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村民自治研究為重點表述對象
正文
一、鄉村建設與村治的歷史淵源
農村是中國的底色，中國歷史就是一部以農立國的歷史，與其他文明相比，中國有著幾千年的悠久農業文明，并延續至今。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帶有濃厚傳統農業社會的因子，在關鍵的歷史節點上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正因為農村在中國社會尤其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在20世紀以來有關中國農村的討論從未中斷過，隨著20世紀二三十年代鄉村的衰敗而一時間成為社會熱點問題。有關中國鄉村前途和命運的大討論并催生了一個鄉村研究的高潮。最初，以梁漱溟、晏陽初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力圖通過鄉村建設運動和平民教育運動等方式，從文化改良的角度來復興農村。梁漱溟認為中國鄉村是倫理本位，當前農村衰敗的根本問題是文化失調，必須從創造新文化救活舊農村，并通過村學鄉學、鄉村自衛、促興農業和文衛建設來進行鄉村建設。晏陽初則針對農民的愚、窮、弱、私等缺點，開展了包括文藝、生計、衛生和公民教育在內的平民教育實驗。此外，還有黃炎培、高陽、陶行知、盧作孚等進行的鄉村建設工作。大體上，鄉村建設運動主要是由知識分子通過改進鄉村教育的方式，對農村生產、文化、技術、組織等方面進行改造，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對拯救衰敗的農村有所助益，更為重要的是借助知識分子的理念與實踐，讓政府和大眾認識到鄉村衰敗的現實。
在鄉村建設運動之外，當時的國民政府也推行了“鄉村復興運動”，力求在復興農村的基礎上鞏固政權。國民政府成立農村復興委員會，先后對浙江、江蘇、陜西、河南、廣西、云南等地進行專題調查，提出復興鄉村的建議，并在一些地方實施鄉村建設計劃。隨著抗戰爆發和經費縮減，鄉村復興運動并沒有能夠堅持下去。幾乎同一時期，共產黨人也進行了以農村為主題的革命實踐。這種實踐首先從實地調查開始，毛澤東同志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進行了系列農村調查，包括《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等，得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首要問題、農民是革命力量、農村造就革命力量、關鍵是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致力于通過制度革命的方式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
針對當時拯救鄉村的各種建議，以吳文藻為首的一批社會學者致力于在改造中國之前先認識中國，尤其是占中國絕大部分的農村社會。為此，在他的組織下，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為主體進行了一系列的農村調查，李景漢的《定縣調查》等，側重于對農村社區的細致描述。之后費孝通、楊慶堃、林耀華等先后進行個案村莊的研究，其中以《江村經濟》最為有名，提出恢復中國傳統的手工業，增加農民收入來解決中國農村土地問題。
上述便是第一次鄉村研究高潮的基本格局，主要是從文化、生產技術、土地分配、人口等角度來認識和把握中國鄉村，期間也涉及鄉村政治的某些內容，如有關村政的介紹、基層政權的重建、農民組織、公民教育等，整體來說，這些有關鄉村政治的敘述只是副產品，并不是鄉村建設的主要關注點。
不過，當時一些有關村治的實踐可以看作那個時代鄉村政治研究的萌芽。1904年河北定縣米鑒三、米迪剛在翟城村進行地方自治實驗，1928年，山東鄉紳王鴻一創辦《村治》月刊，1929年河南地方實力派梁仲華、彭禹庭與梁漱溟一起籌建村治學院。閻錫山在山西進行的“村本政治”，李宗仁等在廣西進行的“村治計劃”等都對農村基層進行了政權建設實踐。然而，與當時農村社會性質和農村發展道路的大討論背景下，村治的聲音顯得異常微弱。即使是山西的“村本政治”和廣西的“村治計劃”，主要是為地方政權汲取財稅資源和維持地方治安服務。當然，對于當時中國農村危機而言，經濟或社會層面的努力看上去更為迫切一些，而鄉村政治更多的是為了配合村莊經濟文化建設，本身并不是鄉村建設的主要目的，相比來說受到的關注也就更少。從政治學學科發展來看，初創時期的政治學也難以顧及到鄉村政治。中國政治學尚處于所謂“知識引進運動”階段，不論是學科體系還是研究問題都是西方化的，對中國問題尤其是中國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相對較少。在中國鄉村研究第一個高潮中，鄉村并沒有引起當時政治學界的更多關注，這也與初創時期中國政治學的實際狀況相適應。不可否認的是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和村治活動為后來的鄉村政治研究提供了一個時代的思考。
二、村民自治實踐與中國政治學重建
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農村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之前有關中國農村道路的爭論在此刻落定，土地改革、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等，接連不斷的農村運動給中國農村帶來巨變，整個農村被納入到國家政權體系當中，國家權力滲透鄉村社會，村莊里的每個農民都能夠感受到國家權力的存在，而且農民被動員到改天換地的大運動之中。此時此刻應該是觀察和分析鄉村政治的好機會。面對急劇變化的鄉村政治，諸如新的權威和秩序的形成，整個鄉村權力結構的翻轉，以及農民政治心態的變化等。然而，由于院系調整，以及隨即而來的政治運動對研究者的沖擊，中國政治學出現一個空白期，政治學者出現一種集體學術失語。經過二十多年沉寂后，中國政治學迎來新的契機，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政治學隨即踏上重建的道路，名曰“補課”。在時代的感召之下，政治學在學科體系、學生培養、學術組織、學術期刊等領域逐漸填補空白項，并積極投入到中國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中去。
與政治學重建相伴隨的是中國政治的重建，主要是政治體制改革。自1980年代中期起，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應的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借助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的成績，以及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期盼，在中央高層的倡導下，中國開啟了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政治學者將大部分的目光投向了國家制度本身，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導向，對國家政治制度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宏觀分析和研究，力圖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提供可能的路徑以及實施方案。政治體制改革的熱情一經啟動便很難降溫，必然對政治秩序以沖擊，不論是激進的改革者還是穩健的務實者都被裹挾到又一次的運動中，此間的政治學研究者進退維谷，中國政治學再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實踐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基層政治生活發生了深刻變化。在人民公社后期，廣西宜州合寨村村民在面臨社會治安、水利建設等公共問題過程中自發地建立村民委員會，從而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周邊地區陸續出現類似村民自治組織，在地方主政者的推動和高層領導的關注下，村民委員會作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地位逐步得到確立，被視為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的先聲。
當時整個學術界也呈現一種“重心下沉”的趨勢，村民自治成為政治學進入農村學術現場的橋梁，有的人認為對村民自治的研究是中國政治學是在國家政治制度改革暫時難以取得突破的情況下的無奈選擇，有的人認為這是中國政治學與鄉村問題的機緣巧合，兩者的相遇有些出人意料。如果追溯過往，政治學與農村相遇也有幾分必然，畢竟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已經對鄉村政治有所關注，村治并非全新的事務。另則，如果將時間拉長，將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圍繞民主化的政治體制改革放在更長時段來看的話，民主性也許可以集中在制度之上，可是民主化的過程卻離不開當時的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潮雖然大量輸入，并逐步在中國知識分子層中贏得了相當的信仰者，但對中國絕大多數人特別是下層民眾而言，自由民主尚是一個十分陌生的東西，國人不僅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恐怕也沒有這方面的常識。質言之，不僅要去農村中找民主的社會基礎，而且村民自治也確實提供了這種可能性。
政治學除了收獲村民自治這個帶有社會主義民主性質的議題外，也受到了來自高層的肯定，進而為政治學找到了新的選擇。鄧小平提出“把權力下放給基層和人民，在農村就是下放給農民，這就是最大的民主”，在某種意義上是支持了村民自治的。作為當時村民自治的主要推動者，彭真認為：“農民群眾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實行直接民主，要辦什么，不辦什么，先辦什么，后辦什么，都由群眾自己依法決定，這是最廣泛的民主實踐”。從十一屆六中全會到十三大報告，改革開放后歷次重要的政治會議的報告都體現了高層對村民自治民主價值的肯定。進而推動了村民自治的立法進程，以村委會為主體的農村基層群眾自治從“憲法”到“村組法”，逐漸成為國家的法定制度，從而鞏固了村民自治乃至基層民主在社會主義民主體系當中的應有地位，也為政治學研究的“重心下沉”找到可以下移的領域。1949年以來，雖然國家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目標，但是中國的民主建設一直充滿坎坷。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找到一個既能為社會認同且符合民主真義，又能獲得國家支持的民主建設的起點和突破口。由此，在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理解中，以村民自治為主體的基層民主制度擁有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相應的政治價值。
意料之外的是村民自治也引起廣泛的國際關注，中國農村選舉成為具有國際性的學術話題，為后來村民自治贏得國際影響力，以及政治學所需要的學術交流奠定了基礎，中國政治學與國外的同行找到了共同的話題，而且在此話題的作用下產生了一系列的國際合作，對于村民自治、基層民主乃至中國政治學來說都有重要的影響。最終在各種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政治學與鄉村政治在村民自治這個節點上聯結起來，一經接觸就迸發出猛烈的學術火花，進而發展成為中國政治學研究的熱點。
三、村治研究的深入與田野政治學雛形
政治學與村民自治的結合，為困頓中的中國政治學開辟了新的領域，擴展了政治學的研究空間。一段時間里，村民自治制度成為20世紀90年代官方和學術界的顯學，政治學不研究村民自治似乎就沒有了出路。在學術的討論和持續的熱議中，村民自治研究不斷向內深化和向外延伸，在學術自覺、研究主題、理論資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形成富有特色的領域。
（一）學術自覺：問題自覺、視角自覺、方法自覺
雖然從研究關注度和當時的熱度來說，村治研究算得上顯學，但是從學科的角度看，不論是從研究主題，還是研究方法來看，村治研究是屬于邊緣的，那么這種邊緣的研究是如何獲得學術自覺，并持續不斷地推動村治研究。
作為國內較早研究基層政權的學者之一，張厚安在湖北政治學恢復和重建的時期，率先開展基層政權建設相關研究。正如他所說：“延續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不僅是經濟體制的變革，同時也意味著政治體制的變動。經濟體制的變革要求有新的政治體制來與之相適應。而新的政治體制的形成顯然有待時日，并因此向政治學研究提出了需要關注的課題。正是基于上述認識，我們才明確地提出了“三個面向，理論務農”的口號，將政治學研究的視野投向主流政治學關注較少的農村基層?！逼浜?，隨著對基層政權研究的深入，自然而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基層社會，形成一個問題的自覺，并成為所在學術共同體的集體行為。
面向基層社會的現實問題為村治研究指明了方向，更多的是為了因應政策研究的需要，對于為什么要到農村去，到農村去能夠做什么，尚缺少比較清晰的判斷。徐勇則通過理論視角的創新尋找村治研究的原點，從中國政治來反觀農村，從而為村治研究提供了一個宏大的學術視角和可以不斷挖掘的學術框架。他提出將中國政治分為兩個層面：一是以國家權力為中心的上層政治，一是與基層社會相關的基層政治，并認為后者更具有基礎性和決定性意義，進而將政治學的分析目光投向了鄉村基層，在研究視角和分析方法上具有學術自覺意識。
隨后，以張厚安、徐勇為代表“華中學派”將個案實證方法引入到政治學研究當中，出版了一系列的個案調查報告，對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運行機制等進行實地調查和經驗總結，與此同時，其他跟進的研究者也沿著這樣的方法，從各自關注的村民自治問題入手，以實證方法來進行研究，尤其是個案研究在政治學得到廣泛應用。此后，在研究項目的支持下，在個案調查基礎上，開展大型的問卷調查，為后來利用問卷調查數據進行定量分析和趨勢預測奠定了基礎。
除了個案調查與問卷調查外，社會實驗的方法也被用于村民自治。最早的村治試驗是由張厚安在湖北黃梅縣水月庵進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建設試驗。以前主要是制度主義的分析，從宏觀制度入手來分析應該如何，后來深入基層，用個案的方式來收集實際的村民自治到底是怎么樣，實現了從實然到應然的轉變，通過試驗的方式又回過來觀察和分析將會怎樣，對于發展中的村民自治制度和村民自治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此種試驗方法在不斷擴展，安徽的組合競選制、安徽蒙城的農民組織建設、廣東蕉嶺農民民主能力試驗等等。個案、問卷和試驗等方法構成了村民自治研究初期的主要方法，后來比較分析、話語分析、博弈分析等其他方法進入村民自治研究領域。不過，從村民自治主要研究方法的發展脈絡來看，從個案、問卷到試驗體現了研究者在進行村民自治研究的方法自覺。
（二）理論延展：制度理論、民主理論、國家與社會理論
村民自治研究最初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制度主義的，對村民自治的制度體系、運行機制、兩委關系、鄉村關系等等都是從制度角度來分析，試圖摸清楚理想形態的村民自治應該具備的制度形態。之所以采取制度主義分析，是因為村民自治最開始是以村委會和“村組法”為重心的，出于民政部門實際工作需要，以及推動整個農村基層管理體制變革的要求，因此，更緊迫的任務是要在制度上處理好村民委員會與村民大會、村民委員會與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與鄉鎮政府等縱橫交錯的制度關系以及村民委員會內部的機構與職能等，為此，不得不先進行大量的制度分析，從現有的制度體系出發，為農村基層管理體制改革謀劃制度路徑，盡量為村民自治爭取足夠的制度空間等。此外，制度分析也是重建后政治學所主要依靠的研究方法，能夠較為容易地從以前對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分析過渡到農村基層管理體制的分析，這也是為什么最開始制度分析占據著村民自治研究主流的重要原因。
隨著廣大農村普遍進行的村委會選舉，村民自治被認為是中國基層民主建設的重要形式，是民主化進程的突破口，村民自治研究為另一種更為宏大的民主理論所覆蓋，當時，對于村民自治的民主價值存在著比較大的爭論，大多數學者對此是持肯定態度的。村委會選舉中的各種土法上馬的具體選舉方式，曾經使人歡呼農民的民主創造能力。一時間“草根民主”成為滿足中國人民主期待最感動人心的形式。部分學者對此表示懷疑，黨國印認為，“鄉村社會很難產生推動全社會政治變革的力量，村民自治不是民主政治的起點，而只是一場發展后果難以預料的鄉村政治動員令”。沈延生指出，“村民自治作為中國民主建設的起點和突破口，是不切實際的?！菄摇瘜用娴娜罕娮灾我膊荒艽鎳覍用娴拿裰鲬椪薄１舜藸幷摰慕裹c其實涉及的核心問題是村民自治為主要內容的基層民主是否具有民主價值，價值又有多大，體現在哪里。如何在現有的民主譜系之中找到基層民主的位置，或者說從民主理論的角度分析基層民主是否成立等。為此，眾多的學者對村民自治的民主出身進行了研究和論述，認為在村委會選舉、村民會議決策、村民自治章程制定以及村務財務公開等方面，村民自治具有民主的價值。整體來說，經過一段實踐的省思后，國內學術界對村民自治的民主價值給予中肯的理解，褪去了民主理想主義的色彩。在梳理民主作為一種普遍的國家形式的基礎上，將村民自治當作社會民主的形式。在這一點國內外學者對于村民自治的民主價值達成一定共識。
在村民自治民主價值討論的同時，部分學者從實地調查對村民自治實際效果進行研究，發現現實中村民自治制度遭遇鄉土社會后也出現眾多問題，并不如當初所期待的那樣會出現村莊的善治，而是產生了種種意想不到的問題，如村委會選舉中的賄選、宗族勢力的滲透、派系的糾葛等等，對村民自治研究者提出了更多需要回答的問題，為什么理想的制度在進入鄉村社會中會產生種種變異，是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問題，亦或者是農村社會的問題。此時，國內的理論工作者在圍繞權威與民主的討論中，引介市民社會理論，將研究指向廣大的社會，重新認識中國社會。在對原本中國社會發展研究中那種自上而下單向性“國家”范式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把社會或市民社會的觀念引入了中國社會發展研究之中，進而形成了“國家與社會”這一理論分析框架。進而為村民自治的現實問題找到了一個新的解釋框架，即村民自治不是國家和社會任何一方所能夠決定的，而是在兩者的互動之中來形塑的。對于市民社會的引用，讓村民自治研究獲得了新的理論資源。但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分析容易歸入既定的結論，更為麻煩的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權威在社會中占據決定作用的國家里，社會的作用不能夠被過分的夸大，而事實上，制度的變革乃至社會本身的發展都是在國家的規約下進行的，因此，在“回歸國家”的號召下，學者們開始用國家政權建設理論來解讀村民自治的發展，并展望未來村民自治的發展道路。
（三）主題遞進：村民自治、鄉村治理、“三農”問題
村治研究始于村民自治研究，又不僅限于村民自治，主要以村民自治研究為起點，隨著學術自覺和理論資源的引入，村治研究擴展為內涵更加豐富，外延更加寬廣的一類研究域，核心是以村莊權威的形成，以及由此形成公共秩序，并處理各類公共問題所進行的一系列公共活動。如果說村民自治是原概念，那么村治研究則是次生概念，更為寬泛的概念則是鄉村政治研究，甚至鄉村研究等。
隨著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入，單純以村委會為主體的村民自治的研究已經不能容納研究者們的研究興趣，尤其是一些新的理論資源的引介，使得更多學者將注意力投向農村，從理想形態的村民自治制度過渡到農村社會基礎，乃至對中國鄉村政治的追問等。促使研究主題擴展的另一個原因在于村民自治本身認識的更新，在進入農村現場之后，抱有制度理想的學者看到的是一個紛繁復雜的農村社會，以及統一的制度在不同的鄉村社會所呈現的不同表現形式，單是村治的豐富形態就讓研究者應接不暇，各種未曾預料的問題富集在村民自治研究周圍，如鄉鎮體制、農村政經關系、農村宗族等。對于這些因素的研究已經處于村民自治的外圍，很多情況下，在寬泛的農村政治研究中，它們也是研究的主題之一，如果仍然以村民自治研究來指代此類研究就顯得有些局促，在某種程度上也會限制住研究者的思路以及研究未來的發展空間。于是，研究主題的擴展看上去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此外，“治理”概念的引入也為鄉村治理的研究主題的確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治理”作為新的學術名詞，治理是運用權威維持秩序以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正如治理概念所強調的權威、秩序的同時，體現對于公共問題和公共產品的關注，相比于村民自治所限定的特定研究對象來說，鄉村治理所能夠涵蓋的研究內容將更加多元豐富，不僅能夠橫向擴展到村民自治與周邊相關研究問題，而且可以逐漸上升到鄉鎮體制等，更重要的是鄉村治理可以將以前對于村民自治的民主旨趣轉移到更加現實的公共問題上面，致力于改善鄉村的公共服務等，進而擺脫對村民自治價值層面的爭論，而擴展到村民自治對于農村實際問題解決之上。
當研究者用鄉村治理的角度來觀察農村公共問題的時候，他們無疑發現了比村民自治問題更為嚴重的是村莊公共產品的短缺，以及由此帶來的綜合性問題，比如說農村稅費負擔、農村公共建設、農村弱勢群體、農民群體事件等，其中尤以世紀之交的稅費負擔問題最為矚目，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作為那個時代的標志話語廣為流傳。時代的特征深刻影響學術的發展，伴隨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提出，吸引眾多學者的興趣，并逐步統一在“三農”研究的之下，當然，村治研究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問題都與農業經濟和農村發展相關，隨著研究格局的變化，村治研究也就讓位于“三農”問題研究。
四、村治研究的挑戰與未來的田野政治學
村治實踐和村治研究同中國政治學一樣經歷起起伏伏，作為與政治學聯系密切的研究領域，村治研究實現了政治學與農村問題的相遇，并推動中國政治學的重建，同時村治研究也遭遇了一些煩惱，這些煩惱不是社會關注的下降或是政策熱度的減退，而且在拓荒時期一直存在，而現在卻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一）學科上的趨向：學科化與問題導向
村治研究一直是以政治學為主陣地，最初村民自治是在農村政治體制改革、基層民主政治等政治學學科角度去思考和研究的，而隨著主題的遞進和方法的引入，村治研究就不單單是政治學的內容，而且向外擴展。在主題上完成了從高層政治到基層社會的轉變，為政治學開窗的同時，也為其他學科帶來了新的機遇。村民自治研究開啟了政治學眺望鄉村的窗口，同時也極大地推進了知識界對農村的關注，雖然過強的宏大關懷有可能會妨礙研究的深入，但窗戶既然打開，那么，研究者透過這扇窗口透視農村（指研究視角下移到村莊），學習和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及方法來鍛造認識和理解鄉村的武器，也是一件勢所必然之事。同時，在早期的研究方法上完成了從殿堂到田野的過渡，依靠的是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以事實材料和實際調查為基礎的研究方法開始為學界所重視，特別是一向以實證研究見長的社會學、人類學方法為社會科學其他學科所運用，由此也推進著實證研究進一步向政治學研究領域的擴展。時至今日，村治研究在田野中耕耘多年，如果從政治學本身的學科屬性來看，現在也需要從田野回到殿堂，還需要積極回應有關中國政治學的一些重大問題，以及提升村治研究本身的理論個性，過往那種田野的靈感、野性的思維、直白的文風需要納入到政治學的學科框架內，轉變為殿堂的深思、學科的思維、規范的文風等。這是為了讓村治研究形成基本的概念和命題，逐漸形成不同的范式，以及系統的方法體系等，為未來“田野政治學”打下堅實的學科基礎。
學科化并不是唯學科是從，在知識傳遞和傳承來說，學科化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另外，當完整的學科體系建立后，知識的創新與再生產則經常需要打破學科的界限，以至于有的學者對中國社會學科當下命運的討論中主張“無學科”，對于目前村治研究來說尚早，只是在未來的田野政治學研究中，可能要在學科化基礎上突出問題主導，進而做出相應的區分。從村治研究的歷程來看，最初也是以問題為導向的，那時候學科界限并不明顯，各個學科知識、方法和視角的介入帶來眾多富有啟發性和標志性的成果，進而為中國政治學的基本問題提供一個可以觀察和實踐的多學科交流的平臺。
（二）方法上的超越：個案研究與整體社會
村治研究集中在村級治理，大都是以行政村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通過個案村莊的具體研究來分析村治中的理論問題，在村民自治乃至后來的鄉村治理主題上都是以個案研究為主。從當時以村委會為主要研究對象來說，個案研究是比較適合的，個案村莊是一個獨立的村民自治單位，包括村民自治所需要的基本構建，包括村委會、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各類型的委員會等，以及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等過程，只是后來隨著研究主題的遞進，通過個案村莊反觀國家與社會、國家與農民以及其他宏大命題的時候，個案村莊的代表性和解釋力就顯得力不從心，不得不面對個案研究能夠代表中國，是否具有普遍意義等問題。
在鄉村社會學的社區研究也面臨這一問題，后來力圖用類型比較的方法，逐漸接近中國農村的整體面貌，也可以通過個案的反思來加深對中國農村社會的認知，只是類型本身的劃分如何來確定標準，以什么為標準，分類標準是否合適等只能根據研究主題來確定。在鄉土人類學來看，個案村莊的民族志研究并不是用一個個的村莊堆積出一個中國，而是要從一個村莊折射出國家與社會關系。與之相關的是超越個案的種種方法，比如：從個案中的概括，提煉出具有獨特價值的命題；多個案的比較，用比較的方法求同求異，進而發現其中蘊含的內在機制等等。在村治研究中，以區域研究為跳板，嘗試著從個案村莊到區域研究，進入到對中國社會整體的理解，進入到對非均衡中國農村的認識，是當前學界正在努力解決的問題，也是仍然有待努力的方向。
事實上，研究方法本無優劣，只有合適與否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研究主題決定著研究方法，也約束著研究方法的使用，從目前來看，如何超越個案研究，回應整體性問題，不僅僅是研究方法的問題，還制約著研究主題的進一步深化。
（三）發展上的定位：本土化與接軌思維
村治研究以及中國政治學，甚至中國社會科學經歷了引進、模仿和本土化等幾個階段，一直以來爭論最大的是與國際接軌還是本土化，在知識引進運動中，補課、追趕和接軌是學科發展的目標。有學者在對政治學三十年的回顧中坦言：“目前，中國政治學所使用的概念、基本假設、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來自西方，中國政治學討論的不少熱門話題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如“公民社會”“中產階級”“合法性”）；而西方主流政治學則不屑討論中國政治學者提出的問題。”并將從模仿到創新，再到本土化作為中國政治學重建的目標。
對于村治研究而言，本身并不存在強烈的本土化傾向，因為它就是基于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而產生的，在缺少理論資源的情況下，用最熟悉的制度分析工具和最實際的田野調查方法，形成了眾多村治研究的新概念、新命題和新框架?，F在突出的問題是如何充分利用國內外的理論資源和研究方法來進行深度調查和研究，在這方面是需要與國際接軌的，畢竟重建階段的中國政治學仍然需要不斷汲取理論營養，如此才能夠更加清晰的觀察和分析現實問題，對于本土化來說同樣是十分有益的。在某個時刻，經過足夠沉淀的村級研究也能夠將本土的經驗上升為一般的理論，為中國和世界農村治理提供理論上借鑒，與其他國家的研究者進行對話，共同分享村治研究和中國政治學的成果。
當前，村治研究已經由熱議變為沉寂，越來越多的人對村治研究進行了冷思考，包括對村民自治歷史的研究，重新梳理村民自治誕生的原因，以此回應之前有關村民自治性質的討論，也有整個鄉村政治研究的再研究，重新審視村治研究在學術與時勢的作用下公共學術運動的興起與終結，更深入的是從村治研究向里追尋中國農村本體論的問題，包括家戶制度、農民理性等。因此，可以得出一些基本判斷，村治研究沉寂并不代表消失，從90年代興起的一批研究者依然在堅持村治研究，包括能人、派系、新經濟群體等主題的研究。此外，近些年，在廣東、湖北等一些地方出現了村民自治新的發展實踐，突出表現在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組為基本單元，將村民自治的重心下移，引起了有關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的討論，與中央“一號文件”對于創新鄉村治理機制，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的政策內容相呼應，實踐的發展為理論研究創造了新的機會。
作為村治研究者，基于當前的村治研究現狀，需要展望一下未來村治研究的格局，并朝著新的目標繼續努力，一如拓荒時期的自信和勇氣。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源于對前兩次農村研究學術高潮的思考，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鄉村建設運動為載體的第一個學術高潮，在拯救農村首先要了解農村的理念下誕生了鄉土社會學，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并構成農村研究的重要力量。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村治研究興起以來，創造了中國本土有關農村研究的第二個學術高潮，引起了一次廣泛的公共學術運動，形成了諸如農村研究的“華中學派”等。每次學術高潮都與農村社會重大變革相聯系，現如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背景下，農村和農民依然是核心問題之一，在現代化的關鍵階段，農村又將面臨新的大轉型，必然給村治研究乃至農村研究帶來新的挑戰與機遇。因此，可以大膽想像，在不遠的將來可以嘗試著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田野政治學”。
作者簡介：任路，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農村政治與社會發展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云南社會科學》 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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