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書內容豐富，處處閃著智慧的光芒。威廉斯對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脈絡的精準把握以及對資本主義本質的深刻剖析也體現了他敏銳的洞察力和超強的邏輯思辨能力，對田園主義思想和城市進步主義觀念的批駁可以說是一陣見血，鞭辟入里。正是這一點，使其具有了極高的學術價值，成為我們把握資本主義發展史，解讀資本主義各種癥候的極好幫手。
對書初讀之下，給人眼花繚亂的感覺，但細究起來，書中仍有一條論述的主線，那就是駁斥了“消逝的農村經濟”這一在英國社會及文學中占有主導地位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經歷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變革之后，英國傳統經濟的農村社會已經消失，農業經濟也已邊緣化，其重要性在不斷降低，而且這種現象在世界所有地方都將如此。
威廉斯首先駁斥了這一錯誤觀點的一個主要歷史來源，即懷舊的田園主義傳統。這種傳統把過去的鄉村英國理想化，冠之以“舊英格蘭”、“快樂的英格蘭”、“有機社會”、“黃金時代”等諸多美稱，認為鄉村作為一種自然的和道德的生活方式遭到了近代以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破壞而一去不復返，實在令人嘆惋。
威廉斯通過一系列的事實和深刻的分析證明，并不存在一個沒有剝削、沒有苦難的過去時光，所謂的“舊英格蘭”不過是刻意編織出來的意識形態神話，是對真實歷史做出的誤導性回應，文學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1、懷舊的田園主義傳統
為了證明這一點，他首先對田園詩歌進行了反思，指出田園詩的發展過程本身就是對封建秩序的一種選擇性的美化過程。田園詩歌有著悠久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代。
古典時期的田園詩已經開創了描寫田園生活的一類理想化的語氣和意象，但它們還是保存了與真實的鄉村經驗和社會條件之間的張力：既歌頌田園生活的樂趣，也反映農事勞作的艱辛；既贊美鄉村社群的淳樸和良善，也譴責戰亂和腐敗給農民帶來的深重苦難。
然而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新田園詩中，卻出現了對這些古典模式的一種重大改動。農業勞作的艱苦和鄉村社會中的黑暗現實遭到了摒棄，詩歌中的生活張力被一步步刪除，只留下精心挑選的精致意象，宛如一個涂了釉彩的虛幻世界。這一做法逐漸成為一種傳統，在17、18世紀英國新古典主義作家的筆下，田園詩最終變成了一種脫離現實生活土壤、極其造作和抽象的文學形式。
“田園詩“下的鄉村加深了城鄉二元對立
不僅如此，在這類“人造田園詩”中，還出現了有關鄉村理想的一個新的比喻：鄉村因其靜謐、純真和富足而造成了逃避俗世喧囂（以城市為代表）的隱退之地。這就導致了鄉村和城市之間的二元對立：這邊是自然，那邊是俗世。逃離腐敗的城市后，最理想的落腳點就是某一處豐饒而富足的田產，在那里過上豐衣足食、快樂無憂的生活。
威廉斯列舉了17世紀許多新田園詩人的作品來對此進行闡釋，還特別提到了一類贊頌鄉紳地主的鄉間宅邸的詩作。在這些詩中，鄉紳的生活被視作腐敗的官廷和城市生活的對比物而受到贊美。
不僅如此，鄉村社會和階級秩序還被視為一種更為廣泛的自然秩序的組成部分，萬物皆安于自己的位置，鳥類和牲畜甚至自愿把自己貢獻給鄉紳的餐桌。鄉紳們也樂善好施，允許村里的窮人和自己共享盛宴。這是一種詼諧、輕快的描述，呈現給讀者的一個充滿人道精神的、和諧的農業文明秩序。
威廉斯指出，如果我們把這些詩歌同它們創作的背景聯系起來看，就不難發現它們所承擔的意識形態功能。寫作這些詩歌的年代，正是資本主義農業秩序被成功開創出來的年代，因此這些詩歌的矛頭針對的其實是資本主義制度。對地主階級的責任感和慈善心得強調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動力形成了對比，后者把所有社會關系功利性地縮減為赤裸裸的金錢秩序。
鄉村景象越和諧、溫馨，所激發的失落感也就越強烈。然而問題在于，這些詩作中展現的并不是真實的歷史，而是對封建秩序下所謂的自然經濟的一種神秘化、理想化的描述，是對地主階級和封建時代價值觀念的辯護，因此是站不住腳的。
2、田園詩下的鄉村不田園
首先，并不存在什么“自然的”和“道德的”經濟，那個前資本主義世界本質上既不道德，也不自然。在最簡單的技術含義上，并不存在完全不受市場經濟影響的所謂的“自然”農業，所謂“和諧的自然秩序”之所以可以建立，其基礎是對“鄉村勞作和這種勞作通過其得以組織起來的那些財產關系的掩藏。
新田園詩歌所凸顯的其實是一種消費慈善，也即作為一種消費共同體表達出來的人們之間的親愛關系。似乎所有在勞動上的不慈善，都能夠通過后繼的宴席的慈善而得到救贖，因而真正的生產勞作和生產關系被合法地阻擋于視線之外。
讀者看不到官邸之外那些飼養動物和種植果蔬的鄉村勞動者的生存狀況，他們的工作全都由一種神奇的自然秩序來替他們完成，而當他們最終真正出現時，只是作為被施舍的對象在老爺們的宴席上分一杯羹，似乎是地主在養活他們一樣。這一切是那么順理成章，以致在這個傳統所產生的情感和指涉體系中，上帝和地主的形象發生了重疊，都被稱作“Lord”。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刻意的美化和神化。
更關鍵的是，實行這種農業的社會制度并不比后來的資本主義制度仁慈。威廉斯回顧了封建社會的壓迫歷史，指出那個時代不僅常出現戰爭和匪患，即便是在和平時期，施行的也是一種殘酷的剝削制度。在這一制度下，人和土地一樣都是財產；多數人都淪為勞作動物，被強制進貢、強制勞動或被如牲畜般買賣。當然，下層人也受到“保護”，不過只是作為貴族地主的財產，以便他們能夠付出更多的勞力，生產更多的食物，這是一種相當徹底的身體和經濟控制。
“自然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之間依然有曖昧關系
其次，這一“自然經濟”和后來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并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截然不同，毫不相干，兩者有著非常曖昧的承繼關系。確切地說，后者是在前者之中孕育產生的。
人們通常把黑死病的爆發視為英國封建秩序衰落的開始，認為瘟疫減輕了不斷增長的人口給過度耕作的土地帶來的壓力，導致地主和佃農及勞工之間的社會關系也相應發生了變化。但事實是，瘟疫不過是外因，不管有沒有瘟疫，在封建秩序內部已經存在某些力量，這些力量無論如何都會導致變化的發生。
在封建時代晚期，地主階級本身已經發生了改變，他們廣泛涉足各類商業活動，依靠租金和資本投資的利潤生活，逐漸演變成新式的資本家地主。他們的商業行為導致了大范圍的圈地，征收苛刻的地租和圈占土地的過程鞏固了他們土地的控制。許多村莊被摧毀，傳統的定居方式被改變。流離失所的農業人口涌向城市，變成工業無產階級，城市逐漸發展出新的、復雜的社會和經濟關系及概念。到了復辟時期，一個代表新式資本家地主的政府掌握了政權，明確標志著新秩序的建立。
因此整體看來，這一階段的歷史并不是封建秩序衰落的故事，而是地主階層殘酷地蓬勃發展的故事。對大多數人而言，是“一種形式的統治代替另一種形式的統治：神秘化的封建秩序被另一種神秘化的農業資本主義秩序所取代，后者通過頭銜和權威象征，通過對某種“自然秩序”連續不斷的構建來繼續迷惑和控制民眾，從而與前者保持了足夠的連貫性。”
再者，所謂“鄉村”和“城市”之間的對立也不過是表面現象。城鎮既是鄉村的映像，又是鄉村的代理者，它們之間的對立并不是對立的關系。多數城鎮都是作為農業秩序本身的一個方面發展起來的：在簡單的層面上作為市場，而在更高的層面上作為金融、行政管理和二次生產的中心。因此出現了各種互相作用和張力，有些城鎮還發展出了一定程度的自治。
但在意識形態發生轉變的16和17世紀，社會的有效根基仍然是土地財產和隨之而來的農業生產，城鎮與此主導秩序有功能上的聯系。鄉村中進行的對人和自然的剝削，在城市中被集中變成了利潤。但同時，其他一些剝削形式帶來的收益——商人、律師、宮廷寵臣積累的財富——又滲入進了鄉村，進一步加強了農業剝削的力度。
如果城鎮里的景象令人反感的話，那不過是因為城鎮使人們真正靠之生活的那些決定性關系變得明顯罷了，而補救的方法也從來就不是去為鄉紳的純真高唱贊歌，而是改變社會關系和核心價值觀，但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正是在這個時刻，“城鎮和鄉村”的謊言發揮了作用：宣揚表面上的對比，掩蓋真正的對立。因此，威廉斯認為，雖然田園主義懷舊反對資本主義的金錢秩序，承載了一定的人道主義情感，但又將這些情感附著于一個理想化的前資本主義的美好世界，這是對歷史的歪曲和誤讀。
城市進步主義的觀點需進一步辯證
3、城市進步主義
在否定了田園主義懷舊傳統之后，威廉斯對“消逝的農村經濟”這種思想的另一主要來源，即城市進步主義觀念進行了批駁。城市進步主義很像是田園主義懷舊的相反一極。持有這一觀點的人并不緬懷過去，他們雖然也譴責資本主義社會中工廠和城鎮的悲慘生活，但同時又對資本主義的高生產率，以及資本主義社會中都市化和社會現代化的進步一面表示肯定。他們對鄉村社會的蔑視同他們對城市的工業化未來的信心一樣強烈，因此相信農村經濟的消亡是歷史之必然。
在威廉斯看來，城市進步主義同田園主義一樣荒謬。如果說后者錯在認不清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模式是鄉村和城市大部分歷史的基本過程的話，那么前者的錯誤則在于對資本主義的本質和它正在將人類引往的可怕危機視而不見。
威廉斯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特點并非是對機器或改良技術的使用，而是擁有這些機器和技術的是少數人。資本主義一直都是自相矛盾的進程，增加真正的財富，卻又不均勻地進行分配。
在技術改良與此進程的社會后果之間一直存在著驚人的反差，幾個世紀以來英國鄉村貧民和城市無產者所承受的苦難就是證明，18世紀的反田園詩歌以及后來的現實主義小說也真切地記錄了這一現實。即便到了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正在管理和規劃的經濟體系也是服務于掌握土地和生產方式所有權的少數人。
工業采礦、公路體系、房屋拆遷，乃至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系，幾乎沒有一種情況不是自一開始就被嵌進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各種優先權。一切決定均由少數派指出，他們控制著資本，并通過利潤計算決定這些資本的使用。
此外，資本主義使更多的人能夠生存下來，但又把人僅僅視為生產者和消費者，除了這些抽象的功能外，對社會沒有實質性的權利，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是一個導致異化、分離、外部化和抽象化的社會過程。它賦予城市和工業以絕對優先權，其代價就是破壞了人類社群所珍視的那些有關坦率、聯系、親密和分享的經歷。
19世紀以來眾多作家筆下有關城市生活的諸多黑暗意象已經揭示出不斷加深的現代大都市和工業化生活方式的危機，激起了人們對城市和工業的境況和未來的憂懼。而鄉村和城市之間的對比不過是人們對此歷史進程的一種反映。
4、持續的城鄉二元對立關系
更重要的是，對大都市工業化的過分信心還導致了農業的邊緣化。勞作農業是人類最中心、最迫切、最必要的活動之一，人類想要生存下來，就必須發展并擴展勞作農業，未來土地上的工作只會變得更加重要、更加中心化，而不是相反。
資本主義賦予城市和工業以絕對優先權，以致農業和鄉村只可能與過去或遙遠的地方聯系起來，成為文學懷舊的對象，這是資本主義造成的一個驚人的畸變。而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其終極形式——帝國主義時，它甚至改變了世界。英國經驗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英國的鄉村和城市間發生的事情一直擴展到其殖民地和整個國際體系當中。
英國的發展經驗對中國當代社會的發展亦有價值
19世紀時僅限于英國內部的城市和鄉村的職能劃分如今已擴展到了全球：西歐和北美社會是先進的工業化國家，是經濟、政治和文化力量的中心，同它們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那些被視為“欠發達”的其他社會，那些社會仍以農業為主，或處于“欠工業化”的狀態。
“大都市”國家通過貿易體系以及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聯合管控，從那些偏遠地區獲取食物和原材料，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原料的供應地占據了地球表面的絕大部分，也承載了地球人口的絕大部分，但在帝國主義主導的世界里它們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計。這樣，經濟和政治關系當中的城市與鄉村模式就越過了一國的邊界，成為整個世界的模式，其惡劣后果就是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世界范圍內的食物和人口危機。
因此，威廉斯堅信，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帶來的是一場全面、深重的危機，要化解這場不斷加深的危機，人類必須抵抗資本主義。人類要承認這場危機的存在，而不是逃避問題，并且要通過靈活的、具有高度機動性的觀察和干預能力來解決危機。各種形式的少數派資本所具有的活躍力量是最為活躍的敵人，必須打倒它們、取代它們。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動用資本主義拒絕、反對并疏遠的那些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一無所有的勞工和城市工人在抗議和絕望之中產生的那種不同的社會意識必須通過新的方式變成一個集體負責任的社會。
城市無法拯救鄉村，鄉村也拯救不了城市，兩者內部一直存在的斗爭將會變成一場普遍的斗爭。
對于《鄉村與城市》這本書來說，值得一提的是，該書對中國當代社會的發展也很有啟示性。威廉斯在書中對近代以來的共產主義運動進行了反思，指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歷史上是資本主義的敵人，但就鄉村和城市的問題而言，它們在細節上，而且往往在原則上，在繼續甚至是加劇資本主義社會中一些同樣的基本進程。
不少馬克思主義者接受城市進步主義觀點，對資本主義的高效生產率表示贊賞，或者預言在某個歷史階段，資本主義開始失去這種進步特性。為了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更有效地控制自然，資本主義必須被社會主義所取代。對于這種觀念，威廉斯表示深惡痛絕，將之稱作共產主義歷史上的一個建立在“對現代化和文明的單一價值觀的信心之上”的“重大歪曲”。
因為這一觀點所隱含的前提是，資本主義是一種新的、更高級的社會形式，它的發展形式包含了比資本主義時代的農業文明更為高級的價值觀。而一旦這一前提獲得承認，幾乎所有打著城市無產階級旗號的計劃都會具有正當性并會得到強制執行，包括對鄉村和農業的貶低以及對西歐和北美之外的“欠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壓榨。
反觀20世紀后半葉以來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進程中所走過的彎路，包括以環境和農業為代價發展工業和城市，或許我們應當從威廉斯的擔憂中感悟出些什么。
（該文為譯者所寫，選摘自雷蒙·威廉斯所著的《鄉村與城市》一書，在原文上有所改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方塘智庫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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