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題：1959—1961年，安徽政治生態環境調查。
采訪對象：安徽省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相關人員。
采訪人：劉學堯——大學教授、經濟學者，原安徽省委書記機要秘書，素稱“江淮第一筆”。
范 泓——歷史百人會成員，文史學者，著有《風雨前行——雷震傳》，《黨內覺醒者》等。
蘇 南——記者、電視編導，攝制百集文化系列片《金陵文脈》《芥子園藝譚》等。
采訪原安徽省委副書記、省人大主任王光宇先生
一、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安徽同全國一樣深受“左”的災難，最終導致全省經濟社會出現嚴重危機。農村問題尤為突出，餓、病、逃、荒、死現象普遍存在。早期，省委主要領導對實際情況不了解，搞“大躍進”，不相信已餓死人。下面也是浮夸成風，隱瞞實情。因為“反右”運動剛剛過去，各級干部怕遭受打擊，都不敢講真話。王光宇先生時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分管農業和農村工作。
二、從1960年開始，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就想方設法在困境中找出路，提出了“田間管理責任制加獎勵”辦法，簡稱“責任田”。1961年2月，派工作組在合肥南新莊開始搞試點，隨后安徽全省推行“責任田”，當年糧食獲得大增產。毛澤東曾說：安徽能增產10億斤糧食，那就是一件大事了。但這年安徽實際增產糧食近50億斤，除保證安徽自身渡過難關，還支援河南、山東、蘇北等地糧食約5億多斤。
三、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上安徽“責任田”被批判為路線性錯誤，劉少奇蹲點安徽組，動員“揭蓋子”，“責任田”夭折。河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說：安徽給我們省解決糧食問題起了很好的作用，應該為“責任田”恢復名譽。中央許多領導人如陳云、鄧子恢等對“責任田”也持肯定和支持態度。鄧小平“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言論也是針對“責任田”的。
四、1982年10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來安徽視察時說：我那時對“責任田”是不贊成的，曾向毛主席和中央寫了一個考察報告，說搞不好會帶來嚴重后果。我這次到安徽來是還債的，如果當時全國都采取曾希圣的辦法，我們的國家早就富起來了。曾希圣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先驅。
采訪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鄭銳先生
一、1957年的“反右”與1959年的“反右傾”嚴重傷害了一些干部，安徽如李世龍、楊效椿、李銳；張凱凡、陸學斌等。許多人明哲保身，對“大躍進”中出現的錯誤不敢忠言直諫、禁若寒蟬。由于強勞力都“大煉鋼鐵”、“大修水利”去了，田地荒蕪。本來還是風調雨順的1958年和1959年，反而變成了缺糧嚴重的災年，為“餓、病、逃、荒、死”埋下了禍根。
二、當時，鄭銳先生任安徽省委副秘書長、常委，主要分管全省各項中心工作的信息動態，但從未接到過地、市委關于災情的報告。他還是從老家來人的口中聽到一些反映，但不敢相信，于是便去定遠和鳳陽兩縣調查?？h鄉干部虛報成績，隱瞞實情，經深入調查后真相暴露，災情十分嚴重。1960年冬，安徽省委在蚌埠召開地市委書記會議，要求各地市如實反映農村存在的問題，并由鄭銳、張祚蔭面報曾希圣。
三、曾希圣說：“農村經濟的衰退，餓、病、逃、荒、死現象的嚴重出現，證明我們過去的工作方針是錯誤的，是對人民犯了罪?！?/span>1961年，曾希圣采取了兩條辦法。一是組建農村生活安排辦公室，進行救濟，每人每天半斤口糧。同時停辦公社食堂，把糧食發放到家庭。二是推行“責任田”，改革公社管理體制，激活農村生產力。直到1962年8月，曾希圣因推行“責任田”被免職并去上海擔任華東局第二書記，由此淡出政治舞臺。“文革”中，曾希圣再次受到沖擊并被批斗，于1968年7月15日去世，時年66歲。
采訪原安徽省政府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李守璋先生
當時，安徽餓死人的現象很嚴重。開始下面都瞞報，政府并不知情。待瞞不住了，省委派工作組下去調查，情形比想象的還要糟糕。我就去過一些農村，都是些死絕村，整個村子看不到一戶人家，蒿草長得比房頂還要高，這些村子以后就消失了。在路上也能看到，人走著走著就倒下去了，再也沒起來。
（今日忙于拍照，沒做記錄，李守璋先生談了很多，包括他的夫人。）
采訪安徽省國資委主任桂建平先生
一、曾希圣在紅軍中是搞情報工作的，1932年參與創建中共中央軍委二局（情報局）并出任局長。毛澤東說：“沒有二局，長征是難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好像打著燈籠走夜路?！睂υＪヮH為倚重。曾希圣任安徽省委書記時提出了農業生產三項改革，績效明顯?！叭摹奔矗焊淖兿那飪杉臼粘傻谋戎兀瑪U大夏季作物面積；改種耐水作物和高產作物；改變廣種薄收的耕作習慣，實行精耕細作。毛澤東夸他是“農業專家”。到了“大躍進”時期，曾希圣強力推行，更為激進。1958年9月19日，曾希圣陪毛澤東同乘敞篷車巡行，從金寨路、長江路、勝利路一直開到合肥火車站，沿途組織了20萬市民夾道恭迎。1960年，安徽經濟全線崩潰，曾希圣開始反思并于次年始在全省推廣“責任田”，此舉遭毛澤東嚴厲批判。
二、桂林棲是湖北省黃梅縣人，對黃梅戲情有獨鐘。1949年4月，時任安慶地委書記的桂林棲在入城主政第二天便組織黃梅戲藝人在民眾劇場演出，轟動全城。1952年2月，桂林棲調任安徽省委宣傳部長。同年8月，他在合肥舉辦“安徽省暑期藝人訓練班”，并安排嚴鳳英、王少舫、潘璟琍等人組團去上海演出，聲震滬上。1953年，桂林棲領導組建了安徽省黃梅戲劇團，嚴鳳英、王少舫、潘璟琍等著名演員和主創人員先后調入，為黃梅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大躍進時期，在張凱帆無為放糧和解散食堂事件中，時任省常務副書記的桂林棲也曾表示支持。但隨著事態的發展，他亦從保持緘默到改變態度。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后桂林棲調離安徽，任唐山鐵道學院副院長，直到1971年8月逝世，時年58歲。
三、1957年“反右派”斗爭，曾希圣把對農業合作化問題有不同看法的副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世農，省檢察院檢察長楊效椿，副檢察長李銳等定性為“反黨集團”。
1958年1月27日，安徽省委通過了《關于開除右派分子李世農、楊效椿、李銳黨籍的決議》。1959年廬山會議后的“反右傾”斗爭，曾希圣主持批判了對大躍進持異議的副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省委宣傳部部長陸學斌，定性為“反黨聯盟”。9月19日，安徽省委通過《關于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這兩次斗爭對安徽政治環境的破壞極為嚴重，直到李葆華出任安徽省委書記才有所改觀。安徽人說“曾桂派”系指省委書記曾希圣與副省長桂林棲。桂建平先生是桂林棲的三公子。
采訪安徽省高級農業經濟師、關工委秘書長江鯤池先生
一、安徽“責任田”形式緣起農民自發。宿縣褚蘭公社73歲老農劉慶蘭因兒子有病，不能參加生產隊的“大躍進”，便在山里開墾荒地十多畝，不僅全家吃得飽，還向隊里交了3000多斤糧，影響很大。老農說：最好把田包給社員種，只掙工分沒有責任心。當時安徽普遍缺糧，曾希圣知道此事后持肯定態度，樹為典型并調研推廣。農民說“責任田”是“救命田”。
二、曾希圣搞“責任田”也是迫于無奈，餓死的人太多了。搞“責任田”后糧食產量大幅增長，還援助河南等省。按說安徽是有糧的，但全國糧荒形勢嚴峻，已開始大批地餓死人了。華東局向安徽調糧，曾希圣不答應。1960年9月25日，周恩來飛到安徽哭著對曾希圣說：北京不能死人，上海不能死人，酒泉不能死人。你看該怎么辦？言下之意安徽可以死人，曾希圣默然。另，國庫里其實也有糧，但要保障軍糧，一粒也不能動。結果，三年時間僅安徽一省就餓死了五六百萬人。
三、中央“七千人大會”后，曾希圣因推行“責任田”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1962年6月下旬，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討論“責任田”時辯解：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到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試試看。不管白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辦法有利于恢復生產，就用哪一種辦法，并主張包產到戶合法化。同年8月，毛澤東批判“單干風”，說曾希圣是“代表富裕中農利益”，從政治上判了曾希圣的刑。
四、1978年12月，鳳陽小崗村農民“包干到戶”聲震全國，尤其是那份按有十八個血紅手印的生死契約，已被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其實，那份契約是假的。1983年2月，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編導來到小崗村拍攝紀錄片《來自農村的報告》，采訪中聞知契約的事，要拍卻無實物。因編導需要，小崗村的副隊長嚴宏昌重新搞了一份并補摁手印。畫面有了，卻是復制品，如同現在電視里的“情景再現”。其時江鯤池先生在省農委工作，單位的一位同事是陪同人員，親眼所見。
采訪原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作家尹曙生先生
一、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關于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報告稱：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特殊案1289起?！疤厥獍浮奔粗浮叭讼嗍场钡陌讣?，發生時間絕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據對1144起案件調查，其賣給別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各地對此類案件，一般都當成政治破壞案件處理。全省1289名作案成員中，逮捕136名，勞教153名，拘留881名，判處死緩2名，合計占90.9％。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種種原因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達70％以上。
二、安徽省公安廳的這份報告寫的清楚明白。有個別觀點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壞有意破壞政治影響”等。不是餓極了，誰愿意吃包括自己親人在內的尸體呢?報告沒有說明的是，其中有多少案例是殺害已經餓得奄奄一息、快要死去的親人而食其肉充饑的，指報告上說的“殺人犯”。據尹曙生先生主編安徽公安志時的典型調查，這部分約占5％至8％。
三、1958年鳳陽縣全縣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凈減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減少39％。全縣死絕戶有2404戶，消失村莊27個。縣委書記趙玉書動用專政工具鎮壓人民群眾，他下令公安機關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打擊所謂反革命366人。發生了“人相食”的慘劇，趙玉書說：“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關死為算，嚴格保密，不得外傳。”結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當事人63人，關死在監獄里的33人。另：整個安徽省三年減少了多少人口？據省公安廳報告，第一次為300多萬，后又追加100多萬，共計近600萬，況統計數字尚且保守。
四、安徽省公安廳的報告送到省委以后，曾希圣只批給幾個書記傳閱，嚴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廳嚴格控制知情范圍，銷毀有關檔案。但這份報告的發現，使這一歷史慘案有據可查?！叭讼嗍场辈⒎莻€案，全國許多省份都發生過。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廳給省委寫了《關于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說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其時，尹曙生先生是青海省委書記兼省長王昭的秘書。1962年夏，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與劉少奇就“三面紅旗”問題爭執。劉少奇說：“餓死這么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惫弧?/span>
采訪安徽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宋霖先生
一、1959年1月24日，安徽省委通過決議：繼續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繼續鼓足干勁，為實現比1958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躍進”而奮斗。2月7日，省委批轉《關于〈桐城縣鬧糧問題的真相〉的報告》，指出：叫喊糧食緊張，實質上是否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省委號召進行“反瞞產斗爭”，同時，提出了更高的農業生產指標。會后張凱帆到含山、和縣農村調查，看到農村已經餓死了人，他要求向省委常委會議匯報。曾希圣說：“你不要匯報了。你為什么總看陰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是有點右，要注意。”
二、7月４日，張愷帆到無為調查。農民說：我們現在還不如以前的雞，雞一天還有兩把米。聽說上頭規定每人每天發二兩原糧，發到我們手里才好。如果發到公共食堂，層層克扣，我們連一點也見不到了。農民還說：把自留地還給我們吧，我們種點瓜菜也好度命。更有人下跪：張省長，救命。縣糧食局局長向張愷帆反映，縣委姚書記叫弄了兩本賬，一本真賬收7億斤糧食，另一本假賬收13億斤糧食。張愷帆決定：將原糧直接發給群眾，每人每天不得少于１斤；公共食堂暫時停辦；自留地歸還群眾。
三、中央廬山會議上曾希圣打電話要張愷帆回合肥。7月24日，省委組織對張愷帆的批判，并寫了《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的報告》送上廬山。8月10日，毛澤東批語：“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里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等等。
四、9月19日，安徽省委通過《關于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將張愷帆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等職務，責令其交代包庇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要問題。12月12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檢察院提請“依法批準逮捕張愷帆”。張愷帆在被囚禁207天后釋放回家，而他的親友也都遭受株連，有6人慘死。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后的7月20日，經中央監委批準，安徽省委宣布撤銷《關于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安徽省委政治上跟風，經濟上盲動且官僚主義作風嚴重，是造成安徽大饑荒的根本原因。首先，因想在“大躍進”中有大表現，為興修水利和大煉鋼鐵抽掉了大量民工，引起種植業勞動力的嚴重匱乏，導致了1958年和1959年糧食全面減產。1958年，安徽在水利工程上開始計劃搞8億土石方，后改成16億，幾天后變成32億，最后上報的竟是64億。就這樣荒唐的決定，居然得到毛澤東的贊揚，說要學習曾希圣。再者，追求高指標和高產量的浮夸風造成了1959年安徽糧食的過度征購，導致農民口糧不足，引發全省大饑荒爆發。1958年安徽實際產糧167.9億斤，被浮夸報成了450億斤。1959年指標浮夸成720億斤，實際產糧140.2億斤。高指標必然帶來高征購，雖然征購70.94億斤還不到浮夸指標的10%，卻占實際產量的50.6%。1959年2月，曾希圣已從匯報中了解到安徽各地的饑荒情況，但同時他也收到了毛澤東關于“農民瞞產瞞糧導致糧食緊張”的指示信。在此種情況下，曾希圣仍然違背客觀事實，在全省范圍內強制推行了“反瞞產”運動，并演變為農村里一場廣泛的抄家搜糧運動，導致大饑荒迅速加劇。曾希圣拒不承認大饑荒的發生，亦不采取任何救災措施，任由農民大規模死亡的惡性蔓延。還有，安徽省委政治上獨裁，嚴厲打擊講實情，說真話，持不同意見的各級干部。通過了《關于開除右派分子李世農、楊效椿、李銳黨籍的決議》和《關于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由此牽連了大批的干部和群眾，人人自危，處處噤聲，一片紅色恐怖。
1960年開始，嘗到惡果的曾希圣在安徽全境試點并推行責任田，情形有所好轉。如1960年9月周恩來安徽強制調糧是事實，那曾希圣實際上就成了中央政府在安徽的替罪羊和政治上的犧牲品。到了1962年初，曾希圣因“責任田”遭到了毛澤東的批判并調離安徽，毛澤東認為把農村基本核算單位放到生產隊便能夠解決糧食問題，而“責任田”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不可調和。1962年3月29日，安徽省委通過了《中共安徽省委關于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議》，稱：我省絕大部分地區實行的“責任田”辦法，與中央“六十條”和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因為這個辦法是調動農民的個體積極性，引導農民走向單干，其結果必然削弱和瓦解集體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辦法在方向上是錯誤的，是不符合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的，必須堅決地把它改正過來。“責任田”被認為是單干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皼Q議”歷數了“責任田”的六大罪狀：1、出現了嚴重的單干傾向。2、產生了兩極分化的苗頭。3、削弱和瓦解了集體經濟。4 、影響國家征購和生活安排。5、影響按勞分配原則的貫徹。6、對基層組織起了腐蝕和瓦解的作用。安徽省委作出這樣的決議，似乎也是在中央的高壓下不得已而為之。此時，已是政治上比較溫和的李葆華來安徽主政了。
1978年，以鳳陽小崗村為典型的安徽農民搞起了包產到戶，得到了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1979年9月，中央通過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保障基層干部和農民因時因地制宜的自主權，發揮其主動性。1980年5月，鄧小平發表《關于農村政策的談話》，肯定了包產到戶這種形式并認為它不會影響中國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在肯定了集體經濟是中國農村“不可動搖的基礎”的同時，認為包產到戶“沒有什么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自此，近三十年來關于農村責任田問題的是是非非，終于有了明確的結論。而這一切，已是在推行“責任田”的始作俑者曾希圣去世后十多年的事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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