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嶺中篇小說《風雪凌晨的一聲狗叫》賞析
毫無疑問，計劃生育在中國鄉村社會有著巨大、持續而深遠的影響，它與中國農民盤根錯節的復雜關系，構成了最為奇異、獨特的鄉村百態。可是，除了莫言在長篇小說《蛙》中淺嘗輒止涉及此領域外，鮮有其他作家動得了這塊“蛋糕”。如何以小說形式全方位觀察和審視計劃生育背景下的鄉村百態，進而探究復雜、豐富的人性世界，作家秦嶺的中篇新作《風雪凌晨的一聲狗叫》（載《長城》2016年第4期）很好地回答了這一問題。作為我國第一部全面反映計劃生育的中篇佳作，非常值得分析研究。
一、多重線索并行與交織下的鄉村社會矛盾
“計劃生育是天下第一難事”。這是人所共知的心結和口頭禪。難在何處？這顯然也是作者追問農村社會矛盾的著眼點。就我國鄉村的生活形態而言，任何一項鄉村社會活動都無法與計劃生育匹敵，它幾乎牽扯到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作者追問的智慧和方法如何，無疑事關小說的格局和品質。近些年來，秦嶺曾以《繡花鞋墊》為主的鄉村教師系列、以《皇糧鐘》為主的“皇糧”系列、以《陰陽界》為主的地震災難系列、以《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為主的水系列贏得專家和讀者的持續關注。秦嶺在《風雪凌晨的一聲狗叫》里不僅保持了這一優勢，同時又在“第一難”的主題把握、矛盾透視上卯足了勁兒。小說以計劃生育工作為主線，在宏觀敘事中至少埋設了10條以上的副線，其中包括計劃生育與山區農村男性勞動力之間的矛盾，政策執行者與計劃生育對象及其家屬之間的矛盾，上級職能部門與鄉政府干部之間的矛盾，來自城里的計劃生育工作組和鄉村干部之間的矛盾，城市勞動力過剩和農村勞動力稀缺之間的矛盾，計劃生育對象所在家庭和村委會之間的矛盾，農村人口外流與建設新農村之間的矛盾，男女性別失調與農民家庭成員結構之間的矛盾，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與各級領導升遷之間的矛盾以及普遍存在的干群矛盾等等。這些矛盾絲絲入扣地 深扎在鄉村生活的肌理和內心，既在并行中彼此勾連，又在沖撞中彼此兼容，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構成了計劃生育工作既濤驚浪駭，又于無聲處的全景圖，讓我們對“第一難”從根子上有了深透的了解。秦嶺在一次訪談中說過：“作家首先應該具備社會學眼光。”應該說，這是當下中國作家考察社會最稀缺的本錢。現居大都市天津的秦嶺，早先曾有過在甘肅天水農村從事計劃生育的親身經歷，正是有了計劃生育對他內心的觸動和思考，才使他能夠站在社會學的制高點上，游刃有余地對社會矛盾進行甄別分析，使小說凸顯出了能夠觸摸到的骨感和思想的厚度。
二、呼之欲出的人物群體形象和精彩生動的故事載體
人物和故事，是支撐小說大廈的兩大關鍵。作者給小說中輪番登臺的人物賦予了既復雜又鮮明的性格元素。主人公“我”是一位貫穿始終的核心人物，作為組織上下派到九十里鋪鄉的計劃生育工作組組長，既對計劃生育手術對象心存悲憫，又要配合鄉政府計劃生育突擊隊沖到結扎、放環、引產、人流第一線，既要應對鄉政府提供美色、酒局的考驗，又要在鄉干部的矛盾旋渦中把握風向，巧妙周旋，既要應對來自輿論的攻擊，又要因勢利導地圖謀自保。鄉黨委書記邱敦仁老謀深算，有望調進縣城工作的他，在毀譽參半的計劃生育突擊行動中，既不敢輕易得罪“我”，又圖謀把“我”拉下水墊背。他對鄉長甄塬良在計劃生育工作中的種種“放水”行為了如指掌，甚至對甄塬良對他的種種“暗算”行徑心知肚明，仍能做到處事不驚，陳倉暗度，并最終達到目的。快要退居二線的鄉長甄塬良，眼看進城無望，加上自己的孫子夭折，造成家庭“失獨”，于是在計劃生育工作中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并不惜監守自盜，賊喊捉賊，采取學狗叫的方法，關鍵時刻打草驚蛇，引發全村狗叫，戲劇化地將本該唾手可得的勝利彈指間化為烏有。副鄉長史建川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堅定執行者，多次受到上級表彰，卻不諳官道，誰都想用他，誰都忌諱他，“狗叫”之后發起總攻的是他，從被窩里抓起結扎對象董愛翠男人的是他，搜到女人頭發的是他，幫“我”揭開內幕的還是他。他死心塌地為計劃生育工作獻身，并試圖以此“體現人生價值”，即便落魄到“各鄉輪著當副職”的境遇，仍然執迷不悟。前任工作組組長龔安娜一心想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大干一番事業，可一接觸到農村現實，便在育齡婦女和結扎對象一連串的詰問和指責中敗下陣來，良心的復歸使她轉而“墮落”成突擊隊的“叛徒”，暗中護佑結扎對象，被撤職后干脆遠走海外。號稱“李師師”的年輕媳婦粉兒是邱敦仁的相好，也是邱敦仁試圖打入工作組內部的“奸細”和美色誘餌。她美麗，狡黠，卻有一顆同情心。色誘“我”不成，反而對“我”產生敬意，并真誠地送上精心編織的馬海毛圍巾，導致邱敦仁的精心設計徹底破產。線人鄧友奎按理說是“潛伏”在村里為鄉政府提供婦女動向的“諜報員”，可他“人在曹營心在漢”，一邊堂而皇之地領取鄉政府高昂的“信息費”，一邊為結扎對象通風報信，“兩頭都落好”，把工作組、突擊隊玩于股掌之中……可以說，每個人物身上都聚集了矛盾的沖突和故事的焦點，人物自身以及人物與人物之間，組成了此起彼伏、高潮迭起、曲張有致的故事鏈。秦嶺在《陰陽界》創作談中曾說：“小說靠人物說話”。應該說，人物性格的差異性，人物形象的生動性，人物內心的豐富性，人物布局的合理性，讓故事載體顯得穩固厚實，既有容量、信息量，又顯得疏密有度，極大地增強了小說的藝術感染力。
三、吻合故事發展邏輯的敘事技巧和表達方式
與“天下第一難事”一樣，用小說形式表現這一題材，同樣并非易事。第一難，就難在作為國策的計劃生育工作與鄉村社會矛盾之間，如何才能找到講述故事的路徑，這不光需要作家的才華，更考驗作家的政治智慧和“四兩撥千斤”的敘述技巧。當前，盡管我國的獨生子女政策有了重大調整，并全面實施了“二胎”生育政策，但從我國的國情和人口形勢出發，計劃生育仍然是我國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曾有二十多年甘肅、天津兩地機關工作經驗和城鄉生活經歷的秦嶺，顯然非常清醒這一重大變化的時代背景和現實根因，他諳熟國民性心理特征，對鄉村社會的解剖有自己獨有的、相對成熟的表現方式。小說中的計劃生育，成為他再現鄉村生活的特殊引擎，而觸發引擎的，誰也不會料到是突擊隊在風雪凌晨的行動中遭遇的一聲狗叫。到底是狗叫？還是人學狗叫，它的神秘性、隱喻性、象征性、寓言性里挾裹著濃郁的鄉村色彩，這種出人意料、獨辟蹊徑的設局方式，讓秦嶺穩穩地搶占在了同類題材的高地。秦嶺曾說：“輕賤了農民的辯證法，就是輕賤了我們自己”。小說中，作者利用尖銳復雜的矛盾沖突來表現現實人生，把人性與靈魂放置在溫度最高、火力最猛的焦點上加以考量，讓我們在娓娓道來的鄉村敘事中品味社會人生。在敘事技巧上，他既趨利避害，又單刀直入，既大膽向弊政開火，又心存悲憫和呼喚。從頭至尾，對所有的人性沖突、利益博弈和道德交鋒，他個人的觀點均暗藏背后而不露，潛伏一隅而不發，退居陰影而不出，完全讓人物自己沿著故事的脈絡，自我表演，自我詮釋，自我解構。在表達方式上，他巧妙地把各級官場的基本生態和基層干部群眾的常態生活結合起來，把執行政策與老百姓的利益沖突結合起來，把農村人口矛盾與農民的生存、生活現狀結合起來，把基層政權的施政行為與群眾的道德評價結合起來，把鄉村發展的歷史規律與計劃生育背景下的鄉村變異結合起來，為讀者打開了一個又一個反思、回味、品評的窗口。通過這樣的窗口，我們窺視到的，已不僅僅是一次次計劃生育的突擊活動了，也不僅僅是簡單的結扎、放環、引產和人流了，他撕開了一面面籠罩在人性表面的紗幔，劍指內心，直逼靈魂，從這個角度講，小說的輻射半徑非常開闊，完全從單純的計劃生育活動中跳出來，在矛盾外圍探尋鄉村生活的精神品相和內在本質，這是小說最具力量和說服力之所在。
四、語言變幻和不同背景下的獨特語境
講故事，需要語言。講什么樣的故事，需要什么樣的語言，這是一位成熟作家最見工夫的一環。面對計劃生育這樣錯綜復雜的生活，習慣了個人語言風格化的作家，很容易陷入“一套語言灌全盤”的慣性，可秦嶺不是，他深諳城市部門、鄉村官場、農民家庭敘事語言與對話語言的妙處，有意營造了多種敘事語境，極大地增強了小說的可讀性和藝術感染力。“我”作為曾經的縣長秘書，如今身兼團縣委書記和工作組組長，在通篇回憶性的講述中，恰到好處地使用了吻合官場特色的語境，有些地方還會不失時機地使用公文性、說明性、匯報性的文字，仿佛在講述一段工作經歷。當鄉政府各級領導和干部輪番登場時，語言風格則趨向于雅俗之間，融幽默、調侃、戲謔于一爐，既彰顯他們作為基層政權執掌者例行公事的身份特征，又不忘通過人物對話表現他們根深蒂固的鄉村烙印。而在村干部、“線人”、手術對象身上，作者在字里行間非常明顯地傾注了悲憫和同情，無論是情節的安排、人物形象的描寫還是對話的起承轉合，全部使用了西部鄉村的本土語言，盡顯鄉村人等的迷惑、彷徨、困頓、無奈、隱忍和抗爭。不同風格的語言與不同環境、不同人物的如影隨形，使通篇行文顯得柳暗花明，移山換景，盡顯鄉村百態。這樣的好處時，語言自覺成為讀者探尋不同情節的強大媒介，對于讀者在第一時間了解環境和人物，起到了先入為主、身臨其境的作用。秦嶺在一次文學對話中曾說：“以前，我一直認為語言是小說的外衣，是否合身得體，事關小說的品相，但現在看來，語言不光是外衣，它簡直就是小說的內在氣質了。”由此可見，經驗和教訓，使秦嶺對語言和故事之間的關系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從他的名篇《殺威棒》、《陰陽界》、《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摸蛋的男孩》中，我們也能感受到這一點，不同故事的不同語境，烘托出了截然不同的審美意蘊。秦嶺懼怕專家認為自己“形成了自己的語言風格”，他始終保持著語境的不確定性、機動性、靈活性和可變性，從而保持了小說五光十色的品貌。
一聲狗叫，把現實和時代拽到了鄉村社會的天平上，厚重的分量不言而喻。我們完全相信，不久的將來，一定也會有其他作家同類題材的作品出現，但如何才能全面超越《風雪凌晨的一聲狗叫》的角度和方法，難度顯而易見。這難度，就是秦嶺構筑的制高點。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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