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贛南山區自然村莊的消亡看農村社區的變遷
摘要:運用社會人類學的村莊共同體理論模式 ,對贛南山區鄉村社會的傳統結構試作剖析 ,探尋其在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化的今天 ,一步一步走向衰落的過程 ,并以這一農村社區變遷的視角為探討中國農村社會改革發展的途徑及規律提供一定的借鑒 。
關鍵詞:自然村莊；共同體 ；農村社區 ；衰落；消亡
一、導論
所謂“社區”或者說“共同體” 、“公社”(community)一詞最早見于德國社會學家騰尼斯所著的《社區與社會》 , 指的是一種基于自然關系而自發形成的社會群體, 它由同質性的人口組成, 強調成員間唇齒相依的感情 。
現今社區的定義已不局限于此, 這一概念自騰尼斯提出到現在, 不同的學者從各自的角度下了不同的定義, 其內涵與外延都有著很大的彈性, 至今沒有取得學者一致認同的定義。但概括說來主要有以下幾個要素:一定數量的人口 ;一定的地域;一整套相對完善的生活服務設施;居民對自己所屬的社區產生了認同。本文所說的農村社區是指自然村莊、村鎮, 和騰尼斯關于社區的定義比較相符。
中國對農村社區的研究始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 典型的有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因社會學這一學科的取消 , 有關農村社區的研究也一度中止 。80年代 ,社區研究復蘇。90 年代至今, 隨著農村問題的突顯, 學術界對農村社區的研究逐年增多, 各學科全面出擊 ,都有學者從各自的學科角度進行了不同的探索。其中 ,對農村社區變遷的研究, 典型的有陳萬靈的《農村社區變遷》 。
陳萬靈認為農村社區變遷的主題是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他在研究中所選取的對象都地處珠江三角洲的村莊 。這些村莊處于幾個大城市的交匯點, 地理位置優越, 依托與城市的緊密聯系, 利用國家進行市場改革所給予的優惠政策, 經過二十幾年的發展與演變, 已實現了從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的轉變。然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農村, 并無此得天獨厚的優勢, 其變遷又是另一翻情景 。
在贛南山區許多自然村莊的變遷不是繁榮與發展, 而是蕭條與萎縮。 人口不斷地向外遷移 , 使它們失去了作為一個社區所必備的要素———人口, 從而已經消亡, 或趨于消亡。
這絕不僅僅是人口的遷移。人口的單向流動, 使村莊的人口急劇減少, 隨之而來的是其他方面的改變。 這無疑撼動了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結構。本文就試著分析這種變遷形式的動因與過程, 以及這種變遷形式意味著什么。不過在此之前, 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傳統中國鄉村的社會結構。
二、有關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結構的論述
美國學者施堅雅在他的著作《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一書中,認為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結構應該是一個基層市場共同體結構, 其理由如下 :
1.基層市場體系內的一個成年人, 在市場體系內買賣和交際,對基層市場區域有充分的了解;
2.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勞務會在基層市場體系內找到 ,通婚也是在市場區域內的 ;
3.村莊的宗族與基層市場體系內同姓氏的其他村莊的宗族緊密聯系在一起, 構成一個“復合宗族” , 而不同基層市場的宗族是各自獨立的;
4.一些秘密會社, 也在基層市場體系內結成的, 他們往往會形成對市場的控制;
5.宗教節日里的活動也是在一個基層市場體系內進行的, 從而強化以集鎮為中心的結構及其領地范圍。
而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里卻提出了一個不同的結構。他認為是宗族把鄉村居民整合在了一起, 人們的日常生活圍繞宗族而展開, 因而宗族共同體結構才是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基本結構單元。
黃宗智在其著作《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中, 則將華北農村的結構視為村莊共同體結構。 為此黃宗智專門進行了說明 :
從小農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場生產的單位的角度來看 ,與其說村莊是一個緊密的整體, 不如說他是一個由個別農戶組合的街坊。
但是, 大部分的村莊也在不同程度上形成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它的居民直接消費他們的產品的一部分。 村莊不僅劃分居住的界限, 而且也在某種上劃出生產與消費的界限。工作和居住的紐帶關系, 又常和宗族關系交織在一起而相互強化。從這一角度看村莊是一個閉塞的, 或許也是緊密的共同體。[ 1] (P21)
杜贊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 一書也涉及了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結構基礎的討論。 與他人不同, 杜贊奇傾向于否定鄉村共同體的存在。在他看來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結構是一個文化網絡。其中“`文化' 一詞是指各種關系與組織中的象征與規范,這些象征與規范包含著宗教信仰、相互感情 、親戚紐帶以及參加組織的眾人所承認并受其約束的是非標準” 。[ 2] (P14)
但是杜贊奇又認為 ,“將鄉村或概括為具有緊密有關系的鄉村共同體,或概括為具有多種重要活動功能的實體這種區分十分重要”。 因為 ,“進入 20 世紀之后 , 村莊越來越成為下層社會合作的中心,從以經濟利益出發 ,屬于哪個村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 2](P20)
由此看來 ,杜贊奇的觀點就是, 鄉村社會的結構無所謂“共同體” , 但將村莊當做一種實體進行研究又具有重大的意義,因而如果要講共同體的話,那么村莊將成為一個共同體 。
綜上所述,可以說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的結構具有多元屬性,會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但都表現為一個共同體的結構, 共同體成員之間的關系較為緊密, 有社區共同體的意識。在上述的任一結構中, 村莊都不同程度地表現為一個獨立的實體,雖然有時更多地整合進了市場結構或宗族結構中, 但不可否認,它還是能成為一個結構單元。只是不同程度地交織在宗族、市場、村莊這三種共同體當中。 其各自的程度依地域而有所不同。因而不妨就將傳統中國鄉村的社會結構視為鄉村共同體。
中國現政權成立后, 國家政權史無前例地深入到了鄉村基層社會 ,試圖打破共同體的結構。 但集體化的運動, 國家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 將生產與消費局限于單個生產隊內(往往就是一個自然村莊), 反而限制了農村所應有的流動性 ,進一步強化了共同體的邊界 。
三、實證分析
筆者的調查地為江西省贛州市寧都縣 Z 鄉, 地處贛南山區西北角 。贛南山區地處偏遠, 交通閉塞, 而筆者的調查地所在的寧都縣, 更是如此。 它離贛州市區有二百多公里 ,離省會南昌有三百六十多公里。
此次調查的重點, 是正處于消亡過程之中的村莊,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幾點來考慮的:首先, 對于已消亡的村莊來說, 其村民分散到了各地居住 , 只能找到個別家庭進行訪問, 已不可能從社區整體上進行把握;其次, 筆者想考察的是村莊消亡的動態過程, 因而深入一個處于消亡過程中的社區進行調查更加有利于研究的目的。 因而, 筆者選擇了其中的一個:R 村, 作為調查重點, 再結合其他材料來進行分析。
R 村是一個比較大的自然村莊 ,曾有二百多戶人家居住, 一千多人口。 村子處于群山環抱的谷盆地帶, 交通閉塞, 只有一條路(正式的)與外界相通, 離 Z 鄉集鎮有 7.5 公里。村中有一條小河流過, 南北流向, 從村北兩山相夾的而成的豁口處蜿蜒而出。小河東岸為居住區 ,西岸為農田區 。到 2006 年春節, R 村只剩八十來戶人家。
與已經消亡的村莊比起來, R 村還算是平原性質的村莊。就已經消亡的村莊來, 從部分原來的居民的口中,能歸納出以下幾個共同點:一是離集市較遠, 10 公里至 35 公里不等 ;二是交通不便 ,不是在半山腰或山頂上就是在山那邊的山腳下, 屬于山區中的山區, 俗稱山旮旯;三是村莊間分散, 相距雖近但路程遙遠, 比如彼此對立著的山頭 ;四是居住的人不多, 每個村只十幾戶人家。
從中可以看出同處贛南山區, 這些自然村落還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類就是這些已經消亡的村莊 ,在這里稱之為山村;還有就是 R 村這樣的村落, 一般比山村大,人口也更多 ,離集市也沒山村那么遠, 不妨就叫平原村 ;最后就是這些村民的遷入地之一,集鎮及其周邊交通較為便利的村莊 。
從調查的情況來看, 山村大部分已經消亡, 只有部分還未完全消亡的山村。 政府也因看到了這一趨勢而于 2004開始 ,計劃用五年時間, 實施“移民扶貧” 工程, 將那些自己無力搬遷的人家遷出。此外 ,平原村莊, 很多也開始了消亡的過程。因而, 可以說村莊的消亡趨勢已從山村向平原村擴散 。這一村莊變遷形式意味著, 傳統的鄉村共同體結構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綜合所收集的材料, 村莊消亡的動態過程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察。
（一）人口向外遷移的動因
經濟生活與外界的充分整合。從農業生產方面來看 ,傳統中國鄉村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 農民大多是以滿足自身需要來安排生產的。糧 、菜、油料 、棉、糖基本上都有種植, 農作物種類比較多元, 農產品商品化程度很低。在 R村, 甚至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都還保持了多元的農作物種植局面。在農產品的出售方面, 1999 年之前, 農民的余糧基來上都是以公糧和購糧的形式上交或賣給了國家。而疏菜, 時至今日這些離集市較遠的農民都沒打算拿到市場上去出售。但是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興起 ,特別是進入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 這一情況在贛南山區的農村有了很大的變化。 在 R 村,90 年代初, 引進了一種經濟作物———白蓮, 并很快推廣與水稻一起成為該地主要的農作物。原先多元種植的局面被打破,轉而成為以糧食和白蓮為主 ,兼種自家食用的蔬菜。 經濟作物的出現意味著村莊與市場聯系的加強 ,因為其產品完全是為市場而生產的, 農民家庭自己并不消費。1999年之后, 國家也不再實行糧食的統一購銷, 糧食市場的開放使得農民自己要想方設法把糧食賣出去, 即農民手中的余糧也成為商品。另一方面, 農藥 、化肥以及良種已然成為支撐農業高產所必須的物質投入 , 而所有的這一切都有賴于市場的供應。
在生活消費面, 隨著多元種植局而的打破 ,許多原先農家可自產自用的物品, 如棉、麻、油轉而依賴市場的供應 。現今的洗滌用品如肥皂、洗衣粉已完全取代了傳統的草木灰 、皂角的使用。 不僅如此, 由于經濟的發展 , 村民生活整體水平的提高 ,農民也產生了許多新需求, 這些更是有賴于外界的提供。
所有的這一切, 使得村莊與外界聯系加強 ,意味著交易次數的增多 ,從而使得農民越來越頻繁地往返于集市與村莊之間。而交通的不便, 無疑增加了他們的交易成本 。可見 ,生存空間的擴大與市場經濟的杠桿調節, 是為山村消失的誘因之一 。
基礎教育資源的缺乏。山村及平原村的農民還遇到一個特別麻煩的問題, 那就是子女的教育問題 。如今, 九年義務教育已成為法律的強制與村民自身的需求。 但是, 在筆者所調查的地方, 許多村莊的孩子卻面臨無處入學的窘境。
計劃經濟時代, 該地區的學校設置是依照如下原則進行的:在鄉政府(原來的公社)所在地, 也就是集市所在地設一所中學和一所中心小學 , 然后在各行政村的中心村設有一所小學稱為“完小” , 而完小又將一、二年級設在各自然村稱為“村小”, 多由民辦教師負責教學。 一些較大的自然村還有幼兒園 ,如在 R 村就曾有幼兒園的存在。 這樣安排是考慮到:初中生的年齡,到市鎮上學并不是一個不可克服的困難;但小學生卻還需要父母的日常照顧不方便住校, 因而不能離家太遠 ;而一 、二年級的學生要步行到中心村去上學也多有不便 。這一體系一直延續到了 90年代初。
隨后情況卻有了很多的不同。 在提高師資隊伍素質的口號下, 民辦教師的教鞭被剝奪了, 而政府又覺得派一個老師到一個村莊里去教十幾個孩子在成本上不劃算, 當然派了也沒人去 。因而將一 、二年級全部并到了完小, 使得許多七八歲的小孩也不得不每天走好幾里山路, 到中心村的學校上學。再后來, 由于計劃生育的原因, 生源萎縮, 許多完小變成了原來的村小 , 只剩下了一、二年級 。有些更徹底 ,連完小都沒了。那些已然消亡的村莊, 所在的行政村所經歷的變化, 正是這最徹底的一種。幼兒園, 更是早已在自然村里銷聲匿跡 ,因而在這些村莊里根本就沒有了學前教育 。由于這種種變化,這些村莊的小學生上學變得極為不便, 他們不得不走出自己的自然村, 到行政村的中心村上學, 甚至到鎮上的中心小學住宿 。
在 R 村, 原先除一 、二年級外還有一個幼兒園。 1997年一、二年級并到完小, 幼兒園支撐到 2002 年 ,也因為老師到了退休的年齡而關閉。2004 年下半年, R 村所在行政村的完小也只剩下了一 、二年級, 中、高級的小學生不得不到鎮上的中心小學住宿。
可見, 原先在村莊共同體內所能提供的部分基礎教育 ,現在也在國家的制度安排下,一步一步向外界轉移, 使得村莊對外界的依賴性加強, 給村民帶來不便的同時, 也成為村民搬遷的一個 主要誘因。 R 村 就有一位姓黃的年青人 ,2002 年他女兒到了上小學的年紀, 面對農村教育的現狀就把小孩送到了縣城的小學上學, 為此專門在縣城買了一所房子 ,由其父母照看小孩 , 夫婦倆依然外出務工 。從此, 也就與 R 村告別了。 而這不是偶例, 寧都縣城近年涌入了大量的農村購房者 ,大部分都是為了解決子女在縣城上學的問題 。
醫療資源的流失。在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 村莊里的農民要看病也不是很方便 ,如同施堅雅所說, 他們要到集市上才能找到這種服務。但是在集體化以后, 由于合作醫療的推行,培訓了許多鄉村醫生, 因而幾乎每個自然村莊都會有一兩個赤腳醫生的存在, 以協助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這一制度的存在, 使得農民在自己生活的村莊內就能得到一些基本的醫療服務, 小毛病不需走出村莊就能得到治療。
市場化改革之后, 合作醫療失去了存在的制度性基礎 。村莊里的赤腳醫生從兼職醫生角色成為職業醫生(雖然不夠專業), 從醫成為他們謀生的主要手段。他們在實現了從農民到醫生的角色轉換之后,就開始尋求一個更大的市場 ,在村莊行醫有了一定的經濟積累之后 ,他們便轉向了集鎮 ,使得村民就是只有一點小毛病也要跑到市鎮上去才能尋求到醫療服務。疾病預防在村莊一級也成為真空, 嬰幼兒的疫苗注射也只得定期到鎮上的定點醫療點進行 。
R 村原來有兩位赤腳醫生, 1996 年其中的一位就搬到了鎮上開診所了。按常理看來剩下的一位就可以壟斷該村的醫療服務了 , 但事實不然。 一般說來 , 只有不甚嚴重, 無生命危險的病 ,村民才會在這種鄉村診所里看 。成年人在生這種小毛病時大多會硬撐著, 而小孩生病時做父母的總是會很擔心, 而很急切地往診所跑,所以鄉村診所更多地是給小孩看病。村莊里的醫生總會有其他的事情而有不在家的可能,以前村子里有兩個大夫的時候, 兩個同時不在家的情況很少。現在 R 村只剩下一個醫生在村子里, 要是他不在家 ,做父母的總是會很快的就把小孩往集鎮上的診所抱 。而他不在家的時間又顯得特別的多, 久而久之許多村民也不看他在不在家, 就直接把小孩抱到集鎮上看病去了。 再者由于搬遷, R 村的人口銳減, 使得診所里的生意比較清淡, 因而這位赤腳醫生也準備往市鎮發展, 他已打算在 2005年春節以后就到鎮上開個藥房, 不再行醫。
這樣一來 , R 村的村民將徹底告別村莊里有大夫的歲月, 以后他們有任何毛病都只能跑到村莊以外去尋找醫療服務 。
生育方面, 在傳統的自然村莊里面也總是會有鄉村產婆存在,因而婦女在生產時不用離開自己居住的村莊。 現在產婆在鄉村已經消失了 , 婦女一般都到鄉鎮衛生院或縣城醫院分娩 。偶爾有人在家里分娩, 也總是要到鎮上去找醫生來。
可見, 自然村莊在醫療衛生方面, 相比于計劃經濟時代 ,更加依重于外界了。
精神生活的改彎與共同體紐帶的松弛 。村民大都是外出務工, 他們就如同候鳥一樣 ,只是在春節期間才回到村子里去,這導致村莊里原先許多的儀式活動都慢慢減少, 最后消失,從而導致社區內的整合度減弱, 共同體意識變得更為淡薄。
在 R 村雖然姓氏較多, 但以前同樣存在宗族結構, 而且居住空間也有一定的模糊界限。這從村中某一小塊居住區的地名就可以看出來 , 如:黃屋 、連屋、徐屋、許屋、曾屋等 。以前各宗族都會舉行許多宗族儀式 , 如:春節期間的祭袓 、清明時的掃墓、農歷六月初六曬族譜。 除每個宗族自己的儀式外, 還有整個村莊共同的儀式活動:R 村原先有一個業余的戲班, 每年正月都會在村中央的曬谷場搭臺唱戲, 費用由各家各戶共同湊足;元宵節那天還有舞龍表演, 長龍會在各家的正廳里轉一圈為農戶祈求新年的幸福與安康;中秋那天晚上有一個名為“ 追火老虎”的儀式, 一群人拿著火把從村頭開始, 沿著既定的路線, 游遍村中每一戶人家的廚房 ,最后走到村尾 ,將火把投入小河中, 以保佑村中的家禽家畜興旺。這些宗族或村莊儀式 , 無疑起到了社會整合的作用,從而加強了人們對村莊的認同感, 形成了一定的社區文化,使村莊以一個共同體結構的形式存在。
而今村莊人口的減少,特別是老一輩人的逝去, 加上大部分的村民長年不在家 ,這些儀式都消失了。1994年 , R 村的業余戲班解散, 時至今日村中再也沒有唱過大戲。八月十五那晚的儀式, 最后一次舉行是在 1996 年還是 1997 年 ,村民現在也記不清楚了。而各宗族的儀式也在進入 90 年代中后期后全部銷聲匿跡了。
儀式的減少甚或消失 , 使村民之間感情聯系的紐帶松弛 ,也讓他們在選擇離開時在情感上沒有那么痛, 也使得原來形成的社區文化也慢慢消失。
(二)搬遷的可行性
謀生手段的多元與土地束縛力的減弱 。當然搬遷的前提是土地對人們束縛力的減弱。而恰好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農民的謀生手段更為多元 , 又因為種田的收益不佳讓更多的人拋棄了土地選擇了其他的謀生手段。
經商是較為常見的一種。他們也往往是最早走出村莊的一批人。在 R 村最早搬走的一戶人家姓許, 一開始夫婦倆除了種田外 ,每逢集市日就到集鎮上擺攤賣服裝, 又在村子里開了一家商店供應日用品 。顯然, 作為行商要經常往返于村莊和集市之間, 無疑不便的交通對其生意不是很有利 。因而在有了一定的積累之后, 于 1990 年在鎮上買了一個鋪面搬到集市上發展去了, 再過了沒幾年就到縣城發展去了。在 R 村因經商而離開的, 還有以返賣中草藥材為生的黃三生, 多年來 ,他一直在各個集市上擺攤設點, 也因而也對每日住返的路程不勝其煩, 2002 年, 兒子大學畢業后 ,覺得再無牽掛 ,用不著再存那么多錢, 因而在鎮上買了一所大房子,也離開村莊到集市住下 。
再有一些人就是到縣城謀生 , 做搬運工 、拉大板車、開三輪車、出租“摩的”租住在人家樓房頂層的簡易閣樓里 。
當然外出打工, 是農村居民 ,特別是農村青年最主要的謀生選擇。他們春節后外出, 下一個春節前回來。平常村莊中只剩下了老人和小孩及部分中年人 。在 R 村同樣如此, 要不是年末歲尾村子里的人不多。 現在這一幫從十幾歲就在外打工的人, 并沒有正式從事過農業生產, 他們不會也不愿繼續父輩的生活。 雖然每一個打工者都認為自己沒法一輩子打工 ,有的也沒想好以后干什么 ,但大多表示回鄉種田不是他們的首選。而現在他們要做的就是存錢, 為將來可能的搬遷做好準備。 對于那些還沒有安定下來的打工青年來說, 把家安在哪里也提上議事日程, 現在 R 村談婚論嫁很多都得看在縣城買沒買房了。
離開村莊的人大多是自己積極主動追求的結果,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其實并沒想過要從原來居住的村莊遷移到別處去 。他們只是因為村莊里的人基本上都搬走了 , 使得村
莊日漸蕭條, 用當地的話說就是沒了“人氣”(和通常說的“人氣”的意思不一樣, 大概是指“沒有人居住的氣息”)。現居住在離 Z 鄉集鎮不遠的一個叫長樂的村子里的一戶肖姓人家 ,就是典型。他們家以前住在一個叫老虎坑的地方, 兩個小孩讀到初中但沒畢業就外出打工去了, 而讀小學的時候恰好村子里還有小學存在。他們家本并沒有要搬走的意思, 只是后來左鄰右舍都搬走了, 村莊里只剩下了三戶人家, 且另外兩家也打算遷出去。 因而他們也只好去尋找一個新的遷入地 。剛好在長樂村他們有一個親戚在村委會工作, 而該村委會在實行土地承包制時留有一些公田也正好打算“出售” , 這家人于是就花了一些錢把戶口遷到了長樂 ,村委會則從公田中勻出一些給他們家承包 。當然還有一些人想走但走不了,原因不外乎經濟實力不夠, 以及找不到一個可以接納自己, 且可以在其中謀生的新地方 。也正是因為有這么一些人的存在 , 使得一些村莊沒有完全消失。 針對這一情況, 2004 年開始江西省實施了一個“移民扶貧工程” ,計劃用五年的時間將一些邊遠村落的“剩余居民”全部移出 ,為此鄉政府專門在集鎮周邊的一塊空地上開辟了一個“移民新村”。
四、理論分析
自然村莊的消亡正在贛南大地的邊遠鄉村發生著 。筆者將這一過程看作鄉村共同體結構的衰落 。在這里有必要回過頭來說明本文是在何種層面上使用“共同體”這一概念的。
本文所關注的農村社區變遷的時間是在中國啟動市場體制改革之后 ,特別是 20世紀 90 年代中后期之后的變遷 。這主要是贛南山區地理位置的天然閉塞, 使市場化改革所帶來的影響, 在改革持續了一定的時間, 進行到了一定的深度之后, 才在實質上沖擊到了該地區的鄉村社會結構 。因而 ,本文所說的社區變遷是相對市場體制改革之前, 集體化運作影響下的村莊而言 。這時自然村莊有以下幾個特性 :
1.生產與分配活動在社區內就可完成 :農業生產的投入基本上由國家供應, 農業產品也由國家統購統銷 。
生活的基本需要在村莊范圍內就能得到滿足。生存必需品與日用品基本自給自足;教育上村莊內就有村小, 大點的孩子可到中心村上小學中、高年級, 中學生有生活自理能力 ,可到鎮上住校讀中學, 從而有一條較為完善的基礎教育鏈條;在醫療上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使得每個自然村莊中都有了赤腳醫生的存在, 從而村莊內具備了基本的醫療服務 。
2.自然村莊是一個熟人社會, 其內部會有自己的共同的節日、宗教活動儀式及宗族儀式, 這些儀式將村莊中的居民整合在了一起, 并產生共同體意識與文化認同感。加之鄰里之間日常生活的相互扶持又會加強村民的紐帶聯系 。因而居民對自己生活的村莊具有一定的認同感。
3.村民 、村莊與外界的聯系, 很多是以自然村莊的整體進行的。如以生產隊(現在的村民小組)的名義, 參與到大隊(現在的村委會)中, 個人與外界交往也會是以某村成員的身份進行。
4.村莊之間人口流動性小, 除了嫁娶外 , 外村人基本上沒有可能為特定村莊的新成員。 可以說村莊具有很強的封閉性。
總之, 自然村莊具備相對完善的生活功能 ,能滿足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對外界的依賴性很小;村莊居民的日常生活接觸及各種共同的儀式活動又形成了共同體文化與共同體意識;再者, 從新成員加入的困難程度, 也可窺見其封閉的程度;而村莊的村民參與外界活動, 也往往要有村莊內部的支持。因而在這種意義上, 贛南山區的村莊可認為是一個共同體。
在社會變遷理論中 ,社會變遷的類型主要有進化型、循環型、功能型、沖突型。顯然, 就本文所討論的社區變遷可歸為功能型 。因為, 這一變遷模式表現為人口的不斷向外遷移,而人口遷移的原因, 正是由于自然村莊內部, 原先基本完備的社區功能逐漸缺失, 人們的需求逐漸越來越多地要到村莊之外才能得到滿足。加上交通的不便, 使得人們逐漸向功能更為完備的居住地轉移 。從而使原先的村莊經歷了一個所謂“分散化”的過程, 即居民從一個社區逐漸向外轉移, 而各轉移目的地自然就經歷了一個所謂“集中化”的過程。
五、結論
這一過程不是共同體內部自發的制度性安排的結果,而是在國家市場體制改革所引起的社會整體變遷的影響下, 所帶來的局部變遷,是宏觀背景下的微觀變遷 。總的來說, 它是外部因素作用所引起的結果, 是國家某些體制變革所帶來的變化 。
國家經濟體制從計劃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 使村民在生產和消費上都與外界聯系起來, 也使得村民有了更多的謀生手段, 從而使村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鄉村社會的精英, 如商人、鄉村大夫,為追求更多的經濟利益, 而搬遷到集市上 ,以占有一個更廣闊的市場。 政府也在理性的算計下, 將基礎教育及其他一些服務, 從自然村落中抽出, 從而使村莊原先完備的社區功能出現缺失, 需要從外界得到彌補。這使得其村民, 不管是作為一個“ 理性的小農”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還是在所謂的“安全第一”的生存倫理的驅使下, 都傾向于向外界搬遷 。因而, 鄉村共同體的衰落也就成為某種必然的趨勢 。
可見贛南山區鄉村共同體的變遷模式與陳萬靈所研究的珠三角村莊不一樣。后者是自身發展壯大實現城市化并與附近的城市連一體, 前者則是自身的消亡, 在“集中化”的過程中可能成就小城鎮建設。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7年S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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