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智雷：城市化改造傳統農民:效應與作用機理
流動空間的開放和流動權利的賦予到底對中國農民有著怎樣的意義？有過外出務工經歷的農民，經過城市的洗禮和重塑，回到農村后，自身能力發生了哪些變化？我們把這些問題放到歷史的長河中，放到轟轟烈烈的城市化大背景下，去審視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的轉變，思路逐漸變得清晰和開闊。于2010年開始著手該命題的研究，至今算來已有五年的時間。期間三次到湖北恩施州進行入戶調研，開展返鄉農民工的深度訪談。之所以選擇恩施州，主要考慮到該地區地理環境特殊，四周高山阻隔，中間多山谷盆地，以農業為主；區域閉塞，交通不便，于2010年后高速公路和鐵路才開始通貫恩施，在此之后，農村勞動力在恩施和其他大城市之間的流動才變得更為頻繁。這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合適的分析案例，更是一次難得的自然實驗。
我們發現，人并不是生來就是現代性的，但他們的生活經歷可以使之現代化。城市化為農村勞動力創造的外出務工機會，是推動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變的核心路徑。伴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創造出大量的就業崗位，吸納農村剩余人口。農業人口在向城市遷移過程中，逐漸接受城市現代性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思想意識發生明顯提升，如果這部分農民返鄉后繼續從事農業生產或者從事非農就業，相比于未外出務工農民來講具有更高的現代性，并且實現了農民內部的勞動分工和農業專業化的發展，推動了一批高技能、會經營、懂管理的高素質現代農民的產生。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變的核心內容是能力發展。和傳統農民相比，現代農民是指與外部世界聯系密切、融入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化程度較高并且經營規模和經營方式多樣性的農村勞動者，他們視野開闊，尊重知識，樂于接受新鮮事物和新技術。
城市化改造傳統農民：能力發展
幾千年的中國傳統社會，農民一直依附于土地，被封固在農村，多少次的改朝換代和改革變法，都沒有改變鄉村社會的封閉與落后，沒能改變傳統農民的發展軌跡。而城市化的發展帶來的大量勞動力需求，以及自由流動空間的釋放，為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變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城市化的核心內容是人的城市化，是人口從農村遷往城市，大量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第三產業。但是在城市化進程中還存在一股潛流，大量農民進城務工一段時間后，又重新返回農村。我們將此界定為勞動力城鄉雙向流動。
自由流動空間與自由流動生產要素的出現，對農村發展和農民能力的影響將遠較以往任何一次變遷復雜得多深遠的多。城鄉間的自由遷移改變了小農經濟原有的發展空間，農民與外界的聯系日益密切，就業、交換和生活方式逐漸趨于多元化和社會化。在這個過程中，對于那些處于封閉向開放狀態轉變的村落來說，農村勞動力的外出務工與回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更多的關注農村遷移勞動力往家鄉匯款的作用，而忽略了就業流動對流動者本身的價值。雖然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寄回了大量的匯款，但留守農村的家庭成員大多將這些錢用于包括食物和衣服等在內的日常支出、修建房屋等消費性用途，很少將它們投入到那些能創造收入的生產性活動，如創業、農業生產和教育健康等，對勞動力流出地經濟發展并未產生明顯的正面作用。已有文獻，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農村經濟的發展需要的不僅僅是資金，更為重要的是能夠有效利用這些資金和農村已有資源的人。
中國有兩個社會分層體系，一個是城市社會的分層體系，另一個是農村社會的分層體系。長期以來，這兩個體系幾乎是獨立運轉的，相互之間并不交融。數量巨大的遷移勞動力群體流動于城市和農村之間，重構了這種幾乎失去的城鄉連續體。今天的遷移勞動力市民化不僅僅是職業身份的轉變、居住空間的轉移和角色內涵的轉型，而且是要在兩個不同時代和不同社會之間實現這種轉變與跨越，還要面臨現代性轉向和后現代來臨的挑戰。近些年大批農村遷移勞動力離城返鄉，對于農村和農業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們自身就是農村勞動力的組成部分，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未外出勞動力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不僅實現了經濟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而且擴展了社會資本，回流后還會增加農業生產的投資。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后回到農村，為農村經濟發展帶來了所需要的“企業家精神”，并且相比較沒有外出務工經歷的農村勞動力，遷移勞動力回流后可以更好地利用農村已有的資源。
外出務工經歷使得農村勞動力個人能力得到了發展，不僅積累了工資，獲得了技能，而且還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擴展了社會網絡。能力發展也是回流勞動力影響農村發展的主要途徑。能力發展的意義就在于擴展自由，尤其是個人發展可選擇性的自由。外出務工經歷對農村勞動力能力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返鄉后的就業選擇上，包括就業多樣性、職業轉換、社會流動、創業參與等方面。特別地，外出務工經歷促進了農村勞動力在農村向非農產業轉換，尤其是在農村自主創業，不僅實現了回流勞動力的自我就業，還帶回了技術，帶動了非農產業的發展并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有力的推動了中國農村地區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另一方面，外出務工經歷還會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個人生產效率和收入，促進農業技術的改進和新生產技能的傳播，促進農村和農業生產的全面發展。勞動力外出務工后，不僅實現了非農就業能力的增長，即使是返回農村重新從事農業生產，也會提高農業的勞均產出效率。遷移勞動力回流農村后，從事農業生產的投資回報也會高于沒有外出經歷的勞動者。
城市化改造傳統農民：作用機理
外出務工經歷通過人力資本積累效應、家庭稟賦效應和社會資源整合效應，導致農村勞動力的能力發展。
外出務工經歷導致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的積累，進而影響他們返鄉后的就業選擇、職業轉變和自主創業，改變了農村勞動力的發展空間和就業市場格局。農村勞動力在鄉-城遷移過程中通過城市工作經歷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驗和職業技能等人力資本。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流動累積時間越長，獲得新技能的概率也就越高。對我國廣大農村而言，農業依然停留在小農耕種的低生產效率水平，包括當地企業務工和自主創業等多種非農就業形式有著遠高于農業就業的收入。外出務工期間儲備的人力資本越高，返鄉后從事非農就業的可能性就越大，也越有可能從返鄉前產出較低的農業轉向返鄉后產出較高的非農產業。進一步數據分析發現，在外務工職業為建筑業回流后更容易進入當地企業務工，但是會降低他們自主創業的概率；在外務工為一般的服務人員，回流后更容易進入當地企業務工，對自主創業沒有明顯的影響；在外務工職業為個體經商，回流后一般會選擇在家鄉自主創業，而不會選擇進入當地企業務工。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經歷帶來了理念上的改變，不僅會提高其非農就業能力和概率，也有利于提高他們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新技術采納的積極性。
有外出務工經歷的勞動力能夠更好地利用農村家庭稟賦。如果有些個人或家庭初始獲得或可以接觸的資源較多，并充分利用和轉換這些資源，使其收入、財富處于一個較高水平。而其他一些個人或家庭，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很好的轉換和再生產這些資源，則無法實現其家庭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個人或家庭能否有效使用、轉換或再生產這些資源，是發揮家庭稟賦效應的一個關鍵環節。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收獲的不僅僅是資金和技術，而且還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提高了他們對資源的獲取和利用能力。家庭經濟資本為遷移勞動力返鄉創業提供了最初的資本積累。和沒有外出務工經歷的勞動力相比，遷移勞動力回流農村后，他們能夠更為有效地利用家庭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家庭自然資本仍然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必備資源，分配土地越多的家庭，其成員越傾向于從事農業生產，非農就業的概率也就越低；但是回流勞動力卻可以將家庭土地資源轉換為創業的資本，拓展農業生產方式和內容，比如開展設施農業、生態農業或觀光農業。
外出務工經歷和家庭稟賦的結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在農村就業發展和創業過程中的資源約束，但同時也反映了農村市場機制的不完善和社會支持的不足。回流勞動力具有更強的社會資源整合能力，一方面他們利用社會網絡與城市保持聯系獲得最新資訊和就業、創業機會，另一方面外出務工也增強了他們的社會交際和公關能力，可以更有效地和當地政府進行溝通，爭取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農村勞動力多是風險厭惡者，社會資源來源的廣泛性降低了創業風險，所以社會資源的增加還有助于提升農村勞動力自主創業意愿。
農村遷移勞動力返鄉創業模式驗證了蒂蒙斯關于創業資源兩個特性的闡述: 創業資源具有稀缺性和開放性。由于農村創業資源的稀缺性，回流勞動力必須充分利用自有及家庭的一切資源進行創業投資；第二個特性由第一個特性衍生而來，創業資源的稀缺性導致回流勞動力在創業過程中必須保持開放，以充分整合各種社會資源。后者不僅僅是體現了創業模式，也體現了回流勞動力的創業能力。
小結
傳統文獻認為城市是一個剝削農村勞動力，造成農村凋敝的源泉，但我們的研究發現，城市化是推動中國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變的重要的結構性力量，城市為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培養了現代工人和企業家精神，農村家庭稟賦為遷移勞動力返鄉創業提供了最初的資本積累，兩者的有效結合為農村產業化提供了內在動力和要素支撐。遷移勞動力回流創業一方面實現了自我就業，另一方面還帶動了非農產業的發展并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在當前中國城市化大肆擴張的同時，遷移勞動力的回流為我們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了另一種發展思路：城鄉協同發展。這可以有效避免當前單一發展大城市策略帶來的城市化經濟、社會、環境成本的急速膨脹，還可以激發鄉村創新與創業的活力，為農村產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提供新的契機。
本文最初刊發在《中國社科報》2016年7月27日社科版。石智雷所著的《城市化改造傳統農民》一書，于2016年5月由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為該書主要研究結論和觀點。
劉燕舞老師對于石智雷老師文章的評論
“定量群學”8月輪值主編傅強教授傳來石智雷博士一文《城市化改造傳統農民：效應與作用機理》，該文是石博士《城市化改造傳統農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大作的核心觀點和主要結論。傅教授囑我學習后寫些學習體會，素仰石博士睿智闊達且學識卓著已久，我欣然應允。開宗申明的是，因為還沒能一睹大作全部內容，僅就《城市化改造傳統農民：效應與作用機理》一文談些體會，難免有失偏頗，掛一漏萬之處，有請方家海涵。
石博士的問題意識是，城市化對于農民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與一般的剝削論者不同，石博士認為，遷移勞動力（農民工）在城市現代職業體系的熏陶中，會陶冶和發展出傳統農民所不具備的現代農民的基本能力，而這些具有現代農民能力的人回流到農村創業時會帶動農村發展，從而有可能由這些現代農民帶出一個現代農村。
石博士是樂觀派。我也十分憧憬中國農村發展能有這么好的出路。不過，我還是有些不同的學習體會。
首先，我認為，城市化的剝削性仍不可忽視。作為現代性的核心特征之一，城市化的好處，毋庸贅言。因此，我們并不否認城市化本身。但是，就中國而言，社會發展到今天，城鄉差距不斷拉大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個差距的由頭并不在農村本身，而恰恰是城市化高歌猛進后，農村人財物三要素幾乎盡流出而不可避免地所帶來的凋敝。從這一大背景來說，在剝削之下所帶來的“好處”，其斤其兩恐怕是需要權衡的。當然，我也并非說要按照極端的剝削論者，從保守的角度去憧憬“鄉愁”，在現代化如此飛速發展的今天，這種憧憬沒有多大現實意義，城市化高歌猛進的征程也不會因此而停下腳步，但是，正視城市化給鄉村凋敝所帶來的后果，可以提醒我們的是，從社會公平正義的角度出發，我們更應基于補償原則，給予對農村剝削后的相應回饋，這也正是中央作出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戰略的重要由來。
其次，城市化對農民的改造不應止于能力發展。雖然發展現代農民的現代能力是實現農村現代化很重要的一步，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農民更應是僅具有“農”的身份的現代公民。從這一點來說，作為現代公民的現代農民，除了應承擔基本的現代權利外，也應同時承擔相應的責任，否則，就會產生閻云翔先生所說的，會產生大量無公德的個人。我們的調查也發現，從城市習得了市場理性的思維方式，如果不承擔應有的責任，于私域，于公域，都是件可怕的事。當然，我們并不是要去苛求農民，公德，不僅對于農民，對于市民也同樣重要。只是，在目前狀況下，城市因為有更多其他制度保障，還不至于使得底層陷入絕境，農村，則因為制度保障的缺乏或不足，會放大缺少公德后所帶來的惡果效應。
第三，遷移勞動力返鄉后，并非所有返鄉者都具備符合現代意義上的能力發展，他們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從這個意義上說，遷移勞動力不應是一個“整體”上的概念，也許更應“拆卸整體”。我們知道，不同時代的農民工，其特點大不一樣。1950后，1960后，1970后，1980后和1990后，每代農民的面向也不一樣，他們對農村的期待也不一樣。我們在農村看到更多的現象也許是，50后、60后甚至70后，他們很多時候隨著年齡增長而不得不回流農村，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并未能習得現代意義上的職業能力，他們在城市務工的行業與他們回流農村后的就業也許關聯不大。而80后和90后的農民，他們更愿意留在城市，哪怕漂泊無根，也不愿意再返回農村。
第四，上述第三點，如果簡單做些“拆卸整體”的工作，我們會發現，進城務工的勞動力中，其工種是不一樣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普通工人，而更能發展出符合現代職業體系的農民能力的技術工人則相對比較少。對于普工而言，他們更多的是重復性的體力勞動的消耗和付出，他們很難發展出像樣的現代職業能力，待體力再也無法消耗之時，他們不得不返回農村，這種遷移勞動力的返鄉，對農村來說，更多也許是我們不得不殘酷承認的“負擔”，而非帶動農村發展的“福利”，他們將自己的青春年華大部分奉獻給了與他們無關的城市，卻不得不在機體逐漸衰退，身體靈敏度日益下降之后回到農村。總體來說，普工是1960后，1970后甚至部分1980后群體中的主體，技工在1990后中也許會隨著職業教育的重視而會有所改善，但他們的數量，應該尚不足以支撐改變農村，也就是說，即使有一部分這樣可貴的現代農民，卻仍然可能得面對著傳統的農村。這與石博士的判斷：“進一步數據分析發現，在外務工職業為建筑業回流后更容易進入當地企業務工，但是會降低他們自主創業的概率；在外務工為一般的服務人員，回流后更容易進入當地企業務工，對自主創業沒有明顯的影響；在外務工職業為個體經商，回流后一般會選擇在家鄉自主創業，而不會選擇進入當地企業務工。”也是一致的。
城市化也許確實能部分地改造傳統的農民，但其作用到底有多大？特別是，能否孕育出符合現代社會所需要的現代公民？恐怕仍需引起我們更多的思考。從這一點上講，石博士為我們提出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學術命題。
石智雷老師對于劉燕舞老師評論的回應
非常感謝傅強博士對拙作的推送，也感謝劉燕舞博士的評論交流。劉博士在城市化和農村發展領域有深入的研究，對本文的分析評述也十分到位。關于劉博士提到的四點看法，我的回應如下：
第一點非常關鍵，涉及到我所研究的核心命題：城市化到底給中國農民帶來了什么。已有很多理論和實證研究認為城市是一個剝削農村勞動力，造成農村凋敝的源泉。我能深切體會和理解劉博士城市發展剝削農村和農民的觀點，這也是我長期思考和探索的問題。在2015年初我和楊云彥教授合著的《人口外流、農村老化與農村發展》一書，就城市化對農村影響問題做了專門的論述，也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導致農村“人才流失”、“空心化”、“老齡化”，大量耕地荒蕪，農村資源變相流失。按照這些理論和經驗研究的推演，隨著城市化和市場化推進，農村的發展會越來越差，城鄉收入差距也會越來越大。城市化給中國農村帶來的只是盤剝和蕭條？農民的出路又在哪里呢？從歷史發展和過程論的角度，對該問題才能看的更為清楚和完整。在中國，城市化是城市和農村雙向互動的過程，其關系類似于John Friedmann所提出的核心-外圍理論，不僅存在城市化的推動對農村人財物“抽離”的回流效應，也存在對農村地區就業吸納、技術改良和收入提升的擴散效應。統計結果也顯示，中國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一直呈現增長趨勢，2007年后城鄉收入差距也開始趨于縮小。也就是說，之前或者目前正在發生著的城市化對農村發展的抽離效應只是城鄉互動發展的一個階段，也就是在這個階段城市化在不斷改造著農民的傳統屬性，這是從回流到擴散效應發生所必經的一個過程。如果把視線再放遠一點，過往幾千年的中國社會，傳統農民一直被封閉在農村土地上，流動空間的開放對于農民現代性獲得的影響，無論是長期意義還是短期效應，都理應得到重視。
第二到第四點，我一起來回復，主要是這三點是非常好的建議，是對本人研究的有益擴展或補充。本文重點探討的是城市化對中國農民現代性的影響。關于現代性的概念界定和內涵解釋至今沒有統一，定性研究尚如此，在定量分析中嘗試對現代性進行衡量就更為困難。多方思量后，我決定借鑒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的思路，認為從傳統到現代農民的發展，其本質在于擴展自由，尤其是個人發展可選擇性的自由，我將其界定為能力發展。現代性有著豐富的內涵和外延，當我將其界定和衡量的時候，本身也是在做取舍，正如劉博士所提到的“現代農民除了應承擔基本的現代權利外，也應同時承擔相應的責任”，正是筆者進一步需要深化的內容。
另外，劉博士所提及的區分遷移勞動力不同代際和不同職業，在《城市化改造傳統農民》書中都有專門的論述，這里不再贅述。和劉博士重視個體經歷的分析思路不同，我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大樣本統計規律。即使回流勞動力中有不小的部分是因病、工傷、年老、失業等返鄉，但是當你比較同樣是年老或傷殘的農民，相比從沒有出過縣域的，有外出務工經歷的農民他們的個體經歷、視野、認識或生計策略選擇都會有所不同，而不一定用職業能力或者創業是否成功來衡量現代性獲得。同樣是在農村務農種田，有無外出務工經歷也會有所不同。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作者絕不是提倡農民工回流，城市化是大勢所趨，但城市化也不是要吞噬農村和農民。城市化對農民的影響有負也有正面，只有實現城鄉協同發展和城鄉共贏的城市化才是可持續的、健康的城市化。
作者簡介：石智雷，經濟學博士，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文瀾青年學者，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城鄉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勞動力遷移和城市化等方面的研究。
劉燕舞，社會學博士，武漢大學珞珈青年學者，社會學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主要從事社會學理論及其應用、農民自殺問題、農村社會學與鄉村治理等領域的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定量群學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