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農民話語權問題已經成為影響農村發展的重大政治問題，農民話語權的實現，對于維護農民權益、實現農村民主治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農民話語權的實現缺乏制度保障、組織保障和經濟基礎保障，要實現中國農民話語權，必須構建起農民話語權有效表達的訴求機制、保障機制，推進農村“公共話語場”的建立。
關鍵詞:農民；新農村；話語權；公共話語場
一、中國農民話語權實現中存在的問題
1.農民話語權表達缺乏制度保障
首先,制度上缺乏表達農民利益的代言人?！罢怯捎谵r民們缺少自己有組織、有力量、擲地有聲的‘代言人’,才造成在公共政策中缺乏發言權,在分配與再分配活動中缺乏主體性?！盵1]結果導致農民“對制度性參與的有效性缺乏信心,而是更多地轉向依靠非制度化的、非常規的參與來表達其利益要求”[2]。
其次,缺乏政治參與的制度保障。一方面,農民作為最大的弱勢群體,其參與的意愿往往被少數宗族勢力或某些強勢群體所操縱,這些宗族勢力或強勢群體憑借其某種特殊的關系,按照自己的意愿來行事,形成操作權威,操作權威把農民看作是一個不懂政治的群體,將其排除在公共參與之外,其結果是“操作權威仍然在日復一日地運行,鄉村社會仍然是權力支配的社會。……它的存在制約著公權對參與的容納程度?！盵3]另一方面,因貧窮、文化素質不高、農民個體的分散化等限制,農民在政治參與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無法有效地通過政治參與表達其話語權,甚至出現“政治參與中無農民代表”的情況,如“2004年,參加全國‘兩會’的私營業主,在全國政協委員里占到了近3%,但是沒有發現一個農民代表?！盵4]
再次,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當前,農民權益的保障已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尤以征地沖突中的權益保障為甚,目前失地農民約有4000萬,有學者將這種“為了國家建設、加快城市化步伐、吸引外資、成片開發”而征占農民土地的行為稱之為“新一輪的圈地運動”[5]。在這些沖突中,力量并不總是平衡的,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有效保障,農民在與政府的沖突中顯然處于話語權缺失的地位。
最后,對農民歧視性的制度仍然存在。如戶口制度使城市和農村出現“一國兩策”[6],農民被看作邊緣群體,即使進城務工也往往被看作“二等公民”,在住房、保險、子女上學等方面享受不到應有的權利,甚至其通過辛勤勞動所得的工資也經常被拖欠,從“民工潮”到“民工荒”,從“法律熱線”到“總理幫忙討薪”,從“討薪的血淚之路”到“中國農民工維權網站”、“民告官網站”的成立,它折射了在市場經濟狀況下農民工群體話語權的缺失狀況。
2.農民話語權表達缺乏組織保障
首先,缺乏維護農民話語權、代表農民利益和表達農民心聲的組織機構。我國有工會、婦聯、共青團等代表相關群體利益的組織機構,但惟獨沒有代表農民利益的全國性農會組織,致使農民的話語權呈現真空狀態,農民的利益訴求在實踐中很難得到重視和實現,在其權益受到侵害時也往往申訴無門。
其次,中國民間自治組織不發達,農民話語權表達空間狹小。由于民間事務非常繁雜,政府不可能管到所有的民間事務,因此,民間自治組織是就成了農民話語表達的有效途徑,但是在我國農村,由于民間自治組織還不太發達,農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缺乏有效的自組織途徑,話語表達空間狹小。
最后,農民話語權的表達缺乏公共傳媒的支持。在現實中,公共傳媒往往成為政府的代言人而非農民的代言人,農民被排除在媒介話語權之外,“在媒介話語中,他們總是處于被動,其主體地位在無形中被剝奪了,其話語空間在無形中被侵占了……農民無法找到應有的話語空間,無法真正實現自己的話語權,他們的話語被限制、被扭曲、被推向社會的邊緣。”[7]
3.農民話語權表達缺乏經濟保障
首先,農民不能給某些特殊群體帶來“尋租”的好處,因此這些特殊的社會群體即使擁有可利用的資源,也缺乏動力去為農民的利益而奔走呼告,因為他們不想因此而得罪可能會給自己未來帶來某種好處的強勢群體,結果使得農民在利益表達中出現“失語”狀況,其利益要求也無法得到真正實現。
其次,農村缺乏公共福利、醫療保險、失業救濟等經濟保障,沒有條件參與公共生活,也缺乏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去表達話語權。
再次,農民文化素質相對較低,缺乏對國家的相關政策、文件、法律等知識的了解,對自己所享有的相關權利也缺乏了解,不知如何去維護自己的權益,更談不上去表達自己的話語。即使農民知道怎樣去維護自己的權益,對大多數農民來說,其代價也是相當昂貴的,處于弱勢地位、經濟基礎薄弱的農民,其話語權很難引起當局者的重視,維權的代價高昂,許多維權最后不了了之,嚴重地削弱了農民話語權的表達。
二、中國農民話語權缺失的原因
1.民主政治文化缺失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以“人治”為主,在這種文化氛圍下,滋養了家長式的管理作風,服從長者的意志、依賴于長者的決定成為人們日常行為的準則和不成文的慣例,個性主義受到排擠。處于社會最底層的農民,更是形成了逆來順受的性格,個性被泯滅,靈魂麻木,個人的意志不愿也不敢表達。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專制文化從來就不允許農民話語權的表達,更沒有形成過農民的話語場。
2.經濟基礎薄弱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個人的地位、名聲以及表達話語權的能力,是深受經濟基礎約束的,貧窮是導致農民話語權缺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中國農村,農民的貧困人數仍然保持在一個相當高的水平。據一些專家測算,我國絕對貧困人口(人均年純收入小于625元)在3000萬左右,低收入群體(人均年純收入小于865元)在6000萬左右,貧困人口總數在9000萬左右,貧困發生率達到為8%。[8]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農民群體日益被邊緣化,與城鎮居民的鴻溝在拉大。從國際經驗看,城鄉居民差距保持在1·5∶1是比較合理的,然而在我國,城鄉差距遠遠超過了這個比例, 200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254. 9元,城鄉居民收入比例為3. 23∶1[9],再加上城鎮居民還有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等補貼,而農民的純收入并不純,扣去生產費用等,實際差距在5倍以上。
3.官僚型的治理結構
盡管我國政府已進行多次行政改革并朝往開放性、法治化、透明化、民主化方向發展,但是由于改革的力量還沒有完全滲透到農村基層。在官僚型治理結構下的農村,信息不對稱,農民的信息量小,在話語權的表達中處于不利地位,特別是效率低下、官僚作風、本位主義、暗箱操作的官僚型治理,只重視自身利益,忽視農民話語權,農民很難有機會參與到官僚體制的政治對話中,更不用說有效地表達自己的話語權。
4.集體行動的困境
根據公共選擇理論,個人是理性的,具有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傾向,在沒有外部強制的情況下,自利的個人在行動時不可避免地會發生“集體行動的困境”,導致“搭便車”行為產生。正如奧爾森指出的:“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個人按照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盵10]農民組織化程度低,利益分散,加上缺乏公共生活的經驗,難以在話語權的表達中形成整體力量,從而無法有效地表達話語權。
三、中國農民話語權實現的對策與措施
1.構建農民話語權有效表達的訴求機制
首先,保持政府系統的開放性和易進入性,增加農民話語的訴求機會。政府系統的開放性一方面要求政府要實行政務公開,增強政府的透明度,讓農民具有知情權,能夠隨時了解到政府對農村的相關政策、方針與措施,防止農民因不了解政府的相關政策而損失本應享有的政策資源;另一方面要求政府要有開明的施政方針,能夠以開放的態度接受農民的建議、意見甚至批評,并能及時回應農民的各種需求,以實現政府與農民的良性互動。政府系統的易進入性最重要的是要保證農民的公共參與并認同其有能力采取行動,“一個公民易于進入的和民主的社區制度把社區居民看作是公民,它允許公民就政策議題進行公開對話,認同人們有能力提出建議或采取具有真正影響的行動?！盵11]要保證農民的這種公共參與,就必須使農村的公共事務向所有農民開放,特別是向那些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開放,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指出:“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12]即對那些處于弱勢地位的“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農民進行保護。
其次,加快農民自組織建設,增強農民話語的訴求能力。農民的力量從來不取決于農民的人數,而是取決于農民的組織化程度。[13]“要切實保護農民權益,必須允許在經濟領域、社會政治領域建立真正代表農民利益,在國家經濟、社會事務中表達農民意愿的農民組織?！盵14]目前,盡管人民代表大會具有代表農民利益的功能,但是農民作為中國最龐大的群體,由于人數較多且較為分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難以有效的解決所有農民的話語權問題。因此,要保障農民話語權的實現,就必須建立一個與“工會”、“婦聯”、“共青團”等相類似的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民組織,同時還要借助眾多民間組織,如“農民協調委員會”、“農村自治委員會”、“農村生產合作委員會”、“農民權益保障委員會”等,承擔起農村的公共事務管理責任,表達農民對農村治理的利益要求和愿望,最終使農民話語權的實現落實到實處。
最后,加大農村的政策支持,提高農民實現話語權的訴求資本。農民話語權深受經濟因素的制約,“公民應有閑暇而不致為生計終日忙碌?！盵15]“一定程度以上的富裕生活,它使公民有能力負擔造就一個像樣的民主政府所必需的信息成本和監督成本。”[16]在一個每天必須為生存而勞作的社會里,農民是沒有閑暇去過有意義的公共生活的。因此,農民話語權的最終實現,有賴政府通過政策支持,加快“新農村建設”的步伐,發展農村經濟,加大“支農”力度,如減輕農民負擔、修建農村公共設施、支持農村機械化運動、完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加快農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等,使農民有更多的閑暇去參與公共生活,從而更積極有效地表達自己的話語、維護自己的權益。同時,政府要為農村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打擊坑害農民的犯罪活動,還要為農村提供公正、公平的社會環境。
2.構建農民話語權有效表達的保障機制
首先,農民話語權表達需要憲政保障?！皯椪环矫媸且Ｕ瞎駲嗬?另一方面是要制約公共權力,包括執政黨權力、立法、司法、行政權力都要受到制約?！盵17]憲政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對公民權利的平等保障和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對農民話語權的憲政保障,就是要從憲政上改革不利農民話語權表達的制度,如“二元戶口制度”、“不公平審判制度”等,要改革和完善憲法本身,使農民在話語權表達中處于平等地位,增強人民代表的代表性,使人民代表能夠更接近農民,傾聽農民的呼聲,反映農民意愿,真正成為農民話語表達的有效通道。
其次,農民話語權表達需要溝通機制保障。公共傳媒作為一種公共辯論的舞臺,其作用在于交流觀點,培育公民意識和公共話語。但是,中國的公共傳媒在農民話語權的表達上“處于失語狀態”,農民話語權的表達缺乏公共傳媒的支持,“在媒介話語權的爭奪中被邊緣化”[18]。因此,中國的公共傳媒應為農民話語權的有效表達承擔責任,政府必須賦予公共傳媒以獨立性與自由,防止媒體同質化、被操縱和蛻變為“勸服的藝術”[19],同時,媒體本身要更多地關注民聲、傳達民意,真正成為包括農民在內的老百姓的喉舌,自由表達農民的愿望和聲音,正如桑斯坦指出的,“最重要的是,一個共和國,或一個異質的社會,需要一個競技場,讓一群經驗、見解和想法各異的公民們,可以在此和他們碰面磋商,討論什么是對大家都好的,什么才是對的。”[20]
最后,農民話語權表達需要法律制度保障。由于農民處于社會的弱勢地位,他們的話語訴求能力有限,因此,如果沒有法律的支持,他們的話語權將難以有效地實現,即使其權益受到侵害也難以有申訴的機會并得到公正公平的處理。從法律上保障農民話語權,需要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包括建立起農民工權益保障的法律,農民的養老、失業、工傷、醫療、生育等保障法律,農民等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制度,農村基層自治的法律,農民公共參與政治權利法律等,這樣,農民話語權的表達才能得到真正有效地實現。
3.大力推進農村“公共話語場”的建立
“公共話語場”是介于私人領域和公共權力之間的社會領域,通過在公共領域中進行公共討論來表達農民話語權。在這一領域中,人們可以就有關公共利益和影響人們生活的社會規則進行討論,不必求助于傳統習俗和教條,也不屈從于政治強權,規范和合理性是通過自由辯論和理性反思來解決的。[21]“公共話語場”是農民表達話語權的重要場所,在這里,各種建議、要求、意圖、思想甚至不滿都能得到自由討論、爭辯與反饋。如浙江溫嶺市推行的“民主懇談”制度,基層黨委、政府或農村自治組織在就公共事務做出決策前,先在干部和群眾或群眾代表之間,開展完全自由、平等、公開、坦誠、雙向和深入的討論,交流思想,分析利弊,論證觀點,辨明事理,相互說服,在形成基本共識后,再通過一種穩定程序,由基層黨組織、政府、基層人大或人民群體自己做出決定。[22]
要使“公共話語場”有效運轉,最重要的是要完善公共話語場的規則,容納“異質性”,能聽到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的“話語”,確保在過程中聽到不同演講者對不同主題的不同意見,[23]這種規則是一種緊張的對抗性關系,期望著爭辯、論證、反駁,而不是和諧的異口同聲[24]。
公共話語場的有效運轉,還必須加強農村公共精神的培育,即關注公共生活,體現公共責任,能夠有效表達話語的精神。公共精神的培育有以下途徑:一是加強農民的誠信建設,在農村形成一個“誠信、互惠”的社會,即“人們知道同胞是他們的同伴,當同胞需要幫助時,他們愿意幫助?！盵25]也只有在這種互惠的社會中,農民才能發現相互關系的價值,才能形成“社會資本”,即“行動者在行動中獲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26],從而促進相互間的交往與合作,從而有效地增強其話語的影響力。二是培育農民“積極的公民資格”,“民眾投身于思考、設計,影響公共部門的決策制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滿腔熱情地考慮公共利益”[27],啟智公民、賦予他們學習和運用知識的機會,增進農民的話語權。三是加快農村的公共文化建設,提升“民智、民能、民力”,形成良好的“民意、民德、民風”[28],提升農民對公共生活的興趣和熱情,切實將農民話語權落實在社會的實際生活中,從而形成人人都尊重農民話語權的社會風氣。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行政管理》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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