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安順的塘約，塘約的左文學，寫塘約報告的宏甲老師，再一次讓人們把視線拉回到了農業集體化道路上來，功不可沒，意義非凡。王宏甲對塘約村的基本經驗概括為：黨建引領、深化改革，組織起來，共同致富。在改革開放的今天，集體化道路絕不是洪水猛獸，集體化道路恰恰是農民最好的發展途徑。散，小，弱的家庭農業，是不會有出路的。只有農業資本家才希望不走集體化，這樣他們才能有更大的舞臺。塘約，把集體主義經濟活力的一面展現給了中國。宏甲老師全國巡回演講也是將集體主義的種子在中華大地四處撒播，希望能生根發芽，結出碩果。集體化是強農富農的必然途徑，但我個人覺得，塘約道路問題也是很大的，不能解決的話，那終究是一枝獨秀。
一、塘約道路的產生，倒底是內生動力還是外力推動？
周書記說：“你這個村子有前途！”
左文學愣著，心想什么都沒了，前途在哪兒？
周書記說：“我看你這個班子很強。這么大的水，人住得這么散，沒死一個人。你們干部了不起！”——摘錄
如果不是市委書記的指引，塘約能走上今天發展的道路嗎？如果不是左文學能立馬深刻領會領導的意思，塘約是不是在原地踏步？假設總是不能成立的，但通過上面幾句摘錄，說塘約是內生動力是不對的。更何況，周建琨書記前后十一次到塘約，難道每次去都是喝喝茶聊聊天？我想周書記是沒有這么閑的。中國的文字博大精深，一筆帶過之處往往是平地驚雷。
二、塘約，到底是形象工程還是實在成果？
2016年與2013年相比,經過3年的努力,全村經濟社會、村容村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創造了貧困地區追趕跨越、全面小康的奇跡。一是實現了從貧困村到小康村的轉變。農民收入10030元,增加了6000多元,80%的農戶戶均年收入3萬元以上,50%的農戶建起了新房,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建成了村文化廣場、林蔭小道、健康步道、自行車車道等基礎設施,被評為貴州首屆“十佳美麗鄉村”。——摘自搜狐網
塘約，幾年之內，從昔日的國家二級貧困村，化身一個小康村。到底是其經濟積累的成果，還是政府在刻意美化？2016年12月16日，《黨建》雜志社主辦的“黨建網”刊發了一篇題為《貴州安順塘約村：探索新模式，破解四大難題》的文章，有這樣一段文字：“按照農旅一體化發展思路，整合農業、扶貧、水利、發改、交通、財政等部門資金6400余萬元，貸款資金1420萬元，規劃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產業扶貧項目、美麗鄉村建設項目23個。短短28天時間，完成171戶房屋景觀整治、樂平鎮至塘約村直線大道建設、小屯田至塘約平橋河道治理等項目。投資1170萬元，與青島共建380畝的蔬菜產業示范園，力爭形成育苗、示范種植、果蔬觀光和冷鏈物流為一體的種、賞、藏、銷體系，走出具有平壩特色的現代山地農業發展新路子。2016年，爭取到國開行5000萬元的產業扶貧資金注入塘約，為全村農業產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保障。同時，與北京專業公司合作，制定塘約村20年總體發展規劃，聚力打造水上樂園、山體公園、農家旅社、示范農田等。”
這很有一種熟悉的味道。那一次大水，平壩受災的村不止有塘約，我能不能問一句，其他受災村得到了同等對待嗎？
三、塘約，政府投入資金量到底是多少？
李昌金老師在文章中談到，“有一組由塘約村合作社理事長丁振桐給我們提供的數據：1、由政府提供5400萬元用于修建全村房屋和村內道路資金,即全村所有的房屋和道路修建100%是政府出資的（這個可能與事實有出入，農戶自己也要出錢----李昌金注）；2、由政府出資101萬元購買各種蔬菜種子，扶持塘約農業生產起步；3、塘約有150畝閑置水塘，政府出資30萬元購買蓮藕種苗。僅以上三項合計，由政府出資扶植資金共5531萬元。丁理事長說，這些款項全部到位，沒有被挪用或貪污。”
如果再加上前面提到的金額，那么一個小村得到如此巨量的資金，能不富嗎？幫扶塘約的資金到底是多少？這個數字能公示嗎？如果對此隱而不談，塘約再先進，只怕也不具有任何學習的意義。相反，哪怕花錢再多，把政府扶持的款項明示出來，那么其他地方在了解塘約實情后，可以做到心中有數，去弊存優。
四、塘約道路的推廣，要如何保證領頭人的先進性？
不可否認的是，左文學確實是一個優秀的村集體領頭人，塘約巨變，他功不可沒。但如果要把塘約模式推廣到全國，那么就存在一個巨大的問題。泥濘不只是鄉村有，城市也有。民主選舉的亂象也不只是西方有，中國農村也一樣有。對于我國鄉村的選舉，早有許多文章指出問題了。鄉賢（惡霸）治村，家族治村，選舉走過場，貪庸懶普遍化……說農村基層組織癱瘓了，一點也不為過。我承認在眾多的村長與村支書中，絕對存在有一心為民的，但如何去發掘？如何去甄別？這是個問題，更何況不改變現有的鄉村政治亂象，塘約道路誰敢走？領頭人不先進，老百姓是不會跟著走的，現在的村民并不是傻子。
五、塘約模式，如何確保村民的利益不受損？
塘約合作社11戶發起人、村集體、全體村民分別占30%：30%：40%的比例。這個股份構成有其特殊性，不好評價。但如果要推廣塘約模式，那這個股份構成問題就將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很有可能集體化的農村成為個別人謀利的手段。集體道路，公正公平是非常重要的。畢竟塘約道路現在宣傳的是內生動力，內生動力，就意味著外來監管的缺失。塘約的財務監管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靠村民的監督，時間一長往往是很無力的。有文章直言：塘約的村民代表真的能代表嗎？能有效地代表嗎？現在能，以后呢？
六、特殊政策能全面允許嗎？
紅九條與黑名單是一個有爭議的事物，塘約村稱這部村規為“紅九條”，也視其為村內“憲法”，誰踩了這幾條紅線，就得被“拉黑”——3個月內不享受惠民政策，村委也不為其辦理任何手續。我感覺這與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是相沖突的，究竟是法大還是村規大？在塘約，可以是村規大。村里的水利整治工程，按規定應當是招投標的，塘約自己干了。好吧，特事特辦。七權同確，塘約村開展的“七權同確”與由農業部主導的、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土地確權完全不是一回事，塘約村土地確權的方式方法完全由兩委和村民說了算——李昌金。那么國家會全面允許村級組織自行其是嗎？我持懷疑態度。如果可以的話，那么長此以往，村長也就可以世襲了。
七、塘約道路可持續性發展前景如何？
也許塘約目前還只發展了三年多點，時間不夠。就目前來說，塘約還是在低水平的集體化道路上彷徨。但可喜的是左文學說，他希望讓他村里在外的大學生兼職村里的工作，為塘約發展出力，這是一個好的方向。畢竟就全中國來說，能發展鄉村旅游的村莊可是非常之少，像塘約這樣離城市近的鄉村畢竟是少數嘛。
八、如何解決農產品銷售？
如果只有塘約一個村，那這不是問題。如果按曾永濤市長所說，安順1007個村，有500個村走上了集體化道路，那么農產品的銷售就必然成為一個大問題。不進行產業升級與農產品工業化深加工，那么農村產業集體化道路就必然受阻。
九、刻意避開政府的主導作用，還具有推廣的意義嗎？
有人說塘約是政府資金堆起來的樣板，這樣說也許有失偏頗。但塘約之所以成功，與周建堒書記的引領是分不開的。周書記十一次到塘約，絕不只是去喝喝茶，聊聊天。解決問題，指引方向，才是周書記一次次進入塘約的目的。左文學之所以能把村民組織起來，并不是左文學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而是周書記站在背后，周書記代表著安順市政府，代表著共產黨。農民并不傻，有政府出面，有黨出面，農民就愿意跟隨。現在安順在發展的八加一模式，那八個村的村民難道不是沖著政府的號召力來的嗎？
在宣傳塘約道路時，一定不要把內生動力做過份解讀。不然很有可能塘約道路的積極意義讓錯誤的解讀給摧毀了。馬松書記說：“農民是用眼睛選擇前途的。”跟塘約相鄰的大屯村，歷史上自然條件一直比塘約好，解放初大屯有公辦小學時，塘約還沒有。現在大屯村陸續有幾十戶、幾十戶（原文如此）農民自發地把確權的土地流轉到塘約……強調內生動力，連塘約的鄰村都走不了塘約道路，如果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強調外力推動加內生動力呢？也許大屯也走上了塘約模式。
解決三農問題，塘約無疑走出了一條新路。但如何解讀是個重大問題。這決定了塘約道路到底能走多遠，走多久。一枝獨秀不是春，萬紫千紅才是春。
2017-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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