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權力不大、責任很大，工資不高、壓力不小：面對如此反差，鄉鎮干部動力咋激發？
編者按：
當前，我國城鄉基層的社會結構、利益格局和人民群眾的思想觀念發生了深刻變化，鄉鎮日益成為各種利益關系的交匯點和社會矛盾的集聚點。在新的歷史時期，加強鄉鎮政府服務能力建設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是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保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鎮政府服務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但一些鄉鎮政府還存在服務理念滯后、服務能力不強、服務機制不健全、服務手段落后、服務效能不高等問題。如何進一步加強與改善鄉鎮政府服務能力，為基層百姓提供更加精準有效的服務？
圍繞這一話題，《半月談內部版》編輯部組織東中西部三路記者，深入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河南、重慶、廣西等地走訪調研，了解基層鄉鎮干部的工作生活狀態，傾聽他們的所思、所想、所感，體味其快樂、困惑、期盼。
“服務型干部”的帽子不好戴
“鄉鎮干部在一線，一根針引千條線，橋梁紐帶作用大，包羅萬象職能全……”微信圈中傳播的一首鄉鎮干部賦，道出其特殊而重要的職業特點。
采訪中，不少鄉鎮干部說自己在努力轉變角色定位：以前唱黑臉，要錢要糧；現在唱紅臉，送錢送糧送溫暖。
只是現在這個“服務型干部”的帽子真不好戴。要做的事情實在不少——扶貧、拆遷、低保、教育、信訪、維穩、環保、秸稈焚燒、垃圾處理、土地管理、安全生產、危房改造……
要當好一名鄉鎮干部，的確需要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
且聽吐槽：“既當多面手，也做受氣包”
在基層采訪時，不少鄉鎮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要做好基層的服務工作，既要能當多面手，又要能做受氣包。什么工作都能做，什么氣都能受，什么責任都能擔。
“以前我是千條線里的一條，現在是穿接千條線的那根針。”重慶忠縣雙桂鎮鎮長郭文龍如此總結自己擔任鎮長一年多的感受。此前，郭文龍是縣林業部門的一名紀檢干部。從“線”變成“針”后，他開始體會到鄉鎮工作的不易。千頭萬緒，事務繁多，既要直接面對老百姓，又要對接上級政府和各個部門的工作。郭文龍坦言，作為一鎮之長，壓力實在不小。各方面工作都有考核，要給上級交答卷，沒做好就要被追責。
說起鄉鎮工作，河南太康縣一副鎮長打開了話匣子：“我們的工作是五加二、白加黑，壓根就沒有固定時間。鄉鎮一級政府，什么活兒都得干，不是都能按條條塊塊說清楚的。要遵守相關規定，也要靈活處理，否則一些事根本辦不成。有時有的上級部門要求太死板，我們只能打擦邊球。”
對于鄉鎮工作的特殊性，江蘇宿遷市泗洪縣車門鄉黨委副書記趙峰也有話說：“早上參加縣里的視頻會議要點名，晚上7點半還要參加晚點名，周六周日也不休息。”
泗洪縣天崗湖鄉黨委副書記董利波則感嘆道，“安全生產、食品衛生、環境保護等工作，都會壓到鄉鎮，我們沒有執法權，可是出了問題就會追究屬地管理責任，有時感覺焦頭爛額。”
在重慶一鄉鎮工作了30多年的一位黨委副書記告訴記者，安全責任讓他感到“壓力山大”，畢竟任何領域都存在安全問題。很多上級部門把一些職責委托給鄉鎮，比如食品藥品安全監管，可很多專業知識鄉鎮干部很難搞懂，一旦出了事，就要被打板子，甚至被撤職。
“不僅工作繁雜、壓力大，鄉鎮干部還常常是受氣包。”這位黨委副書記說，鄉鎮工作往往需要村一級的配合，可村委會是村民自治組織，嚴格來說和鄉鎮政府不是上下級，只是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我們對村委會干部只能采用談感情的方式，以勸解引導、說服教育為主，說得好了還配合，說得不好了干脆不理你。”
而一些時候，村民的不支持不理解，更讓鄉鎮干部有苦難言。重慶市永川區寶峰鎮副鎮長龔恩江說，眼下正在大力推進脫貧攻堅工作，一些群眾收入已經提高了，但希望繼續享受各種扶貧優惠政策，不愿意摘掉貧困戶的帽子。鄉鎮干部前去做工作，經常遭白眼、被謾罵。
河南浚縣某鎮政府的小代，去年剛被提拔為副鎮長，但他最近很郁悶，準備辭職。“鎮上工作人員普遍年齡較大，我算年輕的，急難險重的活都給了我，但很多活干到累死也干不出成績，一不留神還會背處分。”
在副鎮長位置上不滿一年，小代已經背了兩個處分。“要是真的因為不努力不認真，背處分也認了，可是這么多活壓根沒法干，干得越多越容易出錯，而且背不背處分有時還要看運氣，實在是太窩囊了！”
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陳文勝，曾擔任過鎮長、鎮黨委書記，對鄉鎮工作的酸甜苦辣體味較深。他告訴半月談記者，有人認為農業稅取消后，鄉鎮干部沒多少事可做，這是極大的誤解。
我國農村社會正處于轉型時期，各種矛盾日益尖銳，鄉鎮工作更難干，更忙亂。縣里干部不直接對接群眾，村里又是村民自治，很多事情都需要鄉鎮干部去對接落實，“上面千條線、鄉鎮一針穿”的描述非常生動貼切。
鄉鎮干部要完成上面布置的任務，要直接面對基層百姓，需要極大的耐心和智慧，以及科學、人性化的工作方式。在老百姓維權意識越來越強的背景下，鄉鎮干部面對的壓力越來越大，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這恐怕就是鄉鎮干部這一群體的特殊性。
再聽心聲：“遇矛盾不能躲，再困難也要上”
今年年初，一位農民在工地遭遇意外傷害身亡，家屬承受著喪親之痛，工地建設方也面臨著巨大壓力。郭文龍帶領班子成員分成多個工作小組，一方面盡力安撫家屬情緒、協助處理善后事宜，一方面了解雙方訴求，從中協調，反復溝通。
“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的工作一定要十分細致，只有真正體恤家屬，他們才會信任政府。”郭文龍與工作小組的同事連續幾個晚上都沒回家，忙前忙后，終于提出一個雙方都樂意接受的補償方案，化解了一起可能發生的矛盾沖突。
拆遷、建房、信訪等工作也容易引發矛盾沖突。胡建華是重慶巫溪縣文峰鎮副鎮長，分管城建工作。他說，城建工作內容并不復雜，但規劃控制是個很大的難題，“像我們這種小鎮，人情味很重，在規劃上稍微不注意，亂建亂搭很多，執法時來說情的也很多，推進工作要頂著很大壓力。”
2014年，文峰鎮有兩戶村民聯合修一棟樓房，超過規劃紅線一米，修成后將會影響整個鎮街的市容市貌，擠占人行道和綠化用地。鎮政府執法檢查時，村民已經投入20萬元建好了地基。在執法過程中，村民堅決不拆，雙方陷入僵持局面。村民甚至一度放出狠話：“要是強拆我們的地基，那你們以后在外面走路可要小心了！”
胡建華數次與村民交涉，苦口婆心，反復疏導，最后終于說服村民拆除了原來的地基。房子建好后，胡建華及時安排工作人員幫助村民辦理了房產證。“村民很感動，認識到干部不是有意為難他們，理解了我們的苦衷。現在有時在街上碰面，大家都挺客氣的。”
胡建華說，工作中遇到矛盾和問題不能躲，只能迎難而上。“我們的底氣就是依法行政，守住法律底線，在此基礎上進行人性化服務。沒有這個底氣，城建執法工作根本沒辦法開展。”
廣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湯志華曾經對鄉鎮干部情況進行過深入調研。他認為，絕大部分鄉鎮干部在發生急難險重情況時，都能響應黨委政府的號召，主動開展工作，積極處理矛盾沖突。他們勇于擔當的品質，也得到了基層群眾的認可與稱贊。
復聽信念：“能幫到群眾就值，擔風險也不怕”
“只要能真正幫到群眾，就值了。”采訪中很多鄉鎮干部發自肺腑地說。
2015年，為了實現精準扶貧，西部一個縣對全縣的建檔立卡貧困戶進行了重新摸底和評選。分管扶貧工作的一名副鎮長告訴記者，他們抱著對百姓負責任的態度，嚴格評選流程，以村民小組為單位進行初評，村里召開村民代表會和黨員代表會，對評選出來的名單再次篩選，同時在村里進行公示，然后報給鎮里，鎮里核實后，在全鎮公示。
“這項工作從啟動到結束總共花了3個多月，工作量太大了。當時縣里對扶貧工作進行督查，說我們進度慢，給了個最低分，還受到了批評。”說到這里，這名副鎮長擺擺手，“雖然被批評心里不好受，但我們覺得，扶貧對象無論如何都要找準，哪怕慢一點，也一定要把該評選的都評選出來，該納入的都納入，對貧困群眾要負責。”
記者在廣西采訪了解到，2016年底，原本由縣里多個部門負責的煙花爆竹監管工作，被下放到鄉鎮政府。雖然鄉鎮政府沒有對應的機構，但許多鄉鎮干部為了群眾的利益寧愿擔一些風險，而不是將危險系數較高的煙花爆竹經營攤點一撤了之。負責監管的鄉鎮干部在互聯網上學習煙花爆竹設點的安全知識，每天逐一查看有沒有靠近居民點的攤點，消除安全隱患。
唐忠超是重慶永川區寶峰鎮城建辦主任，主要負責農村危房改造工程，這項工程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資金配套進行補貼。按照政策要求，D級危房（整棟危險）應拆除重建，C級危房（局部危險）應修繕加固。
“但實際上一些C級危房結構有問題，危險程度較高，而且不少墻壁已發生傾斜，僅僅修繕加固無法消除隱患，有可能一兩年后就成了危房。”可是按政策每戶農民只能享受一次危房改造補貼。唐忠超說，針對這種情況，他們決定鼓勵有關村民重新建房，徹底排除危險源。
“房子建好后，我們補助了農戶7500元。嚴格來說，這是不行的，因為政策規定C級危房改造的補助款只能用于修繕加固而不能用于重建。”唐忠超坦言，“當時我壓力也很大，但轉念一想，只要把錢用在刀刃上，真正幫老百姓辦了實事，就不用怕，如果一定要承擔責任，那就承擔好了。”讓唐忠超欣慰的是，后來上級審計部門來審計時，對這一做法表示了肯定。
廣西龍州縣龍州鎮黨委書記黃子珍說，其實，基層情況復雜，老百姓很多事情都需要“吹糠見米”“見子打子”、靈活機動地去處理，這樣才能符合實際，見到實效。如果上級部門的管理規定過于拘泥，鄉鎮干部就很難去執行和落實。
激發服務動力 提升治理能力
權力不大，責任很大；工資待遇不高，工作壓力不小——這些反差，導致鄉鎮干部流動過快，一些人干事不愿擔當，工作缺乏闖勁。《意見》提出要加強鄉鎮干部隊伍建設，形成引得進、留得住、用得好的良性機制。這是為了增強鄉鎮政府服務意識，提升鄉鎮干部服務能力，進一步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暢通晉升渠道，告別“辛辛苦苦30年，退休還是個科員”
“我們鄉有40多個編制，但現在只有20來個人，缺編19個。”江蘇泗洪縣天崗湖鄉黨委副書記董利波說，去年有位年輕人考上他們縣里的公務員，聽說要安排到天崗湖鄉，就不來了。
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區所轄十個鄉鎮、兩個新區，有行政編制311個，其中35歲以下的年輕干部僅有19人，絕大多數為40多歲的干部。
年輕干部留不住，鄉鎮干部隊伍老化，并非個別現象。記者在江西、重慶、湖南、湖北、廣西等地采訪發現，鄉鎮干部，尤其是事業編身份的鄉鎮干部，成長空間有限、晉升機會少。一些年輕干部一門心思要離開鄉鎮，認為留下的話從入職到退休一眼可看到底，“辛辛苦苦30年，退休還是個科員”。
鄉鎮干部普遍認為，成長空間受限的直接后果是隊伍不穩定，新入職的事業編年輕干部，忙于參加省市的各種遴選考試，鄉鎮一級基本成了跳板、流水線，很難真正沉下心來熟悉基層工作、安心為基層群眾服務。
“我沒有進入公務員序列，工作做得再好，基層工作時間再長，也就是現在這個職級，職業發展已經到了天花板。”一名85后事業編制鄉鎮干部抱怨說，晉升沒有希望，待遇還不高，“我怎么可能全身心干工作？”
半月談記者獲悉，近年來以考公務員入職的鄉鎮干部偏少，而以“三支一扶”、大學生村官等方式進入鄉鎮干部隊伍的比例較高。以江西上饒縣田墩鎮為例，最近6年只招錄了1名公務員，但是同期通過大學生村官、“三支一扶”等渠道補充進來的鄉鎮干部多達十幾名。
2015年，中央五部委出臺職務職級并行制度，這對于一些長期扎根基層的老鄉鎮干部是一個機遇。但遺憾的是，這項制度只適用于公務員身份，并未惠及事業編制干部。
廣大鄉鎮干部扎根基層、默默奉獻，為基層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由于崗位聘用、職級晉升等方面激勵機制尚不健全，不利于充分調動他們干事創業、為基層群眾服務的積極性。
鄉鎮干部是鄉鎮工作的主體，穩住這些鄉鎮事業的“主心骨”，讓他們安心工作，對于鄉鎮事業發展至關重要。
“改革職務晉升體制，打通事業發展通道，是打開鄉鎮干部‘心鎖’的鑰匙。”河南新鄉市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認為，《意見》對事業編的鄉鎮干部職務晉升有明確規定，提出完善鄉鎮事業編制人員崗位聘用、職級晉升和職稱評定方面的傾斜政策，注重從鄉鎮事業編制人員、優秀村干部、大學生村官中選拔鄉鎮領導干部，非常具有針對性。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貴溪市樟坪畬族鄉黨委委員桂千金說，《意見》對事業編鄉鎮干部的職務晉升作出了明確規定，希望各地落實好《意見》要求，暢通各類鄉鎮干部晉升渠道，讓他們感受到黨中央的關懷。
一些鄉鎮干部還建議，建立從優秀鄉鎮領導干部中遴選省、市、縣副處級領導干部的機制，如規定選拔對象要有5年鄉鎮工作經歷等，讓鄉鎮干部有更大的成長空間。
加強干部培訓，增強鄉鎮干部服務群眾的能力
“一年到頭培訓少，基本知識不掌握，政策法規理解差，服務能力待提升。”一位鄉鎮干部自編順口溜表達心聲。
“40歲以上的鄉鎮干部超過一半，他們的優點是與群眾面對面做工作強，但不太會用微信等現代通訊工具開展工作，不會使用電腦填報各種報表。”江西省上饒縣田墩鎮黨委書記孫學群說，反之，年輕鄉鎮干部電腦、手機玩得很溜，但下鄉駐村、直面群眾調處矛盾糾紛能力差。
當前，我國城鄉基層的社會結構、利益格局和人民群眾的思想觀念發生了深刻變化，鄉鎮工作內容和工作方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孫學群看來，新形勢下做好鄉鎮工作，年齡較大干部和年輕干部都需要加強培訓，提升服務能力。
但是，與鄉鎮干部的強烈需求相比，培訓機會卻遠遠不夠。學者羅益婷的調查研究表明，我國鄉鎮干部中，除了班子成員能夠確保每年15天左右的培訓時間外，其他層面的干部都缺乏系統培訓，每年的教育培訓主要面向科級干部、新任公務員、村黨支部書記，專門面對鄉鎮干部的教育培訓少之又少。
廣西龍州縣龍州鎮此前負責計生工作的鄉鎮干部黃娟，最近崗位調換為國土規劃環保安監所副所長、新民村工作組副組長。她說：“國土測繪不懂、規劃知識不了解、環保標準難明白，安監更是不清楚，現在只能見縫插針通過互聯網自學，很多時候都是上級部門下達任務之后才學習，嚴重缺乏對規章制度和技術的系統性學習。”
《意見》提出，要將鄉鎮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納入市、縣干部教育培訓總體規劃，建立鄉鎮干部輪訓制度，受到廣大鄉鎮干部的歡迎。
江蘇省泗洪縣上塘鎮副鎮長袁振邦說，提高干部服務能力和水平，首先要加強培訓，目前鄉鎮干部急需法律知識培訓。
中央要求進一步擴大鄉鎮政府服務管理權限，對直接面向群眾、量大面廣、由鄉鎮服務管理更方便有效的各類事項依法下放鄉鎮政府。一些鄉鎮干部說，要承接好下放的各項管理權限，必須加強培訓。
目前，廣西各地正在推動旅游、生態等領域的工作，但不少鄉鎮干部對怎么做、如何激發群眾的潛力還是心里沒底。
桂林旅游學院培訓學院副院長趙雙全說：“現在縣級干部此類培訓比較多，但最需要培訓的鄉鎮基層干部卻很少得到培訓，這一狀況，很有可能導致旅游規劃項目落地難、群眾認可難。”
“增強服務能力，鄉鎮干部還應該有學習和創新意識。”全國人大代表、江西贛縣五云鎮黨委書記明經華說，對工作多用心、多用腦，做好各項工作計劃，才能有序、及時、保質保量地完成任務。要謀劃在先，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和理論修養，提高分析問題、規劃工作的能力，更好地服務基層發展和農民群眾。
完善獎懲機制，激發鄉鎮干部服務群眾的動力
一人身兼多職、工作連軸轉成為許多鄉鎮干部的真實寫照。
工作強度和壓力大，工資待遇卻不高。在河南浚縣某鎮擔任副鎮長的小代每個月到手工資不足3000元，有時同事朋友紅白事扎堆，還得找人借錢周濟周濟，工作4年了，他一共攢下兩萬塊錢。
此外，同工不同酬情況突出。小趙是重慶市永川區寶峰鎮一名事業編制工作人員，在鎮里和她身份一樣的工作人員有30人左右。他們與坐在一個辦公室、具有行政編制的公務員干著同樣的工作，待遇卻相差甚遠。
“比如行政編制人員有車補，我們沒有；行政編制人員有第13個月工資，我們沒有；行政編制人員一個月考核績效獎金為1000元，我們也沒有。”小趙說，算下來，一年少拿1萬多元。
一些鄉鎮干部反映，車改之后自己開車下鄉，干得越多，貼得越多。江蘇泗洪縣四河鄉副鄉長張大慶說，車改之后一個月車補只有650元，但他們經常去縣里開會、去村里走訪群眾，每個月油費都在千元以上，入不敷出。
收入不高、工作壓力大，付出與收獲不成正比……這些問題讓一些鄉鎮干部尤其是年輕干部看不到希望。對此，《意見》提出，要改進鄉鎮政府服務績效評價獎懲機制，建立科學化、差別化的鄉鎮政府服務績效考核評價體系。
“應提升薪酬待遇，確保鄉鎮干部留得下。”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縣長龍飛鳳說，要進一步平衡縣鎮干部與市區干部工資性收入，縮小城鄉差距，嚴格落實基層工作補貼制度，解決由于地區工資差距造成的人才流失問題。按照“能者多勞、勤者多酬”原則，鼓勵基層探索績效量化考核和薪酬獎勵機制。
“要讓鄉鎮干部愿意扎根基層，也要切實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區組織部副部長楊俊說，鄂城區財政投入160萬元，鄉鎮投入300萬元，用于改善鄉鎮干部的生活條件，配置了“五小”，即小食堂、小圖書室、小澡堂、小體育場、小娛樂室，鄉鎮干部在鄉鎮住的天數明顯增加。
桂千金說，越是辛勤付出的干部，越是要對他們多肯定和多關心。要對鄉鎮干部給予厚愛，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讓他們心暖、心安。如有的地方出臺政策，鄉鎮干部經濟待遇一般高于縣級機關同職級干部20%以上、鄉鎮公務員年度考核優秀等次比例提高到20%，讓每名鄉鎮干部都充滿“動能”，甩開膀子、沉下心思、務實干事。
此外，一些鄉鎮干部建議，對于在基層工作時間長、貢獻大的干部可以探索設立特殊津貼制度，體現組織對他們工作的認可和尊重。讓鄉鎮服務工作有甜頭、有奔頭、有盼頭，進而推進鄉鎮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當然，有獎就要有罰。基層干部也建議，對工作實績差、群眾滿意度低的鄉鎮領導班子和干部，要按照有關規定及時約談、責令整改、通報批評、嚴肅問責，“如果干好干壞一個樣，將極大挫傷踏實干事干部的積極性”。
記者：沈洋 周楠 韓振 何豐倫 廖君 趙久龍 付昊蘇 柯高陽 喻珮 （實習編輯 錢瑾對此專題亦有貢獻）
來源：《半月談內部版》第4期，原標題：《群眾需求為導向，精準服務是目標——鄉鎮干部服務能力建設調查》，原文有刪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半月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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