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0年前春秋時齊國宰相管仲即有“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名言，到2000年前的漢朝酈食其更把糧食的重要性提高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地位。糧食對于任何國家及其人民的重市要性，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
中國文化史，是谷物生產史孕育出來的精神遺產。同樣，稻文化史是稻作生產史孕育出來的精神遺產。
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埃及、巴比倫、中國和印度，除印度文明發源于恒河流域外，古埃及文明發源于尼羅河下游地區，古巴比倫文明發源于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不達米索平原，古華夏文明發源于黃河流域。三者的共同點是它們都位于北緯30至35度之間，這一條溫暖而干旱的地帶，早期的農業因有充分的河水可以灌溉，農田興旺，農業生產帶動文化欣欣向榮，創造了令人懷念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和古華夏文明。但隨著時間推延，氣候干旱和土壤沙化，周期性的沙塵埃自西而東肆虐，導致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倫文明先后泯滅，干旱化持續向東延伸，進入中國西北和黃河流域，使得夏商周至秦漢3000多年來非常繁榮昌盛的粟麥文化，逐漸讓位給后來居上的長江流域稻作文化。
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之所以沒有走上如同古埃及和古巴比倫文明消失的命運，其原因即在有一條同樣自西至東與黃河平行的長江，全長6300公里，流域面積180多萬方公里，以其富有增產潛力的水稻作后盾接班，緩解了黃河流域的負擔，而且后來居上，繼續促進中華文化的繁榮。
新石器時代考古發掘表明，黃河流域各地也有水稻的遺址，那時的水稻主要靠天然湖泊和河水的灌溉，稻田的分布有限而且分散。進入有史以后，史籍記載的資料表明，黃河流域水稻栽培一直沒有中斷，但與南方截然不同，其特點是：受自然條件變化（雨量溫度）的制約，沒有持續性；同時也受人力水利條件的制約，導致稻區呈分散性，缺乏如南方稻區的整體性；這就帶來生產的不穩定性，稻田面積和產量受灌溉系統的興衰而大幅度升降；加上水利灌溉還要服從于漕運，北方稻米生產既然不能滿足北方消費，統治階級上層社會所需稻米消費量便轉而依靠南方漕運，漕運經常與水利灌溉發生矛盾，水利一概讓位漕運，抑制了稻田生產。加上北方人民習慣于麥食和雜糧，水稻的田間操作遠較旱作費力且辛勞，沒有非種不可的驅動力。其中以自然條件雨量溫度的制約，為決定性的因素。
黃河流域的水稻栽培面積雖然有限，產量也不多，但稻的地位卻最高，被稱為“嘉谷”，是上層貴族享用的高級膳食。春秋時規定子女為父母守喪期間，不得吃稻米飯，不得穿彩色的錦衣。孔子的弟子宰予卻居喪而照樣食稻衣錦，遭到孔子的批評：“食乎稻，衣乎錦，于汝為安乎！”
黃河流域受上述自西而東的氣候干旱化影響，其后果出乎人們意料的深遠：歷史上每隔三、四百年的溫度冷暖交替變化，在華夏大地上左右著畜牧和農耕交錯地帶的相互消長，也是導致游牧族和農耕漢族屢發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現代研究指出，年平均溫度每下降 1°C，北方草原將向南推延數百里。三國、魏晉、南北朝的三百多年間，北方年平均溫度較現在約低 1.5°C，北方草原日漸萎縮，鮮卑拓跋大舉南下，成功地建立起北魏政權，同時也陷入強大的漢族農耕文化里，不得不采取恢復農業生產的一系列措施。這就是《齊民要術》成書的背景。反之，年平均溫度每上升 1°C，象漢唐盛期，強大的漢族向塞外發展，蠶食草原，改牧為農，成功地開發了大量屯田。但最終的代價是沙漠化的擴大，剩下一些當年的地名，聚居地痕跡，留給后人憑吊。
幾千年下來，可以看出中國歷史上的西北農牧界線，大體上沿長城內外拉鋸。由于氣候的干燥化已成不可逆轉的趨勢，農耕向北擴展的成就，總是有限，而畜牧民族的多次南下，則不斷同化于漢族，農牧之戰終于不再重演了，中國農業發展的方向，轉向以前被視為荊蠻之域的長江流域及其以南，水稻從此登上歷史舞臺，日益繁榮，直到今天。
華夏文明的早期，一直局限于黃河流域，其代表性的黍粟文化，從原始時期起，直至有史以后的秦漢時期，一直領先于長江流域。表現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發源于黃河流域；天文上的一年兩至（冬至、夏至）兩分（秋分、春分）及二十四節氣，產生于黃河流域；青銅和冶鐵術遙遙領先，農具耒耜，鉄犁牛耕和發達的水利工程等，都率先應用于黃河流域。原因是黃土層極其深厚，又質地疏松，用簡單的人力耒耜即可以翻土種植；反觀南方的沼澤水田，土壤粘重，未有鐵器農具以前，只好停留在所謂“火耕水耨”階段。鐵器農具是開發森林和水田深耕的先決條件，西漢在全國設鐵官 44 處，其中 37 處分布在黃河流域，整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僅 7 處。 南方在秦漢時還處于“地廣人稀，飯稻羹魚”的階段，沒有充分開發的原因是當時長江流域及其以南還都是原始森林密布，沼澤眾多，森林動植物資源和水產資源豐富，人們通過采集、狩獵，捕撈獲得食物的途徑很多，在居住點附近種植一些水稻，即可生活豐足。正如司馬遷所指出的：“楚越之地，地廣人稀……果樹、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 ，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懶惰之意）偷生，無私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長江流域因自然條件優越，農業生產停留在以物候定農時，未能進一步觀察天象，天文知識積累遲緩，影響文字的產生。這些原因綜合起來，抑制了人口增長，致使長江流域的人口，大大落后于北方。據統計，秦漢時關中地區的人口密度毎平方公里已達 200 人以上，其余地方也有 100～200 人左右，而長江流域最發達的江浙地區，人口密度不到 10 人，其余大部分地區不到 3 人。
刺激長江流域稻作開發及人口增長的因素，與歷史上著名的三次北方人口南下大遷徙有不可分的關系。從漢至唐宋的每次戰爭，都引起北方人口南下遷徙，加快了南方的開發。其中以晉·永嘉之亂、唐·安史之亂和北宋滅亡的三次人口大南移影響最大，導致了宋以后，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心完全轉移到了南方。自北宋中期開始，中國有半數以上的居民生活在水稻種植的南方地區。到明朝末年，據時人宋應星的統計：“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來牟黍稷居什三。”元、明、清（及現代）的政治重心雖然已回到北方，但經濟和人才文化的重心仍在南方。這與稻已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糧食作物密切不可分。
北人南下，與南人雜居通婚，其后續影響十分深遠，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口數量的增加和規律性的分布，二是人口素質的改善和提高。
1935年胡庸煥在其“中國人口之分布”一文中首次繪制了一張中國人口密度圖，圖中從黑龍江璦琿至云南騰沖兩地之間連接一直線，則此線的東南半壁約占全國總面積的36 %，人口則占全國人口的96 %。西北半壁的面積占全國的64 %，人口只占全國的4 %。1987年人口地理學者使用這同一界線計算，得出東南半壁土地占全國的43 %，人口占全國的94 %。西北半壁土地占全國的57 %，人口占全國的6 %，相隔半個世紀，這條界線兩側的土地和人口的比例仍然差不多，西北半壁的人口從4%增至6 %，表明西北部人口基數較低，增長還是較快的；而東南半壁人口從96%降至94%，顯然與計劃生育取得成效有關。應該特別著重指出的是，這條從東北至西南的分界線基本上和中國400毫米等雨量線重合，而西北半壁又是少數民族為主的分布區，所以這條線兼有自然條件、人口、民族三條分界線的作用。
這條分界線實際上也是東南半壁水稻和西北半壁粟麥的分界線。所以自然條件（特別是雨量和溫度）的影響構成了基本前提。并不夸張地說，幾千年下來，中國人口的增殖史也就是水田擴充和水稻增產的歷史。有趣的是，現代中國水稻可以發展到黑龍江北緯500地區和遼寧、吉林兩省，但它們仍舊都是分布在此線東側。相比之下，此線西北的稻作只能作零散的分布，自古至今如此。盡管近半個多世紀來中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種種方面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背后制約水稻生產和人口增長的決定性影響的，仍舊離不開雨量和溫度。
北方人口大批南下，與南方人口融合，不光是人口數量的增長，更重要的是人口素質的改善。南下的大批人群中，有上層的知識分子精英博學士人，他們把黃河流域的文化思想知民俗民風等帶到南方，開啟了南方的民智，影響深遠。典型的事例之一，便是“蘭亭修契”，那是晉代大書法家、會稽內史王羲之（303—361,祖籍山東瑯琊臨沂),偕同他的親朋謝安、孫綽等42人，在山陰（今紹興）蘭亭雅集，舉行所謂“曲水流觴”的“修禊”活動，大家在蘭亭清溪兩旁席地而坐，將盛了酒的觴（酒器）放在彎彎曲曲的溪流中，從上游浮水徐徐而下，觴在誰的面前打轉，誰就得即興賦詩并飲酒。王羲之將大家的詩作匯成詩集，乘興揮毫作序，從此《蘭亭序》的書法被后人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王羲之也因之被人尊為“書圣”。修禊是古代祓除禍災，祈降吉福的節日。遠在周代即已有水濱祓禊之俗。《詩經．鄭風·溱洧》詠的即是鄭國每逢陽春三月秉執蘭草，招魂續魄，祓除不祥的情景。蘭亭修禊故事到唐朝時，引起唐代許多詩人紛紛從長安長途跋涉到蘭亭訪古憑吊，被稱為唐詩之路。嵊州是通向蘭亭必經的一個市場，人們將白居易、元稹等的詩作，抄寫在紙上，可以在這里換新茶，詩茶交易成為嵊州一個商業文化亮點，嵊州珠茶至今成為出口名茶。“曲水流觴”的傳統并沒有中斷，現在每年春天，國內一些書法家到蘭亭舉行曲水流觴的詩書活動。
蘭亭修契所飲的酒，是當地著名的紹興黃酒，紹興黃酒之所以聞名于世，係系因紹興種植有品質優異的糥稻，和水質特別適宜于釀造黃酒的鏡湖湖水，這是他處無法取代的得天獨厚優勢。
另一方面，南下的大批北方農民則把北方先進的農業技術、農具等帶到南方，結合南方的土壤、氣候條件創造出適應南方水田生產各個環節所需要的農具。譬如漢時黃河流域使用的直轅犁，需要二牛、三人操作，一人前挽，一人中圧，一人后驅，顯得笨重，只適用于北方廣闊的旱地，這種直轅犁引到南方后，被改造成為輕便的曲轅犁，由一牛一人操作，又稱江東犁，可以適用于水田和旱地。這種江東犁后來傳播到東南亞種稻的各國，17世紀時荷蘭人從印尼將江東犁引入歐洲，對歐洲的近代犁改進，有很大啟發。與耕犁改進的同時，北方旱地耙、耢等技術，到南方水田轉變為耘耥技術，還有適應水田操作的專用農具如秧馬、耘爪等，總之，逐漸形式一整套適用于水稻生產由種到收直至侖貯稻谷的一系列稻作農具。
還需要指出的是，北方人南下，與南方人通婚，對南方后代人口素質的提高和優化，決不可低估。北方在隋唐以前的文化繁榮，實際上是得益于北方與西北各氏族的不斷接觸融合，包括和平時期的來往通婚和戰爭引起的人口流動通婚。上述因戰爭引起的三次北方人口向南方大遷徙，也是同樣的道理。宏觀地看，人類的婚姻歷史，其實也是一部人種素質不斷提高的歷史。人類的婚姻經歷了多偶婚、對偶婚向專偶婚發展的過程，這一過程也就是一個不斷排斥近親繁殖的過程，因而也是一個人類遺傳素質（包括體力和智力）的順次進步和提高，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從遺傳基礎來說，大規模的北方人口遷徙南下，與長江流域當地的人共處通婚，促成遺傳基因的優化組合，改善了人們的腦力素質。《左傳》所說的“男女同姓，其生不繁。”說明當時人們已認識到這一規律。
所謂精英人才，在封建制度的不同朝代有不同的稱謂，大體上包括上層從政的官員，民間的博學多才人士，如詩人、文學家、哲學家等。地理學家陳正常曾試圖選漢代的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和九卿(三公加上六卿等）及漢書列傳人物為代表；唐朝選進士、詩人為代表；宋代選宰相、詞人、詩人為代表；明代選進士、三鼎甲、詩人、六卿、都御史為代表；清代選詩人、儒林、翰林為代表。對他們的出身籍貫在當時的地圖上加以標記，結果，可以清楚不過的看出，人才自北向南轉移的規律，如西漢時整個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都在黃河流域，南方遠未開發，當時的三公，九卿的全部分布在黃河流域，完全可以理解。
北宋是中國人口分布南北顛倒、即南方人口超過北方的轉折點，此后一直至今，沒有改變。
明代洪武四年 (1370) 至崇禎十六年（1643）的 273 年間，共錄取進士 24 , 687 名，絕大部分分佈在東南（長江下游）、華中（中游）和四川盆地（上游）；北方只散見于黃河中下游的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及陜西。明太祖和明仁宗對南方進士大大超過北方的現象非常不滿，曽利用行政手段提高南方錄取分數線，降低北方錄取分數線，硬性規定南北錄取的百分比，保證北方錄取數不致太低等，終無效果。到清代，這種人才南多北少的現象，更進一步明顯。
上述的人才歷史演變和分佈規律，一直延續到現代，是一種值得深入研究的現象。現代試以大學教授為代表。據1993年的報告，全國共有教授16,726名，其中南方（長江流域、華南及西南）共11,529名，占68.98%，北方（黃河流域、東北及西北）合計5,197名，占31.08%，如果把標準提高到科學院院士，進行統計，其結果與教授的分布規律完全一致。
以上分析，可以想見水稻對整個中華文化的持續發展和更上一層樓的貢獻是多么巨大，影響又是多么深遠。
另一方面，從水稻在中華大地上的持續不斷的發展及其帶來的負擔過重和負面影響，也不得不引起我們警惕和深思。
水稻能不斷應付人口增長的壓力，是其優勢的一方面，同時，人口增長也反過來進一步加大對水稻生產的壓力。歷史上稻作應付人口壓力的方式是擴大水田面積，這必然導致圍湖造田，開山修筑梯田等不利于生態全局的平衡。現代有了科技手段，可以不依賴擴大栽培面積，改為提高單產應付人口增長。最成功又典型的是雜交稻的推廣，成效顯著。人們往往不太注意科學成果具有兩面性，如1940年代DDT和青霉素的發明，曽雙雙獲得諾貝爾科技發明獎，但數十年使用下來，終于暴露出它們的副作用：DDT殺蟲效力下降，污染環境和人體嚴重；青霉素對人體有越來越明顯的毒害病例和副作用，迫使兩者停止生產和應用，諾貝爾獎委員會不得不聲明這兩項獎金屬于誤頒。雜交稻過分消耗土壤地力，是否會加速土壤衰退，為時尚早，還屬未知；但稻米的蛋白質含量減少已露苗頭，蛋白質即使降低1%至2%，即會帶來蛋白質“隱性”饑餓，將給以稻米為主食的兒童帶來發育遲緩的麻煩。
城市化的浪潮席卷而來，首當其沖的是稻田改供公路、鐵路、房地產的消失量驚人；工業化導致水質污染，直接影響水稻品質；種稻農民老齡化，年輕人外出打工，導致稻田閑置，浪費陽光能源，等于減少稻谷產量。凡此種種，都是水稻面臨的新挑戰，其未來的發展前景如何，難以逆料。現在，市場經濟主導一切的這個欣欣向榮的世界，貧富的差距不但未見縮小，反而增大。全球六十多億人口中，卻有十億人（即六分之一）在挨餓。“朱門口酒肉臭，路有餓死殍”，不斷向人們發出一次又一次的警告，糧食安全問題已成為各國政治的頭號問題。
雖然這些不是本書所要敘述和探討的范疇，但當本書敘述結束，擱筆瞻望，自然而然有此種擔心。《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下面回到對本書的內容，謹作簡要的介紹如下：
本書是依據現有文獻、考古和民族學材料，試圖對中國稻文化的源流力求作較全面的敘述。
第一章論述中國稻作的起源、傳播與分化。野生稻和稻谷遺存的發現，是確定稻作起源的依據，然而今天的野生稻分布情況并不代表遠古時期的狀況，因此利用古書所記載的野生稻去盡量還原過往的野生稻分布是個關鍵。考古材料在確定稻作起源地方面功不可沒，但考古發現的偶然性又常使所謂的“起源地”發生“位移”。本書只是對新發現的比較重要的幾處遺址的稻文化內含進行介紹。僅僅依靠野生稻和稻作遺存來說明古代遠古時期的稻文化是不夠的，人類活動才是將野生稻和稻作聯系的關鍵。因此，本章中還試圖利用歷史語言、文字材料展示野生稻、稻作遺存分布區域內，原始先民與稻作起源和分化之間的關系。
第二章利用文獻材料，展示古人對于稻這種植物各個部分的認識。普通消費者對稻的知識源于食用。他們對于稻米的認識主要集中在稻米的顏色、形狀、味道、口感乃至食用過后的耐饑程度等方面。對于種稻的農民來說，他們對于稻的知識則要豐富得多，在長期的與水稻打交道的過程中，還觀察到了單純消費者所不能看到的現象，比如谷殼的厚薄、穗粒的多少，芒的長短，莖稈的高矮、軟硬，乃地下部分根系的分布等。他們對于水稻的認識既有生活的需求，也有生產的要求。
農民對于稻的認識都體現在稻種上。歷史上的稻農很早就通過選種來達到提高產量，改進品質的目的。農書及地方文獻中也對稻種多有記載，展示了歷史上水稻品種的性質和特色。在眾多的品種中，也涌現出了不少著名的品種，它們在歷史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也是第三章的內容。
第四章稻田和第五章稻作技術，從土地利用到水稻生產的重要環節，全面展示傳統水稻生產的重要技術。它的核心問題是古人如何提高水稻產量，稻田部分著重于擴大水稻種植面積，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水稻總產，而稻作技術部分則著眼于提高單位面積產量。
第六章稻文化與粟文化的語言文字。稻文化代表南方文化，粟文化代表北方文化。這兩種文化既有分別，也有交叉。從語言文字而言，代表北方的粟文化顯然要勝過代表南方的稻文化，現今代表稻文化的語言文字基本上都承繼粟文化而來，比如，“禾”字最初指的就是北方的“粟”，但后來也用以稱呼南方的“稻”，宋人曾安止所著水稻品種志就書名為《禾譜》。源自北方的漢字也基本上成了稻文化的主要載體。而“稻”本身也是北方關于稻這種植物的書面語，南方稱稻音為“禾”或“谷”。不過以北方粟文化為基礎所建立起來的語言文字體系在進入南方之后，仍然保留了南方稻文化的因素，也就是說南方稻文化的基因也已滲入到稻文化之中，我們仍然可以從現行的稻文化中找到古越語的影響。稻文化的影響不僅體現在語言文字上，米食民族從物質到精神幾乎都受到稻的影響。
第七章和第八章詳述稻文化對于中國人從物質到精神的影響，包括稻米的食用方式、神話傳說、宗教信仰，以及民風民俗等，重點討論稻與龍文化的關系。
第九章討論稻與人口的關系。稻的主要功能在于食用，生產稻米的目的還在于養活人口。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全球以稻米為主食的地區幾乎都是人口稠密的地區，那么，稻與人口增長的關系如何？以稻米養活的人口，其質量又如何？這也是本章所試圖回答的問題。
第十章討論中國稻文化對國外的影響。作為中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稻文化存在了成千上萬年之久，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也對周邊的文化，特別是那些具有同樣的適合于水稻生長的國家和地區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全面討論中國稻文化對世界的影響是不可能的。本書中重點討論了對日本和南洋的影響。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稻文化積聚的內含博大精深，已有的研究更多側重于稻作技術史方面，雖然個人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對稻文化曾有過一些零碎的探索，但談不上系統全面，本書也只是嘗試把已有的一些探索心得，做些分門別類的敘述，掛一漏萬，差錯失誤之處，自在料中，還望讀者不吝賜教正謬。進一步更詳細、全面、深入、系統的稻文化著作問世，有待于關心稻文化的讀者諸君，繼續探索前進，后浪推前浪，新人換舊人，衷心拭目以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稻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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