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業生產的工業化和專業化導致了農業生產的同質化，而農業勞動的同質化導致了農業勞動監督成本的降低。農業勞動監督成本的下降對中國農業經營組織體系的演進產生了兩個方面的影響：從橫向上看，農業勞動監督成本的下降使農業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大成為可能，推動了農業經營主體從小農—家庭農場—公司農場的演進；從縱向上看，在市場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農業勞動監督成本的下降降低了農業企業內部的監管成本，激勵著農業企業的縱向一體化經營，推動農業產業化組織從單一經營主體向經營綜合體的演進。
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農業經營組織體系作為整個農業產業鏈資源優化配置和利益分配的特定組織結構，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問題。當前，其研究的視角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選擇和農業產業化組織的演進。
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選擇的視角看，未來一段時間內哪種經營主體會成為農業生產的主導形式，仍然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和分歧。一是小規模的中農農場論。推崇中農農場的學者主要以黃宗智[1]、賀雪峰[2]等為代表，他們認為，針對中國在“人多地少”基本國情下的農業“過密化”和農民就業不足問題，鼓勵支持發展20畝至50畝規模的中農農場才是中國廣大農村的最佳發展出路。二是家庭農場論。其代表人物是杜志雄[3]、朱啟臻[4]和孔祥智[5]等，他們認為，家庭經營實現了農業生產特點與家庭特點的高度契合，保證了最大限度發揮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是迄今為止世界上農業生產中最可靠、最有效率的生產經營方式。三是公司農場論。其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何秀榮[6]等學者，他們認為，以企業為母體的租賃式公司農場和以農地股份制為基礎的公司農場將成為中國未來農業微觀組織的重要形態。
從農業產業化組織演進的視角看，學者們關注的重點是如何實現不同經營主體之間的優化組合，以降低整合農業產業鏈的交易成本。如楊明洪[7]認為，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形式面臨著較高的內生交易費用和外生交易費用，出于節省內生交易費用的考慮，組織中保留了更多的市場成分；出于節省外生交易費用的考慮，組織邊界向企業方向移動。蔡海龍[8]則重點考察了農業產業化組織形式的橫向和縱向創新，認為縱向創新主要是優化產業鏈上的各類經營主體之間的利益聯結機制(商品契約和要素契約)，從而降低各類經營主體之間的交易費用并提高整個產業鏈的資源配置效率，而橫向創新是為了獲得規模效益。廖祖君、郭曉鳴[9]以制度演化為切入點，指出農業產業鏈呈現著由分離走向整合、由縱向走向混合整合的趨勢，農民合作社在以產業鏈為核心的農業產業化組織演化過程中作用將日益凸顯。
從目前已有研究的情況看，當前對農業經營組織體系演化的內在機理缺乏統一的理論分析框架，同時把農業經營主體和農業經營形式割裂開來，并硬生生地把農業經營組織形式分為橫向創新和縱向創新，忽略了任何經營主體或企業的本性，即它們既有在通過擴大單一產業獲取規模效益的動機，也有通過延長產業鏈條實現縱向一體化經營從而節約交易成本的動機。本文認為，任何農業經營主體包括小農都具有企業性質，黃宗智甚至認為小農經營效率并不比企業低。所以，企業邊界理論非常適合于分析農業經營主體，即農業經營主體規模的大小和產業鏈長短取決于內部監管成本與市場交易成本之間的權衡。內部監管成本的降低會誘發農業經營主體擴大規模的沖動，包括在單一產業時擴大規模以實現規模效益，和通過延長產業鏈擴大規模以節約交易成本，而市場交易成本的降低會促使企業從事專業化經營從而更多地參與市場交易。所以，從事單一作物種植的經營主體的規模擴大，從種植大戶到家庭農場，是農業生產環節上監管成本降低的結果，而“龍頭企業+農戶”、“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等經營形式的普遍存在，是出于節約市場交易成本的考慮。
二、農業勞動的同質化導致了農業勞動監督成本的降低
現代農業發展的特征之一就是工業化成分越來越高。在現階段，工業技術滲透到中國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從產前的各種生產資料，到產中的生產活動，再到產后的產品加工處理，都大量采用了工業技術。而工業技術的采用，也極大地改變了農業生產的特性，使農業生產越來越接近工業，大大降低了農業勞動監督管理的成本。
(一)工業化導致的農業生產同質化——產品替代勞動
農業生產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地域的差異性，這不僅表現在天氣、土壤等自然條件的差異上，而且還體現在種子、肥料等生物因素的差異性上，這就導致了不同地區有不同的作物品種和相同作物品種的不同品質。而由于工業產品受自然因素影響很小，其同質性就高得多。由于現代農業中越來越多工業產品的應用，農業生產的同質化傾向也越來越明顯。
首先是農業機械的同質化。以前由于不同地區的生產條件各不相同，生產工具在不同的地區也千差萬別，但大規模生產的農業機械的差異性則小得多。例如，在傳統社會，耕地、耙地的工具各地大不相同，作業標準也不一樣，但如果統一采用拖拉機耕、耙地，作業標準的同一性則會大大提高。雖然平原地區采用的拖拉機的馬力可能大于丘陵或山區，但其性質是一樣的，其作業效能也差異不大。
其次是種子的同質化。在傳統社會，作物品種的差異性是非常大的，各地不同的特產就是因此形成的，但在目前科技推動農業發展的情況下，品種改良成為農業發展最大的動力。近三十年來的農業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品種改良實現的，高產品種在越來越大的范圍內被接受，這就導致了品種的同質化。
第三是化肥、農藥的同質化。現代農業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大量化肥、農藥的施用。由于化肥、農藥的品質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較接近的，故不同品質的化肥、農藥的施用過程是非常一致的。可見，化肥、農藥的標準化導致了勞動的同質化。①
(二)專業化導致的勞動同質化
農業生產專業化主要表現在農戶將越來越多的農業生產環節外包給社會服務機構。隨著農機服務公司的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農業作業環節被農戶外包給了農機服務公司。到目前為止，從耕整地、播種、灌溉、除草、滅蟲，到收割、脫粒、烘干、運輸，農業生產各環節幾乎都可以采用機械作業。在幾乎所有生產環節都外包給機械作業的情況下，糧食種植整個過程僅需要人工大約2～3天。②機械作業的同質化，導致了農業生產各作業環節勞動的同質化。
三、農業勞動監管成本的降低使農業企業擴大規模成為可能：小農—家庭農場—公司農場的演進
科斯認為，企業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企業內部的監管成本低于產品交易成本，而企業規模則是企業內部的監管成本與市場交易成本之間均衡的結果。企業內部的監管成本越低，則消除搭便車行為的效果越好，企業的規模就越大。科斯的企業理論顯然也適合于農業企業，秦愚[10]認為合作社就是企業，而李桃[11]等則證明，合作社內部成員存在著嚴重的搭便車行為。但與工業企業不同的是，農業生產勞動的差異性更大，對勞動的監管難度也更大。機械作業的程度越高，則生產的標準化程度就越高，企業的勞動監管難度就越小。在工業企業里邊，機械化程度是相當高的，甚至很多工業企業整個車間都實現了自動化，已經沒有手工勞動的痕跡。
中國農業生產的機械化程度經歷了一個飛躍性發展階段。在20世紀70年代末80現代初，農業生產整個過程還基本上是靠手工完成的。由于手工勞動的標準化程度非常低，所以農業勞動的監管難度也就非常高。在此情況下，農業生產非常不適合于大規模生產，以農戶為單位的最小規模生產就成為農業最有效率的形式。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農村大包干制度一實行，就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了農業生產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但在農村改革三十多年后，農業生產工業化程度的提高，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標準化程度，這也極大地改變了農業的經營方式。
交易成本的降低促使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農戶更多地采用了商品契約。農戶是最小規模的企業，而且農戶內部的勞動監管成本是最低的，但即使在這個最小規模的企業中，也并不意味著每個市場環節都由自己完成。農戶在利益最大化動機下，每一個農業生產環節都面臨著自己完成和從市場上購買兩種選擇。從最簡單的思維看，由于農戶內部的監管成本很低，似乎由自己來完成每個生產環節是最優選擇，但實際上隨著農村專業分化和勞動分工的形成，農戶在農業生產決策上增加了一個成本選項——機會成本：當農戶選擇每個生產環節都由自己完成時，它就失去了一個將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就業所獲得的收益。當非農產業的收益足夠高時，農戶就會減少家庭農業勞動力投入，而從市場上購買勞務。
假定企業內部的監管成本為M，市場交易成本為T，企業規模就取決于M和T之間的權衡。當M-T＜0時，企業擴大規模是有利的。由于農戶內部的監管成本很低，M趨向于0，似乎所有農業生產環節由農戶自己完成是有利的。但隨著農業產業分化和就業機會的增加，農戶增加了一個機會成本O，這樣一來，農戶經營方式的確定就取決于監管成本加機會成本之和與交易成本之間的權衡，只有當(M+O)-T＜0時，由農戶自己完成所有生產環節才是有利的。在大包干時代，由于非農產業很不發達，非農就業收益很小，O趨向于0，所以當時農業生產幾乎所有的環節都是由農戶自己完成的。但隨著農村產業的分化，非農產業就業的收益越來越高，O的數值也就越來越大，當出現(M+O)-T＞0時，農戶從市場上購買產品或服務就是有利的。所以，隨著農村經濟的繁榮，農戶越來越多地將農業生產的諸多環節外包給了農機服務組織。當M的數值足夠大時，農戶就有足夠的激勵將農業生產的全部環節外包出去，甚至放棄土地經營。
越來越多地從市場上購買服務，而不是由自己完成所有生產環節，這就是農業兼業戶的特征。通俗地講，兼業戶的形成是因為非農收入大于外包農業生產的支出。就目前來看，仍然由農業兼業戶自己完成的生產環節，主要是一些勞動強度不大、很難標準化的環節，特別是具有管理性質的勞動環節，如監測農作物生長情況，并及時決策何時灌溉、施肥、打藥、收獲，以及施用化肥、農藥的品種和數量等。由于不同地塊作物生長的差異性，上述決策對作物生長仍然具有重要影響。兼業農戶中仍然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家庭內主要勞動力從事穩定的非農產業經營或在非農產業就業，農業生產由家庭內部老人管理。由于農業生產強度的大幅度下降，老人完全有能力管理農業。另一種情況是非農產業的就業不是特別穩定，從事非農產業經營的家庭內部勞動力在關鍵時刻可以抽時間管理農業。
內部監管成本的下降可導致企業的邊界向外擴張。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業生產環節標準化程度的提高，農業勞動的監管成本大幅度下降，從而使農業生產在農戶基礎上再次擴大規模成為可能。仍有部分農業生產環節難以標準化是兼業農戶存在的基礎，特別是管理環節，但這些環節之所以無法標準化，是因為不同農戶之間作物種植的差異。如果消除不同農戶之間作物種植的差異，則農業生產幾乎所有環節都可以標準化。例如，如果相鄰地塊的不同農戶之間都采取小麥、玉米兼作的種植方式，都采用統一的種子、化肥、農藥，都在同一時間種植，則農業生產管理的內容就會非常一致。在此情況下，監管成本就會進一步下降，形成更大規模的農業經營組織成為可能。各類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大多數農業生產合作社仍然保持了土地原有的經營權和收益權(如土地入股)，只是將土地連片經營，將農業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標準化而已。
當家庭內人口完全沒有能力管理農業時，農戶就有可能放棄農業經營。農戶放棄土地經營是土地流轉產生的基礎，由此產生新的農業經營形式：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公司農場。
一般來說，農業專業大戶是指在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在分工的基礎上，從傳統農戶中分離出來具有一定經營規模、圍繞某一種農產品從事專業化生產的農戶。家庭農場在中國是指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從事農業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生產經營，并以農業收入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近些年來家庭農場發展勢頭迅猛，截至2012年底，全國家庭農場87.7萬個，經營耕地面積達到1.76億畝，占全國承包耕地面積的13.4%。家庭農場與農業專業大戶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不過相比較而言家庭農場的發展更為規范，從某種意義上講家庭農場是農業專業大戶的升級版本。專業大戶和家庭農場有兩種類型。一是完全由家庭經營的，農業生產環節的標準化及相應的機械化擴大，延伸了農業勞動力的能力，從而得以擴大種植規模。它是農戶經營的擴展版，它將多個農戶的土地集中到一個農戶手中，也將分散到不同農戶的生產資料集中到一個農戶手中。由于仍然是以農戶經營為主、雇工經營為輔，因此不存在內部監管問題或者監管成本比較低。二是以雇工經營為主的專業大戶和家庭農場，它更類似于公司農場。
近年來，一些城市工商資本以打造農產品全產業鏈的經營新思路，借助自身雄厚的經濟實力，大肆圈占農民耕地，引發了一股工商企業進入農業(種植業)的新潮。據農業部統計，截至2014年底，在全國家庭承包經營耕地流轉面積4.03億畝當中，流入工商企業的耕地面積為3883萬畝，比2012年增加了35.8%。公司農場與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的主要差異就在于雇工經營，部分雇工經營的農業合作社、家庭農場情況也類似。雇工有長工有短工，雇工的規模也不等，少則幾人，多則幾十人，但超過百人的很少。因為雇工經營，公司農場就和工廠生產一樣產生了監管問題。正是因為農業生產環節的標準化所導致的監管成本的下降，才使得大規模的雇工經營成為可能。短工的合約很簡單，因為時間短，大多采用固定工資，即每天多少錢甚至每小時多少錢；而長工則不同，因監管難度的不同，公司農場與長工的合約也不一樣，有的是固定報酬，有的則采用分成制。一般地說，監管難度小的多采用固定報酬，而監管難度大的(如蔬菜、水果等勞動密集兼技術密集型的)多采用分成制。
四、市場交易成本居高不下與企業內部監管成本的下降激勵著縱向的跨產業經營：從單一經營主體向經營綜合體的演進
農業企業內部監管成本的降低導致企業規模的擴大，但規模的擴大有兩個方向：一是擴大種植面積，二是延長產業鏈。前者導致了農業經營主體從農戶到種植大戶再到家庭農場的橫向演變，而后者則會催生跨產前、產中、產后不同經營領域的縱向擴張的農業生產經營綜合體。雖然農業經營主體基本上是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等單一經營的主體，但實際上現實中存在著不少橫跨產、供、銷的綜合經營體。例如，很多從事種植的合作社都向前延伸到流通領域，自己采購種子、肥料、農藥等生產資料。
這種跨領域的縱向擴張取決于交易成本與企業內部監管成本之間的權衡。當市場交易成本很高時，企業就有延長產業鏈使交易成本內在化的動機，即當M-T＜0時，企業延長產業鏈是有利的。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營銷公司和加工企業向生產領域延伸的情況比較普遍。但無論是營銷公司還是加工企業，在向農業生產領域擴張時不僅要面臨監管成本的增加，而且還會招致額外的交易成本。其中，主要的交易成本有兩項：一是土地集中的交易成本。在目前土地分散占用的情況下，要協調幾十戶甚至幾百戶農民出讓土地從而集中經營，其中的談判成本是非常大的，甚至大到遠遠超出單個企業的承受能力。但對企業有利的條件是，很多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動機來幫助企業協調與農戶的關系，甚至在很多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招商而代替企業事先將土地集中起來，這樣土地集中的交易成本就由地方政府承擔下來(其中多數情況下需要合作社的輔助)。但企業仍然有與地方政府談判的成本，本文假定這一部分成本是同質的，并用C表示。二是與農戶簽約、履約的成本。由于農村信用市場非常脆弱，農戶違約的情況非常普遍。例如，當市場價格偏高時，很多農戶會違約將農產品在市場上以高價出售。本文用V來表示企業的簽約、履約成本。
可見，農產品加工企業或營銷企業進入生產領域所可能面臨的成本為：。其中，n為企業租地期限。因為與地方政府的談判是一次性的，所以這部分成本要分攤到每一年中。
另一方面，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農產品的市場交易成本卻一直居高不下，這就導致了T的數值可能非常大。首先，農產品質量鑒定的成本比較高。無論是營銷企業還是加工企業，都有足夠的激勵來控制農產品質量。但很多農產品并不能單靠外觀來判定質量，特別是在農產品農藥殘留或其他有毒物質含量普遍超標的情況下，鑒定農產品質量是需要很高費用的。如果對農產品質量缺乏一個有效的控制，產品售出后一旦發生事故，就會對企業造成難以承擔的損失。如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都對相關的加工企業造成了很大影響。其次，農產品市場的波動導致農產品供給不穩定。一旦發生農產品供應量不足，農產品加工企業或營銷企業都面臨著原料采購難的問題。所以，只有當(C+V+M)-T＜0時，企業進入農業生產領域才有利可圖。
由前文可知，隨著農業工業化和專業化的發展，以及相應的農業生產環節勞動的日益同質化，農業生產企業內部的監管成本已經大為降低，所以M的數值可能不會太大。如果有地方政府或當地合作社的幫助，C的數值也會很小。雖然還缺乏說明農戶違約比例的統計數據，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這個比例也不是太大，所以V的數值也不是太高。相反，卻一直沒有一個有效的措施來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特別是在農產品質量的市場控制方面。所以，T的數值可能一直比較大，以至于很多企業都有進入農產品生產領域的沖動。現實中幾乎所有較大規模的農產品加工企業都有自己固定的生產基地，企業通過統一供應種子、化肥、農藥，統一技術指導，很容易控制農產品質量，這也是“龍頭企業+農戶”、“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等經營形式相對比較普遍且比較穩定的原因。
包括農戶在內的農業經營主體都具有企業性質，所以其邊界也取決于內部監管成本與市場交易成本之間的權衡。大量的機械作業替代手工導致了農業生產很多環節勞動質量的同質化，極大地降低了對農業勞動質量的內部監管的成本，從而刺激了農業經營主體在同一產業上的橫向擴展，導致大量超越農戶的大規模農業經營主體的涌現，如種植大戶、家庭農場、農業公司等。而在農產品經營的產業鏈條上市場交易成本居高不下，這又導致企業向農業生產領域擴張，從而出現了“龍頭企業+農戶”、“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等經營形式。在這些經營形式中，無論是“農戶”還是“合作社+農戶”實際上已經成為龍頭企業的一個部門。特別是在農產品質量控制成本較高的情況下，龍頭企業有極大的激勵將決定農產品質量的生產環節內在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江西社會科學2016年第2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