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戰略的正當性論證：一個理論框架
內容提要：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城鎮化具有較強的政府主導色彩。因此，需要在快速推進城鎮化的同時汲取法正義訴求的合理內核，以此作為城鎮化戰略獲得其政治正當性的基礎。通過對整體論和個體論的反思，可以調和城鎮化進程中通常出現的村規民約與法律規范的消長、倫理文化與制度文化的緊張，并發展出一種新的理論框架，即“人性—制度”理論框架。這種理論框架充分考慮城鎮化發展的時間問題和空間問題，強調時空融合，強調公共交往和多元正義，因而具有最廣泛意義的合法性。從個體行為量度、生活質量量度、社會質量量度、社會發展量度，可論證該理論框架的有效性。
關 鍵 詞：城鎮化戰略/正當性/“人性—制度”框架
標題注釋：基金項目：教育部重點人文社科基地中國特色城鎮化研究中心重點課題“城鎮化戰略的正當性論證”(GJ213107)。
在當今世界各國的諸多經濟奇跡中，中國的城鎮化發展速度尤其引人關注。國內外學術界大多在嘗試對中國“城鎮化奇跡”的成因、機制和模式做出合乎邏輯的解釋。然而，無論是將其視為后發優勢的成功典范，還是將其視為畸形“跨越式發展”的負面典型，需要解釋的是：它是否正當？它是否具有可持續性？正當性是正義的道德要素，它從道德與價值的角度回答了權益為什么要這樣區分，究竟如何區分的問題。與此相對應，“合法性”是正義的價值屬性，而“有效性”是正義的工具屬性。從歷史的進程看，城鎮不僅是建筑物聚合的“放大了的建筑”，更是城鄉關系、城鎮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中心與邊緣的關系協調發展的舞臺。只有把城鎮化放在尊重人性、遵守制度的基礎上，使公正和效率原則處于相對均衡狀態，才會使城鎮社會真正可持續發展起來。因此，如何建構中國城鎮化發展路徑的正義價值取向和基本理論，如何在快速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同時汲取法正義訴求的合理內核，并以此來構建城鎮化戰略正當性的理論框架，是一個亟待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城鎮化戰略正當性論證的理論視角
關于城鎮化戰略正當性的論證，學界存在兩種彼此“對立”的理論視角：整體論(collectivism)和個體論(individualism)。整體論在研究鄉村向城鎮的變遷時，關注宏觀的結構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約作用，認為個體不過是社會關系的載體，具有整體意義的社會關系和結構才是解釋社會變遷的關鍵因素。整體論視角的理論淵源，可以在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中找到。個體論則把社會變遷的關鍵因素歸結為行動者主體，認為不是社會整體，而是微觀個體，憑借其教育水準、資源稟賦、市場信息、社會交往及其相應的“結構洞”、社會資本而做出的理性選擇。在個體論者看來，城鎮化源自于行動者個體的投入、產出的計算和價值觀的改變。隨著各個行動者在觀念和行為上的改變，社會整體也就改變了。當城鎮的理性和現代性深入行動者內心時，城鎮化也就最終實現了。這一視角與韋伯傳統有密切關聯。概言之，個體論和整體論的分水嶺在于如何確定在規則遵守過程中個體還是整體發揮重要作用。這可以通過引入社會學或心理學的“隔離實驗”來觀之：將個體或集體隔離開來以探測各自遵守制度的社會效果。
對于整體論者來說，規則必須分享傳統與社會制度。這種理論的基本內涵包括了尊重生命，大多數人的利益與意志、公共環境的影響等方面，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布魯爾(David Bloor)、溫奇(Peter Winch)及馬爾柯姆(Norman Malcolm)等。在“隔離實驗”中，整體主義者的三段論是：因為“隔離不能參與制度”和“規則就是制度”，所以，“隔離不能遵守規則”。整體論著重從宏觀的制度結構層面來探究城鎮化問題，優勢在于藉此來整體把握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各類社會問題，并找出相關的社會制度原因。但是，整體論的“隔離實驗”結果難以解釋“隔離也可能會產生遵守規則”的效果及其原因。這樣一來，(農民)個體角色在城鎮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恐怕就要被掩蓋起來。
對于個體論者，規則最簡單的形式就僅僅代表著一種個體的意圖。從人性出發探討個人善的利益、個人心理、個人偏好、個人(幸福)滿足等問題，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麥金(Colin McGinn)、貝克(G.P.Baker)與哈克(P.M.S.Hacker)等。在實驗中，個體論者也倡導這樣的三段論：因為“隔離不能參與制度”和“隔離能遵守規則”，所以，“規則不是制度”。這樣，“個體論”原形畢露：規則怎么可能不是制度？然而，個體論是從微觀角度去細致觀察農民在城鎮化(表現為自身的市民化)過程中相互影響作用，較好地解決了農民的個性發展與生活富裕文明的目標追求之間的協調問題，但是它并不關注超然于個體層面之上制度因素產生的重要影響。
為了調和兩種理論的不足，這兩種理論的倡導者都作了不少努力。整體論的不少學者仍試圖為整體主義的“集體心靈”辯護，如吉爾伯特、Philip Pettie和Toffsen等人，但是這涉及對“意識”概念的修改與擴展。對集體意向性的整體論描述是一種充分但必要條件。雖然這在解釋集體行動時有著很大的便利，但是這種便利并不能從根本上為整體主義的“集體心靈”辯護。只不過，多個個體心靈的合作，顯示出一種“集體心靈”的特征。①個體論的學者們則進一步闡釋道：一方面，“正是由于這種意識和(個體)自我意識，人類社會才成為一種自我檢測、自我調節、自我評價、自我定向、自我激勵和自我完善的自組織系統”，另一方面，“人類社會……除了其中存在的個體人的感知-思維器官系統(以及相關的工具和語言符號系統)外，并沒有其他超人類的認識器官，因此，社會作為有機整體要認識自身，也不能采取任何超人類的方式和手段，只能借助于自身的那無數個具有意識和自我意識的個人來實現”②。
客觀地說，“個體論”與“整體論”各有千秋。若優勢互補、揚長避短，則可用之來論證城鎮化戰略的正當性。整體論的制度視角與個體論的人性視角之間相結合構成了城鎮化戰略正當性的理論基礎。無論是從宏觀還是微觀的視角，城鎮化戰略的正當性論證可被視為結合了源自個體論的“尊重人性”與源自于整體論的“遵從制度”的新的理論解釋工具。
“尊重人性”是城鎮化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人性是指作為城鎮化主體——農民在城鎮化過程中的生活實際水平與對自身的滿意度及認同度。“尊重人性”意味著要以促進城鎮居民幸福、文明為準則，以提高居民的可持續的生計能力和生活質量為前提。新轉移農民通過城鎮的生產生活不斷地進行“自我凈化”和“社會進化”。布萊克認為，“人們從農村向城市的大遷移使得相對自主的地區化、組織化、職業化群體的社會結構轉變成高度分散的社會，個人在其中是相對分離的。……個人與大的也更分散的都市和工業網絡的聯系卻被加強了。這種關系的轉變給個人在一個更靈活的社會提供了更多的良機，并使其在教育、消費品、各種服務方面的資源分配上占有更大的份額。”③也就是說，城鎮化本身有集聚價值，這種集聚價值在于形成生產與生活的規模化空間，并在這樣的空間中形成“循環累計因果效應”。通過財富、人才、組織體系和理想價值實現方式的相對集中性，使進城農民獲得收入、技能和社會交往等能夠在城鎮穩定生存的資本，以此來消除城鎮社會的對立和異化關系。然而，一些地方政府為了促進地方經濟增長并且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與區域內諸多經濟發展主體結成了不同類型的利益同盟，形成了復雜而有力的“城鎮增長聯盟”。這種聯盟是地方官員發展地方經濟的強烈愿望和商業精英聚斂財富的動機相結合的產物。在城鎮化進程中，“城鎮增長聯盟”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地方政府與房地產企業達成的“增長聯盟”。在這種利益格局下，大量遷移流動人口被動進入城市，被動在城鎮中生活和就業，但他們多數卻沒有成為所在城市的市民，他們不能享受均等化的待遇和福利，受到相當顯著的制度排斥和歧視。這樣的城鎮化表現為“半城鎮化”。“半城鎮化”必然導致“有名無分”的“偽城鎮化”和“外實內虛”的“病城鎮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城鎮現代化的發展進程。
制度則是一系列通過制約人性并與之互動的規則體系。奧斯特羅姆認為制度是“是指人類反復使用、由規則、規范和策略構成的共同概念。”④人們必須在人性的引導下才會做出相適應的對制度的行為判斷。制度也是包含了一個制度設計(創制)與制度運作的動靜結合的規則體系。城鎮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城鎮化意味著城鎮人口的增加、城鎮面積的擴大、城鎮經濟總量的增長、城鎮基礎設施的完善抑或城鎮社會事業的發達。誠然，這些都是城鎮化的基本要素，是城鎮化的硬件。但從更為深層次的角度來看，離開了社會制度的激勵和約束這些硬件，城鎮化至多是農業文明時代村鎮的擴大版，始終無法“化”為現代城鎮文明所需內涵的升級版。從某種意義上說，城鎮制度是城鎮存在的內在依據。當前影響中國城鎮化進程的主要原因是城鎮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構建與轉換城鎮制度，以制度紅利推動城鎮化進程是中國城鎮化快速健康發展的根本出路。然而，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逐漸松動，嚴格限制資源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也趨向模糊，而制度重構尚未完成。資源配置規則、權力約束規則、社會規范規則等都具有模糊化的特征。制度的模糊化為地方政府和強勢集團對城鎮化利益進行策略性分配提供了行動空間，成為城鄉居民社會沖突發生的制度根源。
對整體論和個體論的反思，基本調和了城鎮化進程中通常出現的村規民約與法律規范的消長、倫理文化與制度文化的緊張，并發展出一種新的理論框架，即“人性—制度”理論框架。這種理論框架使得對城鎮化戰略的正當性論證，由空間本身的生產轉向了空間正義的形成，由物本主義轉向了人本主義的張揚。這種論斷為研究新型城鎮化戰略的順利推進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城鎮化戰略正當性的“人性—制度”邏輯
學者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認為，科學研究綱領是一組具有嚴密的內在結構的科學理論系統，一般由兩部分組成：中心是“硬核”，周圍是“保護帶”。所謂“硬核”，就是這個科學研究綱領的核心部分或本質特征，它決定著研究綱領發展的方向；而“保護帶”是許多輔助性假設，他保衛硬核并竭盡所能不讓硬核遭受經驗事實的反駁。人性是城鎮化戰略正當性的“硬核”。城鎮化戰略必要從人本主義出發，考量城鎮生產和生活的人性化空間，使人回歸個體自主的生活世界。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它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⑤因此，城鎮化絕不能是“壓抑人性”，而是要尊重人性，要在城鎮生活世界中給個體有意義的生活世界和自由發展的空間。一系列制度則是“保護帶”。通過多元正義的制度設計，確保“人性尊嚴”的實現。兩者之間保持著理論和邏輯上內在的一致性和統一性。
(一)時空融合是物質基礎
時間和空間是城鎮化發展的兩大基本問題和永恒困境。時間問題的本質是“有沒有時間去完成某件事”？空間問題的本質是“是否具備做某些事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情境”？時空因素往往是區域經濟增長與人口城鎮化協調共進的機理和根源所在。
空間與土地資源已成為當下影響中國城鎮化的主要矛盾，同時也是一個在特殊時空條件制約下的兩難問題。首先，空間與土地是制約城鎮發展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城鎮化的進程直接影響了土地資源的配置與利用；另一方面，土地資源的有限也反過來直接制約了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無論是容納新增人口、發展城鎮經濟，還是解決交通擁堵、增加公共生活空間以及相應的舒適度，都需要獲得更多的土地資源與空間。然而，隨著城鎮規模的不斷擴大，土地資源的稀缺性與重要性愈發明顯。被“掐緊脖子”的地方政府，有可能利用一切政策空隙“侵占農業用地”和“利用舊城改造”，直接損害農民和市民的切身利益。
時間因素同樣不可忽視。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4.77%。這標志著中國已經進入城市型社會。中國僅用30多年的時間就達到了英國用200年、美國用100年才能實現的城鎮化水平。這是一種典型的“時空壓縮”的城鎮化。西方學者Friedman認為，“中國城鎮化的速度超過了社會系統可以承受的干擾”。⑥的確，30多年的高速發展使得中國的城鎮化面臨人口、資源、環境、交通、教育、醫療、安全等諸多壓力。“貪大求全”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帶來了區域內勞動力的相對過剩、交通擁堵、環境惡化、公共物品供給嚴重不足等“病態”現象，導致城鎮化與現代化的斷層，即現代化與城鎮化的成果被少部分人享受，而大多數人卻仍然生活在貧窮的邊緣。更為嚴重的是，城鎮的擴張并沒有為不斷進入城鎮的遷移人口提供生活用地，而主要是用以進行城鎮工業開發區建設和商業房地產開發，進城農民或農民工無法享受到應有的社會保障等福利。由此可見，城鎮化進程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的社會活動，它內在的成長規律或機制制約著這個社會活動的緩急。
顯然，中國城鎮化進程中出現了人口，土地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協調的狀況。馬克思早就明確指出，“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⑦城鎮化也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城鎮化進程有著自然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背后推動”，呈現出一些普遍性、一般性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和特征。因此，城鎮化不是由行政力量推進的躍進式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受到時空因素的制約。也就是說，健康城鎮化過程應該包含時間序列與空間狀態的合理融合。從時間維度看，進城農民能不能充分就業？能不能享受提供相應的教育資源、社保資源、居住資源？能不能物質和精神層面能不能融入城鎮？從空間維度看，進城農民各類聚落的關系是否協調？景觀的城鎮化與人口城鎮化是否協調？居住的城鎮化與公共服務的城鎮化是否協調？有型的城鎮化與無形的城鎮化是否協調？只有解決好這些問題，才能避免人口的都市化與城鎮的空心化問題，才能滿足進城農民的物質和精神需要，才能真正實現健康城鎮化。
(二)公共交往是倫理規范
城鎮化發展越快，規模越大，城鎮中不同文化的“異質性”群體就越多。亨廷頓曾說：“在這個新的世界里，最普遍、重要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而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⑧在城鎮化進程中，盡管城鄉在人員、信息、商品、資金、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趨活躍，以“物質化”與“利益主導”的文化價值導向侵蝕甚至改變著傳統鄉村文化的根基。然而，前文已述，由于中國的城鎮化是在“時空壓縮”的背景下通過政府動員推進的，傳統鄉村文化在進城農民或農民工的文化要素中，仍然占據重要地位。農民或農民工進入城鎮后，一方面渴望成為名副其實的城鎮人，但另一方面又自覺不自覺地試圖以自己的鄉村文化抗拒或改造城鎮文化。特別是在快速城鎮化中，有些“鄉村人”一夜之間就“被”變成了“城鎮人”。這種典型的社會變遷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墮距”，即文化與社會心理未能形成同步轉型。這樣一來，進城農民或農民工大多按照家族、親朋、同鄉的關系居住在一起，他們對那些蘊含著時尚、開放、理性算計、人情淡漠等現代文化元素的城鎮原住民普遍感到不適應。在缺乏社會整合機制的文化社會空間內，不同文化價值觀的群體往往會放大自己的行為，出現多樣的社會沖突和社會離心化的現象，相互理解認同與生活世界的整合變得難以為繼。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城鎮化建設的最大癥結在于：在迎合人們對物質需求的滿足時對生活世界的“遺忘”。
顯然，交往行為的合理化是解決城鎮化進程中心理與文化適應問題的根本途徑。馬克思指出，“一個人的發展取決于和他直接或間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⑨哈貝馬斯則進一步指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是‘交往合理化’的社會，交往行為的合理化意味著人的解放、個體化、不受限制的交往的擴大。”人的社會關系越豐富、越廣泛，就越能突破外物、他人、地域和族群的局限，對象性關系的深度與廣度代表著人的發展程度。人的全面發展是城鎮化發展的價值依歸，亦是城鎮化進程中新型社會關系構建的核心。而且，公共交往是適當調節社會矛盾的一種機制反映，城鎮原住民和新住民在不受隔離的前提自然要接受規則的行為制約，這使得在他或他們的公共交往過程中產生相適應的倫理規范標準。有了倫理規范，才能恢復個人語言表達的真誠性與平等性，促進參與者站在公正立場上發表意見，實現參與者道德倫理的理性化，最終促進生活世界擺脫權力和金錢的限制，恢復自身的符號再生產功能，重建生活世界與系統之間的平衡機制。
(三)多元正義是制度原點
“只要正義能夠使人們致力于公共幸福，一切德行都可以歸入正義范圍。”⑩正義問題的解決應該在社會多元化因素的基礎上實現，正義原則有其相對應的適用范圍。這種適用范圍在M.沃爾澤那里對應的是社會利益的多元化訴求。在沃爾澤看來，正義原則本身在形式上就是多元的，社會不同善應當基于不同的理由、依據不同的程序、通過不同的機構來分配；并且，所有這些不同都來自對社會諸善本身的不同理解——社會和文化特殊主義的必然產物。(11)城鎮化進程實際上是利益、制度、文化等多個維度的沖突彼此交織、相互影響的過程。在這一復雜的過程中，農民、農民工、原住民、新市民都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敘事話語和行動策略，所追求的終極價值都有合理性。但它們之間具有不可通約性。尤其是進城農民法律意識的逐漸增強及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盡管基層行政權力末梢仍然干預甚或控制城鎮治理模式，同時傳統社會管理的習俗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作用。但社會變革與轉型所產生的諸多因素致使城鎮社會治理理念與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而且，與之相對應的是，城鎮社會呈現出道德真空狀態與集體意識的漸趨衰落，即社會“原子化”現象。在“原子化”狀態下，進城農民與原住民的沖突不是簡單的觀念沖突，還裹挾著復雜的利益紛爭，而且還涉及受教育權、社會保障權、發展權、參與權等權利及其背后的法律邊界和沖突問題。
這種復雜的沖突使城鎮社會治理陷入一種深刻的體制性緊張與系統性風險之中。任何簡單的治理方式都會無益于沖突的解決，反而會激化矛盾。這就需要充分考慮不同利益訴求者和“合法性”主張者的利益，充分考慮不同主體的物質利益和資源的分配，以及成員資格、平等身份、文化認同、免遭排斥和羞辱等方面，而且還需要考慮社會治理中的復雜性，在各種可能相互矛盾的選擇中謹慎衡量，確保每個群體和個人都有發聲的權利和機會，通過充分持續的協商，在資格、機會、過程、結果等方面力爭減少明顯的不正義，并且盡量不引發新的不正義。也就是說，分配正義難以解決城鎮化進程中的社會沖突。只有堅持多元正義，并將其嵌入到制度設計中，這樣的制度安排才更合理，才更具有合法性。
三、“人性—制度”理論框架的有效性
當下城鎮化的各種病癥集中表現為價值導向單一的土地城鎮化，而土地城鎮化本質上是一場新的“圈地運動”，政府掠奪農民的土地，農民沒有從城鎮化中獲得持久利益，反而因失去土地而失去生存依靠；(12)然而，土地城鎮化問題需要通過包含各種城鎮化政策的有效制度安排來得到合理解決。“從普遍意義來看，城鎮化政策關涉公共資源的有限性、政策的正義普適性、集體行動的內在一致性以及傳遞性等問題。”(13)那么，在城鎮化過程中必須妥善解決農民工問題，這要求圍繞農民工自身的城市融入愿望的人性需求來考慮制定城鎮化公共政策，并由此形成體現正義價值的制度體系。故而，城鎮化戰略正當性論證的理論框架可被提煉為“人性—制度”互動模型，它在價值規范層面是從社會治理角度來考察城鄉空間關系，以及相關的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和邊緣之間關系問題。
從正當性內涵角度來看，城鎮化不僅是時空意義上的土地形態轉變，而且還包括了人文意義上的精神形態轉變，確保城鎮化過程能夠在制度實踐層面上最大滿足進城農民(工)的人性需求。“人性—制度”理論框架是有效的，這是因為它可通過如下量度來檢驗：
(1)個體行為量度。通過對單個的城鎮化戰略對象的行為取向改變的觀察，可以打開使農民逐步向市民轉化的心理與行為的重要視角；這個量度主要包括對行為結果的認識以及價值的估計、對準則的認識以及他人意見保持一致的動機水平、對控制因素的認識以及感知促進因素等內容。
(2)生活質量量度。不管是轉化過來的新市民還是原住民，他們在個體形態或者群體形態的生活水平的考量上來論證城鎮化戰略正當性，這主要包括：第一是基于生活質量的客觀層次考察，如計劃生育、衛生健康、教育程度、消費結構、社會保護和人際關系等；第二是基于生活質量的主觀層次，如文化支持和心理適應、自由、自尊與權利、社會公平感、主觀幸福感和滿意度。
(3)社會質量量度。這是一個關于城鎮化戰略實施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及效果的考察視角，主要包括了社會經濟安全和保障水平維度、社會整合與社會排斥維度、社會信任與社會團結維度、社會參與與社會賦權維度等指標系數。
(4)社會發展量度。社會發展是由社會質量的演化而來，最終產生質變的演化過程，也是從社會公平正義的倫理元層面來考量城鎮化戰略正當性本身，它包括了社會發展倫理與正義框架、社會和諧與包容性發展框架、人的現代化與可持續發展框架等主要指標。
人性—制度理論框架首先表現為制度對人性的尊重。農民工是在轉型期由農村居民角色與產業工人角色混合一體的卻被不合時宜的土地政策所束縛的一類特殊社會階層，他們希望通過在城市里的社會融入來實現個體或群體的身份認同(14)，從而獲取渴望已久的公正待遇；社會正義通常是由制度規則來體現，那么進城農民工的人性需求滿足應當受到涵蓋了正義原則的制度規則體系的有效價值汲取。其次，它還表現為人對制度的服從。凡是制度越能反映人性，制度越合理，人越服從制度，制度越合法。城鎮化戰略是由各類公共政策構成的制度體系，城鎮公共政策體系包括一系列相關聯的社會公共政策的城鎮化戰略的制度結構，它的好壞引導人對幸福的追求與自由發展的向往。最后，人性與制度互動要表現為作為正當性內涵兩大基本要素——合法性與有效性之間的密切聯系，集中體現為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工)市民化實現的可能程度與社會效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城鎮化戰略正當性論證不僅可以在價值源頭上審視戰略本身是否符合正當性內涵，還可以在實踐層面探討更為深刻的“如何實現”的問題。
總之，這四個量度通過人性與制度之間的互動構成了緊密的關聯，同時還構成了城鎮化戰略正當性論證理論框架的四維立體視角：從個體到群體、從生活到社會、從利益到價值、從政策到制度。而且，這些量度的設計在一定程度上旨在于防范與消除由于城鎮化速度過快而造成的以各類城市病，如“半城鎮化”、“病城鎮化”。這也最終使得我們在理論上考量來考察城鎮化過程中政策、制度及戰略是否具有正當性得到了一個行之有效的理論工具。
作者簡介：余敏江(1977-)，男，江西九江人，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蘇州大學“新型城鎮化與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呂承文(1987-)，男，江西九江人，寧波大學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理論與改革》(成都)2015年第6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