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對豫南地區十余個鄉村的田野調查，發現在豫南鄉村社會中普通存在著農民收入較低、農業發展緩慢、農村問題錯綜復雜等問題，深入分析問題產生的背景和原因，有針對性地選擇豫南鄉村社會治理的路徑，即拓寬農民收入渠道、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化、加強鄉村社會治理，以期進一步提高豫南鄉村社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水平。
關鍵詞：豫南鄉村；社會問題；社會治理；治理路徑
河南是我國重要的農業大省，肩負著維護全國糧食安全的重要任務；同時，也是我國人口第一大省，農業人口比例高，城鎮化水平較低，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區域。“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鎮化的加快推進，鄉村、農民與國家的關系發生了全新的變化，中國鄉村社會處于前所未有之變局中。”[[1]]雖然農民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隨之而來的問題也越來越多。鄉村社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國的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關鍵。近年來，一些學者在春節期間寫的返鄉筆記引發了學術界和政府官員對鄉村問題的普遍關注，鄉村社會的治理問題日益成為學術界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田野點基本情況介紹
2016年寒假期間，筆者深入信陽市下轄的息縣、羅山、潢川、淮濱等鄉村社會進行田野調查，了解和發現豫南鄉村社會存在的主要問題。信陽地處豫南，淮河上游，與湖北、安徽接壤，有“江南北國、北國江南”的美譽。該區域大部分區域地處淮河以南的平原地區，是河南最重要的水稻產區；淮濱和息縣的部分鄉鎮同時生產小麥和玉米。雖然絕大部分青壯年勞動力都會選擇外出務工，但是他們并沒有放棄種田。只不過種植的糧食作物已不再主要用于自家的口糧，而是用于出售，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盡管他們對土地的依賴程度有所降低，但是卻沒有完全擺脫對土地的依賴。
該區域工業基礎薄弱，鄉鎮企業發展緩慢，農民收入渠道單一，外出務工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他們從事的工種主要有：高中未畢業30歲左右年輕人主要從事電子產品加工、服裝加工、鞋帽加工、餐飲服務等工作；40歲左右的中年男子主要在建筑工地從事體力勞動，也有一部分婦女跟隨丈夫在建筑工地從事簡單的勞動；技術型的建筑工作工資待遇較高，但是真正懂技術的人并不多；還有一部分成為城市里的拾荒者，雖然身份低微，但是時間相對自由，成為不少年紀較大務工者的首選。他們的務工地點既有邊疆地區的庫爾勒、烏魯木齊、拉薩等中小城市，也有北上廣深等大城市，雖然分散于全國各地，但務工的年輕人主要集中在東部城市。
相對與其他問題而言，青年男女的婚姻問題在這一區域表現的尤為突出。一方面，85后和90后性別比例失調早已是不爭的事實，適齡的女孩本身在數量方面就較少。另一方面，在外出打工的過程中，不少女孩子與當地男生戀愛、結婚，讓本來就稀缺的適婚女性更加稀缺，導致村里越來越多的大齡男青年找不到對象。由于適婚女性資源的稀缺性，直接抬高了彩禮的價格。根據田野調查顯示，沒有鐵飯碗（即非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鄉村社會中的男性娶妻成本至少在50萬以上。其中包括至少在縣市級別的城市里買一套房子，按照每平方3000元的價格計算，一套毛坯房也在30萬以上；一般彩禮在15萬左右，有的甚至高達20萬以上。裝修房子的花費也在10萬元左右，如果女方要求購買汽車，花費就更高了。即使是小康之家，也存在著“因婚致貧”的現象，更何況本身就相對貧困的普通農民家庭。
二、豫南鄉村社會存在的主要問題
如今的鄉村社會早已不再是文學家筆下的“田園牧歌”，各種問題相互交織、錯綜復雜，“滿目蒼夷”的景象令每一位關注鄉村社會的學者心痛。在豫南地區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每到一個自然村，總有一些相似的問題令人難以平復復雜的心情。近十年來，小麥和玉米的價格幾乎沒有上漲，農民收入持續走低；鄉村中再也難以再見小河潺潺的景象，烏黑的河水中散發著陣陣惡臭，生活垃圾任意堆放在馬路的兩旁；大齡男青年難以找到對象；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滋生出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農民收入相對較低
家庭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農民的幸福指數，客觀的經濟收入是農民幸福生活的源泉。“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質基礎。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是其幸福生活的物質基礎。”[[2]]不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也就不可能實現。但是事實上，近年來豫南地區的農民經濟收入水平并不理想，與農民滿意的收入水平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渠道有三個：
第一，出售農副產品。在此次田野調查時，小麥的價格在0.80—1.20元/斤之間浮動，這種價格從2007年至今沒有太大的變動；玉米的價格近年來也持續走低，在0.70—0.80元/斤之間浮動。但是種子、化肥、農藥的價格卻幾乎翻倍上漲。盡管國家取消了農業稅，并給予一定的種糧補貼，但是這些僅僅是杯水車薪，難以有效解決實際問題。各種補貼的名目很多，但是綜合下來每畝地每年補貼的總額不足120元。例如，張大爺家共有五畝三分地，在查看他家補貼專用的農村信用社存折時，發現2016年的各種補貼共計僅為627元。除去各種成本，每畝地一年的收入不足200元。因此，出售農副產品的收入相對較低，單純地依靠土地并不能有效滿足農民對物質生活的需求。
第二，外出務工。出外打工幾乎是每一位沒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的選擇，但是其中也伴隨著無奈與心酸。沒有學歷，往往只能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工廠里高負荷的勞動強度，缺乏娛樂活動和人際交往，對年輕人的身心都是一種折磨。富士康接二連三的跳樓事件就是目前許多工廠勞動異化的寫照。新生代農民工并不像他們的父輩那么能夠吃苦，從事不了那種又臟又累的工作，想從事“體面”一點的工作，但是工資待遇卻不高。年輕人的攀比心理比較嚴重，即使沒有多少收入消費卻很高。新生代農民工每年外出務工賺的錢并不多，真正能夠帶回家錢的還是他們的父輩。所以，在豫南鄉村社會中普遍存在這一個現象，就是父母和孩子一起外出打工，但是孩子結婚、買房子時卻仍是父母出錢，孩子賺的錢僅夠自己的日常花銷。但是，這種現象在結婚以后也就消失了，結婚后的男性比結婚前的男性普遍收入較高。
第三，發展養殖業。養殖業雖然是鄉村社會發展經濟的首選，但是存在著較大的風險。豫南地區鄉村社會中的養殖業主要是養雞、生豬和養鴨。像華英集團那樣成功的規模化養殖畢竟只是極少數的個案，很多養殖場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養殖，甚至不少養豬場只能靠政府補貼才能得以維持。近幾年生豬價格回歸理性，政府也加大了對生豬養殖的補貼力度，但是各種各樣的疾病依然沖擊著生豬市場。一位養豬場的老板在接受采訪時告訴筆者，在2016年6月他的養豬場先后死亡一百多頭即將出欄的生豬，給了他極大的打擊。許多養雞場也存在著同樣的風險，疾病已經是鄉村社會養殖業的最大威脅。這些養殖場的老板，往往自己本身就充當著獸醫的角色，他們雖然有一定的經驗，但是畢竟沒有經過系統的學習，科學知識掌握不足，在新型疾病面前傳統的經驗難以有效發揮作用。盡管存在較大的風險，但是養殖業仍然比種田收入高一些，有一定存款和經驗的人仍然在堅持；另外，政府的大力支持，也給予他們很大的信心。
從橫向上來看，農村居民純收入與城市居民純收入相比，確實存在較大的差距，這種差距并且有愈來愈大的趨勢。從縱向上來看，盡管增加農民收入存在較大的困難，但是農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是不爭的事實，他們普遍感受到“日子越來越好過了”，這就是對改革開放以來鄉村社會發展取得成就的最大肯定。
（二）傳統信仰體系崩潰
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是“禮治”的社會，鄉村社會的文化網絡和信仰體系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改革開放以后，鄉村社會文化網絡受到市場經濟的嚴重沖擊，取而代之的是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律。在金錢至上的時代，傳統文化和傳統價值觀被視為“一文不值”。
第一，傳統文化消解。士紳階層在傳統鄉村社會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學術界一般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皇權不下縣”，士紳階層在很大程度上掌握著鄉村社會管理的權力，在“皇權”和“百姓”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同時，士紳階層也是鄉村文化精英，對鄉村社會傳統文化和信仰體系的維護起著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新中國成立以后，士紳階層逐漸消失，在改革開放浪潮中成長起來的鄉村精英往往都是村里的“經濟能人”，這些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反傳統的代表，敢于打破傳統才能在眾多墨守成規的普通農民中脫穎而出。在今天的鄉村社會中再談“忠、孝、信、義”等傳統價值體系，往往會被嗤之以鼻。“誰錢多，我就敬著誰；誰向著我，我就護著誰”，成為豫南鄉村社會中的普遍信條。甚至有人對自己年邁的父母叫囂“一直以來都是兒養活兒的，哪有兒養活爹的”，傳統的孝道文化消失程度可見一斑。
第二，金錢崇拜盛行。豫南鄉村社會對金錢的崇拜程度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甚至出現了“笑貧不笑娼”的可怕現象。村民聚在一起談論最多的就是誰家的孩子一年掙多少錢，而不會去關注錢是怎么來的。攀比之風從房子、車子、媳婦的漂亮程度到子孫的多少，無孔不入。旁邊的鄰居家新蓋了兩層樓，我家一定要超過他，至少要該三層，一定要比別人看起來氣派，而不去考慮新蓋房子的實用性。在筆者進行田野調查的一個村莊里，有兩件村民茶余飯后的談資值得反思。其一，村里的老支書取了他兒子的同學，在女孩懷孕之后與他的結發妻子離婚；這個小兒子比他的孫子早出生三天。他雖然長期在村里，但是為那位女孩在市區購買了一套房子。其二，村里的一位包工頭盡管自己有兩個兒子，最大的兒子目前已經16歲，還是與一位女性保持情人關系，情人在今年為他生了一個兒子；妻子擔心離婚后兩個孩子沒人照顧，而默許他的這種行為。妻子和兩個兒子在村里居住，情人在縣城購房，他根據心情選擇到情人那里還是妻子那里。村民們一致認為這兩個人“有本事”、“有錢”。深入調查后得知，這兩人在推進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一個是小型開發商，一個是建筑工地的小老板。
第三，基督教的沖擊。2005年前后基督教在豫南地區迅速傳播，越來越多以前不信教的群眾開始接受、信仰基督教。在鄉村社會基督教信眾群體中，留守老人和留守婦女占了很高的比重，中年男性和青少年所占比重很低。基督教具有很強的擴張性，一個家庭只要有一人信仰了基督教，這種信仰幾乎就會擴張至家庭的每位成員。一旦某個家庭中有人信仰了基督教，那么這個家庭原有的民間信仰和祖先崇拜都將隨之消失，甚至連清明掃墓也不再參加。在中國鄉村社會中最隆重的節日除夕和元宵節的夜晚，也不再舉行一系列的祭拜天地和祖先的儀式。因為在基督教信徒的心中，上帝是唯一的神；鄉村社會中原有的民間信仰和祖先崇拜被解讀為“迷信”，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得救。如果家庭中，有成員信仰基督教，有成員不信教，往往會因為信仰問題而引發家庭矛盾，不信教的家庭成員往往會成為妥協的一方。這種現象看似家庭矛盾，其實質卻是基督教文化與鄉村社會傳統文化的較量，鄉村社會傳統文化幾乎都是以失敗而告終。
（三）鄉村問題錯綜復雜
鄉村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主要在于各種問題千頭萬緒、相互交織、錯綜復雜，極大地增加了問題的解決難度。
第一，貧困問題與婚姻家庭問題。傳統鄉村社會的婚姻是維持“圈子”的重要手段，除了“門當戶對”以外也會充分考慮婚姻能夠給兩家帶來的預期經濟利益。 “由于圈子能使人獲得圈子以外無法獲得的東西，因此圈子內的人有一種自我認同感，甚至有圈子內才能同行的話語，由此形成圈子的內聚力。”[[3]]婚姻在一定程度起著維護圈子內部成員利益的作用。如果圈內成員的經濟實力下降，其他成員就可能去圈外尋找合適的結親對象，原有圈子的穩定性就會被打破。而經濟實力下降的圈內成員可能在本區域內再也尋找不到合適的結親對象，為了讓自己的兒子不至于淪為“光棍”，只能靠高額彩禮和同樣被趕出圈子的其他成員結親，甚至會想辦法“娶”越南新娘。高額彩禮進一步加大了村民的貧困程度，而花費相對較少的越南新娘可能導致人財兩空的尷尬局面。即使順利結婚，由于貧困而導致離婚的比率也在不斷上升。鄉村社會中的貧困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滋長了贍養老人的問題，如果經濟條件允許，村民對贍養老人都會持積極的態度。令世人憤慨的遺棄老人的現象之所有發生，根源還是在于缺乏必要的經濟實力。
第二，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鄉鎮生活垃圾污染已成為鄉村社會環境重要的污染源。生活垃圾隨意堆放在鄉鎮街道中，并且未能及時清理，來往的行人和車輛穿梭其中，嚴重影響了鄉鎮的面貌。如果遇到下雨天，各種垃圾混合著泥水，散發出陣陣惡臭，來鄉鎮趕集的村民捂鼻而過。鄉鎮政府是鄉鎮環境治理的主要責任人，但是現實情況表明，鄉鎮政府在環境治理過程中不作為現象特別嚴重，主體責任意識嚴重不足。“從官治向民治的鄉村治理轉型是一個漸進的增量改革過程。這種治理轉型需要過渡性的制度安排，同時更需要進行綜合配套的制度建設。”[[4]]鄉鎮政府不作為、環境治理制度和措施不健全、鄉鎮居民缺乏公民意識，前來趕集的村民更是一副“與我何干”的態度，鄉鎮生活垃圾只有在被汽車不斷碾壓、被雨水沖刷之后，才能被自然清理。鄉村生活污水任意排放，原本用于泄洪的鄉間溝渠長滿了雜草、水面被覆蓋著嚴嚴實實；農作物收割完畢，村民為了貪圖方便就將農作物秸稈任意推到溝渠里讓其自然腐爛。昔日清澈的河水早就不見了蹤影，秸稈、雜草密布，烏黑的水質散發著惡臭，甚至失去了泄洪的功能。
第三，村民自治與“強制行政化”。1988年頒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自治法》，其中第二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國家法律法規是一回事，真正在豫南鄉村社會實施和落實的過程中卻又是另一回事。“我國鄉村治理面臨的困境可以概括為兩個悖論：一個是‘強制行政化’悖論；另一個是‘鄉村自治’悖論。”[[5]]在事實上，村民自治從來都是在“強制行政化”的推動下實施的，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村民自治。即使在村民自身選舉產生的民村委員會成員，也并非都能夠代表村民的利益。“中國的村民自治整體而言陷入困境是毋庸置疑的：黑社會勢力滲透、家族勢力、賄選、村班子腐敗等現象觸目驚心！”[[6]]家族勢力和黑惡勢力的影響在豫南鄉村社會普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村民委員會的自治能力可想而知。
除了上述問題之外，村民法治意識和規則意識淡薄、“官本位”思想嚴重，他們認為沒有關系、沒有“認識的人”，哪怕是到醫院看病都不方便，更別說是到政府部門辦事了。無論辦什么事情，他們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托關系”，而不去按照正規的辦事流程。讀書無用論在豫南鄉村社會也逐漸盛行的一種社會思潮，許多青少年初中畢業就選擇輟學外出打工，認為用七年的時間去賺錢要遠比去讀高中、讀大學劃算。不少受訪者認為，“反正大學畢業后還是要去打工，還不如讓孩子早早地出去鍛煉；鍛煉幾年后，他們的工資比剛畢業的大學生都高”。這種不良的社會風氣對鄉村社會影響最嚴重，并且相對持久深遠。
三、豫南鄉村社會問題治理的路徑選擇
實現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在于基層，基層社會治理的關鍵在鄉村。這次田野調查雖然只集中在豫南鄉村社會，但是這一區域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可以反映出中國鄉村社會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鄉村治理是一個關系到農村社會生活、政治參與、文化傳承、秩序維護等多個方面的系統工程。”[[7]]在豫南鄉村社會治理路徑選擇問題上，也應進行全面和充分的考量。
（一）擴展農民增收渠道
農村居民純收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評估鄉村社會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標。豫南鄉村社會居民收入長期處于較低水平，嚴重影響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程。只有不斷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農村居民生活水平，才能讓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發展成果惠及更多的普通群眾。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問題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根源。鄉村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鄉村社會治理的成效。“發展是硬道理。更好的鄉村治理不僅僅是為了秩序與穩定，而且也為了實現更好的鄉村發展。”[[8]]
第一，發展現代農業。2016年9月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上，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形成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的格局。”積極鼓勵通過土地經營權流轉，讓懂技術、會管理的農民實現規模化經營，充分發揮產業集群效應，提高農民收益水平。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應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嚴禁用行政手段強制農村土地流轉，全力維護農民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在豫南鄉村社會中，生態農業和觀光農業也有小規模的發展，對于增加農民收入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由于生態農業和觀光農業需要較大的前期投資、對地理位置要求較高，在豫南地區并沒有形成較大的生產經營規模。政府重點扶持資金充足、經驗先進的農業公司，在土地流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努力促進生態農業和觀光農業的發展，形成示范和帶動效應，加快農業發展轉型。
第二，科學發展養殖業。養殖業相對于種植業收益較大，但是卻存在較大的風險。作為新時期的養殖場主，不僅應具備一定的獸醫知識，會根據病情對癥下藥，而且應具有較強的市場預判能力和掌握市場信息的能力。任何盲目跟風的養殖行為，都不可能取得較好的收益。同時，準確把握市場信息，在價格下降之前及時出售，這對于養殖戶十分重要。尤其是生豬價格浮動較大，在短時期內就可能出現幾個相差較大的價格，如果不能高價出售，則會造成一筆較大的經濟損失。對養殖戶來說，瘟疫不僅難以控制，而是致死率高，是他們最大的威脅。一旦疫情蔓延開來，整個地區的養殖戶都會遭殃，造成高額的經濟損失。養殖戶雖然知道如何打疫苗，一般的疾病憑經驗也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但是面對來勢兇猛的瘟疫，他們基本上手無足措，而只是抱怨“自己運氣不好”、“最近不走時運”。因此，政府在加大對養殖業資金扶持的同時，也應該加強對養殖戶技術的培訓，提高他們的養殖技能，才能真正提高養殖戶自身的“造血”功能。
第三，重點發展鄉鎮企業。在黨的十六大上首次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的方針，明確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任務”[[9]]。發展鄉鎮企業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舉措，是帶動鄉村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鄉鎮企業，不僅是鄉鎮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而且也能解決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對增加農民收入具有重要作用。豫南地區目前發展較好的鄉鎮企業主要有面粉廠、稻米加工廠，收購農民的小麥、稻谷作為原材料，經過簡單的加工處理之后投放到市場上出售。這種鄉鎮企業主要靠壓低收購的農產品價格來賺取利潤，于是在鄉鎮企業發展與農民增收之間就形成了悖論。如何既保證種糧農民的權益，又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這需要鄉鎮政府進一步提高鄉村社會治理的水平。
（二）重構鄉村社會價值體系
傳統鄉村社會信仰體系是以儒家道德為核心內容建構起來的，但是隨著鄉村社會經濟的衰敗，鄉村社會信仰體系也逐漸走向崩潰。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在鄉村社會得以不斷發展，農民的商品經濟意識和金錢觀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對金錢的盲目崇拜替代了對“君子”的追求。為了賺取更多的金錢，不惜放棄傳統“仁義禮智信”的道德約束體系，甚至拋棄傳統社會中的倫理綱常，走上違法亂紀的道路。豫南鄉村社會存在最大的問題，不是社會經濟問題，而是價值觀迷失和扭曲的問題。為了重構鄉村社會信仰體系，需要做好以下幾點工作：
第一，堅持以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是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凝練，而且是新時期提高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價值準則。重構鄉村社會信仰體系，必須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讓“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成為每一位公民的行為準則和價值標準，自覺抵制各種腐朽價值觀的侵蝕。鄉鎮政府和村委會應自覺承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主體責任，不斷提高主體意識，通過組織各種基層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活動，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徹落實到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只有被農民“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真正發揮涵育價值、規范行為、凝聚人心的積極作用。
第二，正確認識宗教的積極作用。馬克思主義認為，宗教是對客觀世界歪曲的反映，是人們的精神鴉片。但是，不可否認宗教問題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同時，也應該辯證地看待宗教的作用。佛教勸人向善，主張樂善好施；基督教主張“博愛”；伊斯蘭教“信后世”等教義教規對信徒價值觀和行為規范的培育都起著積極的作用，宗教的作用并非都是消極的。因此，應該正確看待基督教在豫南鄉村社會的廣泛傳播這一現象，在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時，堅決抵制和打擊宗教的非法傳播活動，保證宗教活動不受境外勢力干涉。加強對宗教活動的監管力度，在保護合法宗教活動的同時，提高鄉鎮政府工作人員防范和治理非法宗教活動的能力。
第三，重視和加強家風村風建設。家族（宗族）在傳統鄉村社會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家族（宗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代表著鄉村社會風氣。“由于時代的演進，不少地方已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家族文化，但可以說有家庭文化。家庭生活是由人類的社會屬性和生物屬性決定的，雖然它可能發生今非昔比的變化，但家庭作為社會生活的基本組成單位退出社會舞臺的可能性似乎是不大的。”[[10]]家庭文化在某種意義上，與家風具有相同的意義，對家庭成員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對個人的成長成才至關重要；良好的家風是良好的社會風氣得以形成的基礎。重視家風建設，也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題中之義。即使在新時期，費孝通先生提出的鄉村社會是“熟人社會”的論斷依然具有現實意義。在熟人社會中，村民的社會關聯度比較強，村規民約在鄉村社會中具有較強的“法律”意義。因此，制定和貫徹落實良好的村規民約，對于重構鄉村社會價值體系也具有重要意義。
（三）加強鄉村社會治理
我國社會治理的難點和重點在基層社會治理，基層社會治理的難點在鄉村社會治理。事實上，鄉村社會治理已經成為我國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我國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加強鄉村社會治理，需要進一步提高鄉鎮政府在鄉村社會治理過程中的能力和村委會的自治能力，需要更加重視鄉村社會治理過程中的互動性和過程性，需要把社會公正和人民幸福作為鄉村社會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第一，加強法治教育，提高農民的法治意識。在豫南鄉村社會中，農民的規則意識和法治意識比較淡薄，依然停留在“熟人社會”層面。無論遇到什么事情，首先考慮的不是通過合法的渠道去解決，而是這個部門中有沒有“熟人”。這種意識，不僅容易滋生腐敗，而且也增加了辦事成本，對服務型政府建設和鄉村社會治理都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前文中提到了兩位包養情人的個案，其實已經觸犯了國家法律，但是他們本人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甚至他們的妻子作為受害人本身也沒有意識到自己丈夫的違法行為，而只是抱怨“男人有錢了都喜歡養小老婆”。由于缺乏法治意識，所以根本就沒有通過法律渠道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的意識，更沒有通過法律渠道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能力。提高農民的法治意識以及對法律的認知水平，是他們遵法守法以及通過法律手段維權的前提條件，也是提高鄉村社會治理水平的重要基礎。
第二，充分基層黨組織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的作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同樣也是鄉村社會治理的領導核心。在鄉村社會治理過程中，基層黨組織理應充分發揮積極作用。“按照目前中國的政治傳統，村黨支部要對村莊實行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實際上成為村莊公共權力的核心，對村莊事務具有決定性的權力。”[[11]]可以說，村黨支部是鄉村社會治理的領導核心，村黨支部的整體能力直接決定著鄉村社會治理的水平。但是事實上，豫南鄉村社會的村黨支部組織能力比較薄弱，發展黨員基本上靠“關系”，而非能力，導致村黨支部力量薄弱，不能充分代表和反映農民群眾的利益需求，難以有效發揮在鄉村社會治理過程中的領導核心作用。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不斷提高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才能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在鄉村社會治理過程中的領導核心作用。
第三，改變傳統治理模式，提高治理成效。村委會不僅是鄉鎮政府在鄉村社會的代理人，而且是村民自治組織，是我國基層民主的實現形式，是鄉鎮政府溝通和聯系村民的橋梁。毫無疑問，鄉村社會治理，需要鄉鎮政府的領導；但是也需要農民的積極的參與。“社會治理應當是溝通性、對話性地解決糾紛，而不是壓制性地實行社會高壓統治。”[[12]]只有通過溝通和對話，鄉鎮政府才能充分了解村民的需求，才能有針對性地提高政府公共服務水平，提高鄉村社會治理效果。傳統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模式，不僅遏制了農民參與鄉村社會治理的積極性，而且壓制了農民的不滿情緒，導致政府公信力下降。高壓統治只能求得暫時的社會穩定，卻不能從根本上有效解決社會問題。改變傳統的高壓管理模式，更加注重社會治理過程中的互動性、過程性，才能有效提高鄉村社會治理的效果。
綜上所述，豫南鄉村社會存在較多的社會問題，農民增收困難、傳統鄉村社會信仰體系崩潰、多種社會問題復雜交織，表面平靜的鄉村社會卻暗潮涌動。與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相比，更為嚴重的是鄉村社會傳統價值體系的崩潰，而新的價值體系在短時期內難以重構。解決以上問題，不僅需要拓寬農民增收渠道、重構鄉村價值體系，而且需要進一步加強鄉村社會治理，不斷提高鄉村社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為實現我國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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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吳秋梅（1990—），女，河南欒川人，青海民族大學法學院2016級碩士研究生。
張利濤（1988—），河南息縣人，青海民族大學2014級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主要從事基層社會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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