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口語和書面語通稱的青蛙，秦漢古籍上叫“蝦蟆”(或蛤蟆)，古書上另有一個稱呼叫“蟾蛛”的，現在也很普通。在古代蝦蟆是青蛙和蟾蛛的統稱，蝦蟆可能是古代種稻的百越人的稱呼，百越漢化以后，這稱呼被記錄下來，又產生青蛙、蟾蛛等名稱。現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因歷史上長期的交通不便，這一帶的方言口語還保留稱青蛙為蝦蟆，說明蝦蟆可能是最古老的稱呼。
從自然生態的角度看，自從有了水稻的人工栽培，稻田即成了青蛙縈殖的理想場所。春天里，古代農民先行耕翻稻田，然后放水平整水田，以備下種或插秧。這整好的水田，是青蛙最好的交配產卵場所，是蝌蚪獲得順利成長、較少天敵的場所。
隨著稻株一天天長大，吸引許多昆蟲來吃食稻葉，對于青蛙來說，正是替它們送來現成的食物。青蛙捕食這些昆蟲，保證了水稻的正常生長，直至結谷成熟。青蛙和水稻在稻田這個特定的環境中組成一種共生互利的小生境，在古代沒有施用農藥的場合下，水稻依賴青蛙才有豐收的保證。
不僅如此，古代農民從青蛙和水稻的相互關系中，還產生許多的推理和聯想。比如，春季稻田整地時，正需要雨水，而從清明到谷雨這段時間里，正值南方多雨的季節，青蛙需要在雨水充沛的淺水中進行交配產卵，雄蛙高聲咯咯不停的求偶曲，總是與雨水相伴隨，雨水越勤，青蛙叫得越歡。這引起農民一種聯想，認為這雨水是青蛙所召喚來的，因而附會出青蛙是主雨水的、通天的神物，產生了對青蛙一種敬畏的神秘感覺。不論是漢族或少數民族，都有許多青蛙和稻谷豐收聯系在一起的詩歌、民謠和傳說。
杭州人稱青蛙為“田雞”，也是一個古老的稱呼。杭州農民在清明節時，傾聽蛙聲，以卜豐稔，稱為“田雞報”，說是“田雞叫于午前時，大年在高田；田雞叫于午后時，低田勿要愁。” 江西《上饒縣志》說“ 三月三日( 陰歷) 聽蛙聲，午前鳴，高田熟；午后鳴，低田熟。” 同杭州一樣。青蛙的皮膚對空氣的濕度很敏感，提早在午前鳴，是因空氣濕度高了，可能意味著即將降雨，這對于高田更需要靠天雨是有利的。午后鳴則不一定意味著降雨，因為每逢臨近傍晚，不管是否下雨，青蛙都要因求偶而鳴的。這種傳說的起源是很早的，明朝李時珍在其《本草綱目》中即提及“ 農民占其聲之早晚、大小，以卜豐歉。” 南宋大詞人辛棄疾的“ 西江月·夜行黃州道中”描述他一個人在半夜里趕路的情景：“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蟬鳴；稻花香里話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唐人章孝標也有詩句云：“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這樣不斷往前追溯，可見據蛙聲卜豐歉的起源是很早就有的風俗。
青蛙是冬眠動物，每年開春“醒”來，在雨后鳴叫，進行求偶交配。因而青蛙的鳴叫成了農民種稻的物候標準。這在各地農諺中都有反映。如浙江農諺說：“青蛙叫，好落谷。”“青蛙田里叫，谷種田里挑。” 廣西農諺說：“清明田雞叫，谷雨齊種稻。” 廣東農諺說：“ 蛤蟆咯咯叫，種子莫爛巢。” 湖北農諺說：“青蛙呱呱叫，正好種早稻。” 但是，有時開春天氣提早轉暖，青蛙也提早鳴叫，就不可以作準，農民對此也有體會。如浙江農諺說：“ 驚蟄蛤蟆叫，秧要種三道。”
氣候變化無常，既然有雨水充沛的時候，必然也有雨水不足的干旱之時，遇到天氣久旱不雨，人們便想起請青蛙出面，向老天求雨。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書中詳細記載有求雨的儀式，包括編札大蒼龍一，小蒼龍八，兒童八，以及田音夫等人，捉取蝦蟆五只，放入水深二尺的池中，然后進行舞蹈求雨的儀式。這是兩千年之前的情況。這種讓青蛙求雨的做法，直至本世紀30年代，仍然沒有消失。如浙江樂清縣的農民在久旱不雨時，就捉青蛙幾只，放入水缸，進行燃香拜祭的求雨儀式。
在春秋戰國時，我國云南西部和中部的少數民族，即有使用銅鼓的風俗，可能同云南這一帶銅錫的資源豐富、青銅冶煉技術發達有關。銅鼓以其豐富的精神、文化內涵，結合稻作的傳播而逐漸蔓延至周邊地區，甚至南下傳播到泰緬和印度尼西亞群島。銅鼓的一個突出之點是其鼓面的四角鑄有四只青蛙，幾乎少有例外。據廣西的民間傳說，天上的雷公最怕蟾蛛，因蟾蛛能壓制雷公。天上有四個雷公， 銅鼓上也鑄四個蟾賒，以資互相對抗。云南低族人民說，銅鼓上的蛙飾象征雨水，“青蛙愈叫，人愈歡喜。”傣族的古歌謠中，有：“ 四月雨水天，青蛙叫得歡，點點滴滴勝蜂蜜，哥哥扶犁耙田把歌唱。” 緬甸的克欽族至今還是每逢祈雨，即敲擊銅鼓，并唱道：“ 蛙鳴咯咯雨水落，雨水落時魚歡躍；魚歡躍時河水漲，……木漂浮時國豐饒。”他們稱銅鼓為“蛙鼓”。
本世紀早期研究南洋一帶銅鼓分布和分類的奧人海格爾(H .R. van Heekeren)在印尼的羅安島上看到一面銅鼓，當地人非常崇拜這面銅鼓，他問當地島民這面銅鼓是從哪里來的，島民回答說，這銅鼓是沿西部島嶼帶進來的，是與水稻種植一起傳進來的。海格爾對在印尼大小九個島嶼(包括爪哇、蘇門答臘、巴厘、松巴哇等)上發現的銅鼓，逐個加以描述，指出鼓面上都有四只青蛙。他解釋這些青蛙是象征rain makers，可譯“雨師”或“雨司”，顯然是按中國人的理解轉譯成英語的。由此可見中國秦漢時的百越族，曾把稻作帶入南洋島嶼，雖然沒有文獻記載可考，卻籍銅鼓的傳播，有力地證實了這一點，而青蛙的傳說故事亦隨著跟了過去。
在原始狩獵采集時期，人們除了獵取大型動物外，更多的是捕食各種的小動物，其中即有青蛙，所以食蛙是不足為奇的。問題是青蛙成為稻田的益蟲以后，人們既要依賴它，保護它，又要吃掉它。這個矛盾一直成了歷史沿襲下來的難題，可說是自古已然，于今更烈罷了，因為現在有些地方不僅捕食青蛙，還捕食蟒鮮或以蟒鮮喂雞鴨，是斷子絕孫的行為。明代大植物學家和醫藥學家李時珍也倡食蛙, 說“田雞，水雞，土鴨，形稱雖異，功用則一也。四月食之，味最美，五月漸老，可入藥， ……” 李時珍只是從食物營養價值介紹。
又， 浙江《烏程縣志》(今湖州市) 說“ 蛙，其類不一，唯色青而花者，至秋肥美，可食，俗名稻花田雞。” 而歷代負責農業的官員則不然，他們往往注意保護青蛙，嚴禁捕蛙食蛙。如宋代的沈文通任錢塘(今杭州)太守時，鑒于“浙人喜食蛙”，就嚴禁捕蛙食蛙。可是他離任以后“文通去, 食蛙如故也。” (見宋·彭乘《墨客揮犀)更有趣的是宋代的處州(今麗水) 知縣馬裕齋也禁民捕蛙，因為禁令甚嚴，人們不敢犯禁。有個人為了陷害他人，教唆他可以將青蛙藏在挖空的冬瓜里，進城出賣，就不會被發覺。同時，這人又去告密，說明天有個進城賣冬瓜的人，內里藏有青蛙。第二天那個把青蛙藏在冬瓜里的人，到了城門口，就被查獲拘捕起來。
蛙的種類甚多，古書上的稻田青蛙或蝦蟆，不知道是指那些種類，也不知道青蛙所食的是否都是害蟲。張繼秀等(1966) 在浙江義烏、樂清、開化、慶元、杭州、溫州、東陽等地對2種蛙類作了全面系統的食性調查和分析，是迄今為止唯一詳細的研究。檢查被蛙吞食的小動物，包括了螟蛾、蟒蛤、蝽、蚜蟲、蝸牛、蚊蠅及其幼蟲等害蟲，占所食蟲類的82%，被吃食的益蟲只占5.16% ，說明青蛙的功是遠大于過。
在所調查的19 種蛙類中，生活在平原水稻區的主要是中華大蟾蛛、黑眶蟾蛛、澤蛙、沼蛙和黑斑蛙(即青蛙)。在丘陵和山區水稻田和池塘的青蛙主要是中國雨蛙、三港雨蛙和小弧斑姬蛙。蛙類的是否有益和益的大小通常用“有益系數”來表示，蟾蛛和黑眶蟾蛛的有益系數分別高達90.14 %和71.88 %，雨蛙、三港雨蛙和小弧斑姬蛙分別高達71.1 5%、93.33%、97.84%。
現在的問題是，稻田青蛙不僅面臨非法的濫捕濫食，還因農藥的過分使用而直接殺害蛙卵和蟒蚌。很需要在春季建立蛙類繁殖場，采集蛙卵，集中于蟒鮮繁殖場中飼養，待它們長到一寸左右，再放送到大田中去，每畝蛾鮮繁殖場，可供30 畝至10 0 畝大田之需。同時，在大田施用農藥、擱田、烤田等措施方面，都要為青蛙“留一條生路”。在市場經濟效益的驅動下，短期行為總是占了上風，這些生物措施恐很難實行，而蛙類的前途將更令人擔憂。
人、水稻和青蛙在歷史上曾長期處于相互依賴、共生共榮的境地，形成了一種融洽的文化景觀，充滿了神話般的天真的傳說和故事，銅鼓的藝術創作，“稻花香里話豐年,聽取蛙聲一片”的抒情之詞。這一切都隨著人口的增長、短期行為的失控而歸于淡漠。人類的環境問題，不論從大處看或從小小的水稻和青蛙的關系看，都是共通的，是該引起注意并采取有力措施的時候了。
作者系 浙江大學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稻米 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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