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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小龍等:對貴州湄潭農地改革的基本判斷

[ 作者:嚴小龍?陳虬?陳強?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7-01-09 錄入:王惠敏 ]

有一個地方因“生不增、死不減”的農地規制政策而出名,這個地方就是貴州湄潭。早在農村改革初期,對于農地家庭承包制未來該怎么走,中央組織有關部門在全國各地進行了一番密集調研,在這些調研中有山東平度的“兩田制”經驗、湖南懷化的“荒地拍賣制”經驗、廣東南海的“股份制”經驗以及貴州湄潭的“生不增,死不減”經驗等等。最終,只有“生不增、死不減”的湄潭經驗上升為國家政策在全國推行。除了湄潭的這個經驗外,其他地方經驗因區域性局限而缺乏普遍推廣性。而且,湄潭的做法還有和全國不同之處,比如第一輪承包期限全國是15年不變,這里是30年不變;第二輪承包期限全國是30年不變,該地是50年不變。如果以“制度偏好”為向度,那么”完全集體化”和”完全個體化”則各立于這個向度的兩端。全國絕大多數農村的情況是處于這兩端之間,只不過,它們在這兩端的具體位置會因村情多樣化而不同。如果說華西村、南街村、劉莊村等位于“完全集體化”的一端,那么湄潭的農村則處于最接近“完全個體化”的另一端。這是因為,一方面,相較于全國其他地方的農村,湄潭的農村在“個體化”向度上是走得最遠的,這里的“最遠”主要是指農地承包期限最長,產權固化程度最高,以及村組集體在農地產權的權利上被“架空”得最徹底;另一方面,走得最遠的“個體化”不等同于私有化,至少,因為湄潭的農戶沒有農地轉市地的自主權利,在征地過程中也沒有與政府討價還價的權利。這意味著湄潭農戶的農地產權是一種不完全產權,在這種產權中,不僅有著農戶自身的因素,至少還含有著國家的因素。

其實,湄潭經驗上升為國家政策在全國推廣的過程中,各地農村對該政策的執行情況有著差異。此番親臨湄潭調研大致有一個基本判斷,這個基本判斷至少有三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自改革開放伊始,決策層在制度偏好這個向度上將全國農村從“集體化”一端努力推向“個體化”一端,湄潭經驗就是一個重要推手。從那時起,”這個推手”在理論上備受爭議,在實踐中亦有阻力,近年來尤甚。我們覺得對此不必太過詫異,因為,無論是“集體化”偏好的制度還是“個體化”偏好的制度,農民對此都有極強的適應能力,以及在這個制度下進行創造的能力。他們對制度安排的承受底線,是不危及他們的基本生存。況且,現實社會已迥異于傳統社會,大多數農民已不局限于土里“刨食”了,土外“刨食”已成為越來越多農民的收入來源和生存選擇。這種趨勢只會愈來愈顯著,也就是說,純粹以土地為生的“純農民”隨著時間往后推移,人數只會越來越少。這意味著土地承載著的農民的生存壓力,不言而喻的大為減輕了。比如,農民打工一天的收入就可買一袋大米等等,諸如此類的生活實景便可證明以上推斷。

第二層意思:是農戶對“生不增,死不減”的政策有著兩種心態。一種是,如果當初分地時,因人多而多得地,現在因人少而地多了,那么,不管其表面態度如何,心里其實是贊同這個政策的;另一種是,如果當初分地時,因人少而少得地,現在因人多而地少了,那么,不管在“明里”還是在心里,一定都是反對的。這意味著多數農民對于政策的心態是一種費孝通所說的“差序結構”情境,也即是以家庭為中心由里向外推的,就好像一顆石子投入池塘而泛起的漣漪,也即是一圈一圈的強度遞減的水波紋。這種情境含義著,多數農民對政策的態度是以家庭為中心來感受的,這種感受的強度會隨著自己家庭受益或受損的程度往外推而逐漸減弱。也即許多農民感受政策以及由這種感受生成的態度,顯然不是以國家利益或者公眾利益為中心逐層逐級往外推的,家庭利益的中心地位始終是不可動搖的。盡管農民的認知模式大致如此,但從學術的角度看,糾結于“生不增,死不減”政策的優劣,其實是期望籍此明晰農地產權而推進農村土地市場化和增值發展,與憂慮這個政策誘致“土地分化”,進而加劇農村的貧富分化,最終導致全社會利益受損,這兩者之間至今難以達成均衡。

第三層意思:將農地打亂重新確權或分配是不現實的。協同學原理表明,一種趨勢的形成往往取決于一種偶然性變量的加入或持續性變量的作用。就好比一壺水燒開了,它究竟向哪個方向翻滾是有其內在邏輯的。這個邏輯如果映射到農地確權,主要含有兩個因素及其交互作用。一個是農戶的慣性心理;另一個是政策的著力方向。就前者而言,第一次分田到戶的確權結果成為二輪延包的確權依據,“生不增,死不減”的政策在二輪延包時得到強調,但我們接觸到的情況表明,直到2000年以后才得到真正執行,也即大致在這個時點之后,一般都不再“動地”了。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農村都沒有了不“動地”的沖動和要求,只不過是在政策的壓力下“不能動”了,也就是說,農村內部的某些農民被迫接受了這種事實。在這樣一種情境中,如果非要追求當下的公平,而忽略”公平”的歷史變遷,滿足一部分當初因人少而少分地,而今人多地卻少的農戶的土地均分要求,則有可能造成另外一種困境,也即地分不下去,農村沖突也會因此加劇。這就要求國家各層級的治理者有”社會均衡”的智慧了。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湖南縣域發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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