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余江宅改（人民眼·農村宅基地改革）
拆了老宅院，惹毛了丈母娘，難聽的話連珠炮般砸過來，躲都沒地兒躲。
今年端午節，平定鄉洪萬村黨支部書記夏早元過得挺糟心。雖已時過兩個多月，但再經過老宅院那塊地兒，他心里還是會不舒服。
不過，夏早元還得接著干，不僅要拆丈母娘家的、自家的，還要拆村里其他鄉親家的。
這跟捅馬蜂窩沒啥兩樣。在農村，有兩件事不能干：一是挖人祖墳，二是拆人房子。誰要敢動這兩樣，就算脾氣再好的人，也會急紅眼。
可不動，也有問題。趕上兒大當婚，沒有宅基地，新房咋建？政府也有難處，不是不想批，而是沒地方批。不少村莊核心區域，盡是無人居住的舊房，有的荒廢數十年，可房主不拆不退，誰也沒轍。無奈之下，新房爭相擠占糧田；村莊就像攤大餅，面積越來越大。隨之而來的，則是村莊整體環境臟、亂、差，公共設施無法建設，甚至沒一條像樣的村道。
不動，是維護農民權益；動，也是維護農民權益。關鍵在于怎么動，動得合不合理、公不公平。
2015年，全國15個縣被賦予探路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使命。地處贛東北的江西省余江縣，歷史上以成功組織發動群眾消滅血吸蟲病，讓毛澤東同志欣然命筆，寫下《送瘟神》詩作著稱，此次又被賦予新的改革重任。截至目前，全縣1040個自然村累計退出宅基地27530宗3788畝。這意味著，未來10到15年內，余江農民再也不用為新建房所需的宅基地發愁。有意思的是，其中22299宗2887畝屬于無償退出，也就是說，不僅拆了房，還不用補償。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這場涉及30余萬余江農民的改革，又傳佳音。曾被丈母娘咒罵的夏早元，也成了群眾刮目相看的好干部。截至目前，余江宅改已近尾聲，未引發一起到省到京信訪案件。在國土資源部的相關會議上，余江縣多次作典型發言，并獲積極評價。
個中緣由，還須走進余江，細細品讀。
給子孫留點空間
建房20多年之后，陽光終于照了進來。平定鄉沙溪村，張文忠一家頭一次發現，屋里的世界原來也可以這么亮堂。
以前的日子，著實過得憋屈。當年建新房，幾乎每塊磚、每片瓦，都得靠人手抬肩扛。不是沒有工具，而是因為沒有能通車的路，想進也進不來。前面一棟舊房，已經空了近30年，卻把張文忠的房子擋得嚴嚴實實。前些年，張文忠買了輛電動三輪車，每次騎著進出，都像重考一次駕照。在自家做個飯也不容易，去趟廚房，先得鉆過五六米長的巷子。
“過去墻就在這，最寬的地方不到一米，最窄的地方不足半米。”童鳳梅是張文忠的妻子，一天要到廚房幾十次，提起這事心里就別扭，“廚房跟正房中間也有房子，但不是我們家的。到我們家的廚房，得從別人家門前過。”
辦法不是沒想過，鄰居也都是叔伯兄弟，可問題就是解決不了。農村人念舊，橫豎都是祖上留下的，再破再爛也是個念想，給多少錢都不賣不換。
在余江縣的不少村莊，都有類似的問題。據余江縣國土局統計，全縣農村宅基地9.24萬宗，其中閑置房屋2.3萬棟，危房8300棟，倒塌房屋7200棟。
破敗的老屋或散布各處，或集中連片，占據了村莊的大量空間。牛棚、豬圈、露天廁所，零零星星填滿了整個村莊。臟、亂、差，成為村莊環境的真實寫照。村莊不論大小，幾乎找不出真正的路。南方又多雨，村里常年泥濘不堪，村民進出只能穿高筒雨靴。
碰到誰家兒子長大成人，找地方蓋新房更是愁人。在人多地少的平原地區，因為無新宅基地可批，農民就私下交易，價格炒到5萬多元，買都買不起。實在沒轍了，部分農民打起了自家糧田的主意。沒幾年工夫，房越來越多，田越來越少。
“這一片，那一邊，基本上全是占的糧田。”楊溪鄉人大主席吳小萬在江背村蹲點，摸了一遍底，也吃了一驚，“全村總共1300畝糧田，人均不過八分地，光蓋房子就占掉了七八十畝。這樣下去，子孫后代靠什么吃飯？”
不僅如此，涉及宅基地的矛盾糾紛頻發。江背村有一戶人家，親兄弟倆為了幾十平方米的地方大打出手，最終釀成一人死亡的慘劇。活著的，坐牢的坐牢，不坐牢的也逃離了這個傷心地，原本熱鬧的宅院沒了生氣，多年來一直荒廢。提起這事，村民們無不長吁短嘆。
在一些村莊，干群關系長年緊張。細究緣由，多多少少也有宅基地的影子。
“一戶多宅、多占宅基地的，往往在村里也有錢有勢。沒錢沒勢的人家，一處宅院也未必建得好，更別說占下好幾處。”夏早元坦言，這種不公平現象長期存在，很容易導致群眾對干部不信任。
弊端沉積，宅基地制度改革，已是箭在弦上。
“農村宅基地亂象有歷史原因，體制機制上，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理順，直到1988年法律上才明確相關規定，但具體執行做得并不好。”長期關注農村宅基地問題，江西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許建平倍感憂心，“宅基地制度改革，就是要尊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不斷完善體制機制，建立起規范運行的制度。”
村里的事村民辦
坂上潘家村，在中童鎮是出了名的老大難。從今年倒回去數26年，村里就沒開成過一次村民大會。因為農網改造、征地拆遷等事宜，村里兩派相爭，勢同水火，只要開會就打架。有位縣領導曾言：這個村，得專門設個派出所來管。
搞宅改，誰來挑這個頭？鎮領導作難，琢磨來琢磨去，還真想起個人來。此人名叫潘良勝，40年前便遠赴新疆經商，一年到頭也回不來一兩次。
接到電話，潘良勝很是猶豫，“不回來，對不起鄉親；回來，能搞得成？”
最終，對家鄉的情愫占了上風。潘良勝回村擔任村民事務理事會理事長，頭一件事就是準備開村民大會，不過他自己心里也犯嘀咕：村里派系這么嚴重，26年沒干成的事，我能干得成？
情況出乎意料。那天晚上，凡是在家的人，85%以上都來了，會場坐都坐不下。潘良勝把話說完，大多數人舉雙手贊成。接下來幾天，潘良勝帶著理事會成員拿著村莊規劃圖，仔細走了一圈，哪家的宅基地該退，一一做了標記。再開村民大會，現場挨家挨戶問，同意的就簽字摁手印。
“才回來一星期，就有了眉目？”看到摁滿手印的報告，鎮領導大吃一驚。
“為啥買我的賬，群眾會打算盤。我長年不在家，跟哪一派都不沾，在村里也沒啥利益牽扯，干這事不光沒錢賺，還得自己貼錢。”潘良勝看得清楚，好事能否辦好，得看群眾信不信你。
在余江縣委書記路文革看來，走群眾路線，恰是余江宅改的核心理念，“農村矛盾糾紛多，歷史遺留問題多，但大多是內部問題。單純靠外部力量介入，只能緩解，甚至有可能使矛盾加劇；村里的事村民辦，讓村民做主，靠協商解決問題，這樣才最徹底。”
1040個自然村，村村都有“潘良勝”。余江縣在各村遴選有聲望、處事公正的黨員干部、鄉賢能人、村民代表，組成村民事務理事會，并賦予其宅基地分配、收益分配、農民抵押貸款等12項權力、15項職責。宅基地怎么退，縣和鄉鎮不拿意見，全由理事會定奪。理事會成員只做事，不拿一分錢報酬。
給理事會充分的自主權，并不是說政府就撒手不管。余江縣籌資2000余萬元，為全縣1040個自然村編制村莊規劃，確保宅改有規可依。對理事會成員的培訓，也是縣里著重抓的一項工作。
首批41個自然村先行先試，縣國土局局長蔡國華沒少費心思。所有理事會成員集中到縣委黨校，吃得好、睡得香，心無旁騖學政策、想方案。
“不能光念文件，得用群眾的話來說，讓大家知道要干什么、為什么干。”蔡國華長期在基層工作，熟悉情況，能說會道，“都弄明白了，一個村一組，關起門來想。兩天兩夜，每個村都把自己的實施方案拿了出來。”
宅改啟動，縣鄉兩級大張旗鼓搞評比、表彰，加油鼓勁，讓理事會成員和支持宅改的村民有榮譽感。凡是理事會對村民的合理承諾，縣鄉黨委政府堅決予以支持，讓理事會敢于承諾、能兌現承諾。
“當群眾認為自己是在做一件對家鄉、對子孫后代有益的事，他們就會有一份責任、有一種榮耀，黨委政府要相信他們，激發他們的積極性。”路文革說，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無論是農民還是城里人都是一樣的。
一把尺子量到底
57歲的張志輝動了辭職的念頭。
端午前幾天，挖機在村里作業時，不小心碰壞了一戶村民的水井。張志輝馬上登門道歉，并承諾賠錢維修，可對方不依不饒，破口大罵，還扯上了張志輝已過世的兒子。
中年喪子，本就痛徹心扉，未愈的傷疤被揭開，張志輝異常憤怒。若不是當了村民事務理事會理事長，他早就沖上去動手了。“一個人躲起來，從下午5點哭到晚上8點，要多委屈有多委屈。”
在沙溪村，張志輝名氣大，早些年把生意做到了俄羅斯，是村民公認的能人。往常過年回來，誰碰見都要拉到家里坐一坐，不去人家還不樂意。自從搞宅改，村民們換了一副面孔，張志輝主動上門，不被趕出來已經算是客氣。
“真正反對宅改的人其實不多，大多數村民一年到頭在外打拼，過年回來也想有個變化，看著舒服點。”張志輝坦言，問題出在村民心里有顧慮，“你拆這家，他就講你得把那家也拆掉，就怕不公平，怕這事有頭無尾。”
蔡國華也有同感。一次下鄉，正趕上村里拆舊房，有位80多歲的老太太提著雨靴經過，看蔡國華像個“管事的”，便沖著他喊：“你拆我家的房子不打緊，但是要一直拆下去，不然我肯定是要罵你的！”
“不要贏，只要平”，余江人愛講這句話，更認這個理。宅改遭遇的阻力背后，既有村情復雜、思想老舊等原因，更有各種因素疊加造成的基層治理頑疾。
聽說村里成立理事會開始宅改，平定鄉魯王村的一對老夫婦連夜搬回空閑多年的老宅。理事會成員多次上門做工作，對方甚至以喝農藥相要挾。與其子女溝通，也未得到支持。魯王村的宅改，一時間陷入僵局。
“后來發現，背后竟然有村兩委成員挑唆。因為他家要拆的面積比較大，自己又不想拆，所以挑動群眾鬧事。”平定鄉黨委副書記吳松發說，情況摸清之后，鄉黨委依法依規處置，“雖然他心里可能還有怨氣，但最終同意拆掉房子。那對老夫婦過意不去，后來還請理事會成員到家里吃飯賠禮。”
難題并非無解，辦法歸結為12個字——黨員干部帶頭，公平公開公正。正如余江縣一位縣領導所言：這是一場革命，成敗的關鍵，在于多拿多占的人能否革自己的命。
“一個號令”“一把尺子”，余江縣按照“一戶一宅，面積法定”原則，由各村在法定范圍內確定統一面積標準，堅決清退多占。對歷史形成的超面積多占且確實無法退出的，一律由村集體按照有償使用的原則自行收費調整。黨員干部、村民理事會成員帶頭拆除超占面積、退出多余宅基地，為村里做實事辦好事。
洪湖鄉人大主席易長青講的一個故事，令人動容。在東陽村王家村小組，理事會第一次開會，沒有一個人作聲。大家知道，誰先開口，可能就意味著誰家的房要先拆。86歲的老黨員王懷達不是村兩委成員，也不是理事會成員，當天只是列席會議。雖然耳朵聽不見，可王懷達眼睛看得見，心里跟明鏡似的。
“他就說，這是我們王家村嗎，怎么這么漂亮啊！我知道你們為啥不作聲，這個事極好啊，政府還幫著搞建設，先拆我家的好吧。”易長青見王懷達拿起規劃圖，看了一遍又一遍。“困局一下就解開了，現在已經拆了65棟房子。”
讓群眾有獲得感
47歲的蔡國華，歷經多崗位鍛煉，但搞宅改，卻是地地道道的門外漢。上任國土局長不足一年，他就接到了宅改試點任務，心里別提多犯難。
“業務不熟，壓力山大，擔心干不好。”蔡國華坦言，自己請教了很多領導和專家，但得到的意見都不一致，“看了相關政策文件，查了一堆資料，還是很困惑，不知道該聽誰的。”
不只是蔡國華，接受宅改試點任務之初，余江縣從上到下一頭霧水。按照慣性思維，大家覺得這事傷筋動骨，上級政府最起碼得給項目、給資金。縣里四套班子分頭調研回來，心里都有點犯怵。
“上級出臺政策、法律，我們來執行，這是慣常思維。”路文革說，思路不轉變，試點就試不下去，“換個角度，解局的第一粒紐扣，是要分析出群眾在改革中到底能得到什么好處。這事想清楚了，方向就找到了，路子也就明晰了。”
那么，群眾到底有什么獲得感？
坂上潘家村，83歲的潘書榮背著手，每天都要繞村走上一圈。過去，40多棟舊房占據村莊核心區域，找不見一條通村的路，只能在自家門前溜達。誰家有個喪事，棺材都抬不出來。如今，水泥路通到家門口，空地上種上了果樹，走到哪里眼前都開闊。
60年前，潘書榮親手建起自家的新房，大半輩子從未離開。村里宅改，雖萬般不舍，他還是主動要拆。“為啥？這水泥路修得多好，晚上出來走也不怕摔跤，做夢都想不到有這樣的路，能多活個兩三年。”
余江縣將宅改與新農村建設相結合，一邊拆舊，一邊建新。截至目前，全縣新建設村內道路255公里、溝渠155公里，新增綠化面積780畝。行走很多鄉村，出門水泥路，雨后無積水，房前屋后綠意盎然。
今年5月，魯王村的光伏電站終于有了眉目。前些年，群眾對政府、對干部不信任，你跟他說事，他扭頭就走。搞光伏電站的想法，折騰了好幾次，死活談不攏，村民寧肯地里長草也不流轉。鎮上干部一聽要去魯王村，腦瓜子嗡嗡地疼。
“按照每畝400元的價格，已經流轉了115畝，這幾天就動工。”村民事務理事會理事長魯東海說，宅改的成果大家看得見、摸得著，都覺得政府說話是那么回事、是真干事。“現在村里想干點事，大家都支持，前陣子收保潔費，沒哪家不交。”
環境好了，干群關系和諧了。不僅如此，對鄉村文化傳承的尊重，也讓村民們豎起大拇指。近兩年的宅改過程中，余江縣先后進行了兩次文物普查。對有保留價值、有文化特色的老建筑，不僅不拆除，縣文物部門還要投入資金修繕保護；達不到文物保護標準的，由村集體進行維修，作為村史館或村民活動場所。
“實在無法修復的，其中的構件還能用，縣里專門有鄉賢出資收購。政府找了一塊地方，把這些材料用起來，準備建設特色古建筑群。”余江縣委常委、宣傳部長桂峰介紹，宅改也是一個尋找鄉村記憶的過程，不是什么房子都拆。
不過，群眾最關心的是：宅基地退出來，再建新房怎么辦？
“只要符合‘一戶一宅’政策，就給批新的宅基地。”蔡國華介紹，在城鎮有穩定就業的村民，如果退出宅基地或放棄在農村建房進城落戶的，“原有農村待遇不變，享受政府住房、教育等優惠政策，允許其15年后自愿選擇是否回村建房。”
宅改以來，余江縣未出現一起到省到京信訪案件，未新增一處違章建房，重回面積法定的“一戶一宅”公平起點。村集體收回的宅基地，可滿足未來10到15年內村民建房需求；186戶農民徹底退出宅基地或放棄建房申請進城購房落戶。
“宅基地不是祖業，是集體資產”“一戶只能一宅，建新必須拆舊”“多占宅基地，多交人民幣”……從“要我改”到“我要改”，涂寫在墻上的一條條宣傳標語，在余江縣農村深入人心。
好事如何能長久
往余江縣跑了十多次，許建平發現了“寶”。在這里，改革不是僅僅做幾個漂亮的“盆景”，而是全縣1040個自然村一個不落。
有人說，城里拆房，動輒賠幾十萬上百萬元，農村房子再不值錢，拆了這么大面積，政府也得賠不少！
許建平笑答，財政直接用于宅改的資金僅4500多萬元，平均到每個自然村不過4萬多元，主要用于建筑垃圾清運。
不補償，群眾能答應？
洪萬村洪家村小組，81歲的洪義堂多年前曾因征地補償款分配問題，給省里、市里寫過告狀信。這次宅改，洪義堂家的廚房因影響村莊規劃，被列入拆除范圍。按照村民事務理事會定的補償標準，10平方米的廚房總共補償500元。
直到全村宅改結束，這筆錢還是趴在村里的賬上。要知道，這筆錢或許在很多人看來并不多，但洪義堂是五保戶，本身就沒什么收入，不領補償款，難道是對宅改有意見？
當面問起洪義堂，老人笑了：“宅改搞得好，村里變化大，這錢我不要，就當是給村里作貢獻。”
與洪義堂作出同樣選擇的村民，在余江縣為數不少。縣國土局的數據顯示：全縣已退出宅基地27530宗3788畝，其中有償退出的僅有5231宗901畝，無償退出的22299宗2887畝。
“余江宅改的意義之一，就是它不是用錢堆出來的。”許建平認為，低成本，而且可以全域推進，恰恰證明余江宅改具有可復制、可推廣的特性。
今年年底前，余江縣將全面完成宅改。不過，對于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大命題而言，這遠不是終點。
松了一口氣的潘良勝，心里邊還懸著塊石頭。干到眼下，他圓滿完成了鎮上和鄉親們托付的任務。新疆那邊的生意，雖說有職業經理人在經營，他還是不放心。但如果現在就走，他又怕宅改成果守不住。
“后續管理跟不上，出現反復就會功虧一簣。比如再批新宅基地，不能誰再多占，搞得不公平，就會制造新的矛盾。”潘良勝希望，鄉鎮黨委政府和村兩委要負起責任，“要有規章制度，更要嚴格執行規章制度。”
退容易，管好難。余江縣出臺《宅基地有償使用、流轉、退出暫行辦法》等22項管理辦法，鄉鎮制定《村民事務理事會管理辦法》等11項運行辦法，村組形成《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等7項實施辦法，完善建房審批、監管、巡查、問責機制，強化村民事務理事會在宅基地管理中的主體地位。鄉鎮整合國土、規劃、城管等力量綜合執法，確保違章建房“發現在初始、解決在萌芽”，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部門協同、上下聯動”的宅基地管理新格局。
錦江鎮石港村杜家村小組，面臨的則是新問題。十幾年前，水患頻繁，村民陸續把原本建在信江大堤旁的家搬到數百米外的山上。到最后，老村里只剩下6戶人家。借宅改的機會，村里本想把老村復墾成糧田，用換來的200萬元搞新村建設。后來趕上錦江古鎮搞旅游開發，村里就想修繕相對完好的房屋，打造特色民宿，將其作為村集體財產，以流轉的方式增值。
“現在花了100多萬元，村集體沒多少錢，主要是靠上級政府墊付，但后續建設完全靠政府投入也不現實。”村民事務理事會理事長杜文標說，宅改之后，如何獲得未來建設所需的資金，也是急需解決的現實問題。
許建平也在思考，宅改退出的土地，效益怎樣盡快發揮出來，“尤其是對像余江縣這樣的不發達地區，怎么開發利用，怎么讓農民得到更多更大的實惠，關系到宅改的成果能否得到鞏固。”
余江宅改，就像是一場大變革的前奏，諸如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等更深層次的探索，仍然在路上。
6月12日，余江縣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平定鄉洪橋吳家村小組一塊13339平方米的土地掛牌出讓，起始價為82萬元。這是余江宅改后推出的首單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或將載入江西省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史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日報》（2017年07月07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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