人”很少愿意主動去適應農村的艱苦環境；更因為長期以來國家對離退休公務人員留在城市制定了諸多政策保障和生活福利，而對于返回故里張揚鄉賢文化者，則幾乎沒有任何相應的政策措施。譬如，民政部及社保部門對于離退休返鄉者的養老待遇和醫療保障等如何實行方便劃轉和高質量對接？國土資源部門能否出臺相關政策解決返鄉后的宅基地問題，或者將返鄉者的住宅納入美麗鄉村建設整體布局予以實施？組織和宣傳部門能否在輿論上對離退休干部和專家學者等還鄉支持農村建設大力宣傳，對于做出突出貢獻者給予崇高榮譽和隆重表彰？如此等等表明，將“告老還鄉”作為現行離退休制度的一種模式予以倡導和實施，為美麗鄉村建設提供高品質的鄉賢資源，尚有許多問題需要逐個解決。
筆者曾向有關同志征詢：傳統“告老還鄉”模式在當今社會是否有必要有價值、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大家都認為十分必要且很有價值，同時又擔心難以操作和落實。有的同志說：大城市與鄉村的醫療條件和水準不啻有霄壤之別，僅看病就醫這一項就會難倒許多人，誰還愿意退職返鄉呢！這雖然說的是實情，但仔細想想，農村醫療條件之所以落后，醫療資源分配不合理固然是一方面因素，關鍵還在于農村中高端醫療需求不足。恩格斯早說過：“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如果大批離退休干部、工商企業界人士及知識分子源源不斷地返回鄉村，其所產生和帶動的有效需求，不僅會使包括農村醫療條件在內的其他各方面硬件和軟件水平得到較快提升，而且對扭轉農村“空心化”、“荒寂化”的蕭條狀況，對于集聚鄉賢人才和復興鄉賢文化，無疑都會起到積極作用。
今天的農村發展及鄉賢文化現狀之所以不能令人滿意，正由于我們昨天在這方面做得有缺陷；而明天的農村發展及鄉賢文化狀況會怎樣，則取決于我們現在怎么做！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合肥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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