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中國宜居城市建設的目標與路徑
【摘要】當代社會普遍認為霍華德提出的田園城市是人類美好生活環境的最高境界，從某種意義上看，現代城市規劃是在田園城市思想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盡管如今的城市文明的發展已經遠遠超出100多年前人們的想象，但是田園城市所追求的人人平等、生態健康的城市目標依然沒有實現。田園城市思想對中國城市化轉型期建設宜居城市具有現實啟示意義。本文從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與人本主義兩條城市化路線斗爭的視角，解讀田園城市思想追求美好生活環境、推動城市發展模式轉型的本質，以為中國建設宜居城市的目標和路徑提供借鑒。
【關鍵詞】田園城市 宜居城市 資本主義 人本主義 城市組織方式變革
【中圖分類號】 TU984 【文獻標識碼】 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3.001
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了中國今后一段時期的城市發展總目標——實現城市有序建設、適度開發、高效運行，努力打造和諧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現代化城市，讓人民生活更美好。如果要概括這個總目標，那就是建設宜居城市。
為什么在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提出建設宜居城市的目標？通常的理解認為，中國過去的發展模式對生態資源環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民生欠賬比較多，如今中國已經初步完成了經濟積累，應該有條件、有必要加強人居環境的改善工作。而且，通過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投資，還可以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這樣的理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筆者認為并沒有觸及宜居城市建設的本質涵義。
提到宜居城市，人們常常會聯想到田園城市。當代社會普遍認為霍華德提出的田園城市是人類美好生活環境的最高境界，那么是不是我們要建設的宜居城市就是田園城市呢？或者說，我們在今天應該怎樣認識和理解田園城市思想？本文以19世紀以來世界資本主義城市化的長期過程為背景，討論田園城市思想的本質，并嘗試回答當前中國為什么要建設宜居城市以及怎樣建設宜居城市的問題。
如何認識田園城市的本質和歷史作用
《明日的田園城市：一條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最早出版于1898年。當時的英國正處于一個充滿矛盾的時代。一方面，工業革命和“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促進了前所未有的工業和貿易繁榮，新發明新技術層出不窮，人們對技術進步及其帶來的美好生活前景充滿了各種憧憬；另一方面，傳統的政治經濟秩序被打破，資本主義加機械化生產造成了大量“冷酷無情的工業城鎮”①，社會上出現大量的貧困、丑陋、無情和墮落等現象，城市中充斥著工廠、貧民窟、擁擠和骯臟的街道，空氣和水被嚴重污染，工人社區的生活環境極端惡劣。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感嘆：“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在這樣的背景下，田園城市描繪的新城市美好愿景立即受到廣泛的關注，引發了世界范圍的田園城市運動，該書作者霍華德也終其一生投入到倫敦郊區的兩個花園城市的實驗中。
田園城市思想的價值舉世公認。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現代城市規劃是在田園城市思想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在世界城市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田園城市所提倡的城市和鄉村一體化發展、在區域范圍內進行人口的合理布局、避免城市的無限擴張、從人的生活和社會交往需求出發組織城市用地布局等基本原則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田園城市思想引發了更多的理論探討和思想實驗，從英國的新城運動到美國的郊區化，城市規劃史上的很多理論和實踐都宣稱踐行了田園城市的思想，霍華德本人也被認為是現代城市規劃史上最重要的人本主義大師之一。
然而，簡單認為按照田園城市的原則規劃城市，就能夠實現人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環境顯然不符合歷史經驗。無論是英國和歐洲的新城建設還是美國的郊區化和新城市主義運動，帶來的新問題并不比解決的問題更少。靜態地看待田園城市的思想，很容易將田園城市理解為一種城市形態，把田園城市當作“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地點的某種形式上的表現”②。事實上，田園城市所提出的“城市—鄉村”磁極的美好藍圖，不過是對傳統城鎮與鄉村生活圖景的匯總和對人類普遍追求的自由思想的再次強調，很難講這是霍華德的首創，更不能認為田園城市思想僅止于此。
田園城市思想的本質，正如霍華德在第一版著作中所使用的書名——是要尋找一條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即通過社會改革來實現一種新的城市發展模式。作者希望找到一把能夠通往人類最高生活理想的“萬能鑰匙”，如書中所述，找到這把鑰匙的根本方法在于解決問題的改革路徑而不是對某種特定目標的追求，因為人類對美好城市生活的追求肯定是與時俱進的。
100多年來，田園城市思想始終具有經久不衰的頑強生命力。《田園城市》一書在每一次城市文明進程面臨轉折的時期都被再次出版，而且隨著人類對城市文明進步的認識深入，每一次都被賦予新的時代意義和解讀。將田園城市思想放在工業革命以來的城市化歷程中考察，能夠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田園城市思想的本質及其所發揮的歷史作用。
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指出，從工業革命以來，歐洲資本主義運動一直受到“雙向運動”作用的支配。所謂雙向運動，指的是“市場擴張”和“社會保護”兩個完全相反方向的力量。市場擴張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原則，目標是確立自我調節的市場，主要是運用不干涉主義和自由貿易作為手段；社會保護的目標則是運用保護性立法、限制性社團和其他干涉手段，對人和自然以及生產組織進行自發的保護。市場與社會的歷史對立統一關系表現在，在資本的作用下，市場法則先是脫離傳統倫理社會法則逐漸壯大，反過來又進入與控制社會法則，試圖將市場法則作為全社會普遍認同的內在運行機制，依靠“自發調節的市場機制”來調整市場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各種被動或自發的社會保護運動通過法制、社團等手段抵制市場法則，力圖重新實現社會對市場的控制，或將市場的作用限制在社會能夠控制的限度內，避免市場惡性膨脹而最終導致人類社會走向自我毀滅。“雙向運動”理論解釋了現代城市發展的根本動力機制。按照波蘭尼的理論，19世紀以來的城市化歷程實際上就是以市場擴張為特征的資本城市化和以社會保護為特征的人本城市化兩條路線的斗爭。
大衛?哈維對資本的城市化本質進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提出了資本的“三次循環”的概念。資本的第一次循環發生在工業生產過程中，當第一循環中的工業生產回報率下降時，資本即轉向回報率更高的城市建成環境，即進入第二循環；最后，資本主義進入科學技術、教育、醫療等社會支出領域，這是資本的第三循環。很顯然，資本通過“城市空間的生產”完成積累和循環，資本的城市化過程同時也是資本對社會從表層（建成環境）向深層（社會機制）逐步滲透和控制的過程。全球化則是資本的市場擴張邏輯的產物。哈維對城市化的研究表明，資本主義通過對空間的掌控而使自身得以延續和發展，最終形成以城市為核心延伸到區域—國家—全球的空間生產體系。
與資本主義城市化并行的則是從君權時代就一直存在的人本主義城市化追求。在人類的城市發展史上，從來沒有停止對美好生活環境的向往和追求。早在2000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已經認識到城市對于人類文明進步的價值，并指出“人們為了生活來到城市，為了生活得更好留在城市”。進入資本主義快速城市化時期，每當市場過度擴張導致社會矛盾激發時，都會出現一輪人本主義的反思與抗爭，這些思潮和運動構成了波蘭尼所謂的社會保護機制。例如，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在資本主義長周期發展過程中基本上屬于社會保護思潮主導階段。對現代城市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田園城市》（霍華德，在此期間多次再版）、《城市文化》（1938年，路易斯?芒福德）、《進化中的城市》（1915年，帕特里克?格迪斯）等著作，以及道撒迪亞斯提出的人類聚居學等人本主義理論均出現在這一時期。20世紀末期，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增長的極限》和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掀起了生態文明的新高潮，標志著對人類城市文明發展方式的思考和對資本主義增長方式的抗爭已經上升到關系人類共同命運的新高度。
從兩條城市化路線的歷史背景看田園城市思想，就不難理解霍華德所謂的“人民的城市”“社會城市”追求的是什么。19世紀是歐洲從傳統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大轉型”時期，田園城市思想本質上是對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反思、抗議與改革。從這個意義上講，田園城市思想及其所引發的現代城市規劃其實是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與城市化結合過程中，力求將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納入人類社會需求或者說對“人性”的追求秩序框架內的努力。只不過，面對越來越強勢的資本擴張，這種努力迄今為止始終處于被動抗爭的地位。從這個角度理解田園城市所追求的目標，也讓我們認識到，盡管如今的城市文明的發展已經遠遠超出100多年前人們的想象，但是田園城市所追求的人人平等、生態健康的城市目標依然沒有實現。19世紀以來城市發展面臨的人口膨脹、工業污染、生態環境惡化、貧民窟等問題變得更嚴重，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社會糾正機制的“再嵌入”與控制非但沒有得到本質上的改觀，反倒在種種民主與技術進步的面具遮蓋下愈演愈烈。芒福德描述的19世紀的城市景象——一個由工人組成的居住單元，沒有生活在大城市中的那些中產階級和富裕群體，是沒有能力維持甚至是最基本的市政設施的，只有大都市區域中，在那些把從富人區征得的稅收用于工人階級區塊的地方，工人才能夠獲得少量的能夠提供一種良好生活的設施——依然適用于描述今天的城市。③
為什么當前要強調宜居城市建設
既有研究表明，中國30多年的經濟和城市化高速增長是發展型政府導向、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與全球資本流動合力的結果。一方面受益于國際資本擴張，造就了經濟上空前的繁榮；另一方面，唯GDP論的后果今天已經看的很清楚：地方政府競爭性發展導致生態環境問題積重難返、深度參與全球化分工導致工業品產能過剩、土地財政導致住房價格高企與高庫存，同時伴隨的還有城市/城鄉發展資源分配不平等、城市化既得利益階層的固化等諸多社會問題。這樣的形勢與田園城市思想提出的時代背景何其相似！
過去的城市化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續的。哈維等人的研究證實，資本的城市化尋求通過空間的轉移與擴張化解資本過度積累帶來的經濟危機，在這樣做的同時進一步加重了資本生產與社會的矛盾，因而“資本主義城市化的矛盾不可能從根本上化解”。對中國而言，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至今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更加凸顯轉型發展的迫切性與當前階段社會風險的復雜性。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較為成熟的社會調節機制不同，中國社會保護的反向調整力量還相當薄弱，在經濟增長乏力的階段，更容易發生嚴重的社會危機。
新的風險還來自于“日常生活空間內的斗爭”。哈維在觀察了世界范圍內的社會運動后總結了當今社會矛盾的新特點，認為當今世界的大量斗爭，已經不是發生在生產領域的生存斗爭，而是大量集中在生活空間內，人們經常會因為對生活環境狀況的不滿而走上街頭抗議。他指出，當前的城市建設完全是從投資的角度去著想，而不是從居住和生活的需求出發，“城市是否宜居完全是個隨機的事情”。哈維的觀察再一次驗證了芒福德在20世紀初就曾提出的觀點——盈利經濟學在滿足社會基本的生物和社會需求方面“絕對無能”④。
如何破解資本主義城市化路徑之困？不同歷史時期的思想家和學者給出的解決之道驚人的相似。霍華德認為實現理想中的田園城市所遵循的正確道路是：我們應該首先確定什么東西有利于我們的身心健康和歡樂，然后以用最好、最容易的方法生產這些東西為目標去組織我們的人民。這才是霍華德找到的創造新城市模式的“萬能鑰匙”。芒福德提出，應該從追求財富經濟轉向追求生命經濟。波蘭尼強調，應把經濟視為社會發展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主張從社會關系、自然環境、人類多元文化關聯互動的角度來認識市場機制的作用。哈維則認為，需要一場革命，來實現從以剝削為基礎的城市化到適宜人類的城市化的轉換。
綜上所述，回到本文開篇提到的問題，當前在中國城市化的轉型期提出建設宜居城市的目標，其根本意義在于糾正過去的城市發展模式，從單純追求經濟效率轉向經濟和社會的綜合平衡發展，特別是要將市場經濟的原則納入社會總目標之下，在城市化路徑的選擇上使“社會相對于經濟體系的首要性得到保證”。當然，建設宜居城市并不一定能夠最終破解城市化過程中資本過度擴張的問題，但在當前對于中國緩解社會矛盾的頂層設計作用不可或缺。從這個意義上講，將宜居城市建設看做一場“社會再造”運動可能會更恰當。
田園城市思想對宜居城市建設的啟示
宜居城市建設不是簡單的城市美化運動，或者是對生態環境和基礎設施的修修補補，而是對城市組織方式的深刻變革。田園城市關于改革城市組織方式的思想，對今天建設宜居城市仍然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回歸土地與住房的居住屬性。田園城市能夠成為人類城市最高理想的根本制度因素在于“人人平等地擁有土地”。可惜的是，100多年來這種理想從來沒有完整地實現過。聯合國人居署確定的“人人擁有適當的住房”千年目標，可以算作是一種折衷的田園城市理想。城市土地既具有資本的屬性也具有人居的屬性，如何選擇土地的屬性決定一國或一個地區的城市化道路。中國的城市土地和住房制度在改革初期極大地改善了國人的居住條件，但是在國內外經濟大環境的驅動下，土地和住房逐漸承擔了過多的資本功能，“土地財政”遭到廣泛的批評，嚴重影響居民的宜居滿意度，對經濟健康構成重大風險。在當前城市化道路的轉折時期，首先需要反思和警醒的就是土地和住房制度。事實上，中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土地制度在回歸土地的居住屬性方面具有制度優勢。霍華德關于社區共同體擁有土地管理權以及“土地增值歸公”等田園城市的“土地財政”模式在中國的制度下更容易實現，對中國城市化即將面臨的大量城市更新問題非常具有啟發意義。
從居民的需求和滿意出發處理政府—社區—市場三者的關系。霍華德的田園城市改革采取了折衷的道路。對于政府、社區和市場的關系，他認為，政府和社區管理各有所長，劃分政府與社區職責范疇需要根據他們提供管理服務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進行平衡；而對于半市營企業——在公共市場中經營的私營企業，則依靠本地人民的選擇，運用市場機制，使私營企業的競爭“從一種活躍的力量轉變為既可以發揮作用，亦可保留的潛在力量”⑤。如果私營企業使社區居民滿意，私營企業將可以獲得社區的市場保護，避免過度競爭帶來的風險；如果居民對企業不滿意，則通過引入競爭性企業來避免壟斷帶來的服務水平下降。這種城市組織方式可以看作是對卡爾?波蘭尼將市場制度納入社會規則控制之下的觀點的具體詮釋。
雖然田園城市的管理組織方式有一定的理想化成分，但是以居民滿意度為標準在今天仍然是一個需要堅持的原則。強調以人為本并非否定市場制度的作用，而是要在確立共同的價值觀后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這其中要特別注意政府的職能定位以及控制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領域，一定要避免打著建設宜居城市的旗號在社會公共領域大肆實施市場化的制度，或者以依靠市場力量為名而忽略政府應該發揮的引導和糾正作用。
社區是聯接居民、政府和企業的紐帶，是建設宜居城市最關鍵的組織環節。西方國家城市化的經驗表明，發育良好的社區有助于防范社會風險，監督政府職責以及企業社會責任，同時社區也是城市實現有機更新的基本細胞。中國過去的城市化模式過于強調自上而下的社會動員力量，對公民個體和局部組織的利益有所忽視，在打破既有社會關系網絡的同時沒能建立起相應的新社會網絡，由于缺少了社區組織來充當緩和社會矛盾的潤滑劑，常常導致公眾與問題企業和政府直接站在對立的兩端，難以形成有效的溝通。未來中國城市化的主戰場將逐漸由外延式增長轉向內涵式更新，空間資源再分配過程中社會矛盾會更加尖銳。城市更新的碎片化模式更加凸顯出社區對于平衡政府、居民和市場化三者關系，彌補政府在社會保護方面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制度性缺陷的作用。
與田園城市的理想一樣，宜居城市建設并非激烈的改革，而是推進漸進式的制度變遷。從居民的滿意度出發，發揮社區的組織作用，培育自下而上的社會保護力量，是推動城市管理體制改革的一條有效路徑。
宜居城市建設要有自足與平衡的觀念。田園城市思想提倡居民回歸土地，追求生活價值而不是有形的財富；城市實現自給自足和城鄉、區域平衡發展，體現了一種樸素的人本主義和生態主義發展觀。100多年來，人本主義和生態主義發展觀不斷進化，已經成為城市發展和個人生活的普適價值。
宜居城市追求的目標與田園城市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但是人們對宜居城市建設經常會產生一些誤解。比如認為宜居城市建設是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才可以做的“錦上添花”的事情，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低，就沒有條件建設宜居城市；也有觀點認為所謂宜居城市就是居民收入高、城市形象優美、自然環境舒適，如果本地氣候惡劣，自然環境條件差，天生就沒有可能成為宜居城市。一些商業評比也有意無意地將公眾對于宜居概念的理解引導到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上去。
誠然，高收入、充分就業和優美的城鄉人居環境正是田園城市追求的美好生活環境，但是這種理想的根基是自由、平等、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而不是依靠資本驅動的路徑來實現，這樣的路徑也不可能讓所有的居民都過上宜居的生活。田園城市指引的宜居城市目標很重要，但是更重要是應該清楚經由什么樣的道路實現這個目標。所以，建設宜居城市應該從本地出發，因地制宜地為追求美好的城市生活環境而努力。應該認識到，沒有城鄉和區域的均衡發展，就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宜居城市。
結語
田園城市思想是一個烏托邦，但它是一個有價值的烏托邦。如金經元先生指出的那樣，在拜金主義、權錢交易左右城市發展的時代，霍華德的主張是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但是，田園城市思想的意義在于它吹響了人民城市的號角，正是這一點使得田園城市的思想歷久彌新。
工業革命以來城市化的歷史表明，轉變發展模式的斗爭是異常艱辛的。在中國城市化的十字路口，再次反思中國走過的城市化道路與田園城市理想的差距，讓我們認識到宜居城市不僅是物質上的建設，更重要的是其從社會保護出發，改革城市化模式，引領新型城市化道路的作用。芒福德的警示言猶在耳：“幸運的是，我們的整體文明目前在技術上處于一個可以為全體人民提供良好教育和培養的關鍵點，而這目前為止還仍是貴族階級的特權。”⑥這正是今天提倡建設宜居城市的意義所在。
注釋
①③④⑥［美］劉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嶺等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年。
②孫施文：《田園城市思想及其傳承》，《時代建筑》，2011年第5期。
⑤［英］埃比尼澤?霍華德：《明日的田園城市》，金經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年7月上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