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文軍教授一直致力于對城市化進程中農民群體的研究，對于這一群體的生存狀態，他有深入的了解與研究。在他看來，2013年我國正式提出了“鄉愁”的概念，要求城鎮化進程中要讓當代人和后代人“記得住鄉愁”，這對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有著重要意義。
紫金傳媒智庫（以下簡稱“問”）：文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紫金傳媒智庫的專訪。這周即進入春節倒計時，也是最易引發中國人鄉愁的時刻，您能否先和我們談一談您自己的鄉愁？
文軍（以下簡稱“答”）：“鄉愁”其實不是一種“愁”，而是一種對不同文化的比較體驗。19歲以前，我一直生活在家鄉的小城里，從來沒有一種鄉愁的體驗。后來我去省城上大學，每到放寒暑假之前就渴望回家，于是便有了一種淡淡的“鄉愁”了，但這種鄉愁是短暫的，甚至是飄忽的。因為畢竟還在同一個省內，語言、文化差異不是那么大，“鄉愁”也并沒有成為我的一個困惑。再后來，我完全離開自己的家鄉，去上海、南京求學，又留在上海工作。離開家鄉越遠、工作時間越長、文化差異越大，“鄉愁”的體驗就越來越強烈。這種鄉愁，與其說是一種情感上的“愁”，還不如說是一種文化差異的比較體驗，差異越大，體驗就越強烈，鄉愁的味道可能就會變得越濃。
問：您常年研究農民市民化，在您看來，新生代農民工是否對農村那片土地還保留有眷戀？與老一輩農民工相比，新一代農民工的“鄉愁”有什么樣的變化？
答：2013年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正式提出了“鄉愁”的概念，要求城鎮化進程中要讓當代人和后代人“記得住鄉愁”，于是，“鄉愁”便成了當代中國城鎮化建設中的一個精神追求，這對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而言具有更加突出的意義。因為農民市民化不僅僅是其職業和身份的轉變（非農化）和居住空間的轉移（城鎮化），更是他們社會文化屬性與角色內涵的轉型過程（市民化）、各種社會關系的重構過程（結構化）以及對城市生活的再適應（再社會化）過程。
新一代的農民工不同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農民工，他們中很多人本身就出生在城市，或者從小就在城市中長大，因而沒有上一代農民工那種對土地特有的眷戀之情，他們對城市的熟悉程度甚至遠遠超過鄉村，雖然可能在城鄉之間不斷地流動，但這種流動性無疑會淡化他們的家鄉觀點、模糊他們的身份認同、動搖他們的文化體驗，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他們的鄉愁之情。與老一代城市移民相比，新一代農民工的“鄉愁”無論從強度、內容和方式上都可能不同于他們的父代了。
問：您認為作為勞動力新移民的城市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社會的過程中可能會在哪些方面出現問題？
答：勞動力新移民融入城市社會的過程，其在宏觀層面上實際反映了整個社會的結構變遷，在中觀層面上反映了農村勞動力社會流動的狀況，在微觀層面上則意味著農民的人力資本增加和行為選擇能力的提高。因此，在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過程中，其在宏觀的社會制度與社會政策、中觀的社會網絡和社會交往、微觀的社會資本和社會行動上都可能面臨一些問題，其表現特征往往是在上述三個層面的主要力量相互交織下呈現出來的。
問：城市農民工有著定居城市的強烈傾向和行為，往往舉家遷移。這是否意味著其與農村真正意義上的斷裂？
答：我認為今天的“城市農民工”內部已經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實際上已經演化為一個異質性的群體了。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在心理和行為上都產生了長期定居城市的愿望，許多人還在城市中獲得了穩定的收入和相對固定的住所，實際上已經成為城市新的勞動力移民群體。這一群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加快，其與農村的社會鏈接和交往可能會逐步消退，但心理上、文化上的“鄉愁”可能一時還很難消解。即使是第二代的城市新移民，其與農村真正意義上的斷裂也是很難在一二代人之內就徹底實現的。有時候，文化鄉愁比一種心理鄉愁會更具持久力。
問：您常常用“被市民化”來描述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變成市民的現象，是不是因為這個身份轉變過程本來就存在諸多問題？
答：是的。“傳統農民”根植于土地，且囿于土地，“安土重遷”反映了傳統農民的本質是“自由受限”。而當前，土地的流失、職業的轉變、城市的擴張、人口的流動以及戶籍制度的改革使得傳統農民的“自由受限”局面被逐步瓦解，而這種自由受限的破解與傳統的農民主動進城路線是不同的，這種自由受限的破除是一種被動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農民首先是因制度性安排而“被終結”的過程，由此生發而成的農民市民化也是一種“被市民化”的市民化。按照農民市民化的階段來說，農民的終結則意味著市民化階段的啟動。農民被終結也就導致了市民化進城的被動性。因此，我認為當前中國農民的市民化過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被市民化”的過程，這尤其表現在城郊失地農民的市民化上，其“被市民化”的過程主要是通過改革戶籍制度、征用或租借土地、促進職業轉變和居住地的變更來實現的，其核心目的還是為了相對高效的城市發展服務。
問：在城市的驅動下，鄉村人口的流失，呈現鄉村空心化，您自己曾提出農村出現了人空、低空、財空、服務空四大趨勢，鄉村空心化有無化解途徑？
答：鄉村空心化并不是城市化惹的禍，也不是城市化導致的必然結局，而是與中國長期以來城鄉發展的非均衡性有關。因此，要化解這個矛盾，還得從城鄉均衡發展入手。當前，國家提出了“城鄉發展一體化戰略”，希望以此解決長期以來城鄉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但我特別想提醒的是，城鄉發展一體化并不是“城鄉一體化”，更不是要完全消除城鄉差異或者以城代鄉。城市就是城市，農村就是農村，這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社區類型，其各有特色，各有千秋，我們不能完全站在城市的角度來分析今天中國的鄉村現狀。
問：您曾提到，農民市民化在當前中國出現的情況，跟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法國有很多相似之處，當年逃離農村進入城市的法國農民，后來又開始慢慢遷回到農村去了。這種情況是否有可能在中國出現？其出現的契機和條件是什么？
答：西方許多發達國家的農民市民化是一種“農業現代化型”的市民化過程，其基本沒有“農民”與“市民”的嚴格區分，更沒有“農民市民化”的現代化訴求。農民追求生活質量的話語權不斷成長而使其成為了市民化的主體，并造就了真正意義上的市民。與此相反，當前中國農民市民化過程是一種“城市現代化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由于過度強調現代化的開發效應，城市對農民或草根社會的剝奪表現為一種單向“收買”或“強制”，而農民對市民化的追求卻表現為一種強烈的“保障向往”狀態。在這一過程中，已有的“農民市民化”實際上只是暫時性地滿足了他們的“保障需求”，他們的權利地位卻沒有相應的改變，甚至在“市民化”之后還可能遭遇更大的生活困境和風險。所以農民市民化之后是否也會出現像法國農民回流一樣的情況，從長遠來看，這種趨勢是存在的，隨著我國城鄉發展均衡性、公平性的增強，城鄉生活質量的差異在縮小，人口的逆城市化會有隨時發生的可能，到那時候，究竟是選擇在城市還是鄉村生活就成了人們的自主選擇了。
問：如今我們也零星看到有農村精英或者城市人返回農村，希望改變鄉村的衰敗，您認為他們能改變鄉村的衰敗嗎？
答：精英治理一直是很多學者推崇的一種鄉村治理模式，實際上在很多地方也都在實踐和推廣。我并不反對當前各地正在實施的鄉村精英治理的模式，因為就當前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城市精英一般都掌握著許多資源，具有較高的治理水平和能力，的確能夠在鄉村治理中發揮較大的引領作用。但必須注意的是，城市精英的鄉村治理之路要想走的長遠，精英自身首先要有非常較高的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否則就可能演變為一種鄉村寡頭治理。在這方面，建立合理的制度就顯得特別重要：一是要有制度安排來保障和激勵城市精英去從事鄉村治理事業，而不能僅僅靠政治動員和道德推崇來實施；二是還要有制度來保證城市精英的鄉村治理是真正為了鄉村大眾而不是為了精英自己。如果不能在制度上保證精英的治理是面向大眾的，就有可能形成城市精英對鄉村大眾的再次剝奪，其后果將是非常嚴重的；三是必須有制度通道讓廣大的鄉村民眾也能夠參與到鄉村治理中來，使得鄉村治理工作變成一種全體村民都可以參與的事業，而不只是幾個城市精英的個體行為。
（作者簡介：文軍，現為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范大學-紐約大學社會發展聯合研究中心（上海紐約大學）中方主任。主要從事社會學和社會工作理論、社區建設與社會政策、城鄉社會學與發展社會學等領域的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紫金傳媒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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